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在两千余年的时间里兴盛，在今天却面临被扬弃。
人是必须与环境保持即时互动的动物，为了解决迫在眉睫的急务，有时几乎无暇思索就作出了反应。不过只要时间允许，绝大多数人还是喜欢审慎思考之后再付诸行动。审慎思考就是调动智慧。这些智慧的很大部分是权宜之计，看清下一步或多看几步，以选择自己认为预期收益最大或损失最小的办法来回应眼前的问题；还有一部分则是遵循某种原则，宁可眼前收益小一点或受损，以追求长期受益。
原则，有人称为价值观，如果从实用的角度看，也可称为方法，长期起作用的方法。与作为权宜之计的短期方法不同，原则会在很长或较长时期内对回应许多不同种类的问题有效。
原则通常可分为两大类，一类是目的性原则，一类是规范性原则。要阐明目的性原则，先得说明目的。所谓目的，指的是大到全人类的和平、减排目标，小到一村数户修条水泥路吃上自来水，几十号人狩猎一头野兽，等等。人作为个体，其行为会有目的，作为集体而行动，同样得有目的。不为某个目的，就没必要集合起来，各干各的得了。目的属性是积极的，规定众人齐心协力的方向，提供行为的动机。人类在经过多少万年的进化后，如今目的已不再限于填饱肚皮，而是有了更加高远的目的。这些目的各有各的打动人的特点，比如基督徒的目的是灵魂得救，佛教徒的目的是行善积德以规避苦难轮回。这些目的就成为对寻求它们的人类的行为具有约束力的原则。对于选择并深信这些可欲目的的人们来说，他们会在很长时间内，以至于穷其一生，都坚定不移地追求这些目的，所有与此目的相背或不符的目的，都会被他们自动排斥。这样的目的，而非短期目的，就是目的性原则。
与目的性原则有所不同，规范性原则指的是人的言行必须遵循的规则。所谓规则，比如人类最早有完整记载的《汉穆拉比法典》规定，砍手者剁手，实行同态报复，这就是规则。 《吕刑》中的记载据说就是中国最早的刑事规则。周公制礼作乐，这里的礼乐，也是规则。商鞅变法，改变的对象主要也是规则。规则就是不论从事某个集体行动也好，与人一起玩也好，都得有个约定来约束双方和众人，商定有些事是谁也不能做的，不论谁做了都将遭受惩罚。有了规则，每个人就不能乱来。规则在过去通常包含四类：禁止的，允许的，必须的，奖励的。换一个层面看，规则又可分成三种，延时性规则，现时性规则（又称平衡性规则），即时性权宜。
延时性规则指的是从《汉穆拉比法典》、孔子、苏格拉底、《圣经》、《罗马十二铜表法》、《古兰经》等延续到今天以至于直到今后很久仍然有效的那部分规则。这种规则可称为长期性原则，或普世价值，也可理解为人类共同的经验与偏好。延时性规则包括某些人类公认的美好品德，如诚实不欺，也包括宪法性规则。
现时性规则指的是某个时代对某个国家社会建构起某种秩序起支撑作用的那些规则，只要那个体制还在，就会发挥作用，只有那个体制不复存在了，或者换个地方，这些规则存在的价值才不复存在。这种规则可理解为部分人类的经验或一时的偏好。现实性规则通常表现为法律。
即时性权宜指的是起临时规则作用的方法，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式的。我们称之为法规、规章制度、政策的，多数就是即时性权宜，也就是权宜之计。举三个例子，比如保护环境以实现可持续发展，就是延时性规则，社会主义制度属于现实性规则，计划生育则是权宜之计。把计划生育与环境保护并列为所谓的基本国策，是不懂政治学的工程师们创造的「奇葩」之一。
在厘清了上述政治学概念之后，再来看看儒家。
