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世人传颂“孟母三迁”、“岳母刺字”等母亲教育孩子的故事时，中国却也流传下来了《曾国藩家书》、《梁启超家书》、《傅雷家书》等一批父教典范文本。
可见，从古至今，中国人都同样重视父亲在孩子教育中的重要地位和责任。
其实，传统中国人通常认为父亲在孩子的成长中扮演着精神领袖的角色。爱可以有很多种，陪孩子吃喝玩乐不是父爱的全部，严厉的规范和精神的引导同样是爱的表示。中国传统教育中，父亲承担着更多家庭教育的责任，严肃地看着孩子玩耍，适时地注意孩子不要跑出了“圈”。
可是，在一个浮躁的社会氛围下，很多中国父亲已经忘记曾经那句“父爱如山”的真正意义，他不是没有时间去教育孩子，而是没有耐心去思考做父亲真正责任和意义。
梁启超深夜写家书
如果不是偶得几封梁启超的家书，穆卓依然只会仅看到梁启超大师的一面，而无法领略其身为慈父的一面。
杭州《钱江晚报》报道，机会偶然，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讲师穆卓曾接触到梁启超的几封家书，他惊奇地发现——梁先生就像隔壁家的老爷子，平易近人，宛如画上的人物一下子走到了现实。
出于兴趣，穆卓后来又找了几本梁启超家书看；出于喜欢，他就想自己收集一些。收集的多了，他又想知道写作背景。一来二去，他就编著出一本书——《宝贝，你们好吗》，共收集了梁启超给孩子们的400余封家书。
人们常说严父慈母，不过，看梁启超家书，穆卓倒恰恰看出梁先生的慈父形象来。
梁启超有九个子女，在他的教育、引导下，个个成为某一领域的专家，甚至还产生了“一门三院士”的佳话。这“三院士”是建筑学家梁思成、考古学家梁思永、火箭控制系统专家梁思礼。另外，四儿子梁思达是经济学家，次女梁思庄是图书馆学家，三女儿梁思懿是社会活动家。
“对长女思顺，梁先生常亲切地称其为‘娴儿’、‘宝贝思顺’、‘顺儿’等；对小儿子思礼，往往以‘老白鼻’相称，老白鼻者，老Baby也；对思懿，则干脆取外号为‘司马懿’；至于思宁，却又以行名，呼为六六。”穆卓感慨，“形式各异的称呼中映衬出的是父亲的亲切与慈爱，慈父形象跃然纸上。”“现在人常常以工作紧张、抽不出时间为借口，而忽略了对孩子们的关心。回头想想，再忙，也不会忙过梁先生吧！”穆卓认为。
穆卓介绍，组织内阁、护国运动、五四运动、反对张勋复辟、清华国学院的组建、松坡图书馆的建立，乃至到各个大学演讲，公务之繁忙，非常人所能预料，白天自然很难有时间给孩子们写信。
穆卓说，他的信，从落款可知，多半写于凌晨两三点钟，有的信甚至隔了三五天才完成，即便这样的繁忙，梁先生也常常写信，从1911到1928年，除1914、1917年未有家书，其余每年都有，少则一年几封，多则几十封。即便是护国运动身赴前方之际，也依然家书不断，述说自己的近况，并督促女儿学习。
作为“神五工程”火箭控制系统专家，梁思礼回忆：“父亲对我的直接影响较少，但他遗传给我一个很好的毛坯，他的思想通过我的母亲及他的遗著使我一生受益。”
穆卓介绍，对孩子性情的培养，梁先生常常现身说法，“一个人若是在舒服的环境中会消磨志气，那么在困苦懊丧的环境中也一定会消磨志气。你看你爹爹困苦日子也过过多少，舒服日子也经过多少，老是那样子，到底意气消磨了没有？我相信我的孩子们，个个都会受我这种遗传和教训，不会因为环境的困苦或舒服而堕落的。”
有教育专家指出，对于父教的讨论不应局限在父亲是否回归家庭陪伴孩子，更应让父亲在家庭教育中的重要功能得到重申。《梁启超家书》、《曾国藩家书》与《傅雷家书》并称中国“三大家教典范文本”，但这些为父者并没有日日在家陪伴孩子，只是用心地对孩子的行为给予规范和引导，这就是中国传统意义上的父爱。
现代文艺作品中扭曲的父亲形象
数年之前，在一场名为“文学作品中父亲形象的变迁”座谈会上，吴祖光、新凤霞之女吴霜，翻译家杨苡幼女、画家兼作家赵蘅等人追忆了自己的父亲，并点评了当前的文学作品和国内外影视作品中的父亲形象。
北京《中国青年报》报道，画家兼作家的身份，使得赵蘅既可以用文字，也可以用画笔来纪念自己的父亲。在座谈会上，她展示了几幅她所画的父亲作品。
赵蘅说，父亲去世后，她曾出了几本书，包括《献给在天国等我写完的父亲》，之所以叫这个书名是因为在她写作时，前面的内容父亲曾经看过，他还给她写了一封信，鼓励她把书写完，但写完这封信一个星期以后他就因心脏病去世了。她以后要为父亲再写一本书，题为《最后的书生———赵瑞蕻传》。
“我八九岁他给我写的信我都留着，包括文字改革的时候要求我写简体字之类的都有，我想这样的父亲这个时代也没有了，我觉得应该让大家知道这些东西。”
