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子无忌：习近平批评“去中国
化”的政治寓意
动词是“很不赞成”，说的是对把古代经典诗词和散文从课本中拿掉的态度;形容词是“很悲哀”，评价“去中国化”。
寥寥几个字，典型的习式话语风格。但就如巨石入湖，激起的是涟漪与波浪。
就事件看，这不过是对当前教育领域一些做法的评价。人民日报评论部微信公号“党报评论君”已经点出，这或许是新一轮教育改革的先声。
但是，当习近平在谈“去中国化”的时候，他究竟在谈什么?
他的问题意识，显然不局限在教育上。有所言者，必有所感。有所破者，必有所立。
谁在“去中国化”？
习近平之言一出，各地的反应可谓迅速。
9月10日上午，习近平到访的北师大语文教育研究所所长即表示，从明年9月起，由她负责主编的北京市义务教育语文教材中，小学一年级《语文》的古典诗词，将由现在的6-8篇增加到22篇。同时，还将加入《弟子规》、《三字经》、《百家姓》等内容。
而在之前因为在小学一年级语文教材中删掉8篇古诗词而一时出现在舆论风口浪尖的上海，该市党报《解放日报》下属的都市报《新闻晨报》，9月10日刊发了一篇名为《自制卡片 听听读读 娃娃爱上学古诗——9年百万上海学生受惠民族传统文化教育》的文章。
有人问：从课本里拿掉几篇古诗词，就是在“去中国化”?
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可以看看世界上在搞“去中国化”的地方都是怎么做的。目光先回到70年前，二战结束之时。
1945年，刚从日本统治中解放出来的朝鲜半岛，在美国干预下，朝鲜教育审议会通过了在中小学教科书中废除汉文、全部使用韩文的决议。而今天韩国总统朴槿惠的父亲朴正熙，则在韩国全面废止了在小学和初中的汉字教育，同时，全面禁止韩国公共机关使用汉字。
类似的例子也发生在日本与越南。日本战败后，中学课本中开始很少出现汉文诗文，同时日语中开始出现大量的英语音译假名;同时，曾经深受中国文化影响的越南，则由知识分子主导地普及拉丁化文字，直至汉字在越南被彻底废除。
而从1990年后期起，尤其是2000年民进党执政后，台湾地区推行的“本土化运动”、“台独运动”及“正名运动”等，也大多被冠之以“去中国化”之名。虽然其中复杂纷纭不可一概而论，但值得注意的是，都有“减少古汉文书面语文言文的教学时数”一举。
由是观之，去中国化，无不从中小学教材入之。毕竟十年树木百年树人，教育总是千秋大计。
为什么反对“去中国化”？
如果说日本、韩国、越南等“东亚儒家文化圈”的国家推行“去中国化”，还有其民族主义的成分在其中的话，那么作为汉文化的发源地和母国，“去中国化”就是一种不正常的文化态势了。
对传统文化的态度，从鸦片战争起就成了一个争论不止的命题。在西方的坚船利炮面前，从清末开眼看世界的进步人士到新文化运动的干将，从维新派到五四爱国学生的数代有识之士，无不开始思考一个残酷到惨痛的命题：曾经绵延和维系中国社会数千年的传统文化，究竟还能不能晚秋民族于亡国灭种之境地?是否依然能保持其伦理纲纪的地位?
