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专家：现在不应嘲讽美国 美
短期不会衰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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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提示：环球网8月22日报道，上海社会科学院国际关系研究所专家李开盛表示，当ISIS恐怖组织席卷伊拉克北部时，许多人认为有理由嘲讽美国政策的失败，但实际上，美国可能被恐怖活动拖累，但不可能被恐怖主义打败，在较长时期内仍不会衰落。
 资料图：本文作者李开盛。 当“伊黎”(ISIS)恐怖组织异军突起、席卷伊拉克北部的时候，美国伊拉克政策“始乱终弃”的恶果已经完全暴露无疑。特别是斩首美国记者视频的传出，在让人们震惊于恐怖组织残忍的时候，也使得一些人更有理由嘲讽美国政策的失败。 或许还有人以为，对于受到奥巴马战略东移挤压、各方面也屡受美国阻遏的中国来说，这似乎也是坐看美国笑话的“良机”。如果伊拉克局势始终不靖乃至进一步恶化，被拖住大腿的美国不但难以顺利实施其亚太再平衡战略，甚至其霸权地位也可能因此而动摇。而中国，又将迎来新一轮的战略机遇期。 这种算盘打得不错，但只是战术上的高明。从战略上来说，则相当不智。 所谓战略，是指必须着眼于长远的利益目标，并有长远的政策规划设计。以此眼光观之，必须注意以如下事实： 1，美国可能被恐怖活动拖累，但不可能被恐怖主义打败，其实力与活力来自于国内的政治、经济、科技和人口基础，以及其中散发出来的进取、创新精神与纠错、调整机制。以此评估，美国在较长时期内仍不会衰落。 2，基于上述估计，中美之间固然不能排除、中国甚至也要勇于面对与美国的各种竞争，但中国如要顺利崛起，就不能不探索与美国在世界上的共处特别是合作之道。基于形势、实力与地位之间的不对称，没有中美之间的合作，美国可能只会感到诸多不便，但中国却会面临重大的发展甚至安全难题。 3，伊斯兰极端恐怖势力不但是美国的威胁，也是中国的长远和重大威胁。一些人担心与美国人一起反恐会惹怒这些极端势力，但殊不知中国已经成为这些极端势力的打击对象(ISIS还声言要在几年内占领包括中国新疆在内的广大地区)。退让无事于补，反而只会让恐怖势力坐大，留下更大后患。 所以，从战略层面看，目前应该是中美共同反恐的时刻，而不是嘲讽美国政策失败的时候。反恐不但有利于消除中国的长远威胁(极端伊斯兰势力)，而且还能增育与美国的共同利益与互信机制，真正走出新老大国关系的一条新路。 哪怕从战术层面看，中国也要在这轮新的反恐斗争前面表明自己的态度。九一一事件发生后，中国迅速向美国政府表明了自己全力支持反恐的立场。这有利于解除当时小布什政府的顾虑，将美国的全部精力投入反恐战场，中美关系也由此进入长达近十年的稳定期。当前，面临伊拉克问题的新形势，中国也应以明确的态度表明立场，主动推动中美关系向互信的方向转变。 当然，这并不意味中国全方位支持美国的伊拉克政策，更不是直接派兵踏上伊拉克战场。美国要得到中国在伊拉克局势方面的更大支持，双方必须就如下方面达成共识：第一，作为伊拉克当前局势的最大责任者，美国必须承担起反恐的最大责任，中国所起的作用只可能是辅助性的。第二，考虑到伊拉克问题错综复杂、根深蒂固，美国必须对这个国家承担长期责任，而不是把包袱甩开联合国或其他国家。第三，各方的反恐努力应该结合自身特点来进行，中国可以尝试提供一些后勤、治安等辅助方面的支持，但努力应主要集中于中国有比较优势的民事与经济重建方面。 更重要的是，美国也必须认识到：要想取得中国的支持，让中国不做奥巴马口中的“搭便车者”，美国就不能在中国周边使绊脚、捅刀子。中美两国都是大国，既不像孩子一样意气用事，也不能被短见与误解遮蔽了自己的眼光。中美两国的利益与人民遍布全世界，已成为恐怖分子时刻觊觎的目标。只有双方携手合作，才能避免类似斩首悲剧不再发生。(作者李开盛是上海社会科学院国际关系研究所副研究员) 关于“文革”的定性来源: AKB48 于 2014-08-21 关于“文革”的定性 ——写在毛泽东首次接见百万红卫兵“纪念日”前  摘要： 总括了三条，说“文革”是一场反文明的盛宴，是国耻，并不夸张。在那场盛宴中，掌国柄者“和尚打伞，无法无天”，据要津者噤若寒蝉，甚至卖身投靠，英雄群众，则把神赐给的毒药当甘露，举杯豪饮，自己为自己修造监狱…
