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科院院长王伟光近日发话“我院不是自由撰稿人的松散联盟”，其实还透露了中共中央将该院定位为“思想库”和“智囊团”。“打虎英雄”王岐山破例于近日出席政协会议，征求有关政治制度方面的建议。两事看似不大相干，实则大有关联。王岐山问策体现了高层对治国方略的高需求，而高层对社科院“思想库”的定位，则体现了对体制内本具有相关功能单位的高期待，两件事均折射出中国决策层所需的建设性思想智慧的相对匮乏。
尽管中共内部一直存在一个高水平的智囊群体，现如王沪宁、刘鹤，一直是政坛和观察者的“宠儿”，但是并未形成规范化、有实力过硬的智库系统，这对中共正在打造的现代化执政党来说无疑是一种缺失。布局中国全面深化改革开放的中共总书记习近平以及由他主持起草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都已明确，要“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建立健全决策咨询制度”。近期相关动向或许表明中共的现代化智库体系正在建设之中，社科院、政协都已从中央获得新使命，但是高层的整体设想尚未呈现初步形态，社科院等备受束缚的内部单位能否转型成功担当重任也未可知。
决策层精英环绕
智囊，即出谋划策之人，中国古代就有谋士、军师、谏议大夫，张良、荀彧、刘伯温皆属此类。组织系统中，决策者个人的接触范围、认识和智慧肯定有限，难以保证所有判断均无纰漏，但每一项决策又都会产生至关重要的影响。如行军打仗者稍有差池便有可能造成致命伤害，执政者施政不当也会对民众造成大范围的利益受损，智囊因此必不可少。
习近平在政协会议闭幕式上
多维新闻此前曾有分析文章《观察站：习近平的七大智囊》，总结现今被习近平器重、并有可能已经在国家治理中有所献策的7位智囊型人物，包括现为国家发改委副主任刘鹤、中央党校常务副校长何毅亭等人，以及其他属于社科院、中央党校、北大清华、政协等单位的编制人员，也都有向中央建言献策的政治任务，其实也是智囊。以此来看，中共体制内的智囊数量相当可观。
而如被称为“三朝帝师”的王沪宁，更是被认为是中共两个指导思想“三个代表”和“科学发展观”的首倡者，这几乎是中国智囊能够做出的最大贡献。被习近平评为“对我很重要”的刘鹤早已成为观察者“宠儿”，其参与制作的“383”改革方案一度被认为是三中全会决定的模板。这一批人围绕在中共最高权力核心的周围，把控着中央办公厅、总书记办公室、国家主席办公室等机构，为中共执政出谋划策，提供治国方略，其政治能量完全可以影响整个政坛。
智囊所在的单位，一般被认为智库，如美国的布鲁金斯学会、英国的皇家联合研究所，而提到中国的智库，则一般代指社科院、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等等，王沪宁所主持的中央政策研究室即政研室的地位也不可忽略。与耀眼的各位智囊相比，智库在中国政局之中则暗淡得多。习近平领衔各方代表起草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时，王沪宁、刘鹤都有参与，而社科院这一重要智库却置身事外，已经表明了该机构的政治地位。
有评论认为，中国智库数量和水平可以在亚洲排名第一，但也有分析认为其比不过韩国的开发研究院。但各方普遍承认，尽管中国智库有一定实力，也不乏一些顶尖人才，但与欧美发达国家较为完备的智库体系来说，差距仍然十分明显，不论数量还是质量都远远不及。
其原因主要归结为两点，一是中国智库在改革开放之后才开始正常发展，成长时间仍然较短；二是在中国过于严苛的意识形态管束下，智库的发展一直受到很大限制。中国顶级智库如社科院一类，都有官方背景，意识形态和政治原则要求划定过多框架和禁区，而且经常需要领取官方指定政治任务，阐述和辩护官方政策。与西方智库相比，这些官方智库独立性不足，创新性不足，脱离社会实践。
另外，由于自上而下的制度性设计，官方智库必须学习中央的政策指示，而不能够提出区别于现今国策的高屋建瓴的战略设想。真正能够为习近平等决策者提供意见参考的，其实只有王沪宁等少数人物。当然，由于中国高层政治制度不够透明，也有可能存在一些不为外界所知的“高人”，但整体数量显然是无法与欧美成建制的大规模智囊群体相比的。如美国等智库系统较为完善的国家，即使是少有人问津的旁门别类领域一旦发生重大事件，也都能迅速拉出一批顶尖的专家，以供决策层参考需要。
管控下的官民智库
需更大空间
中国官方智库主要分为三类：第一类是中共中央、国务院及军队的直属智库机构，如上文提到的中央政研室、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军事科学院；第二类是党政部委下设的研究机构，如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国家信息中心；第三类是高校系统，如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清华大学国情研究中心。三者定位不同，服务层级也不一样，大体是一种自上而下的制度安排。此外，一些独立性相对较强的媒体如《环球时报》者，在为执政党辩护向外宣传之时，也偶尔提出一些参考意见，具有了一些智库属性。
而民间也生存着一批数量可观的智库，发展形势可观，但整体实力较弱。如知名度较高的有经济学家茅于轼担任名誉理事长的天泽经济研究所、中国世界与政治研究所等。理论上来说，民间智库自负盈亏、独立性要强于官方智库，但是往往过于倾向于批判执政者与治理政策，受到当局打压。而且，虽然摆脱了对权力的依赖，但民间智库过于狭窄的生存空间又导致对资本的依附。其实，这也是智库在发展早期难以避免的现象，随着品牌和声誉的积累、调查和研判能力的提升，其独立性和价值才能够逐渐显现。
其实，官方智库还是民间智库虽然立场各异，但是基于事实和实践而得出的调查结论本应具有一致性，提供给决策者的建议也应该能够达成共识。这是执政者本可以开发和依靠的重要力量，对于中国新一轮现代化和制度转型来说也将大有裨益。对于执政者来说，不论是官方还是民间智库，都需要更为宽松的发展空间，社科院、政协或是民间智库都是如此。
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建立健全决策咨询制度。习近平亦对该方案作出重申。在此之前，时任中国总理温家宝批示成立一家高级智库——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这些迹象表明，执政者对中国智库建设早有设想，并且有所着手。不过，除了对社科院的寄望和对政协的新要求外，尚未有更多迹象显示。而这些已经背负较多政治负担的体制内单位能够担当起高层所期待的智库角色，也还是未知之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