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纪委网站绕过新华社、人日发稿的限制，周五发布查办贪官污吏的报告，自顾自就成全了中国人的政治剧目。
    
    中纪委弄好了自个的网站，绕过新华社、人日发稿的限制，周五发布查办贪官污吏的报告，自顾自就成全了中国人的政治剧目。以致于，每逢周末，人们翘首以盼，竞猜这回是哪家的官人落网。而每一次「周末剧」，好比软性的「枭首示众」，维持话题延续。
    
    薛蛮子、刘永洲以及一班娱乐明星被捕获后，被拎到央视上忏悔，做银屏上的游街示众，引发有志之士的愤恨，以为是人权受侵犯，展现公权的杀伐。并且反问：为何不让贪官上央视忏悔？王岐山治下的中纪委，将周五弄成贪官的宣判日，在某种程度实现了大众愿望。
    
    值得一提的是，贪官也不是不忏悔，他们也会在银幕上做低头认罪状。这些忏悔的视频会受到严格筛选，在监狱的纪委教育课堂删播映，一般人是无缘得见的。以贪官忏悔教育官员，以「群众」忏悔敲打民众，这是并行不悖的两条线索，要是混了，就会乱。
    
    中纪委搞周五大放送，并且形成国民的固定期待，在传播上是很高明的行为。它将舆论的注意力和社会情绪全部转移过来，无论是赞是弹，都将政权的举动植入了舆论的中心地带。自然也不排除有些媒体作为中纪委的枪，策应王岐山导演的周五宣判日。
    
    中纪委成功引导舆论，可以看作是一个标志：从前熙熙攘攘的社会议题让位于精心算计的中央议程，社会的主体性在观赏剧目的醉心过程中瓦解，是非成败全都寄托在官府身上，跟社会再无半点联系。社会主体性变得不重要了，或者，被观影的人认为不重要。
    
    从前，论者讲社会主体性，是为了引伸出第三条道路或中道的建设性道路。对于这种广义上的未来设想，莫之许等少数派基于逻辑和残酷的现实给予了驳斥，做大「社会地盘」的论者到底是不服气。可如今，中纪委一招周五宣判，就粉碎了社会主体性的幻觉。
    
    曾几何时，社会上发生的一切事件都可以归纳到官府的不端上，社会为监督提供源源不断的「炮弹」，社会建设也一度成为乐观的词汇，大行其道。后来，社会受到压制而萎靡不振，社会议题与官员官府议题短暂地并驾齐驱，而现在的地位，则是前者泯灭而后者卓著了。
    
    对社会而言，眼下正是最艰难的阶段。 「艰难」倒不在于社会行动遇到了无法克服的阻力，而是说社会本身也不认为自己更重要，泄气了，不愿意动了。毕竟，哪怕是躺着不动，周五的戏码都可以满足某些幻觉——你社会都不必动作了，贪官就被拿下了嘛！
    
    这种麻药太厉害了，社会主体性的强弱问题已经演变为社会的有无问题。而且情况正在变得更坏。比如，对民主自由的否定，其声势之大范围之广遮天蔽日——问题不在于「在风雨中抱紧自由」的人多么顽强与小众，而在于不民主不自由被更多人欣然接受。
    
    大众媒体越来越娴熟地为中纪委的周五剧目做注脚，将其引伸为时政报道、调查报道甚至是新媒体项目。与此匹配，大众不再认为自认为是社会的主体，而是坦然成为官家的看客。这么做，不用牺牲，不费脑筋，乐得清闲。政治娱乐至死，离不开大伙的帮衬。
    
    中宣部一辈子没干成的事情，被中纪委几个月就完成了。李长春、刘云山一众意识形态长官轮番上阵、赤膊厮杀也没抢到的舆论高地，被一个王岐山兵不血刃、轻轻松松拿下了。现在的形势俨然是只剩下庙堂之高，再无江湖之远。为保卫社会而「一生贡献给马路」的人有何感想？
    
    来源：东网

     长平 独立评论人

    
      「近年来，一些别有用心的人在网络上推波助澜，把学术问题和群众的个别利益问题与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相联系，最终把矛头指向中国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制度，对网络舆论和社会思想共识造成了很大的负面影响。」这是北京大学校党委在中共党刊《求是》杂志发表的文章中的一段话，被网络媒体以「有人别有用心借学术问题攻击党和社会主义制度」为题转发，引发广泛关注。

 在9月1日出版的这期《求是》杂志中，北京大学、复旦大学和中山大学校党委分别发表文章，谈论「新的历史条件下如何做好高校意识形态工作」，被认为是近期对中共加强意识形态控制的集体表态。
    
    加强意识形态工作意味着压制学术自由，遭致人们的厌恶。中国网民说得最多的辩护意见是，不应该把学术问题政治化。学术的归学术，政治的归政治，不要疑神疑鬼，动辄别有用心，拿政治的大棒去打压学术。北大校党委也想表达这个意思，在宣誓对政治问题要立场坚定、旗帜鲜明、「要及时、有效、坚决地进行斗争」的同时，也主张「对学术问题，要实事求是，加强引导，注意处理好学术与政治、淡化与泛化、堵与疏的关系」。
    
    中共长期主张「学术为政治服务」，意味着扭曲学术态度，背离学术原则，摒弃学术方法，把学术文本变成大字报写作，把学术结论视作政治口号，使得高校难有真正的学术研究，阻碍了人类智识的发展，破坏了世界文明的传承。因此，学术与政治分开的主张，得到广泛的认同。
    
    这样的情况也发生在文学艺术界。 「文革」结束之后，「纯文学」、「纯艺术」成为人心所向。事实上，这是以远离政治的态度反抗政治干预。
    
    再后来，「纯文学」、「纯艺术」变成了艺术家不问政治的借口。 「我只是一个讲故事的人」，是作家莫言不对政治事件表态的理由。他当然可以这样。不过，正如人们所指出的那样，这事实上也是一种政治表态，意味着对于政治强权的顺从和支持。他也终于没有忍住，直接为中共审查制度进行了辩解。
    
    很多人没有意识到，所谓的「学术的归学术，政治的归政治」，也与此类似：在谴责政治干预的同时，也在为躲避学术良知制造借口。皓首穷经埋首学术固然令人敬佩，但是通过学术发表政治见解是否就应该受人鄙视，甚至活该被打压？
    
    且不说中共对政治的定义十分广泛，写一篇西藏生活的小说都有可能触犯政治，单就学术来说，很多方面也无法与政治分开，甚至本身就是人类政治生活的一部分。从政治哲学到政策研究，从人权研究到法律问题，甚至文学理论与电影艺术，有什么不是政治的呢？自古以来，大多数政治学者、历史学者、法律学者、媒体学者、、、、、、按照中国现行的意识形态标准，恐怕都是在「以学术问题攻击党和社会主义制度」——不是「借」，不是「别有用心」，追问政治的正当性、制度的合理性和寻求美好的生活，就是他们苦心孤诣、孜孜以求的学术目标。
    
    在当下的政治环境下，这些领域的学术不包含「攻击党和社会主义制度及」的内容，恐怕很难称得上认真做学问。
    
    来源：东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