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0年，林彪全家合影，左起：林彪、林立果、叶群、林豆豆

　　高瑜：听鲍彤谈林彪是十分难得的机会，十八大之后，习近平做了新南巡和1月5日中央党校研讨班上两个重要讲话，提出他的历史观，引发朝野巨大争议。在这个大背景下，鲍彤也谈了他的历史观。

　　（2013年）1月5日，习近平在中央党校“新进中央委员会委员、候补委员学习贯彻党十八大精神研讨班”开班式上的讲话，明确提出“我们党领导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有改革开放前和改革开放后两个历史时期，这是两个相互联系又有重大区别的时期”，“两者决不是彼此割裂的，更不是根本对立的。不能用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否定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也不能用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否定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正式提出了他自己的历史观。与他“新南巡讲话”中总结苏联解体的深刻教训，强烈批评“历史虚无主义”紧密呼应。

　　2010年7月21日，习近平在“全国党史工作会议”上，就提出过“坚决反对任何歪曲和丑化党的历史的错误倾向。”因此，如何研究中共历史，什么才是搞“历史虚无主义”，这不仅关系着习近平主政之后新闻出版，历史研究的自由度，而且关系着当前朝野，关系着社会新思潮各派的巨大分歧和争议。

　　鲍彤发表他的历史观

　　春节前，张清林为身兼美国有机化学博士和中共党史研究者双重身份，年轻的司马清扬先生组织了一场与国内文革史专家、“九一三事件”研究者、亲历者的学术座谈，特别邀请了鲍彤先生参加。鲍彤聆听后也发言，发表了一连串对“文革”、对“改革开放”的看法，将座谈会带入高潮，鲍彤言谈隽永，令人耳目一新，赢得热烈的掌声和赞许。

　　鲍彤说：“历史新的角色可以用望远镜观察历史，可以看得清清楚楚，当然每个人只能看到一部分。研究者呢，刚才小夏（司马清扬本名夏继波）提到陈寅恪教授，陈寅恪教授是用显微镜来研究，看得很细，小夏继承的就是这种科学的方法。对待每一件事，有没有这件事？每件事站得住站不住？和其他事情有没有矛盾？怎么来判断这些问题？我听了以后很受感动，这是一种好的研究精神。刚才刘（家驹）先生说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不知道有多少个问题，恐怕不是20个，也不是40个，现在看起来是一笔糊涂账。将来弄清楚了，是多少，就是多少，”

　　鲍彤认为：“现在已经‘说清楚的问题’，也都是糊涂的问题。现在只说清楚了一个问题‘毛泽东是伟大的’。‘毛泽东是伟大的’这个问题，我看被毛泽东自己说清楚了：毛泽东是渺小的。毛泽东所处理的一切问题，都证明他是渺小的，小人一个。林彪比他伟大，刘少奇比他伟大，说不定闹了半天江青也比他伟大。我是冒说的，因为不清楚的事情太多了。至少有一点是清楚的，在毛泽东和刘少奇之间，我对刘少奇很有敬意，但是我知道刘少奇所做的错误那也是罄竹难书。林彪元帅肯定也是犯了许多错误的，但是在毛泽东控诉林彪这一点上，肯定毛泽东是错的，林彪没有错。如果毛泽东要制造林彪这样一个冤案，那就证明毛泽东一定是个小人。是伟大的人物，为什么要制造一个错案呢？”

　　“五七一工程”的价值

　　鲍彤告诉大家：他知道‘五七一工程’是后来的事情。1966年8月18日毛主席接见红卫兵，第二天，他就是以‘走资派’身份，与外界完全隔绝。“九一三事件”没有让他听传达，他不知道。他听到的第一个正式传达是粉碎“四人帮”的传达，已经1977年了。在这中间对他是空白。

　　鲍彤讲了文革中的一件事：“在“九一三”很久以后，我这个（拍右胸）口袋里放着《毛主席语录》，这个（拍左胸）口袋里放着《林副主席语录》。有一次我拿出来这两本语录，要放在桌子上，有一个人跑过来，也是个老红军，原来新四军八师的副政委，他说：‘你现在手里怎么还有这本！’他拿起林彪语录‘啪！’往地上一甩。我心里想他告诉我什么信息？大概是林彪出了问题了。”（众笑。）

　　座谈中，小夏认为“五七一工程”到底是谁写的，不清楚。刘家驹和王鲁光（王飞长子）都证明，经王飞辨认，确实是于新野的笔迹。小夏认为，不管是谁写的，其中有些思想是从林彪或者林彪周围人那里得到的。