历史已经给了我们答案。传统文化在这一个多世纪里浮沉起落的历史，实际上就是一部中华民族的“三个自信”被打倒、被迫反思又被迫建立的历史。诸如1988年《河殇》一般断言“蓝色文明”必将战胜“黄色文明”的论调，在今天看来，不过是在西方中心论的话语体系中的“去中国化”变种。
英国理论家伊格尔顿有言：“今天有种有趣现象：连一行马克思著作都没读过的人都敢嘲笑马克思”。对待传统文化，今天也有相似的现象。
对传统文化的判断和评价，需要结合其历史条件与处境。批判传统力度最大的鲁迅、周作人、胡适和毛泽东，同时也是浸淫最深、收益最大的人。这足以令人深思。
可以说，在今天，重谈传统文化，又不仅是一个对待传统资源的问题。
2010年，同样是教师节前，《红旗文稿》用连续三期的篇幅，刊发了一篇署名“云杉”的文章：《文化自觉 文化自信 文化自强——对繁荣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思考》。文章写道：“一个民族的觉醒，首先是文化上的觉醒；一个政党的力量，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文化自觉的程度。可以说，是否具有高度的文化自觉，不仅关系到文化自身的振兴和繁荣，而且决定着一个民族、一个政党的前途命运。”
文化自觉、文化自信、文化自强，就是文化版的“三个自信”。
而在习近平看来，传统文化代表的“中国化”，可以称得上是一种“文明自信”，是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战略资源。
在今年2月的省部级干部研讨班上，习近平说：“一个国家选择什么样的治理体系，是由这个国家的历史传承、文化传统、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决定的，是由这个国家的人民决定的……没有坚定的制度自信就不可能有全面深化改革的勇气，同样，离开不断改革，制度自信也不可能彻底、不可能久远。”而在9月5日人大60周年的纪念讲话中，习近平则称，在国家政治制度的设计和发展上，“不能割断历史，不能想象突然就搬来一座政治制度上的‘飞来峰’”。
如何对待历史，就是如何选择道路;如何对待传统，就是如何对待明天。对“去中国化”的批判，事实上是对“全盘西化”的批判，是对“中国”的自觉与自信，也是对西方中心论的话语体系的挣脱与重建。从这个角度看，“去中国化”问题就远不是一本教材的增删可以涵盖。
傅雷46周年祭：被缢死的文明
藝術聯盟
1968年9月3日，淩晨，上海江蘇路284弄5號。
60歲的傅雷安静地注視着妻子朱梅馥將天蓝色的土布床單撕成長條、搓成絞索，一如注視着32年前那個19歲的美麗新娘對镜梳妆。
天不會再亮了。老夫婦將絞索挂到落地窗的鋼架上，又在凳子下面小心地墊上棉被，然後相互幫扶着踩上凳子——20世紀中國最伟大的翻譯家和他的妻子就這樣在自己的臥室裏告別了這個世界。
後人一直在猜測這對伉俪在凳子下墊上棉被的原因：也許他們怕踢倒的凳子弄出聲響，引来不必要的營救。也許，他們只是不想在離開前再打扰這個世界。
在自缢之前，他們仍然堅守着文明的底線。盡管窗外，文明已經先于他們被那個瘋狂的时代缢死。
在他們的遗書裏面，丝毫没有對這個世界的抱怨，而是平静囑咐了房租的支付、保姆生活費的供給、親戚損失的賠償，他們甚至預留好了自己的火葬費：53塊3。
這是他們曾經用文字和生命熱愛的世界，他們選擇平静作別，就好像只是要做一次離家的远行。
此前，他們已經被連續批鬥4天3夜，下跪、皮帶、在大庭廣衆之下被戴上高帽象小醜一樣侮辱，這些暴行不屬于他們高貴的、有尊严的人生。于是，他們只能選擇告別，這是他們唯一的抗拒手段。
摘下他們遗體的警察左安民回憶说，那段时間，在他管辖的地段裏，500多戶人家，有200多戶被抄家。自杀的文化人，每天都有。
