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导斌 民间政治学者
    
    

    有什么样的人民，就有什么样的政府。
    
    在《身份与暴力》（李风华等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中，经济学家兼政治哲学家阿马蒂亚‧森讨论了身份认同问题。他发现，身份认同对人类极为重要，身份是人类生活丰富性和友情的源泉，也可能导致排斥、暴力和恐怖，「认同感可以在使我们友爱地拥抱他人的同时，也可以使我们顽固地排斥许多其他人。在一个联系紧密的社区中，居民们可以本能地抱有团体精神而及时地互帮互助；但在另一方面，他们也可以向刚从他处迁入的移民家中扔砖头。排外的敌意可以与宽容的包容携手并进。」一般来说，人都有多种身份，但有时某一个单一身份会让其它身份退隐于意识之外，我们熟悉的如党员身份让儿子、丈夫、友人等身份变得毫无价值，为了党的利益可揭发甚至动手杀害父母、配偶、子女和密友。单一身份认同容易产生强烈的好战性，「身份可以杀人——甚至是肆无忌惮地杀人。一种强烈的——也是排他性的——群体归属感往往可造就对其他群体的疏远与背离。在群体内部的团结每每发展成群体间的不和。」「对人类身份认同的单一性贬抑具有深远的影响。这种幻象正好符合把人们划进各种严格单一性的归属之内的需要，它更可以被用来支持鼓动群体间的对抗。、、、、、、人为地把人类贬低为单一性身份可能会带来对立性的后果，使世界变得更加易于被煽动。」不过，身份也有积极的作用，比如身份认同可以被用来增强团结的力量，「认同感大大有助于加强我们与他人，比如邻居、同一社区的成员或同一国公民，以及同一宗教的教友之间联系的牢固性。」
    
    阿马蒂亚‧森的上述发现，在另一个学科的发现中得到了验证。社会心理学家戴维‧迈尔斯在其名著《社会心理学》（张智勇等译，人民邮电出版社）中研究了社会同一性问题，认为，正是因为有社会同一性，所以人类服从于群体规范。人可以为团队、家庭和国家牺牲自我。人可能不喜欢外群体。社会同一性越重要，人就越强烈地感受到对群体的依恋，面对来自其他群体的威胁，反应就越充满偏见。人们经常通过吹嘘自己的群体，诋毁外群体来维护自己的社会同一性，并提高个人的自尊。
    
    戴维‧迈尔斯研究了人与人之间存在的道德排除问题。所谓道德排除，指的是将（不符道德要求的）某些人（或动物）排除于自己的道德关怀之外。他认为，伤害性行为一旦获得道德排除的扭曲了的视角，就会变得正当，「从歧视到灭绝性的大屠杀，它令所有的伤害性行为都变得合理。」人们认为，对那些没有价值的人或该受排挤的人，比如毛泽东年代对于缺乏价值的「地主资本家剥削阶级」、「地富反坏右」和只增加粮食负担的农民，计划生育主义者对于只有负面价值的胎儿，江泽民年代对于拒绝转化的法轮功学员等等，剥夺和残忍就会变得可以接受，甚至是适当的。在较小的程度上，道德排除可用来描述这样的行为：我们将我们的关心、喜爱和遗产都集中于「我们的人」身上（比如党政领导将机关和国企视为「我们的」或「公共利益」，而将民众视为「非我们」或私人利益，乐于为增加机关和国企收入加重民众负担），而排除其他人。
    
    戴维‧迈尔斯认为，人是群居性动物。祖先教会了我们如何满足和保护自己——在群体中生存。人类可以为其群体而欢呼，为其群体而杀戮，为其群体而献身。人与人之间终生的相互依赖性使得人际关系成为生存的核心。这种相互依赖性也促使人们产生一种愿望，即认为自己和自己的群体比其他群体优越。戴维‧迈尔斯还发现，在实验情境中，人与人之间极小的相同之处，比如两人长得很像，都有可能在两人间形成团结意识，促使彼此互把对方称为「我们」，「仅仅与某个人同一天生日就能建立足够强大的联系，激发密切的合作。、、、、、、所有中间名字为Daffodil-11s的人，感到他们彼此之间团结一致，疏远那些中间名字为Raspberry-13s的人。」
    
    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人际交往中存在「曝光效应」。所谓「曝光效应」，意思是熟悉会诱发喜欢。人类总是喜欢对自己感觉良好，具有一种固有的自我中心主义：喜欢与自己相关的事物，不但包括姓名中的字母，还包括潜意识中与自己有关的人、地方和其他东西。我相信我自己。哪怕是与自己的生日相同、名字相同、甚至指纹相同都能引起人们更多的帮助行为。即使当人们未能意识到他们所接触者为何的时候，单纯因为熟悉，也能引起喜欢。
    
    由于相似性容易唤起喜欢，而喜欢又会引起帮助行为，因此我们更多地对那些跟我们相似的人产生共情，也更乐于帮助他们。相似性偏爱既包括外表，也包括信仰方面。人对那些信仰相同的同伴更信任，也更慷慨。
    
    并且，「我们」总是对「我们」的群体成员给予善意的理解，而在解释其他群体的成员行为时，「我们」更容易从最坏的角度去设想。当人们获得肯定，有可能会对外群体做出更积极的评价；而一旦自尊受到威胁，人们就会诋毁外群体，以恢复自尊，「挫折滋生敌意，人们有时候会将这种敌意发泄到替罪羊身上，有时会更直接地针对竞争性的群体来表现这种敌意。」
    