　　鲍彤说：“我加一句话，‘五七一工程’恐怕是许多中国人的感觉，对毛泽东当时采取的许多政策的反感。‘五七一工程’反映了一些反毛泽东思想的东西，那么也就证明‘五七一工程’有它的历史价值。”

　　林彪是“第一个邓小平”

　　鲍彤对林彪做了这样的结论：“林彪最后结论是叛党、叛国，现在党史上也是这么写的。如果林彪是叛党、叛国，我以为是很光荣的叛党叛国，因为意味着他是叛毛，叛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座谈中，学者们一致认为林彪与毛泽东在九大报告就发生了分歧，由陈伯达最初起草的九大报告，提出“主要发展生产力”，引发毛泽东的不满，遭到“四人帮”的攻击和嘲弄。

　　鲍彤说：“在九大报告起草中，如果林彪认为文化大革命应该结束，不管他采取什么语言，很可能他采取‘文化大革命已经取得了伟大的胜利，因此应该转到生产力上来了’，因此有人就批判他‘唯生产力论’。那就证明后来改革开放第一号人物是林彪。抓生产力啦，‘发展是硬道理’呀，发展什么呀？我对邓小平这个话，我也有保留。什么叫‘发展是硬道理“？我请问，发展生产力是硬道理，那发展别的是不是也是硬道理？（张清林：发展贪污腐败。众笑。）那也是硬道理，那发展镇压是不是也是硬道理呀？如果‘发展生产力是硬道理’，如果在某个历史时期，说发展生产力是硬道理，那第一个提出的应该是林彪，是九大。”

　　“从九大第一个报告被毛泽东否定，就意味着毛泽东本身是从失败走向失败。林彪到了这个时候本来想变成一个转折点，没有转成，林彪是第一个邓小平。邓小平后来好像是转成功，有人说他是“总设计师”，这个人很不好，要批评。”（鲍彤摇着手，笑了。）（高瑜：这是鲍先生的杰作，“总设计师”是他的版权。）

　　鲍彤：“这个人讲错了，中国改革开放没有设计师，邓小平不是设计师，耀邦不是设计师，紫阳不是设计师，没有一个人是设计师。如果说有设计师，那是历史唯心主义，当然唯心主义也不一定错。但是即使用唯物主义的观点来看，也是错的。总而言之是这么个意思，如果当时林彪有一个主张，不管他当时用什么语言来表达，在一定时期，采取一定的语境说话，都是要受限制的。”

　　林彪起了承上启后的作用

　　鲍彤说：“如果林彪在九大提出文化大革命已经取得伟大胜利应该转到经济建设，应该结束文化大革命，那林彪继承的是八大路线，林彪开启的是后来邓小平的“发展是硬道理”，是承上启后这样一个作用。”

　　“即使说林彪是叛国，我想要离开也是可以的，要离开的多了，孙中山就是离开的，美国也去过，日本也去过，英国也去过。（张清林：还有马克思、列宁。）马克思自己离开的德国。为什么？他认为德国不自由，到英国去比较自由，那么他离开德国好像也没有说他是德奸。到是有人说列宁是俄奸。林彪的问题，如果他反对毛主席，如果他反对的是对的，有什么错？如果他反对以后不得已被迫出走，也是应该的。如果他根本没想出去，根本没有想到要跑到苏联去，反过来出了一个问题，就是有人要陷害他。反过来又说明一个问题，为什么有人要陷害他？”

　　“刚才姚监复说邓小平说驾驶员是好人，我就盯住，邓小平怎么知道？邓小平他那个时候又不在北京，他自己也在软禁之中，他怎么知道？由此可见，两者必居其一。第一，有非常权威的人告诉他的。第二，他查了档案，他知道这件事。如果有档案可查，邓小平能够看到，将来总要见天日。如果当时权威在场，权威也不是一个人，将来总是要水落石出。”

　　怀疑、挖掘历史功在千秋

　　鲍彤说：“现在的问题给了我们一种希望，就是大家看穿了这个里面有猫腻，这是个骗局，这是个骗人的东西，要深究，是个好事情。对现在历史的怀疑，是现在的人在维护它，是过去的人编造出来的。为什么过去的人要编造？为什么现在的人要维护？我们今天为什么要挖掘？要抢救这些资料？我想本身就是一个非常大的启发。”