既然文明已經死亡，這世界又哪裏有文明人存活的理由？
就在傅雷夫婦自缢的那個夜晚，千裏之外的北京，考古學家、詩人陳夢家也用一根絞索了結了自己55年的人生。他忍受不了鄰居徹夜“杀豬一樣的嚎叫”，他的鄰居，一對老人，被紅卫兵綁在葡萄架下，用開水反复澆燙。“豬是被杀後才澆燙，而人是被澆燙後才杀”——那是一個让活人羨慕死豬的年代！那天夜裏，陳夢家在北京東廠胡同的鄰居裏，有6人被活活打死。
没人救得了自己，這座古都從市長到市民，成千上萬的人正在以各自的方式走向死亡之路，焚屍爐日夜不停地工作，而無論被杀的还是自杀的，骨灰都以“自絕于人民”的名義被隨意揚棄。
在自缢11年後，傅雷夫婦被平反。他們教育子女的家信《傅雷家書》被印刷150萬冊，流傳于世。
“一位純潔、正直、真誠和靈魂有时會遭到意想不到的磨難、汙辱、迫害、陷入到似乎不齒于人群的絕境，而最後真实的光芒不能永远淹滅，还是要爲大家所認识，使它的光焰照徹人間，得到它應該得到的尊敬和愛。”——這段留給子女的文字在11年後“照徹人間”，却未能照亮傅雷夫婦逝前的那段黑暗时光。 究竟是什么能让一個民族整體陷入瘋狂、殘暴、毫無理性的状態之中？如果不把這個毒瘤剜除，恐怕這個民族就永远免除不了频死的恐懼。正如巴金老人在评述自己的良心之作《隨想录》时所言：“五卷書上每篇每页滿是血迹，但更多的却是十年創傷的膿血。我知道，不把膿血弄幹净，它就會毒害全身。我也知道，不僅是我，許多人的傷口都淌着這種膿血。”
巴金还说：“燈亮着，我放心地大步向前；燈亮着，我不會感到孤獨。”——這盏照見前路的燈要我們這個民族齊心協力去點亮、去呵護，只有這樣，才能照得远，照得長久。
林彪秘書關光烈詳談林彪
林彪飯量很小，而且吃得很怪。他的菜除了加鹽之外不加其他佐料。一頓飯經常是一條小魚，幾片瘦豬肉，一個青菜，一個湯，一個小饅頭，食品路子越吃越窄。
遲澤厚：有份文件說，全國解放之後，林彪長期稱病，也就是裝病。他到底有沒有病？
關光烈：當然有病。最早的病是1938年被國民黨晉軍誤擊的槍傷，以後的怪病則主要來自衡寶戰役。1947年我在東北見過林彪一面，那時候看他身體還是不錯的。1949年南下作戰，總是抓不到白崇禧部隊的主力，49軍又在青樹坪吃了一點小虧，他很著急。他打仗不胡來，整天思考，不斷調整部署，幾天幾夜睡不著覺。衡寶戰役一結束，白崇禧最精銳的部隊被消滅了，他也支持不住了，不得不回武漢治療。以後他又到北京，總後衛生部副部長傅連璋決定給他注射“苯巴比妥”，也叫“魯米那”，是一種有助于睡眠的鎮靜藥。林彪出事之後，有人說他吸鴉片、紮嗎啡，其實就是這種藥。我到林彪那裏工作以後，他仍天天打這種針。給他打針的是一個男衛生員——林彪身邊沒有女工作人員，葉群說這是爲了照顧首長的影響。林彪一般晚11點鍾睡覺，睡前打針，打過針後一般就不能再幹擾他。第二天起床之後，林彪經常會向打針的戰士講他昨夜的感受，不斷總結經驗。林彪的怪病，主要是神經過度興奮。他怕光，怕水，怕風，說拉肚子就拉肚子，說感冒就感冒。他患感冒也和別人不同，光出汗，不打噴嚏。感冒了，他也不躺，端坐在沙發上。很多醫生看不透他的病。林彪身上還有一顆子彈頭，卡在骨頭縫裏，因爲手術有危險，一直也沒有取。若說林彪沒病也可以，他的大部分內髒是好的。
遲澤厚：有人揭發林彪裝病，說他一頓飯能吃一只兔子，是這樣嗎？
關光烈：哪有這事！林彪飯量很小，而且吃得很怪。他的菜除了加鹽之外不加其他佐料。一頓飯經常是一條小魚，幾片瘦豬肉，一個青菜，一個湯，一個小饅頭，食品路子越吃越窄。
遲澤厚：林彪對在廬山取代彭老總當國防部長，是什麽心態？