    戴维‧迈尔斯还发现，具有权威人格的人在遇到挫折时，对外群体的敌意会更加强烈。所谓权威人格，指的是在孩提时代被逼服从过苛刻的规矩的人。这种经历可能导致他们压抑了自己的敌意和冲动，并将这些敌意和冲动「投射」给外群体。他认为，权威人格可能来自于儿童的不安全感，这种不安全感似乎使他们倾向于特别关注权力和地位，容易形成非对即错的顽固思维方式，难以忍受模糊性。这类人倾向于服从那些权力比自己大的人，攻击或者惩罚那些地位在自己之下的人。在经济衰退、社会巨变、日子变得艰难的时候，权威倾向通常会急剧高涨。那些感觉自己在道义上高人一等的人往往会野蛮地对待自认为劣等的人。戴维‧迈尔斯注意到，自以为是的种族中心主义者普遍拥有独裁倾向，不能容忍软弱，具有惩罚性的态度以及服从群体内部的权威。
    
    森和迈尔斯的研究成果对我们是非常有用的资源，揭示了身份认同是人性的一部分，对于人们表现出的身份认同取向与行为应予理解，同时应当注意防范与减少附着在身份认同上的对他人的歧视、排斥与暴力等伤害性言行。此外，这些资源对我们这些不擅长公共辩论的中国人还有一个弥足珍贵的用途：身份认同可作为公共辩论中一种赢得反对者支持和增强说服力的方法。当前反对派人士中有一种流行观点认为，知识人就应该作永远的批评者。这种观点是相当片面的。对任何一个健康社会，批评都缺少不得，不同见解是软实力的组成部分，也是综合国力的一部分，压制批评将使我们看不到危险与潜藏的危害，决策变成权力的寻租机会和任性胡来。然而，批评并非目的，更不是一味的指责与谩骂。共识，特别是基于充分讨论之上的共识才是任何正常国家维持团结合作必不可少的条件。在当前左右严重分裂的情况下，认识身份认同的作用与危害，设法破除这个雾障，进而争取让那些对不同意见怀有刻板偏见的人们放弃敌意，把我们当作与他们一样的同为中国这个大群体中的一员，与异议者形成社会同一性，对异议者共情，听得进反对意见，也许比一味激烈地批评效果会更好。
    
    当然，森和迈尔斯的研究成果对今天中国还有更大的现实作用。这个作用就是提醒中国人看到在执政党与民间存在一条基于不自觉的相异身份认同而造成的深刻鸿沟。执政当局需要改变将党员与民众按所谓「先进－落后」、「领导－群众」差别对待的观念与行为。目前最急迫的是需要改变将「异见人士」（过去是反革命）、「维权人士」、「政治犯」等被戴帽群体成员按「敌我矛盾」与「非敌我矛盾」的方式简单划线、定性，以此为据将无罪者罗织成罪，并从根本上废除实行政治差别对待的一系列法律制度政策，以实现真正意义上的所有中国人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异见人士」、「维权人士」等虽然与共产党不属同一党派，却还具有「中国人」，「爱国人士」，也许还可能有「思想家」、「科学家」等身份，从共产党既得利益集团角度看，这些人所作的某些事业也许是危害性的，如果改变角度，从人民和国家利益的视角看，他们很可能是有益的，是建设性的。
    
    另一方面，所谓的「反共人士」、「民主人士」、「自由战士」也需要克服对共产党的刻板偏见，改变一种可称之为「反式敌我关系」的思维方式，避免不问是非黑白，逢共必反。须知「将反专制看做是一种包罗万象的身份，将会付出沉重的政治代价。」杀人的邓小平是共产党首脑，宁愿不做总书记也决不杀人的赵紫阳同样是共产党首脑，不能用一种刻板的偏见看待所有共产党官员。应该实行一事一议。这件事确实是有益于人民利益国家利益，与自己主张看法合拍，即使是共产党中央作出的决定或行为，也无妨给予肯定。这不代表就是所谓的「给共产党背书」、「洗地」、「背叛」、「变节」，当另一件事让自己深恶痛绝时，完全应该站出来，坚决予以批判和抵制。
    
    有这么样一句网络流行语：「有什么样的人民，就会有什么样的政府」。中国作为一个拥有强大专制传统的国家，专制独裁能够屹立两千余年不倒，很难说只凭统治者对专制独裁情有独钟、而没有被统治者自觉不自觉的专制在默契的合作就可维持。传统遗产和乡规民约中的许多部分带有专制「基因」，一个戴红袖箍的老大娘都可在墙上大书「严禁在此如何」，并据此对人实施罚款。现在，我们要自由，要民主，要挣脱专制的羁绊，也许不仅要反对执政者的专制，而且也要反对反执政者的专制。以我个人数十年的生活经历，觉得反专制者中的专制同样厉害。不少自由人士，习惯以一种进攻性的民主人士身份反对中共的一党专政，也用来对待同道，一边要求当局尊重言论自由，一边同样在干着「压制不同意见」、「取缔新思想」 ，限制思想言论的自由度。某些民主人士之间关于如何实现民主的不同意见其实是正常的思想竞争。现实群体冲突理论认为，一旦群体为稀缺资源而竞争，就会出现偏见。高斯定律是一个与此有关的生态学原则，它认为有同样需求的物种之间竞争将最大化。异议之间的竞争，没必要上升到「敌我矛盾」、「路线斗争」的高度。
    