题记：1966年8月18日，毛泽东在天安门上接见、检阅了从全国各地蜂拥到北京的百万红卫兵，“文革”狂飙突进，就此走向高潮。在十年“文革”史上，8·18是个标志性的日子。 十年“文革”如何定性?按照三十多年前官方决议，这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领导者是谁?人人心里清楚，就是要打哑谜。为尊者讳，于此可见一斑。其实，“文革”十年，无论是在当时煌煌典籍上，还是在官方各种媒体上，无不白纸黑字写着、铿锵有力地宣称：文化大革命是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老人家似乎也没对这番表述提出过异议。以雄视千古、聛睨一切的毛氏风格，在这场史无前例的“不世之功”面前，他大概也不屑于所谓伟大的谦虚。所以，在这样一个重大的问题上，冠以领导者，似可不必，徒给人以思想上混乱，更给对要了解这段历史的后人，带来不必要的麻烦。至于被反革命集团利用，就更费解。文化大革命，是被毛泽东视为一生干的第二件最得意的大事，也是最后一件事。写脚本的是他，总导演也是他，制片人还是他，可谓在兹念兹，情有独钟，宝贝得不得了。以他对《二十四史》兴亡治乱炉火纯青的研究和犀燃烛照的洞察力，怎么可能被反革命集团利用!重复的还是皇上圣明，奸臣弄权的老故事，无意间对老人家表示了不恭。看来，官家说辞，不管集中了多少人的智慧，终究还是不能不受到当时历史条件的限制。 但无论如何，对十年“文革”是灾难，内乱，动乱，浩劫的定性，从官方到民间，早在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就达成共识。持异议的人不是没有，但无非是两岸的猿声，是秋后的蝉鸣，是毛泽东所说的几声凄厉，几声抽泣，是马克思所讥讽的半是挽歌，半是谤文，半是过去的回音，半是未来的恫吓，是把无产阶级的乞食袋当旗帜，没有什么严肃的人把它当成正常的声音了。 人们对历史的认识，总是要随着时代的发展变化而深化而提高。对“文革”的定性，决议不是完美的终结，而是良好的开启，也许还是当时所能提供的最大公约数?不好说。解放思想，就包括对已有的结论，哪怕是权威的结论的怀疑、批判和扬弃。定于一尊，祖宗之法不可违，现成的结论不能变，从来与解放思想绝缘。循此，说“文革”是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恐怕还不够，不够在国人对历史教训更深切的认识与把握上。好在，从那以后，国人对那场浩劫没有停止思考和研究，对“文革”的定性更准确更实事求是有太多的期待。事实上，早在上世纪九十年代末，就有人对“文革”有了更进一步的认识，给出了自己的说法，原中国社科院副院长李慎之就是其中的一位。他明确提出，“文革”是国耻，值得探讨和研究。 李先生在1998年2月撰写的《只有一个顾准——<顾准日记序>的补充》一文中，郑重地指出，“……所谓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并不在于它真能改造好人们(不仅顾准)的思想上，而在于它居然能把八亿人口的大国改造成一个普遍说假话的大国。”，“所以我认为，历来的所谓‘国耻’，其实不过是各国历史上屡见不鲜的‘国难’，‘文化大革命’才是真正的‘国耻’。”同年底，在《千秋万岁名 寂寞身后事──送别钱钟书先生》一文中，李慎之先生说：“钱先生为杨绛的《干校六记》写小引，说其实还漏了一记——‘运动记愧’。我想这篇文章其实是应该由全中国人来做的，中国人如果完不成，或者做不好这篇文章，是洗雪不了中国这一段的国耻的。” 