關光烈：林彪是個喜怒不形于色的人，我沒聽見他在私下裏談論彭德懷。但我曾兩次經曆過他要求不當國防部長。一次是在廬山會議期間，彭德懷挨了批，罷了他的官，叫林彪當國防部長。有一天休會，我到林彪的房子（我不與林彪住在一起）裏去，他要我給總理打個電話，說他身體不好，不宜當國防部長。他的意思很明白，就是請總理向毛轉報。當時葉群在場，但她不講話。我轉身出門往山下走，走了不過二三十步，葉群便從屋裏出來把我叫住，她叫我先別打這個電話，說這個事兒她還要和“首長”商量一下。以後這件事便沒下文了，不知道葉群是怎樣和林彪商量的。
第二次是1962年3月的一天，林彪患了感冒，葉群坐著林彪的“吉斯”汽車去了王府井百貨大樓。林彪要我給毛寫個報告，說他身體實在不行，請求辭去國防部長職務。我當場擬了個稿子，念給林彪聽，他說可以了，我即到辦公室謄抄。謄清後封好，等林彪的車子回來後發出——當時林彪那裏只有這一輛汽車，而且也只有這一輛車能進中南海。葉群回來了，她一見我就問她出去後有什麽事。我把林彪叫我寫信的事講了。她馬上緊張地問：發走了沒有？我說還沒有發。她松了口氣，吩咐：壓下，壓下！等我的消息。她還再三交代：以後只要她不在家，林彪交辦的事，不管多麽緊急，都要等她回來以後再作處理。林彪寫給毛澤東的報告，就這樣又作罷了。她和林彪講了些什麽，不得而知。
遲澤厚：你怎麽看葉群這個人？
關光烈：這個女人是有野心的，也有手段。林彪對“出山”並不積極，甚至有些迫不得已。但是葉群喜歡，林彪不“出山”，她就沒法出頭。說到底，她是想當第一夫人。林彪和葉群是有矛盾的。從表面看，葉群還是怕林彪，順從林彪，討好林彪，但是，她有一套對付林彪的辦法，她對林彪也有不小影響。葉群幹的很多事情，林彪是蒙在鼓裏的。
遲澤厚：你怎麽看毛、林關系？
關光烈：說點具體情況吧。秘書給林彪讀文件，只要是其中有毛的指示，他都要把文件留下，然後一遍兩遍地認真閱讀，圈圈點點，畫杠杠，琢磨指示的真正意思，考慮如何去貫徹、迎合。要說林彪對毛有多麽深厚的感情，我看未必。
遲澤厚：很多人反映，林彪待人冷漠，他是怎樣看待和處理人際關系的？
關光烈：林彪確實性格孤僻內向，少言寡語。我曾問過林彪的三弟，他說林彪從小就是這樣，不愛講話。所以，這並不是他官做大了帶來的毛病。他不愛交際應酬，從不串門，最煩接見、會見外賓和上天安門之類的活動。他和羅（榮桓）帥是幾十年的戰友，在工作上應該說關系不錯，卻沒有私交。不過1963年12月得到羅帥去世消息時，他還是不顧剛下過大雪，行車不便，叫我立即備車，陪他一起去醫院，單獨與羅帥遺體告別。在衆多高級軍事領導人中，林彪最器重的是粟裕。他曾叫我代表他專門去醫院看望粟裕，粟裕也很坦然，並沒有說些如何感激之類的話。盡管林彪不願與人交往，但對上門的客人他還是以禮相待。我在“林辦”期間，他指示凡是政治局委員一級的領導人，可以隨來隨見。“文化大革命”以後的情況，我就不清楚了。此外，他還特別交代：劉亞樓、陶鑄、黃永勝、韓先楚這四個老部下要來見他，也不必請示。對部屬，他善于發現和使用他們的長處，一般的全才他倒未必重用。他的自尊心很強，但在工作中出了問題，他一般不責怪下面。
遲澤厚：你見過林彪那個“手令”嗎？
關光烈：林立果把我诓到北京，叫我參加他們的活動，給我看了據說是林彪寫的“手令”。“手令”不止一份，有橫寫的，也有豎寫的。他們拿出這個東西，我不感到奇怪。我在“林辦”時，葉群就對秘書們說，現在首長寫字困難，大家可以模仿首長的筆迹，必要時代批代簽。有的秘書很積極，學寫林彪的字。我公開反對，我說：你們要學我管不了，但是我不學。“小艦隊”中也有人模仿林彪的字。“小艦隊”有些人還是很聰明的。
遲澤厚：有件事情我不明白，你老兄是個明白人，又在中央當了那麽多年秘書，既然你判定林立果是在打著林彪的旗號幹非法勾當，你爲什麽不到中南海去報告？你報告了，不就可以避免這次劫難了嗎？
關光烈：現在回過頭去看，事情比較清楚了。可是那時候，事情來得太突然，誰知道是怎麽回事兒！但是我知道，上面的關系很複雜，一邊是偉大領袖，一邊說是副統帥，我離開北京六七年了，不了解內幕情況，亂碰亂撞，弄不好就會捅出天大的婁子！何況我行動也不自由，林立果他們有人監視我。再說，我離開中央機關多年，就是真想向最高層反映情況，也不太容易，幹脆算了，認倒黴了，聽天由命吧！反正我不幹壞事就是了。