吴霜认为，好的父亲有两个标准，一个有好的幽默感，一个是能和孩子做朋友。“父亲吴祖光是一个很忙的作家，但他写作的时候我可以随便到他那里捣乱，我抱着的猫也会跳到他的书桌上，一下子就踩在他的稿纸上。我的父亲会很无奈地指着那只猫说：‘离我一尺远’”。吴霜现在正在写一个电视剧《新凤霞传奇》，里面也有很多关于父亲的内容。
不过，在谈及当前文学作品中的父亲形象时，齐欣认为，以往文学作品中，不管是城市还是农村，父亲基本上都是勤劳淳朴、吃苦耐劳，在任何时候不轻易掉眼泪，真正能够肩负起社会、家庭给他的担子的形象。但现在作品当中，父亲的形象能够打动人的不太多。
“现在多数的中国文学作品当中，渲染的父亲一种是有钱、事业成功，但他们在道德上、行为规范上、对孩子教育上基本是放弃的；一种是弱势的、无奈的、没本事的父亲，四五十岁就退休，游手好闲，在社会、家里都非常没有地位的，这很影响父亲的形象。”她比较推崇像《激情燃烧的岁月》里“石光荣”那样能够为家庭撑起一片天的父亲形象。
事实上，在如今这个思想多元化的时代，父亲的形象也是多元的，什么样父亲才是好父亲并没有固定的答案。
针对哪种类型父亲更有利于孩子成长？在《重庆晨报》舆情调查中心曾做过一次调查。
结果显示：51%的受访市民认为，哥们型父亲可以与孩子互帮互助，并尊重孩子个性，更有利于孩子成长；26%的人更推崇无微不至、循循善诱的细腻型父亲；还有19%的人热捧一丝不苟、严格要求的严厉型父亲。
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副主任孙云晓说，自己曾经问中科院院士、原北京大学校长陈佳洱，您是如何走上物理系研究的道路？
陈佳洱的回答是，父亲陈伯吹在雷雨天给童年恐慌的他做摩擦生电的游戏，使他开始迷上科学探索。
“由此可见，孩子更期望有一个朋友式的、和自己共同成长的父亲。”孙云晓说，没有时间，其实，这是一句谎言。中国父亲对教育孩子畏而却步，最根本的原因是对父亲的特殊责任和巨大潜能认识不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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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启超家书节选
有关学习
当梁思成在美国学习建筑学之后，他时刻担心其学业太专而会感到单调会不思进取。他多次去信和梁思成讨论这个问题，其中一封写道：
“我是学问趣味方面极多的人，我之所以不能专积有成者在此，然而我的生活内容异常丰富，能够永久保持不厌不倦的精神，亦未始不在此。我每历若干时候，趣味转过新方面，便觉得像换个新生命，如朝旭升天，如新荷吐水，我自觉这种生活是极可爱的，极有价值的。我虽不愿你们学我那泛滥无归的短处，但最少想你们参采我那烂漫向荣的长处。”
有关逆境
当大女儿梁思顺和女婿周希哲遇到失去工作的麻烦时，梁启超致信解劝说：
“你小时候虽然也跟着爹妈吃过点苦，但太小了，全然不懂。及到长大以来，境遇未免太顺了。现在处这种困难境遇正是磨炼身心最好机会，在你全生涯中不容易碰着的，你要感谢上帝玉成的厚意，在这个当口儿做到‘不改其乐’的功夫才不愧为爹爹最心爱的孩子哩。”
有关交友
梁启超告诫二女儿梁思庄说：“庄庄多走些地方，多认识一些朋友，性质格外活泼些，甚好甚好，但择交是最要紧的事，宜慎重留意，不可和轻浮的人多亲近。”
有关情感
至于儿女们的恋爱婚姻，梁启超更是关心。大女儿梁思顺和大儿子梁思成都是由他牵线搭桥，再让儿女自由恋爱，促成婚姻。梁启超对此颇感自豪。他在给思顺的信中说：“我对于你们的婚姻，得意得了不得，我觉得我的方法好极了，由我观察看定一个人，给你们介绍，最后的决定在你们自己，我想这真是理想的婚姻制度。”《天津日报》
张学良终生未回大陆之隐情：
被李登辉严厉责问
京港台：2014-8-29 18:31| 来源：人民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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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安事变”名将张学良自1949年被蒋介石带往台湾后，再也没有回过大陆。事实上张学良将军非常希望在有生之年访问北京和沈阳老家，并曾通过绝对信赖的密友穿针引线，眼看张学良将军就要成行，可惜最后关头出了问题，令张将军抱憾终生。当年一手策划此事的王冀先生披露了那段令人遗憾的往事。