李先生所言极是。 所以言者，概因“文革”是当时的国家实际最高领导人毛泽东发动和领导的：开展“文革”的《5·16通知》和《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是经毛泽东钦定和在他主持下被最高当局认定和通过的。没有证据证明这个通知和决定的起草、出台是草率的，也没有证据证明当时台上衮衮诸公，有谁在这个祸国殃民的通知和决定出笼前后，要挽狂澜于既倒，扶大厦之将倾，公开发出不同的声音，甚至面折廷争，从而为这个国家留存了一抹睿智的目光，一根挺直的脊梁，一份天地间的正气。不错，当时黑云压城，压力山大，但你既然你占着那个位子，你就是国家的栋梁，就有抗争的义务，就得有所担当。“我们自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虽是为帝王将相作家谱的所谓‘正史’，也往往掩不住他们的光耀，这就是中国的脊梁。”这是鲁迅先生讲的。毛泽东也有鼓励，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他提倡反潮流，在多个场合下号召共产党人五不怕，所谓不怕扣帽子，不怕撤职，不怕开除党籍，不怕坐牢，不怕老婆离婚，以及不怕孤立、不怕打棍子，云云。可惜，我们看到的是，在“文革”发动之初，庙堂中竟然无一男儿!在火烧到自己身上，也演出了怀仁堂拍案一说，那就基本上是在重复美国波士顿犹太人大屠杀纪念碑上马丁·尼莫拉牧师的铭文所讲述的故事了：“纳粹杀共产党时，我没有出声，因为我不是共产党员;接着他们迫害犹太人，我没有出声，因为我不是犹太人;然后他们杀工会成员，我没有出声，因为我不是工会成员;后来他们迫害天主教徒，我没有出声，因为我是新教徒;最后当他们开始对付我的时候，已经没有人能站出来为我发声了。” “文革”的发动和开展，也得到了当时国家机器的全力支持、保驾护航。笔杆子在前，各种舆论机器全部开动起来，为“文革”摇唇鼓舌、摇旗呐喊，推波助澜，贩卖的无不是阶级斗争、造反有理、个人迷信等这些与人类文明背道而驰的丛林哲学与邪教，干尽了掩盖真相、颠倒黑白、指鹿为马、无限上纲等伤天害理的勾当，颠覆的是人类的基本良知和常情常理与常识。公检法居中，对“文革”对象和不满“文革”者全面张网。当时有砸烂公检法一说，但砸烂的无非是至少在形式上还是保护公民合法权益的最后两道防线。没有辩护，辩护就是犯罪，没有审判，审判就是言出法随。此后，公检法合署办公，按照“公安六条”行事，沾上这六条的边，就能下狱乃至杀头。莫须有，并不是秦桧的专利。望文生义，深文周纳，凡是两千年来专制发明的构陷都派上用场，且有所发明，有所创造，达于极致。至于在群众专政的疯狂中，湖南道县和北京大兴县的大屠杀，则完全失控，令人发指。殿后的是军队，所谓支左，支了什么，过来人心里都有数。 “文革”还得到了全党全军和全国各族人民极为虔诚和狂热的拥护。这等于是上面说，你们自残吧，打自己的脸吧，这是练功，能强身健体，于是，从上到下男女老少兴高采烈争先恐后扇自己的耳光，还恨不得拿砖头砸自己的脑袋;上面说，你们一起往沟里跳吧，那里是天堂，于是，从上到下男女老少唱着赞美诗奋勇争先往下跳;上面说，你们大家互相掐架吧，其乐无穷，于是，从上到下男女老少揎拳掳袖照准对方的软肋猛下狠手。当其时也，不是没有清醒的人，可惜经过多少年的洗脑，已经很少，还无一例外都被捆绑住手脚，蒙住了眼睛，捂住了耳朵和嘴巴。即使有像林昭、遇罗克、张志新等这样的先知先觉、大智大勇，挣脱了精神的枷锁，告诉大家皇帝没穿衣服，也被认为是疯子、恶魔。全民脑残。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说“文革”罪错不能全部归于毛泽东，不是完全没有道理。 总括以上三条，说“文革”是一场反文明的盛宴，是国耻，并不夸张。在那场盛宴中，掌国柄者“和尚打伞，无法无天”，据要津者噤若寒蝉，甚至卖身投靠，英雄群众，则把神赐给的毒药当甘露，举杯豪饮，自己为自己修造监狱，还匍匐在神的脚下感激涕零，感恩戴德，口口声声吾皇万岁。