    中国13亿国民，包括8000万共产党人的绝大多数，最终是要团结在一个支持正当竞争的自由宪章平台之上的。但是，到底是通过战争淘汰掉那些激烈而英勇地反对团结在一党专政之下和激烈而顽固地反对团结在自由宪法之上的人们，还是通过和平转型的方式，实现对立两极间的和平共存，谁也无法预知。历史往往以我们料想不到的方式在演进。在时间将胜负固定为史实之前，谁也别自称历史的设计师。
    
    来源: 东网

    来源：人民网
    
    核心提示： 毛所发现的得以躲避国民党和军阀追击的圣地，纵深30英里，方圆180英里，满目荒芜，人烟稀少。只有六七条狭窄的山间小路，穿过茂密的松杉树林和枝繁藤绕的竹林，通向井冈山的心脏，它的直插云霄的峰顶，终年云雾缭绕。
    
    

朱德与毛泽东
    
    本文摘自《毛泽东》，【英】迪克·威尔逊著，国际文化出版公司出版
    
    在突遭国民党左派的排挤之后，1927年8月初，毛和他的共产党同伴在九江举行紧急会议，商讨他们的前途。由于使用了巧妙的手腕，陈独秀未能出席会议，他被从中央领导中驱除出去，当了党和俄国顾问们（或按一些说法是俄国主子们）失败的替罪羊。瞿秋白接任党的总书记，他是个受过俄国训练的新闻记者。毛再度进入中央委员会。在会上，他向他的同志们指出了武装斗争的必要性，会议接受了他的意见。在此之前周恩来、贺龙和朱德已在南昌发动了秋季暴动，后来，这一天被作为红军的正式建军日来庆祝。
    
    会后，毛立即秘密地乘坐一列货车前往长沙，受命去组织湖南省的秋收暴动。他必须使省党的组织从国民党中脱离出来，在那里创建一支农工革命军。在重组的共产党湖南省委第一次会议上，自信的毛提出了他激进的暴动计划，这个计划比中央委员会所指示的建立农村根据地和没收地主财产走得更远。
    
    毛在写给中央委员会的信中主张，应高高地打出共产党的旗子，建立工农根据地。他写道，我在调查中：“知道湖南的农民对于土地问题一定要全盘解决。”他建议没收一切土地，“包括小地主自耕农在内”，按共同的标准，公平分配给愿意得到土地的一切乡村人民。中央委员会警告毛这些是不对的，但毛拒绝服从党的政治决议案，在秋收暴动中掺入了自己的主张。
    

国民党方面称：毛的贿赂起了作用
    
    9月9日起义爆发，毛将参加暴动的安源煤矿工人、地方农民自卫军，以及脱离了国民党的持不同政见的军队编成四个“团”。可是，毛本人却不能对这支部队行使有效指挥。当他在整顿这四个团时，被国民党民团抓到并解往民团总部，准备与其他共产党嫌疑分子一起处决。他后来回忆道：“我从一个同志那里借了几十块钱，打算贿赂押送的人释放我。普通的士兵都是雇佣兵，我遭到枪决，于他们并没有特别的好处，他们同意释放我，可是负责的队长不允许。于是我决定逃跑。但是直到离民团总部大约200码的地方，我才得到了机会。我在那地方挣脱出来，跑到田野里去。”
    
    毛跑到一个高地，下面是一个水塘，周围长了很高的草，他在那里躲到太阳落山。士兵们追捕他，还强迫一些农民帮助他们搜寻。“有好多次他们走得很近，有一两次我几乎可以碰他们。虽然有五六次我已经放弃希望，觉得我一定会再被抓到，可是我还是没有被发现。
    
    “最后，天黑了，他们放弃了搜寻。我马上翻山越岭，连夜赶路。我没有鞋，我的脚损伤得很厉害。路上我遇到一个农民，他同我交了朋友，给我地方住，又领我到了下一乡。我身边有七块钱，买了一双鞋、一把伞和一些吃的。当我最后安全地走到农民赤卫队那里的时候，我的口袋里只剩下两个铜板了。”
    

毛的农军中埋伏 400余人构成红军的开端
    
    最初几天起义进行得很顺利，许多重要城镇落到了起义军手里。然而，长沙的工人并没有像毛所期望的那样，起来支持农民。当两支已脱离国民党的部队决定在他们之间开战后，力量单薄的起义军就面临内部火并的危险，于是，安源矿工差不多都被消灭了，毛的农军也中了埋伏。
    
    在起义爆发后的一个星期内，毛不得不放弃毫无希望的整个行动。正如他所承认的，“部队的纪律差，政治训练水平低，指战员中有许多动摇分子。开小差的很多”。在起义中，共产党杀掉了许多国民党人，并烧了他们的房屋，而这些人在统一战线时期被称之为同志，所以，湖南当时流行着这样一支讽刺歌：
    
    砍，砍，砍！同志砍下同志的头！
    
    烧，烧，烧！同志烧掉同志的屋！
    
    在浏阳县的文家市，毛集合了起义军的残部，前敌委员会举行了一次会议，9月20日毛率领他们向井冈山进军沿途趁势释放了被监禁的共产党人，并打开公仓，把粮食分配给农民。
    
    尽管他的部队在芦溪突遭袭击，但毛在9月底还是把他们重新集合起来，并在永新县三湾村重整旗鼓。那天晚上，毛将残存的400余人整编成一个团，在部队中实行民主，由党掌握军队，废止打骂，士兵有开会说话的自由，在另一种意义上说，这才是红军的开端。
    
    从文家市经三百多英里的行军，10月，毛和他最得力的团到达了湘赣边界上的井冈山，这个地方对于他来说，不仅仅是以后几年中时断时续的一个山区根据地，而且也是他此后全部事业灵感的源泉。
    