打消顾虑访问大陆
王冀曾任美国乔治城大学历史系教授，美国国会图书馆中文部主任。退休后，一直致力于中美交流事业，现任美中政策基金会共同主席。王冀家与张家有着深厚的交情，王冀的父亲王树常做过张作霖的总参议，在张学良的手下任东北军参谋长，后官至河北省主席，与中共关系也不浅。正是出于这种关系，张学良才将沟通的重任托付给王冀。
1991年春节前，王冀在华盛顿突然接到张学良从台北打来的电话。当时张学良已经获得自由，从夏威夷返回台北居住。张学良与王冀有多年的交往，互通电话是常事。但是这次，张学良在电话那头说，我有急事找你，你能不能马上来台湾一趟。王冀问什么事，张学良说，你来了就知道。王冀第二天就买了从华盛顿飞台北的机票。
到了台北，王冀直奔张学良府上，当时赵四小姐不在。张学良说，我想在有生之年回大陆看看，不知道中国领导人会不会欢迎？他当时担心自己曾背有“不抵抗”的骂名，国民党又说他是“历史罪人”，心里有点放不下这个包袱。王冀说，大陆当然欢迎你回去。他进而劝慰说，这么多年都过去了，大陆没有忘记你的历史功劳。王冀说，1956年全国政协礼堂举行西安事变20周年纪念大会，周恩来总理亲自出席，王冀的父亲也应邀参加。当时周总理称张学良是中华民族的“千古功臣”。现在中国大陆对外开放，应该很欢迎你回去走走。
经过一番思想工作，张学良下定决心访问大陆。但他还有一个顾虑，那就是怕国民党最高领导人不放行。李登辉对张学良比较同情，也很敬重。张学良被囚禁50多年后，是李登辉上台后解除禁令，恢复了他的自由，并允许他随意走动。张学良是个讲义气的人，心里很感激李登辉，但他觉得当时两岸关系很微妙，自己刚被解禁就提出去大陆，可能会惹李登辉不高兴。因此，张学良决定先不通知李登辉，等联系差不多了再告诉李登辉，他认为李登辉到时也很难对他说不。
密友从中斡旋
张学良接着请王冀做他的特使，先行大陆，与有关部门私下沟通。张学良希望大陆领导人能写封邀请函。张学良认为，只要拿到邀请函，再亲自去向李登辉请示，一定没有问题。张学良还希望这封邀请函由杨尚昆或邓小平发出。张学良之所以点名请杨尚昆和邓小平发出邀请，一是他们两人在中国大陆位高权重，发出的邀请信分量重，台湾当局不能小视。二是张学良与杨、邓二人有交情。张学良与杨尚昆在延安时期就有过联系，关系不错。他与邓小平的交情更深，还算是邓小平的救命恩人。原来，邓小平在华北根据地工作时，一次患上伤寒病，身体很虚弱，医生说只有喝牛奶才能恢复健康。当时根据地的条件非常艰苦，连吃饭都成问题，更没有牛奶了。张学良知道这一情况后，专门派人送去一大箱荷兰奶粉。邓小平喝了奶粉后，身体恢复了健康。邓小平对此很感激，曾跟女儿谈起过此事。
王冀赶在春节前转道香港前往北京，凭借自己的关系很快与国内主管台湾事务的单位取得联系。北京方面宴请王冀，并把有关情况向上反映。大陆方面对于张学良这位历史名人回大陆访问当然持非常欢迎的态度。事情进展得很顺利，王冀几天后就返回了美国。
张学良不久也前往旧金山，两人交流信息后，都很激动，进一步规划去大陆的计划。张的想法是这次回大陆探亲至少需要4天行程:在北京待2天，希望礼节性地会见邓小平；在沈阳也待2天。张学良说，一定要回老家沈阳，看看父老乡亲和当年的旧部。按照计划，张学良将在沈阳电视台做个简短演讲，表达对家乡人民的思念和愧疚之情。那一段时间，张学良情绪很高，在美国玩得很开心。
最后关头功亏一篑
在美国住了两个月，张学良返回台北，准备等待来自大陆的好消息。一天，李登辉突然派人找他去谈话。张学良事后对王冀说，他当时一点心理准备都没有就去了“总统府”，一到那里就发现情况不对。李登辉表情十分严肃，手里拿着杨尚昆的邀请函，责问张学良:“我对你不薄呀，为什么你还要背着我搞这一套呢？”“我这么信任你，你怎么可以背地里搞这种名堂。难道你还要搞个西安事变或台北事变吗？”李登辉的话说得非常难听，张学良当时感到非常难为情。
张学良将军后来跟王冀说，自己现在两边不是人，台湾当局得罪了，大陆方面也觉得被骗了。大陆去不成了，张学良也不想留在台湾，就申请前往美国。
往事如烟，现在回想起这件事，作为牵线人的王冀感慨万千。历史机遇就这样失去了，这段鲜为人知的插曲也被无情的岁月尘封。2006年12月12日，西安事变
70周年，王冀先生专程飞往夏威夷，给张学良的墓地送上一束鲜花，表达他对张老将军的敬意和怀念，同时也流露出一点无奈的遗憾。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