告密亲人成了忠诚的代名词，同族相残受到制度性的唆使和奖励，假话已经是每个人的护身符和往上爬的通行证，早请示，晚汇报，跳忠字舞这些洋相，一时成了时髦。几千年古国文明包括人类所有文明，都被妖魔化被糟蹋精尽。这种自淫自残、自乱江山，自掘坟墓的蠢事，都是在神圣的名义下，万众一心，心甘情愿地干，理直气壮地干，信心满满地干，唱着赞歌干，一直干到共和国主席、解放军两位元帅、大批社会精英，以及无数被打入另类者，死的死了，死不瞑目，跑的跑了，亡命天涯，关的关了，没关进去的也好不到哪里去。叶剑英在中共十二届一中全会后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披露了“文革”遭受迫害及死亡人数。我统计了一下，那十年，被杀害、自杀、整死和失踪者，高达210多万人。与八年抗战国军牺牲350余万将士相比，该做何感想。如果考虑到叶剑英作报告时“文革”刚刚结束，考虑到“文革”期间几乎无档案可言， 210多万这个数字应该说不能不是保守的。 很明显，在“文革”期间，举国几乎人人是被害者，也是加害者，说是国耻，并不为过。顺便说一句，张志新临刑被割断喉管、林昭被杀害后警察向其母亲索要子弹费、钟海源被活体取肾，随便哪一例，都够得上国耻。 回到李慎公话题上，国耻和国难，按照我的理解，区别就在是自为的还是他加的。国耻者，自导自演自作孽也。国难者，老天爷或侵略者作孽也。如果这个理解不错的话，那么，说句题外话，“九·一八”事变是国耻，还是国难，值得研究。如果一定要说是国耻，也是日本的国耻。当然，在历史的耻辱柱上，也应该刻上那个不放一枪就逃窜到关内的浪荡公子的名字。 说到这里，不能不特别指出的是，即使武装到牙齿的日本侵略者，也没能把他们的铁蹄伸向黄河对面的延安乃至更广大的西部地区，“文革”制造的灾难在中国大陆却无远弗届。抗战八年，西南联大再怎么艰难，也还能让教授们教书，学子们读书，“文革”十年，举国却放不下一张平静的书桌，而吴晗，傅雷、卞仲耘们，能走出国难，却走不出史无前例的造反岁月。 一个国家在集体发疯，国难耶，国耻耶?大概都有吧。 每年“九·一八”都要鸣笛以警示国人莫忘国耻，那么，对“文革”，该不该确定一个日子，以警示国人?如有必要，那么， 1966年5月16日，是那个臭名昭著的通知发出的日子，1966年8月5日，是那张炮打司令部大字报出笼的日子，1966年8月8日，是做出开展文化大革命运动决定的日子，1966年8月18日，是毛泽东首次接见、检阅百万红卫兵的日子，都有资格做“文革”的警示日。 国耻不足畏，知耻而后勇，怕的是讳疾忌医。以史为镜，不重犯“文革”错误，这一课似乎应该补上。 当下中国需要怎样的集权？——答中国青年知识分子
毛、邓后多年中国政治中无人拥有一票否决权 问：您曾经在FT的一篇文章里边提到过一个概念，叫做“邓小平模式”。 答： “邓小平模式”这个表述，我估计是编辑最终概括加上去的，因为此前我已经讲过很多次“中国模式”，也许他有这个印象，我怕误解，解释说：我要讲的是当年邓小平处理、经管、安排中国最高政治权力转换的方式，英文很容易讲，就是“power transition（权力转移）”，“The Deng Xiaoping-mode of power transition”。可是在中文里，这类概念都没有得到很普遍地清点和梳理，当然也因为在国内不许公开讨论这个问题。用中文讲这类概念很难，所以编辑参考我讲过的“中国模式”，套用成了“邓小平模式”。 其实我讲的，是邓小平的那种处理和安排中国最高权力转移的一套方式和风格。当然有一些权力交接的具体细节也不好细讲，如：某某人（李鹏，编者注）当时为何被提拔到那个位置上，这个问题牵扯到海内外出版的回忆录的发行区别。而据我所知，导致一些人被提拔到高位，是非常巧合的原因促成的，如果给邓小平第二次机会选择的话，也许他的选择会不同。
答：可以用“邓小平方式”，更贴切些。