毛被免职中央委员会批评毛“只与土匪和杂色军队接头”
    
    后来，毛断然把1927年的悲剧归罪于陈独秀（中国人）和两个共产国际顾问罗易（印度人）和鲍罗廷（俄国人）。陈独秀的“动摇的机会主义”应负最大的责任，而鲍罗廷“随时准备尽力去讨好资产阶级，甚至于准备解除工人的武装，最后他也下令这样做了”，共产国际的印度代表罗易“站在陈独秀和鲍罗廷两人左边一点点，可是他只是站着而已”。罗易是个蠢货，鲍罗廷是个冒失鬼，陈独秀是个不自觉的叛徒。而罗易则指责毛是一个顽固和有意阻碍我们的革命计划的、完完全全的动摇分子，因此将他免职。
    
    给毛的评语之所以下的这样刻薄，是由于毛本人在8月下旬至9月上旬的4个星期内，对革命局势的认识发生了激变。8月间，毛曾断言中国将会发生自己的十月革命，可在武装进攻长沙失败后，他转而相信，“从城市观点来看，这个运动好像是注定要失败的”。他看错了时机。
    
    毫无疑问，毛以前过分夸大了农民起义的真实潜力。一个当时曾参与起义的同志后来说“毛向瞿秋白保证湖南至少可以发动10万的武装农民参加暴动，而瞿电告莫斯科的数字增到20万，结果最后仅有5000人”。
    
    在11月14日共产党政治局会议上，把长沙失败的不幸归之于毛：“湖南省委所作的错误，毛同志应负严重的责任，应予开除中央临时政治局候补委员、、、、、、”他被指控为军事投机，不充分发动农民，收编土匪和公然违背中央委员会的指示。
    
    毛使用多少有些讥讽的口吻为他的失宠辩解：瞿秋白的人偶尔发现了我在湖南的一本小册子，其中包含我的“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论点。这激怒了他们。枪杆子里面怎么可能出政权呢？因此，他们撤了我的职、、、、、、他毫不后悔地说：“尽管这样，我们仍然在井冈山把军队团结起来了，深信我们执行的是正确的路线、、、、、、”
    
    其实，毛和中央委员会并没有实质上的分歧。双方都赞同这样的目标：即通过组织农民的革命力量（革命的主要力量），从农村包围城市，配合军队和城市的暴动（革命的辅助力量）。
    
    但是，与中央委员会不同的是，毛不相信分散的暴动会扩散到广大的地区。并且，他把从湖南带出来的队伍整编成为正规军，这样，他们被作为“客军过境”来对待，也就毫不奇怪了。中央委员会批评毛“只与土匪和杂色军队接头，不引起极大农民群众起来暴动”，有些地方是符合事实真相的。
    

王明：毛在进入井冈山一年后，使用“鸿门宴”手法处决了两个土匪首领
    
    毛所发现的得以躲避国民党和军阀追击的圣地，纵深30英里，方圆180英里，满目荒芜，人烟稀少。只有六七条狭窄的山间小路，穿过茂密的松杉树林和枝繁藤绕的竹林，通向井冈山的心脏，它的直插云霄的峰顶，终年云雾缭绕。毛在给共产党领导的第一份报告中，这样描述井冈山：山上大井、小井、上井、中井、下井、茨坪、下庄、行州、草坪、白泥湖、罗浮各地，均有水田和村庄，为自来土匪、散军窟宅之所，现在作了我们的根据地。但人口不满两千，产谷不满万担，军粮全靠宁冈、永新、遂川三县输送。山上要隘，都筑了工事。医院、被服厂、军械处、各团留守处，均在这里。现在正从宁冈搬运粮食上山。若有充足的给养，敌人是打不进来的。但对毛的“团”来说，井冈山并不是一个休养所。许多战士只穿着薄棉衣，来抵御冬天的霜雪，南瓜是他们的日常主食。
    
    他们一到井冈山，便与两个秘密会社的土匪首领发生了冲突，后者属哥老会，有六百余人，一百二十余条步枪。显然，毛的小部队是没有希望消灭他们的，于是毛采用了结交联合的策略，以为在共产党的领导下，他们是能够在相处中得到改造的。
    
    “我在井冈山期间”，毛后来说：“他们是忠实的共产党人，是执行党的命令的。”后来，在他们独自留守井冈山时，又恢复了土匪的习气。终为农民杀死，当时农民已经组织起来，建立了苏维埃，有能力抵抗他们。
    
    结果，党内毛的批评者们斥责他，竟联合这样明显的落后分子。但是，毛已经清楚地表明了自己的观点，所谓游民问题绝不仅是在井冈山求生存的问题。
    
    毛的批评者之一王明声称，毛在30年代末曾告诉他，在进入井冈山一年后，使用“鸿门宴”的手法，处决了两个土匪首领，由于当时已有几支共产党军队与他会合，安全有了保证。随后，他解除了土匪部队的武装。
    

为了得到粮食和其他补给 毛不得不征服四周的农庄
    
    1928年间，毛开始和贺子珍一起生活，贺是一个漂亮的、举止羞涩温柔的娇小妇女，18岁，只有毛35岁的一半多。她是一个地主的女儿，曾在湖南师范学校读书，后当了教员，1927年加入共产党。南昌起义时，她曾领导一支妇女队伍，对于流亡中的毛来说，她是一个十分般配的佳偶。
    
    她的惟一不足是，由于出身富裕家庭，从未做过体力劳动，因而不愿负担日常的家务琐事。可另一方面，她又被其他女共产党人当做热心家务的模范，因为在选择自己的工作时，她情愿去照顾毛个人。
    
