苏荣违法、徐才厚受贿、周永康被查……一个窝案牵扯着另一个窝案，利益关系、行政关系乃至裙带关系错综复杂，揭开官面上规规矩矩的报道，真实故事的斗争离奇甚于妙笔生花的演绎。而近期上海光明食品集团前董事长王宗南被逮捕，震撼力更是堪比一个政治局委员落马，因为他的覆灭被外界视为中南海权斗的“铁证”，一些关于习近平将反腐利剑指向“上海帮”，甚至“习近平剑指‘太上皇（江泽民）’”、“中南海上演宫斗剧”的传言纷纷出炉。

　　有人的地方便有江湖，有权的地方便有斗争，这是人性的必然。毛泽东也曾引述陈独秀所著《国民党四字经》中的话说：“党内无派，千奇百怪。”可见，毛早已承认中共政坛并非铁板一块。今日习近平的反腐打虎，从一定意义上说，也是其领导的反腐团队和贪腐官员们的一场政治斗争。鲁迅说：一部红楼梦，经学家看见《易》，道学家看见淫，才子看见缠绵，革命家看见排满，流言家看见宫闱秘事。习近平掀起的这场打虎序幕，是否是一场你死我活的权斗？权斗是否是中共官场的主流文化？

　　传言：习近平剑指江泽民？

　　习近平中共十八大甫登位，就联手王岐山在中共内部展开大规模的“反腐”行动，在“苍蝇与老虎一起打”的号令下，经过近两年时间，终于在2014年7月29日，宣布原中共政治局常委、政法委书记周永康被立案审查，打破了中共近三十多年“刑不上常委”的规则。反腐声势的浩大，激起舆论议论纷纷。紧接着的8月11日，上海检察院宣布对上海市前市委书记陈良宇旧部、光明集团前董事长王宗南予以批捕，更是令传言四起。有消息称，这一年多来落马的中共高官，大都是江泽民提拔起来的人马，或者是江泽民部下的部下，所以习近平的反腐其实就是江、习斗。

　　中共十八大会场上的习近平、胡锦涛和江泽民

　　外界作此理解的原因有：首先，已经被胡锦涛拉下马的上海前市委书记陈良宇，被认为是江泽民的爱将，而王宗南则与陈良宇关系密切——人民网指陈良宇任上海市黄浦区长时，王宗南任区长助理、副区长；其次，王宗南被认为和江泽民颇有渊源（英国传媒指光明集团前身是上海益民食品厂，江泽民曾任副厂长，一直与益民保持密切关系），甚至说他是江家总管；第三，以徐才厚和周永康为代表的落马高官，多发迹于江泽民执政时期，被认为是受江赏识的官员。

　　但是，记者之前已经获悉并报道，虽然江泽民对在其届内提拔起来的老部下和他“看着成长起来的人”接连出事颇感痛心，但习江之间并未出现芥蒂，据称，习与江的关系并未因此而变得疏远。即便江对于老部下的涉事颇为无奈，但在事关可能“亡党亡国”的反腐问题上，江还是站在了习近平的一边，给予了习足够支持。

　　权斗的多样属性

　　所谓“权斗”，从广义上来讲，可以称为是一种人类文化，是由人的自我属性、社会属性所共同产生的一种面对利益时的自然斗争反应。小到家庭成员、公司团体，大到官场乃至政治高层，围绕着权力或利益的斗争从没有一天消失过。这种斗争，可以是对利益的追逐、对权力的渴求，也可以是对某种认识、路线存在不同意见的争执，它可以是显性的，在语言甚至动作上有所体现；也可能是隐性的，并不会流露出任何迹象而只是主观认识上的对抗。但是若把这种权力斗争，放大到中国政治里，并将其作为解释中国官场动态、人事调动的唯一依据，将中国政治的参与者演绎为不事生产、只知互相倾轧的阴谋者，显然是对中共政坛的错误解读。

　　实际上，中共在权斗的路上经历了从“斗争”到“集中”的两个完全相反的阶段。中共建立伊始，路线斗争确实很多，并最终使毛泽东脱颖而出。到毛亲手缔造出一支革命党，最终赢得了胜利。从整肃AB团、延安整风到“文革”，中共的权力斗争确实是血淋淋的你死我活。然而，“马上得天下”并不代表能“马上治天下”。中共的第一代领导者们只有从过去革命战争时期积累下来的丰富的阶级斗争经验，却没有在一个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建设社会主义的经验。建国后高岗与刘少奇的斗争摧毁了党内协商的基石，造成中共党内以毛泽东的意见为准则处理一切党内外斗争。“文革”的长期持续和几经反复，使人们对接连不断的政治运动的厌倦情绪越来越强烈，这一切在1976年周恩来逝世后爆发。天安门“四五运动”清楚表达出民众诉求：要发展、不要革命。

　　毛泽东的逝世给了中共第二代领导人一个机会。目前正在中国热播的48集央视大剧《历史转折中的邓小平》，重现了当时中国国家政治的不正常状态下动人心魄的高层政斗……从某种意义上说，它突破了中共传统的政治叙事话语，将非常局势下突破程序正义却扭转中国政治航向的政变矛盾曝光。但这一打倒“四人帮”的“政变”也终于让当时带有鲜血的“阶级斗争为纲”的发展路线被废除。“文革”结束，审判“四人帮”前，在许多与会人员主张判江青死刑的中共中央政治局讨论会上，中共元老之一的陈云就坚持“党内斗争不能开杀戒”，“否则后代不好办”。这一决定，终于让中共开始从革命党向执政党转变，从血腥斗争走向文明执政。

　　饱尝“阶级斗争”之苦的中共领导人将“党内的团结和统一”摆在了政治要求的第一位，过去那种你死我活的政治斗争从此戛然而止。也正是由于摒弃了政治斗争，高层政治中实行了民主集中制，即内部不同意见可以民主决策，对外思想路线政策高度集中，集中力量办大事降低政治内耗，才使中国进入了经济高速发展的时期。而分析中国高层政治及国家政策的学者，也已经从根本上将“权斗”一词淡出了中共政治文化。

　　此次“权斗”说又甚嚣尘上，无非是外界感慨于习近平上任后铲除腐败的疾风劲雨，认为没有“权斗”的阴谋支撑，中共是没有魄力来除旧革新的。但从客观事实来看，曾经围绕薄熙来、周永康的“军队进京”、“长安街枪声”等诸如此类谣言已经被证实是莫须有的权斗传闻。如今的江、习

　　“中南海宫斗剧”之说更是一无征兆、二无凭证的无稽之谈，一切的推理不过是此番落马的很多官员与徐才厚和周永康窝案有关，而徐才厚和周永康又是发迹于江泽民执政时代。

　　政治，自然有着它本身特有的复杂性和各方力量碰撞时的冲突性，但是无根据的捕风捉影，总是将视角放低至个人私利和权斗，甚至隐私八卦、粉色绯闻，虽然能满足人们对政治秘闻的好奇与对政治八卦的兴趣，但终究会被时间和事实所抛弃。无论是当年邓小平、华国锋毅然抓捕“四人帮”，还是邓小平冒着“天下之大不韪”否定了“两个凡是”，如何保证统治的合法性和稳定性，如何继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才是中共的主要目标和官场文化。至于习近平此番引起各种权斗传闻的反腐，不是为了迎合民众的亢奋嗜血，更不是出于所谓排除异己的权斗思维，而是为了重建曾被严重腐败破坏的政治秩序及政府公信力，归根结底，还是如何更好地继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