就目的性原则而言，儒家的理想是「大同社会」或「小康社会」。不论是大同社会还是小康社会，在今天看来，都是非常低的目标，如果要把《礼记•礼运》篇中对大同社会的理想作为今天中国或世界的终极目的，未免削足适履。
就延时性规则而言，儒家通过《四书五经》和《仪礼》等为中华确立了很多政治规则，这些规则不少至今仍然有效。比如国家必须有政府，国家政府必须是唯一的，法律政令必须是唯一的，政治首长是唯一的，执政集团内部成员之间必须既有分工又有合作，国家垄断暴力，用理性驾驭暴力，政治必须以德服人、以理服人，而不能以力服人，政府必须忠实履行职责以换取民众的自愿服从和拥戴，等等。个人道德层面，孔子阐释的「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等，也可视为普世价值。所有这些，不仅自传说中的尧舜禹时期的中国适用，今天和后世的中国适用，而且在世界范围内极可能今后也仍然有效。相比之下，仁义礼智信这「五常」，过去曾被奉为天经地义的亘古不变的天理，如今则未必全部有效，大体上只有信，以及礼中的对人尊重的涵义是延时性规则，其它三常半很难被一个自由平等的社会所认同。
就现实性规则而言，载于上述儒家典籍中的很多规则，比如基于血统的统治，长子继承制，统治者视被统治者、江山社稷和政治权力与职位为私有财产，统治者集立法、执法、司法三权于一身，最高权力不受制衡，政治官员由最高统治者授予并向最高统治者宣誓效忠，民众被排除在立法、执法和司法程序之外，臣民只能服从而不能抗旨不遵，孔子强调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从《春秋左传》、《白虎通》到董仲舒演绎出来的「三纲」，等等，都已经随着清帝的退位和父权夫权的退隐，不可能再被拿来作为今天和今后的规则。儒家津津乐道的「忠孝节义」，以及还有大量在《三国演义》、《水浒传》等传统经典，以及在官员和一般国民意识中仍在发挥作用的规则，其被普遍认可的根基也已瓦解。
就即时性权宜而言，所谓「半部《论语》治天下」，《论语》以及《孟子》等儒家经典中所阐明的治理方法、策略，如「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位而众星共之」、「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以及法家所阐释的某些权术，可能仍然被某些个人或官员所接纳、使用，在现在乃至今后的政治实践中得到传承，但就总体而论，随着政治日益开放，国民教育普及和权利意识普遍觉醒，人与人之间的平等取代等级区分，其中的许多内容都将遭到废弃。
儒家的理想不适用，儒家的延时性原则部分有效，部分失效，儒家为王制（以及后来演变出的帝制）量身制作、支撑帝王统治保持平衡的现实性规则几乎全部无用，儒家的权宜性对策因其等级制特征许多已不合时宜，这就是儒家在今天面临的尴尬处境。儒家在两千余年的时间里兴盛，在今天却面临被扬弃，某种程度上讲有些类似于欧洲古代人的自由与现代人的自由。现代的自由由古代的自由发展而来，却发展到了古代自由的反面，但这既不代表古代文明没有价值，也不代表处当今之世，仍然得遵循古人之道。
今天的中国社会来源于古代中国，却迥然不同于古代中国，孔子就是复活，面对今天日益开放和日益自由平等的社会，也不可能还用他那一套来回应。
来源：东网
与民为敌者必四面楚歌
南桥 旅美学者
周永康问题的要害是权力，而不是金钱。
周永康的倒台，全国上下人人称快。现在大家关心的是，后面的大老虎是哪一个，王岐山要大家耐心，「以后你就慢慢懂」，显得相当自信。外界的解读是，打虎还将进行下去，这次一定会除恶务尽，还中国一个清明吏治。