    类似情形也发生在后来的井冈山上的战友朱德将军身上，他是这样解释当时自己的婚姻的：“这不是常规的婚姻。我在四川有妻子，自从1922年以来没有见过面。我们有时通信，她早就明白我的生命是属于革命的，我不可能再回到家里去了。伍若兰和她的家庭对此是全部知道的，但他们并不受传统礼教的束缚。当然，像其他妇女一样，她还保持自己的姓名，在政治部做自己的工作，她大部分时间是在村子里。”
    
    毛以井冈山为中心谋求扩大他的影响，并逐步壮大他的400人的部队，以控制更多的地区，这表明他是一个中国式的罗宾汉。为了得到粮食和其他补给，他不得不征服四周的农庄。但是，为纠正单一的流寇式游击，他建立了他的第一个独立政权，中心设在茶陵，中国共产党称这样的政权为苏维埃。人民委员会是执行机关，而由工人、农民和士兵代表组成立法机关。毛从他前一时期的狂热后果中吸取了教训，因而茶陵的土地政策是温和的，既不是没收也不是重新分配土地。他领导的针对这一地区地主豪绅的游击暴动，旨在得到粮食和武器。因此，他并未取得当地农民的合作，他们对待他就像对待其他“客军”一样，是冷淡的。
    

党史学者：假若没有朱德毛在以后的生涯中有可能变成一个土匪
    
    不久，正式代表政治局的湖南省委和着名的湖南特委，派遣了另一位共产党官员，侵入毛的领地，把他们的权力扩大到这个偏远的边界地区。毛到达井冈山5个月后，湖南特委代表到达井冈山，取消了毛前委书记的职务，改组了他的地方政府，毛仅成了一名部队的指挥员。当时，毛被指责为对地主过于温和：而在一两年前，同样是毛却被看成是一个极端主义者，可是此时，他已经学会了在农民之中促使社会转变的更合适的方式。
    
    领导变更的结果是暂时丢掉了井冈山根据地，可毛却在湘南与伟大的南昌起义英雄朱德会师了。朱德率领一支暴动残存的杂色部队，已经到了湘南的桂东，队伍中有在前一年秋天被击溃的大量军队和农军。朱德已按自己的计划举行了湘南暴动，毛派他的弟弟毛泽覃与他联络。然而，朱没有成功，被迫再次由湘南城镇往东向井冈山退却。5月，两人在酃县会面。
    
    朱德的传记中写道：他“曾经见过毛泽东一次，不过是在秘密会议的昏暗大厅中远远相对而坐，没有真正见过面”。这是毛一生中最有意义的一次会面，从此，他就和这个率直刚毅的战士结成了亲密的关系，这种关系确保了中国共产党队伍中最强有力的团结。一个共产党历史学家略有些夸张的说：假若没有朱德，毛在以后的生涯中有可能变成一个土匪、、、、、、然而，更为确切的假设应是，如果没有这种团结，毛的最好结局是当一个不受信任的省级领导人。

程映虹：中國知识分子的種族歧視論和民族自大症 

 
程映虹

核心觀點
        ● 種族歧視是普世現象。你不能要求每個人心裏都是種族平等主義者，但你心裏怎么想和你在大庭廣衆之下怎么说是完全不同的两回事，這也就是文明和野蠻的界限。
        ● 黑人文化重視音樂、體育、社交，認爲對曆史的遗忘和麻木就是犯罪，所有這些，就像華裔文化注重成績、排名、學位、收入、在哪個社區買房子等等一樣，成就了豐富多元的文化。
        ● 種族主義觀點和社會達爾文主義觀點放在任何國家都有可能出現，但中國的问題是它們出自知名知识分子之口，不但見諸公開發表的文章和大衆讲堂，而且竟然没有 人對此提出異議。我想，這至少可以说明種族平等和文化多元的觀念在知识分子中远没有成爲基本的價值觀，所以很多人對這些觀點习以爲常，讀着很自然，聽着並不覺得刺耳。

"不要找印度人或非洲人做老婆"

        我對兒子的主张向来是：你是自由人，你是社會人，咱倆彼此不幹涉，各過各的。你愛誰是你的事，你需要我，我就幫助你，你不需要我躲远些。
        誰知，我在新加坡，有一天吃飯。飯店裏看到一個优秀的華裔男生，樣貌儒雅，教養斯文，舉止得體，身邊竟然坐了個印度姑娘！要是燈開暗點，我都以爲他對着夜空说话一般黑的印度姑娘！
        我的心頓时疼了。
        我堅定果斷地對兒子说："你記住：你以後不要找印度人或非洲人做老婆，媽媽不能接受自家的孫子看起来像伸手能搓出灰一樣的……没洗幹净。尤其是滿嘴说饶舌的鳥語。"
        兒子说："那白人呢？"
        我想了想说："也不如亚洲女人，最好是中國女人。"
       