遲澤厚：林彪想沒想過他可能的結局？
關光烈：林彪是個感情深藏不露的人。但據我觀察，他對自己的結局是有考慮的，但是他沒想到來得這麽快，那麽慘。
遲澤厚：初識關光烈
據我所知，關光烈大約是在林彪身邊任職時間最長的秘書。
關光烈和我，都是在上世紀50年代初從野戰部隊調到中南軍區機關的，但他是軍區政治部組織部幹事，我在軍區司令部辦公廳，給軍區參謀長黃永勝當秘書，彼此分住兩個大院，又無工作交往，所以並不相識。1955年，中南軍區的主體部分改編爲廣州軍區，黃永勝任司令員，陶鑄任政治委員。軍隊的領導體制是黨委集體領導下的首長分工負責制，陶鑄雖爲軍區黨委第一書記，但因他主要擔負中共廣東省委的領導工作，所以軍區黨委的一般活動都由第二書記黃永勝主持。按傳統黨委工作由政治機關負責，關光烈被指定爲軍區黨委秘書，負責通知開會和作會議記錄。黃永勝決定開會，便由我通知關光烈，由他負責落實。開得最多的是軍區黨委常委辦公會，有時個把月甚至十天八天便開一次，我與關光烈接觸頻密，彼此談得比較投機，在那運動不斷、動辄得咎的年代，不須互相戒備。
林彪和Ｗ秘書的一段插曲
關光烈于1959年1月調任林彪的秘書。這次調動純屬偶然，甚至有些匪夷所思。
話說自上世紀50年代中期之後，林彪幾乎每年冬天都到廣州過冬，一住就是一兩個月，甚至兩個月以上。爲此還給葉群在廣州市政府安排了個副局長之職，林立衡、林立果姐弟則在軍區大院對面的八一小學隨讀。
1958年12月，林彪又一次全家南下，先在廣州住了幾天，林彪夫婦又去海南島最南端的榆林要塞區大院內的元帥府住了一段時間，新年過後回到廣州，住在白雲山軍區雞頸坑招待所一號樓。林彪當時已是中共中央副主席，在黨內位列第六，但由于他當時還在養病，中央對他並無明確分工，所以他只配了一名秘書。
這位秘書姓Ｗ（此秘書應是吳欣峰——編者），來自上海警備區，主要負責收收文件，管管林彪的日常生活，基本是個行政秘書。1958年在彭德懷元帥主持召開軍委擴大會議期間，我曾同他打過一次交道，印象一般。林彪身邊沒有年輕的女工作人員，但有人向林彪反映，在海南時，這位Ｗ秘書同招待所的女工作人員有些輕佻表現。
林彪曆來沈默寡言，秘書的事情都是交由葉群來管，但這次不知怎麽來了興致，他把Ｗ秘書叫來，提示他最近“有些輕浮的苗頭”，希望他多加檢點。
應該說，林彪的講話還是很有分寸的：第一，他用“輕浮”而不用“輕佻”，問題的性質便有所不同；第二，只是“苗頭”，還未成爲事實。
不料，這位秘書的反應令所有知道此事的人們都深感震驚和不解，他忽然高聲喊道：“你誣蔑！”
林彪完全沒有料到，他這個當年的百萬大軍統帥竟會遭到一個小秘書的頂撞，他愣了一下，便氣急敗壞地大聲申斥：“你，你還不接受教育，你走吧，不要在我這裏工作了！”
哪知道，這位秘書又回敬了一句讓林彪怎麽也想不到的話：“你不是國防部長，你沒有這個權力！”
林彪完全被氣昏了，幾十年來，在黨內軍內，哪有人敢對他如此放肆！他再也說不出話來，只是手指著Ｗ秘書：“你，你，你快走！”
林彪和Ｗ秘書的高聲爭吵，驚動了一號樓的所有工作人員，大家紛紛跑來。軍區政治部保衛部臨時派來的保衛幹部陳維綱把Ｗ秘書拉出樓外，批評了他，並趕緊向上彙報。
葉群在安慰了一陣子氣得發昏的林彪之後，也向軍區首長通報情況。此時，司令員黃永勝正在高等軍事學院學習，主持軍區日常工作的是政委劉興元。在向劉興元簡要通報了情況之後，她提出要軍區爲林彪選調一位秘書。劉興元不敢怠慢，指示軍區政治部幹部部立即把幾個最拔尖的秘書的檔案給葉群送去，供她挑選，其中就有關光烈的檔案。他的檔案一下子被葉群看中。然後是面試。關光烈一表人才，面目和善，精明幹練，知識面廣，既有機關工作經驗，又當過連指導員，熟悉基層情況；而且他來自127師，這是全軍曆史最老的一支部隊，其前身是葉挺獨立團，戰功赫赫，號稱鐵軍，林彪早年也在這支部隊。林彪、葉群都很滿意。關光烈就這樣被選中，當了林彪元帥的秘書。