答：“集体总统制”这个概念，如果纯粹从字面上来看，实际上来自后斯大林时代的苏联共产党中央。斯大林去世之后，因为斯大林这个大独裁者（就是“单个决策者”）带来的严重后果——其实在他活着的时候这种负面效应就开始显现——在他死后，苏共中央大多数成员对独裁的认识就更加清楚了。 于是，为了避免再出现斯大林这样的大独裁者，苏共最高领导层组成了一个“主席团”（“主席”的复数——Praesidium）。我认为，这个“主席团”就是“集体总统制”。那时通常都用“总书记”这个称谓，因为斯大林曾经担任过总书记。总书记的英文表述是Secretary in General，而general是来自部队的，因为将军就是general（三星上将），是要管一切方面的。 所以，斯大林之后，苏联共产党的高层领导都不愿意用“总书记”制度了，怕人们再回想起斯大林那样的独裁者。于当时苏联的政治状况而言，苏联人人都怕，所有的老同志们都怕自己会成为大独裁者的牺牲品。因为他们目睹过太多的人成为牺牲品，于是“总书记”的头衔被换成“第一书记”。“主席团”里的所有人都是书记，但没有一个人是“总负责”的，只不过你第一、他第二、他第三，主要是强调这是集体领导制。 我不知道清华大学的教授（胡鞍钢）有没有研究过这段历史，但这个概念只不过是后斯大林时代，苏联改变大独裁者统治的一种集体负责任制和集体决策机制。这一机制一直维系到什么时候才受到严重冲击呢？赫鲁晓夫下台。赫鲁晓夫本人晚年已经在不断地冲击集体决策制度，勃列日涅夫等几个人合伙将他赶下台。等到勃列日涅夫晚年时，人们发现又出现了类似的现象。 这就是在政治学上反复出现的一个现象——在一个非民选、非法治的环境里，即没有法定的、公平正常的选举制度之下，所谓的集体领导制不是一个稳定的领导机制，因为它的整个决策基础不是法治的，而是随人、随意的。 而要长期地、一代一代地延续集体决策制度（这里是指最高层次的决策制度），必须有基本的法治，这就要求人们按照规章制度办事，而不是按照人治办事。 从这一意义上来讲，中国在毛泽东和邓小平之后才可能出现集体领导制的情况。因为没有一个人具有像毛和邓那样的一票否决权，他们两个人的职位名称虽不一样，邓小平甚至从来没当过名义上的一把手（这一点很不容易，太难做到了），但是他是可以做到一票否决的。这种一票否决制在政治学上就是“One-person Rule”，有人翻译成“元首制”，也有人翻译成“独裁制”，有人翻译成“一言堂”，讲的是同一个道理，就是一票否决制。 邓小平以后的中国政治领导人，都觉得自己的同辈里没有一个人具有邓当年的权威和经验。因为同辈的人会觉得，这些人都是邓小平安排下来的，他们也没有像毛和邓一样打过大仗，经过大险，立过大功，所以没人有能力回到毛、邓那样“一个人说了算”的局面。 为什么这么说？毛泽东晚年造成那样的局面，就是因为他在几次重大危机时，能够同党内其他领导人反目，坚持自己的做法，且不管这个过程中付出了多少代价，后来发现这种做法还真的解决了问题。所以1949年以后党内的人就认为，在1949年以前毛的那些做法既然能够使共产党掌握政权，1949年以后管理天下的事也需要有一票否决制。共产党的一把手到后来为什么叫“主席”？“主席”的意思就是一票否决。这段历史我很清楚的原因在于，我在海外教书的内容中涉及到20世纪里最伟大的几个革命性专制制度。要知道，大的革命者经常要在极其危险或者不确定的情况下，做出非常困难的决策，如果按照程序慢慢讨论，敌人已经把这些革命者抓起来，杀掉了。 所以，革命尤其是暴力革命的结果，一定是导致专制的，Revolutionary Dictatorship又叫革命独裁制、革命专制，没有例外。
等到邓小平之后，这类情况就很难出现了。在江泽民当政的最后两年，他的同志们都很担忧，江泽民不辞掉军委主席这个位置，胡锦涛就只有党的主席头衔，没有中央军委主席的头衔，发生了很多内部权力上的不协调。最终在各个层次上都引起了很大的矛盾，最后众人出于公心，将江助推下来。 今天很多人都在批评胡锦涛没有作为，有点太苛刻。 我多次提到，不管胡锦涛执政的十年他做得怎样，但他在十年执政到期后，退得干干净净，这一点就足以给他本人赢得很高的评价。试想，如果他要延续江泽民的做法，拖延两年交军委主席的权，也是可以做的。因为有先例，并不是他创造了拖延两年的体制。