        這是一篇題爲《身爲中國人的子女是件很吓人的事情》文章中的话，作者六六是中國很有名的作家（作品有《蝸居》和《雙面胶》等）。這篇文章被廣爲轉載，包括一些影響很大的思想學術類網站。当我看到這些话，尤其是"我的心頓时疼了"的时候，有些不相信自己的眼睛。從文章的上下文来看，作者有對自己也幹涉兒子找對象，從而还是落入"中國父母"之窠臼的調侃。但文字中對印度人和非洲人的蔑視極其生動刻薄，加上對"优秀的華裔男生"的那種由衷的贊美，让人很難想象這其实是自我批判，而只會覺得是作者真实想法的表露。
        当兒子问如果找個白人媳婦如何的时候，作者的反應是"也不如亚洲女人，最好是中國女人。"這话也有两層意思。第一，印度人已經被從"亚洲人"中排除了出去，從上文看，就是因爲膚色，所以作者心中的"亚洲人"是没有深膚色的。第二，白人可以，那是因爲膚色不再是问題，但还是比中國女人略逊一籌，我想這是因爲文化的隔閡，而不是说你找了一個比我們中國人在種族上低劣的媳婦。
        種族歧視是普世現象。人更是生活在不完美的現实中的。你不能要求每個人心裏都是種族平等主義者，正像你不能保證每個人心裏都没有犯罪念头和肮髒想法一樣。但你心裏怎么想和你在大庭廣衆之下怎么说是完全不同的两回事，這也就是文明和野蠻的界限。
        我不止一次聽到有人對批评他們對某些種族和族群有偏見的人说：你真虛伪，你心裏不还是和我們一樣？這确实是一個很難让人做出高姿態来義正詞严地反駁的说法，唯一可以反问的是：難道等你把想法付諸行動並受到我的批评後，你也會说：別假装正人君子，你難道也真的不想這么做嗎？
        經曆了上個世紀的二次大战，第三世界獨立运動和西方國家內部的種族平等运動後，世界很多國家內部的公共討論對和種族有關的政治正确性的觀念已經越来越重視和普及。這種政治正确性在多族群的國家尤其敏感。但種族歧視，種族偏見和種族主義仍然在各種社交媒體和網絡空間廣泛存在。在中國，這樣的言論在網絡上的泛濫是一個不爭的事实，其內容既涉及中外，也包括漢與非漢。
        這種自我與他者和主流族群與少數族群之間的歧視雖然在世界各國都大同小異，但中國在這方面比較特殊的是一些知名知识分子在他們的公共言说中也毫不掩飾他們有严重问題的種族觀念，他們或者不知道這是種族偏見和種族主義，或者他們知道，但却並不認爲這有什么大不了的，甚至認爲自己不過说了真话而已。
        請看下面這一段：

        "種族歧視如果是制度法律上的那确实不應該，馬丁·路德·金时代南方各州規定你黑人孕婦上車也得給白人小夥让座，這是膚色決定的。金追求平等。今天美國没有法律制度上的種族歧視，而且政府政策向黑人傾斜就像中國給少數民族加分一樣。但人心裏的東西是没法……来撫平的。基本上一栋公寓大樓搬進去一個黑人白人就開始往外搬，最後一個樓全黑了……美國的SAT考試，相当于咱的高考，華裔百分之一百通過，亚裔百分之八十五，算上韓國就完蛋了（學生笑），白人百分之六十，拉丁裔百分之二十五， 墨西哥挖地道過来的那幫，黑人百分之七，所以黑人都不上大學，只能滿街追（聽不清）去。馬拉松冠軍。只能幹這個。要不就打球，要不就像摸着電門似的音樂一来他就轉（學生笑）。他只能幹這個。你根本没見着他有什么科學家。你那個黑人裏邊赖斯，奧巴馬，奧巴馬也不純黑，半黑，鮑威爾，那都是黑人中的另類，太少見了，他們能念到博士硕士太少見。有的黑人上了小學六年連自己名字都不會写，死不認二十六個字母，没給我遗傳這學习基因……所以他通過率很低，所以你看不起他吧，或者表面上很尊重，但人心裏的東西你没法来……
        "你看非洲國家很明顯，大陆給錢和大陆建交台灣給錢和台灣建交，寡廉鲜恥，根本就不懂什么叫道義，有錢就是爹有奶就是娘，翻脸比翻書都快，心比脸都黑（學生笑）……
        "所以你在美國這些地方看見黑人躲着走。敢惹他們的就是韓國人，辣椒吃多了脾氣火爆，说是小黑崽子在韓國超市偷巧克力吃了，就一塊錢，没有錢，老板娘"嘣"一枪把他斃了。"

        這是北京知名曆史教師袁騰飛在高中曆史課上讲課的內容。這裏不谈事实问題（例如各個族群SAT的"通過率"——SAT没有一個公認的通過率，只有分數的高低——和美國公寓大樓裏黑人一住進去白人就搬走等等），就说评論。有關韓國老板娘杀死黑人小孩一事發生在洛杉矶，被杀者是一個15歲的黑人女孩，她拿了一瓶果汁没有付錢就往外走，被韓國裔的老板娘開枪打死。美國各個族群都有人從店裏偷東西，學生犯事的特別多，其處理頂多是把家長叫来並留個記录。爲了這事杀人？不要说是在課堂上，就是對黑人再有偏見的人在私下恐怕也難以用這樣的口吻——"小黑崽子"和"'嘣'一枪"——来谈論這樣的慘案。
        重要的是，這些话把"黑人"的種族特征抽出来，認爲這是他們在政治、智力和道德上的缺陷的根本原因，所以美國的黑人和非洲的黑人都一樣。而那些成功的黑人却是黑人中的"另類"，好像不再屬于黑人。在全球范圍內把黑人如此分類出来另眼相看，這是最"徹底"也是最"古典"的種族主義觀點。此外，這些话裏还有對韓國人和墨西哥人歧視性的评論，很明顯背後有一個基于種族的等级秩序觀念。

"不是一般的黑人"