他一幹就是將近七年。開頭將近一年，還是只有他一個秘書。1959年9月，林彪以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軍委副主席、國務院副總理的身份，接替在廬山會議上被定爲“反黨集團”頭子的彭德懷元帥，兼任國防部長。關光烈一次對我談起這段往事時說：“從廬山回到北京，一進毛家灣，就發現胡同裏增加了很多便衣警衛。當了國防部長，這待遇就大不一樣了。”爲了適應工作需要，“林辦”成立起來了，陸續調來了多名秘書。“林辦”主任自然非葉群莫屬，關光烈則成了“林辦”秘書們的頭兒。
1965年，關光烈找了個理由，要求下部隊工作，林彪、葉群批准放人。他仍回廣州軍區，被分配到127師任副政委，3年後升任政委。1969年底，127師所在的43軍奉命移駐河南洛陽地區，改隸武漢軍區。
陷入林立果一夥人的包圍之中
他萬萬沒有想到，正當他在師政委的崗位上幹得風生水起，軍區很多領導都對他看好之時，一場政治上的滅頂之災正向他襲來。1971年9月8日，正在軍部參加黨代表大會的關光烈，突然接到林立果從北京打來的電話，說“首長”找他有事，要他馬上到北京去。關光烈從離開“林辦”之後，就不再與之聯系，他離開已經多年，而且這樣的召見也不合程序，叫他去幹什麽？但是，他不能問。他報告了軍政委王文德，王文德雖然也感到有些蹊跷，但是，副統帥召見，不能不去。關光烈一到北京，就發現事情糟了，林立果是在打著林彪的旗號，幹非法的冒險勾當。他陷入了林立果一夥人的包圍之中。林立果向關光烈交了一部分“底”，提出了許多要求，什麽從127師調噴火器，調40火箭筒，弄100套陸軍制服……關光烈都一一托辭拒絕。
過了兩天，林立果見他仍然一點也不配合，萬般無奈，只好叫人給他買了一張軟臥火車票，把他送上火車，放他去了。他剛回到部隊，“九一三”事件便發生了。但他也像其他同級幹部一樣，在開始一段時間，對此一無所知。他也沒有向任何人講起這次進京情況。他不講，其他人，包括軍的領導，自然也不會問，這是規矩。
一人做事一人當
終于有一天，43軍領導接到上級通知：要127師師長張萬年和關光烈一起到鄭州去，說是參加重要會議。
到了鄭州，才知道是河南省委書記劉建勳以武漢軍區政委的身份和他們個別談話。劉建勳先同張萬年談，談的時間不長，不知道談了什麽。和關光烈談，便告訴他林彪發動武裝政變失敗後，乘飛機叛國外逃，要關光烈詳細交代他到北京參加了什麽活動，接受了林彪什麽指示。關光烈都照實講了。但劉建勳總覺得他還隱瞞了什麽，一再要他打消顧慮，老實交代。劉建勳還特別對張萬年的態度與動向極爲關切，再三詢問關光烈是否曾把去北京的情況透露給張。關光烈說：“我連自己的老婆都沒告訴，我能告訴他嗎？”這才不再問了。
在同我談起此事時，他說：“我一人做事一人當，我不能順竿爬，亂說，害人。”
關進秦城
不久，關光烈被轉送北京。負責“九一三”專案的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紀登奎和他談了幾次之後，認爲他把事情都講清了，紀登奎要關光烈安下心來，因爲牽涉到這個案子的不止他一個人，要找個適當時機宣布將他和其他一些有關人員一起解脫。他被安排住在西山亞洲療養院，對他的管理相當寬松，居住條件和夥食也都不錯。他一心想早些返回部隊，早些與家人團聚。卻不料，以後竟再也沒有消息。
打倒了“四人幫”，關光烈心想，前幾年可能是受到了“四人幫”的幹擾，這回他的問題該解決了。哪裏想到，不久後的一天，他突然被強行押送到秦城監獄，一下子“升級”成了名副其實的囚犯。這意外的沈重打擊，讓關光烈陷入絕望、迷惘，各種疾病也向他襲來，他一下子老了許多。