可我琢磨来琢磨去，总觉得这打虎里面，缺了一点至关紧要的东西。
打虎打到现在，薄熙来、徐才厚、周永康为首的大老虎下面，小老虎已经打了不计其数，都是贪污受贿侵吞国家财产的罪名，也就是说，这是一次肃贪行动，目的是廉政。但是实际上，这大大小小的虎豹豺狼，在十几二十年里已经把这个国家搞得矛盾重重危机四伏，党和政府声名狼藉，人民对党离心离德，人心思变，眼看着红色江山将要变色了，所以「红二代」们才如此着急，一致推举习近平下狠手整顿吏治，决不姑息。可是，虎狼们把国家弄成这个样子，并不是贪了多少个亿而把国家弄穷了；人民群众如此痛恨虎狼，也并不是因为他们包养了多少个女主播而使得农民工娶不上老婆，她们本来就不会是农民工的老婆。国家搞成这样，贪腐只是其中小小的次要原因。几个贪官污吏的贪污受贿，是不至于使得国家根基动摇的。那么，周永康们的要害问题是什么呢？
周永康们的要害是，从上世纪九十年代末开始，这些人把手中职权编制成了一个黑手党，让「自己人」占据国家要害部位，形成可以为所欲为的权势。做到这一点以后，金钱和女主播只是顺手牵羊的收获。所以，周永康占据政法委，徐才厚在军中扶植势力，是比石油、矿山、电信更要害的部位。周永康们问题的要害是权力，而不是金钱。
怎么才能达到这样的权势呢？他们用了墨索里尼和希特勒都用过的方法，用制造出来的敌情来绑架国家和社会。为了要放开手来滥用职权，使得自己手中的权力能快速膨胀，他们需要敌人。出现敌情，他们就能够从国家和社会攥取更多资源。于是他们用手中的权力来制造敌情，以镇压敌人之需来夺取资源，再用资源来培养自己的权势。权势越大，越能制造敌情，敌情越大，越能占用国家资源，资源越多，越能安排自己人，权势也就越大。
没有敌人就制造敌人，这是用权力来培养权力以达到权力快速增长的不二法门。
所以，在这些人的操作下，从九十年代末开始，这个国家就变得问题越来越多，而且似乎都可能造成社会动荡，都会颠覆国家似的。 「发展是硬道理」渐渐变成了「稳定压倒一切」，而维稳却越维越不稳，为什么？道理很简单，国家稳定了，周永康的政法委还能有那么大的权势吗？
这就是1999年要突然镇压法轮功的原因。把本来对国家安全并无威胁，也不伤害他人的千百万练功者打成敌人，镇压的工程浩大，虎狼们的权势就直线上升。此后十几年，很多事情不合常理。用那么恶劣的方式来对待区区一个盲人律师，那么野蛮的拆迁，那么多的城管和临时工警察，那么不讲理不讲法地对待律师，那么耀武扬威地对待新疆西藏的群众，说到底，都是要把敌情逼出来。他们需要「群体事件」，需要时不时地「出事」，需要「不稳定」。如果没有，他们造也要造出来。
最近的十几年，周永康们在维稳的旗帜下，以人民为敌，最后达到黑手党几乎掌控整个国家要害部门的地步。所以打虎的难度就高了，打不好就把党的合法性打掉了。当全国百姓心知肚明谁是大老虎而伸着脖子盼老虎倒台的时候，你还只能耐心，「你懂的」，「慢慢会懂的」。
我并不焦急，百姓可以等。我希望的是，打下了大老虎，就把国家还给人民吧，不要与民为敌了。民间练功者，本不是国家的敌人。基督徒不是敌人。上访者不是敌人。维权农民和律师不是敌人。诺贝尔和平奖得奖者的妻子不是敌人。台湾人民不是敌人。香港人民不是敌人。藏人不是敌人。维吾尔族人民不是敌人。将来仍然在台上的人，要谨记周永康虎豹豺狼们的教训，出来混，早晚要还的：与民为敌者必四面楚歌。
来源：东网
野火：忍看麻木的大多数
今天，很多中国人对中共官员的贪腐已经习惯于麻木了。