        袁先生對美國黑人的看法一定程度上也是北美很多華人對黑人的看法。有意思的是，也有很多華人在谈到身邊一些表現突出的黑人时會不經意说："他/她不像一般的黑人"，正像袁先生把赖斯、鮑威爾和奧巴馬等等说成是"黑人"的另類一樣。
        在美國打拼的經曆和角度使得相当一些華人忽視了一個人類社會的基本常识：讀書成績好坏只不過是人生的一個方面，雖然是非常重要的方面。不是世界上每個民族或族群都把"學而优則仕"或"學而优則富"作爲人生目標的。黑人文化重視音樂、體育、社交，黑人文化注重生活的即时当下性，並不總是用"將来"来規范和束縛現在，對生活的態度比較放松，黑人對自己的權利非常看重，寸土必爭，黑人政治組織和政治活動的能力很强，黑人對自己族群那個悲慘的過去始终不能忘却，對于他們来说，對曆史的遗忘和麻木就是犯罪，黑人學习語言的能力非常突出，等等。所有這些，就像華裔文化注重成績、排名、學位、收入、在哪個社區買房子等等一樣，成就了美國文化的多元和豐富。
        在一個族群多元的社會裏，没有哪一個族群能把所有的長處都給包了。你對生活的理解和追求只是你的理解和追求，別人不一定非要像你一樣拼命追求"上進"。更不用说黑人中産階级也爲數不少，黑人知识分子的思維和批判能力和別的族裔知识分子一樣敏銳，他們当中既有對整個西方文明從希腊羅馬開始對世界和人生的態度的深刻批判，也有對自己族群存在问題的無情解剖，就像鲁迅和柏楊等人批判"國民性"一樣入骨三分痛心疾首，甚至爲此遭到自己族群中人的憎恨。
        当然毋庸諱言，黑人族群的弱點和缺陷也很明顯，但這種弱點和缺陷和他們的種族特征没有關系。就我自己的教學經驗来说，從非洲和加勒比地區来的黑人新移民的子女，一般要比美國本土的黑人學生用功，他們当中在品行方面發生问題的也要少得多。
        袁先生的另外几個有關殖民主義和非西方文明的視频中也有一些说法，让人難以"下咽"。有關美國的西進运動和印第安原住民的评價，我聽到的是"教材中评價廣大印第安人遭受屠杀，但未開發地區被開發。這是什么概念？就像我們前面讲西方擴张，道理是一樣的，曆史的發展總要有人付出代價。如果印第安人今天还在那個地方呆着的话，那那個地方也許还停留在史前文明时代。但今天印第安人在美國就像咱們的熊貓一樣，屬于珍稀频危保護動物。他們可以不服兵役不交税，所有写着NO SMOKING的地方可以噴云吐霧的一定是印第安人，你別仗着你黃脸也在那兒噴就完蛋了。"
        有一個視频谈到海地。海地是世界上第一個由黑奴起義建立起来的國家，但在当代經濟發展和社會管理方面毫無疑问是一個"失敗國家"，甚至有傳言说海地人只得吃土。讲課人發揮说：海地"原来是法國殖民地，紅酒面包不要吃土去吧。聯合國列爲最贫窮的國家之一。"还有，"這话你得两说啊。我們中國确实受西方入侵帶来深重災難，我們現在客觀上承認傳来了文明，你说非洲和拉丁美洲在白人入侵前还是史前文明时代呢！"
        美洲和非洲的許多地方在白人入侵前絕不是"史前文明"。我想，一個曆史教師是完全知道瑪雅、阿兹特克、印加和松海、剛果和馬裏這些名字的，我相信讲課人在教授這些內容时毫無疑问會说他們都是富有成就的人類文明。但爲什么当把它們和"白人"放到一起时就忘掉了這些，它們就從"文明"退到"史前"去了呢？能不能用"曆史發展的代價"来评價非西方民族遭受的災難呢？對今天一些非西方國家政治經濟的落後原因的探討，能不能延伸到對它們当年反帝反殖爭取獨立的鬥爭的重新评價呢？世界上獨立後正常發展的非西方國家不是更多嗎？
        六六女士和袁騰飛先生的這些话让我想起几年前讀到的一篇流傳很廣的谈論爲什么中國人在非洲受歧視的網文，作者也是一位很有影響的社會评論家，在非洲工作過多年。那篇文章在客觀陳述中國人在非洲遭受的不公對待时也表現了相当程度的種族主義觀點，和六六女士和袁騰飛先生的一些觀點甚至说法非常相似，例如也用"鳥語"来形容非洲当地語言，認爲非洲在白人到来前没有文明，暗示非洲人的動物性，说"黑人爭取獨立，那只是政客玩弄的把戏"等等。最有意思的是對"中國人爲什么在非洲受氣？"這個问題的答案是"其主要原因是我們没有對他們殖民。" 不過，那位作者後来很快在另外的文章中糾正了自己的说法，對中國人爲什么在非洲遭受歧視給出了令人信服的答案。