關了一段時間，他在河南的妻子得知他的下落，要求探監，得到批准。他的妻子帶著兩個孩子來到秦城。當關光烈出現在他們面前時，兩個孩子無論如何也無法把這個形容枯槁的老人與他們印象中的父親聯系起來。他們怯生生地低聲問母親：“這是爸爸嗎？”這位媽媽當時是一種什麽心情？她該怎麽回答孩子們的問題呢？
被定性爲林彪反革命集團“同夥”
中共中央新班子于1980年10月宣布，將對林彪、江青兩個反革命集團進行公開審判。北京負責審判兩個集團的“主犯”，還有內定的60名“同夥”，則交由這些人原來所在的大單位發落。關光烈被送回武漢軍區，他在這個名單中位列第44。
關光烈被告知：他參與了林彪反革命集團的武裝政變活動，罪惡重大，將在近期依法對他進行宣判。
1981年1月，在北京“兩案”宣判之後，武漢軍區機關也開大會對關光烈進行宣判。在通知關光烈准備參加宣判時，關光烈知道可能有一個給他戴手铐出庭和宣判後打開手铐的程式，他嚴肅地對辦案人員人講：“我是什麽問題你們都知道，我的爲人你們也知道，你們若是叫我戴铐子出庭，到時候可別怪我叫你們難堪！”關光烈果然沒有戴手铐出庭。他被判十年有期徒刑。我曾問關光烈：爲什麽不多不少，判你十年徒刑？他說：“因爲我正好關了將近十年。”
出獄後以開店度日
關光烈出獄後軍籍、黨籍、職務、級別四大皆空。他在關押期間，因爲沒有正式定性，還是有工資的，即使扣除這期間的夥食費和零花錢，每月還可剩余一百多元，十年累計就是一萬多元，這在當年是個不小的數目。關光烈向有關部門詢問這筆錢的下落，答稱“上交”了。上交的錢自然不能再退回來。開始幾年每月只發60元的生活費。
他的妻子是個解放戰爭時期入伍、自尊心極強的老兵，1954年中央軍委安排大批女兵轉業，她在廣州輕工業學校學了4年釀造，成了專業幹部。她原住在127師家屬區，關光烈遭審查後，她不願看一些人的異樣眼光，帶著兩個孩子住到她工作的學校，不肯再進營區大門。她先當了幾年小學教員，後又當中學教員。關光烈到洛陽安置後，趕上地方改革開放，她的專長得到承認，被分配到洛陽一家啤酒廠當了廠長。爲了生活，關光烈在龍門石窟附近開了個文物商店，主要做洋人的生意。他的身份逐漸爲附近群衆所知悉，大家對他很友善，並給予他一些幫助。到龍門遊覽的外國旅客最多的是日本人，不少人對中國文化很感興趣，關光烈精通日文，口才又好，又懂曆史、藝術，因而他的生意不錯。
1987年7月，我去西藏爲早年在平叛作戰中犧牲的戰友掃墓，返回時特地繞道去洛陽看望關光烈。我去了他簡陋的家，又看了他的文物商店。因爲是劫後初逢，我怕他傷心，有意不提“九一三”事件。他似乎反而比我通達，以調侃的語氣對我說：“老遲，我現在開個小店，自由自在，可帶勁兒了！要是早有這個政策，何必像當年那樣，整天提心吊膽，受那份兒洋罪，到頭來還不落好！”他這是反話正說，也是在安慰我，而這卻徒增我心中幾分苦澀，我還能說什麽？
又過了兩年，他應許多老友之邀，偕夫人重返廣州。他的熟人、老部下極多，他南下的信息不但迅速在廣州傳開，湛江、海口甚至廣西一些城市的老友、老部下也很快得到消息，紛紛邀他前去相聚。他長于書畫，在廣州向他求字求畫的就有數十人，弄得他應接不暇。這中間我與他進行了一次長談，他詳述了卷入那場政治漩渦的前前後後。
2002年5月，我又去洛陽看望關光烈。我先去他家中拜訪，兩天後他又來我的住處回訪。每次相見我們都進行了無拘束的長談。此時我已經接觸過不少“九一三”事件的當事人，也看過一些一般人不易看到的材料，我對這次事件有了更多的思考。爲了對這次影響巨大、深遠卻又被人爲弄得撲朔迷離的政治事件進行更深入的探索，我向他提出了許多問題，包括一些敏感問題。他一一直率地談了他的看法。
遲澤厚，《南方周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