现在中共官员的腐败人所共知，但有人说毛泽东时代的腐败更有甚之。对此，笔者认为不可一概而论。因为当今的腐败与毛时代的腐败存在隐性和显性的不同。毛时代的腐败，民众都看不见，而现在的腐败，因互联网难以彻底屏蔽的存在，而使很多人都能突破封锁得以知情。而且在烈度上也有区别，毛时代有的地方官员贪腐3万，立马给判了死刑。即使说那时的币值不同于今日，但就算是现在的贪官侵吞了三百万甚至三千万又怎么样？以今日官员的行情而论，实在算不上有钱。何况曝出几千万的贿款，不但死不了，而且还很可能是挂名坐监，或是几星级服务的狱中变相享受。
一
对于大多数国人越来越淡定地看待政府官员的贪腐行径，在外邦看来简直令人大惑不解。因为外人一般恐怕很难理解，为何只有中国人才赫然存在着这种令人不可思议的过度麻木。
2013年12月，德国发行量最大的报纸《图片报》率先披露，德国总统武尔夫2008年从一位富商朋友那里获得50万欧元优惠利率贷款在小城汉诺威买了一套住房，引发舆论质疑武尔夫是否利用职务便利谋取了私利。此事不仅迅即造成武尔夫本人的支持率大幅下滑，而且最终导致他不得不引咎辞职。
武尔夫在辞职声明中说，作为总统，需要得到广大民众的信任，但“在过去几天和几周内，这种信任和总统职权的有效性受到了影响”。但他表示相信调查最终会证明他是“清白的”。
德国总理默克尔当天取消了原定前往罗马会见意大利总理蒙蒂的行程，默克尔表示，她以“深深的敬意和无比的遗憾”接受了武尔夫的辞职。
武尔夫是德国历史上最年轻的总统，2010年德国前总统克勒突然宣布辞职之后，默克尔力排众议，推举武尔夫接任总统，在议会投票时，经过3轮反复投票，才最终将武尔夫推上总统席位。由于总统一职属于没有实权的虚职，武尔夫的下台不会对德国的政坛造成太大的冲击，但却在一定程度上会影响到默克尔的政治声誉。
这里有两点需要麻木的国人特别注意的是，第一，前总统武尔夫只是从一位富商朋友那里获得50万欧元优惠利率贷款，并非他自己分文不掏。但连这一点点点好处，德国公众也绝不愿放过。第二，退一步说，即使是获利50万欧元，换算成人民币才相当于400万人民币。这对于迄今为止曝光的中共贪官来说，实在是不好意思拿上台面说事的“小意思”。
二
据2014年8月23日最新披露，广州原副市长曹鉴燎利用职务便利收受他人钱物折合人民币7000多万元，另有2亿涉案金额正在进一步调查取证中。既然说是已经在取证，就证明这2个亿的贪腐金额在事实上已板上钉钉，只差细节上的举证了。另外他还有与11名女性保持不正当关系的案情。一个小小的副市长就贪了上千万乃至上亿的钱财，可见权位在中共的官场上有多么巨大的诱惑力，而且，权力的监督空白所造成的漏洞是多么令人恐怖！
至于该报道中提及的副市长有11名情妇，则已经在老百姓眼中不算什么大不了的新闻了。因为都知道在现今的贪官背后，必有情妇。而不同的只是数量的多少而已。甚至现在针对涉及贪官的情妇问题，忽然还多出了一门新鲜登场的学问，那就是可以以情妇人数的多寡，来划分“腐化”或“糜烂”的程度。
如官媒在表述官员腐败问题时，人们通常可以看到“生活腐化”、“道德败坏”与“生活糜烂”之类的字眼，但这三种表述的区别则很少有人细心地加以比较。
如在针对官员违纪通讯的官样表述中，最常见的就是“生活腐化”，比这个形容更恶劣的则用“道德败坏”与“生活糜烂”。那么，按中纪委的专业术语即可得出比较权威的解读：“生活腐化”说的基本是三个以下情妇（夫）；“道德败坏”与“生活糜烂”，则是指三个及三个以上的情妇（夫）。
由此可见，广州原副市长当属“道德败坏”一类。而反过来也可由此推理，说明该贪官至少有三名以上的情妇。
三