中國知识分子的種族歧視

        我在這裏重提舊事，只是爲了指出一個事实：上述六六女士和袁騰飛先生對黑人和其他一些非西方民族和文明的说法，在中國知识分子的言論中應該说不是很罕見的，而且這不是一些零碎的看法，而是涉及對整個非西方世界和人類文明一些基本问題的看法和评價。這些言論在中國的公共言说甚至學校課堂上公開傳播，没有遭到任何抵抗和批判，甚至連這樣的意识都没有。
        和這些具有明顯種族主義色彩和傾向的言論相比，中國知识界更爲常見的是社會達爾文主義和民族/種族的自大。而這二者又是相互聯系的，反映了相当一部分中國知识分子的世界觀。這種言说特別反映在很多通俗曆史作品和通俗曆史討論中。通俗曆史作品和討論有很多形式，是今天大衆文化和文化市場化的産物，從曆史讲座到曆史小说、影視作品和網絡討論，對当今中國人的曆史觀有不小的影響。
        任何人都可以谈論曆史，起碼他們都是自身的曆史學家。但這並不是说，任何人都可以任意地從曆史中抽象出某種法則、規律、模式或范型，對人類曆史和文明做宏觀的劃分而誇誇其谈。而這恰恰是当前中國通俗曆史討論中存在的问題。網絡上那些业余曆史學家對"中華文明"和"世界文明"等等大而化之的討論比比皆是。但以下言論却不是出于他們之口：
        "人類文明可以分成两種，一種是世界性的，一種是區域性或者民族性的。也因此不同的文明圈它的曆史地位、作用影響、責任擔当也是不一樣的。根據這一點， 我認爲当今世界的人類文明可以分爲三個世界。第一世界是西方現代文明，第一世界的第二名是伊斯兰文明，第一世界的第三名中華文明。也就是说西方現代文明、 伊斯兰文明和中華文明是世界文明中的第一世界。第二世界的綜合排名是斯拉夫文明、印度文明、非洲文明、日本文明、拉美文明。其他的屬于第三世界。因此在未来的世界，將是西方現代文明、伊斯兰文明和中華文明唱主角，因爲第三世界在世界文明中的地位相当于散戶，大鳄是前三甲，西方文明、伊斯兰文明、中華文明。 這就是中華的位置。"
        這是"著名曆史學家"易中天先生在北京大學的演讲，題目是"文明的意志與中華的位置"。很多人從不把易先生当作一個值得一提的學者，正如這個演讲的題目所表示的那樣。但我覺得單凭他聽衆的廣大，就不能對這些宏大敘事掉以輕心，尤其是在"北大"。我在一篇網文中说：易先生"這裏谈的究竟是曆史，是文明，还是江湖世界的排座次，是考科舉，是奧运會的奖牌數，是GDP，还是股市？排不上第一等级的文明怎么可以统统歸入'綜合排名'？第三世界近百個國家又怎么可以被打入'散戶'？'大鳄'云云，難道意味着其他的都是小魚小虾嗎？所谓'唱主角'，最直接的解釋就是有更多的话語權甚至是獨白權—戏台上的主角不就是這樣的嗎？"
        在一個國家文科最著名的高等學府發表演说，用權力话語、江湖话語和股市话語来定義和排列"世界文明"，而所谓"中華文明的位置"就由這三套话語的坐標来界定並據此要求比別人更多的"責任擔当"——我很想知道在座的"北大"那些中國學者和學生中有没有人质疑。在座的如有外國學生和學者，尤其是那些来自被易先生歸入"綜合排名"或者等而下之——"散戶"——的又有何感想。
        把全人類用社會達爾文主義和種族主義的觀念（当然結合了傳统的"華夷之辨"）来分類，自说自话地建立一個优劣高低的等级秩序，據此来給中國定位，把很多被自己看成是等而下之的民族甚至整個地區排除出人類文明的概念或者甚至意识不到它們的存在，這一套貨色是從晚清时候在中國知识界就有相当影響的。從康梁严谭陳天華到孫中山都或多或少地在這個话語影響之下，今天漢語中很多對黑人、各地土著和印度人的蔑視性用詞在那個时候就已經有了。而這個影響在"趕超"、"自强"、"雪恥"、"球籍"尤其是"崛起"等等话語下從未得到認真清算。
        中國知识界在痛感被西方看不起的同时，同樣看不起那些在某些方面——更不用说整體上——还不如自己"先進"的非西方兄弟，現在甚至連日本和俄國也包括進去了。這種看不起常常表現在谈論國際问題时對這些國家和地區的忽視甚至排斥。
        今天中國有關"文明"的討論越来越多，既有專业學者，也有普羅大衆，但很多人都是把這個討論作爲論證中國文化优越性的讲台。很多學者嘴裏的世界其实就是西方和中國，文化比較研究其实就是"中西"的比較而非"中外"的比較。西方几乎是中國唯一的參照系。很久以前中國"領先"，後来被西方趕超，受西方的欺負，現在中國崛起，"大國"几乎成了中國的自稱。世界史尤其是近代以来的世界史就是大國的主宰史。世界除了"西方"就是"東方"，而這個"東方"甚至"亚洲"常常又成了"中國"的代稱。
        難怪有人站在崛起的中國放眼四望，除了西方，一片散戶。
        上文所引的那些種族主義觀點和社會達爾文主義觀點放在任何國家都有可能出現，但中國的问題是它們出自知名知识分子之口，不但見諸公開發表的文章和大衆讲堂，而且竟然没有人對此提出異議。我想，這至少可以说明種族平等和文化多元的觀念在知识分子中远没有成爲基本的價值觀，所以很多人對這些觀點习以爲常，讀着很自然，聽着並不覺得刺耳。
        更進一步说，這種受衆文化和今天中國從主流輿論到大衆媒體中形形色色的中華文明优越論，中華民族是最优秀的民族，中國人的聰明才智是如何突出等等话語的熏陶分不開的。總之是"我們中國"如何如何。這些文字放在中文語境下人們已經习以爲常了，但如果按照它們的原意翻譯成外文，其骨子裏的自我优越恐怕會让別人感到又回到了十九和二十世紀，是古典形態的社會達爾文主義甚至種族主義的再版。

        （本文作者程映虹系美國特拉華州立大學曆史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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