如果他这么做，对最高权力的交接具有极其巨大的负面政治意义。如果没有他的一退到底，我们不能想象在过去的一年多时间里，习近平这一届能够做这么多事——习近平敢做、能做这么多得罪人的事情吗？他如果不是中央军委主席，能够触及周永康、徐才厚吗？这么一讲，道理就清楚了。 那么一票否决制什么时候会在中国出现呢？ 我坚持这样的观点：这一届或者下一届的最高负责人，在遇到极其重大的新情况、特别是极其重大的新挑战或重大危机时，他能够用自己的新办法，基本上把问题解决，稳住大局。这时候他才有可能朝一票否决制发展。 举例来说，如果中国跟日本翻脸，最高领导人在钓鱼岛问题上，不管采取什么办法，用武或用智，狠狠打击了日本，让中国基本上赢得胜利之后，最高领导人就有可能建立一票否决制。否则会有人问：为何你一个人的票比其他几个人的票都更管用？ 必须是在遇到重大危机、重大挑战、或者重大难题时，领导人能用自己的方式解决，这是一个必须要经历的关卡。邓小平如果没有在毛泽东晚年时，敢于和“四人帮”对抗，哪怕邓当时已经有很多的功劳，也不至于成为毛以后的一票否决制的拍板人。
问：但中国自新一届政府上台以来，这种情况又貌似在发生着某种变化。新的领导人在军事、反腐和经济等多个领域里，远比他的上一届强势，于此，有学者提出，现在的改革是新权威主义的升级版（2.0版），并且对此寄予厚望，不知您作何评估？ 答：对这一事态至少要一分为二地来看，当然你也可以一分为三或一分为四、一分为五，但至少要一分为二。 一方面，无论是基于国际上还是国内很多人的观察和分析，中国过去十多年来，很多应该正面对付的问题都没有正面解决，很多不应该再拖下去的问题也都拖得越来越严重了，还有很多问题在继续恶化，比如腐败问题、环境问题、经济领域里的有些问题也是如此。在这种情况下，要集中权力把过去拖了很多年、仍在继续恶化的问题正面应对。哪怕并不是一举可以解决，但至少要正面应对，将政治资源、政治权威相对集中一下，确实具有合理之处。 但是在讲这句话时，我也要强调，相对的、适当的、不过度的权力集中，是为了应对最糟糕的问题，而不是为了其他的目标。而且必须要知道，权力集中本身有自己内在的缺陷，一定要有持续的警惕性。 如果不知道权力的集中有内在的、致命的、可怕的可能性，就不会对集中权力之使用有所警惕，尤其是在中国这样一个两千年来没有什么像样的民主法制的政治传统的国家里。 另一方面，1949年以后，中国的政治体制大部分时候都是中央集权，而非分权，再加上中国改革开放以来，虽然在其他领域里有重大变化和改进，但是在政治权力方面的改进相对较少，加上权力集中的上述局限性，对权力集中就必须要防范，没有分寸地集中就可能出大问题——包括毛泽东晚年的问题、邓小平晚年在1989年政治风波中的决定。 我一些朋友的父辈在当时都是中国的高级官员。他们说，自己的父辈们并不赞同邓小平1989年那么做，但无奈邓有一票否决权。所以可以看出，在非常危机和关键时刻，邓小平对正规的决策机制并不是很在乎，并用一票否决权实施过一两次大的违规作业。 对于今天的最高层领导，一方面我们要理解他为什么要兼任那么多领导小组的组长——原因在于实在是处处问题积重难返，不得不把手术刀统统拿在自己手里，要处处开刀动大手术。另一方面，我们也要提醒最高层：要在还不算太晚之前，切实改一改中国的高层决策体制。至少要学一学1978年到1985年间的邓小平，去推动决策权的下放和分层分享，自己在最高层只做关系中国长期良性发展必须做的那类政治改良——越改越良。 历史一再告诫我们，最伟大的政治家不是那种担任“量体裁衣”式（即所有重要的规章制度都是为本人定制）的权力掌控者的人，而是那种为最高权力的行使设定适度的界限、且被后代依样贯彻为国民造福的人。而这样的大师级的政治家，中国历史上太少见了。 作者：香港科技大学教授 丁学良 FT 2014年07月21日 作者:段协平 2014·8·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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