正因为时下贪官们的数额随着处罚力度的年年减弱而水涨船高，所以作为老百姓的感官麻木程度也在不知不觉之中渐渐变味。开始是几百万不用重判，后来是几千万也不过是坐十几年待遇不同的监，到现在则是上亿也不用担心丢命了。于是贪官们的胆量越练越大，涉案金额也越来越多。老百姓也就在这种“温水煮青蛙”的麻木效应中，逐渐失去了愤怒，也失去了内心原有的公共敏感。
麻木，迄止是显露在对贪官贪腐行径的忍看上，还表现在很多其他方面。
例如，据2014年08月20日的参考消息报道，在上海地铁2号线上，一老外乘客在座位上突然晕倒，周围乘客竟无一相助而仓皇逃窜，竞相蜂拥冲出车门，甚而至于摔倒再夺门而出、、、、、、车厢里的乘客如变戏法一般在短短10秒之内全部跑光。对此情景，咱中国人倒是一点不麻木了。他们对此突发情况的反应异常敏捷，但可惜这是悖逆道义的不良反应，而不是令人敬佩的正常反应。这与两年前发生在南国的那次轰动一时的“小悦悦事件”完全有异曲同工之妙。这两种逃避的反应，实际上都是一种麻木。“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国人古训，害怕惹事上身的明哲保身式儒家伦理，早已促成了时下道德缺失、人情冷漠的溃败世相。
另一方面，也由此看出，中国人在对生存的满足上，要求其实很低，有温饱即足矣。对其他方面如精神方面的追求极低。全体国人皆以能够活下来为最高价值。这自然是中国人在这种长期而强大的选择压力之下，不得不做出的生存选择。
在这种选择压力下，个人的社会行为模式也就蜕变成了一切以对自己生存有利的方式。正如有人一针见血所指出的，中国人是因为精明而麻木。也是因为生存的艰辛而精明。比如，虽然每个人都是懦夫，胆小怕事，但是嘴巴上都假冒大义凛然之态去鼓动别人冒死而宁可自己作壁上观。即使看到了别人为大家的利益做出了牺牲，而自己也会从内心里把他们当成傻瓜，庆幸自己的精明，庆幸倒霉的幸好不是自己。于是，为了生存，人们学会并习惯了虚伪、撒谎和欺骗，一方面在强大的选择压力下得以躲避危险，另一方面则甘愿从虚伪、撒谎和欺骗中安然得益。由此，中国的伪君子假道学文化才得以流传至今。由是观之，中国几千年的文化其实不过是生存文化。
而作为统治者，他们持续地维持着这种高强度的选择压力，得到的好处当然是显而易见的——因为他们得到了人民的顺从和驯服，也得到了红色江山的虚浮稳定。
四
中国这几千年维持的强大选择压力，经过一轮又一轮的改朝换代筛选，似乎越来越不断“进化”而变得适应专制高压的环境。难怪有人说，现在的中国人已经成为世界上忍耐性最强的民族，当然也是最麻木的民族。高压使人民麻木，而麻木的大多数又让专制高压的政府得以持续统治，而高压的统治又进一步让遍地的顺民麻木。如此循环往复，无以复加。想起十七世纪法国哲学家约瑟夫•德•迈斯特有句名言是这样说的：“有什么样的人民，就产生什么样的政府（法文“Toute nation a le gouvernement qu’elle mérite.”）。”他这句话，实在是真正阐述清楚了人民和政府的关系，体现出人类现代文明进步的反思。
然而，究竟是麻木的人民产生专制高压的政府，还是专制高压的政府造就麻木的人民？这不啻是一个超级循环。但如何打破这个循环？显然只有唯一一个办法，那就是让这个循环的链条砰然断裂，从而崭然建立一个政治开放、宪政文明的社会。而这个循环链条的断裂，需要我们这块陈旧土地上真正的良知启蒙，需要我们从自身改变中国人麻木的现状。这或许是我们今天最值得思考的地方。
来源：民主中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