　　“人，既然面对着一些疑团，总是要想办法要弄清楚的。有些细节也可能弄不清楚，很可能弄不清楚。秦始皇当年焚书坑儒的事情现在闹清楚没有？焚的第一个人是谁？第二个人是谁？有没有人打抱不平？有没有人反抗？有没有人说公道话？我们都不知道，但是我们知道秦始皇焚书坑儒了，这件事铁定了。我们也知道第二件事情，有一个人姓毛，叫毛泽东，他说秦始皇焚书坑儒好！我们也都知道了。除此以外还知道别的吗？细节也许我们将来越弄越清楚，也许弄不清楚，大的轮廓，大的是非，已经清楚了，叫大白于天下，不是小白于天下。细节弄清楚了更扎实，更是有说服力。”

　　“所以无论大的问题的研究，小的问题的研究，对我们这些糊涂人，对未来将会长大的人，知道有一段时间是不准讲真理的，这段时间真相是被掩盖的，真话是被歪曲的，是需要冒着风险，冒着压力来研究的，来探讨的。如果有这个认识，对今后的后人，今天也许还没有生出来，也可能今天已经生出来了，也许今天他是30岁，也许30年以后他才30岁，这不重要。但是我想，对我们太重要。我们知道我们的的历史并不是像权威所说的那样，黑是黑，白是白，黑的倒反是白的，白的反倒是黑的。”

　　“前人做了很多的事情，刚才讲十个元帅，我不相信十个元帅都是一样的意见，很可能十个元帅十个意见。我也不相信是十个元帅当中有哪一位是在所有问题上都是正确的，有哪一位在所有问题上都是错误的。但是我相信在中国这样一种特殊的，这样一种残酷的内外斗争中，人都变了形。变了形之后，在各种场合之下，说出来的话，都很难反应映他本人的真实的状况。我们可以理解他，我们可以说明他，我们需要了解他，但是我们要分析他。其中有某些东西还是不一样的，政治主张不一样，人品人格不一样，在某些问题上都有保存自己的一种可能，某些问题提出，对后人有启发，那是很宝贵的。”

　　发表上述文章之后，女记者高瑜又于《外参》月刊17期中撰文《北京“九一三”研讨会为林彪翻案》，对此次研讨会的内容加以补充。

　　“九一三”事件已经整整四十年了，它对中国的震动，相当于美国的911。这只是后果的比较。林彪座机从山海关机场星夜强行起飞，并没有危害到中国的普通百姓。但是毛泽东锁定这是林彪另立中央未遂，是林立果谋杀他未遂，是恶性反革命事件，是叛国。定性是党内的第十次路线斗争。结果不但牵连了对“九一三”毫不知情的黄、吴、李、邱四名高级将领，还惩罚了军内十几万人，连带他们的家属，使“九一三”变成株连几十万人的大灾难。

　　两个克格勃中将割走林彪、叶群头颅

　　首先到温都尔汗空难现场勘查的有当时驻蒙古使馆的二秘孙一先和翻译沈庆沂等人，他们根本不知道要调查的是谁，看到惨不忍睹的现场，一具具烧焦的穿军装的尸体，只知道“我们的同志牺牲了。”他们拍了十几个胶卷，三、四百张现场照片，大小每一片残骸都照下来了。他们不懂英文，蒙古人也不认识是什么飞机，是这几个中国外交人员埋葬了遇难者，坟墓选在向着太阳升起的地方，坠落地方是背阴处。并且立了墓碑。当时驻蒙使馆人员连黑匣子的常识都没有，也就忽略。回到乌兰巴托，查字典，才知道是架三叉戟。他们根据外交部的指令，坚持是民航机，蒙古外交部认定是军用飞机。

　　很快苏联克格勃来了两个中将，掘墓，割走林彪、叶群的头颅，而且就在蒙古的苏联大使馆里处理，用开水煮，剥掉肉，只取走头骨。11月，又来取林彪胸部，看有没有钙化点。除了克格勃，苏联也只有四个人知道，两个专家和勃烈日涅夫、安德罗波夫。

　　多年之前，三叉戟遇难者的坟墓在温都尔汗就荡然无存了。据说飞机的黑匣子2008年已经送还中国，一位重要当事人的后人当面听万里长子万伯翱讲，可以听到林彪说：“回去。”后来又有知情人纠正，林彪说的是：“回家。”林豆豆听说后去问万伯翱，万予以否认。但是听万亲口讲的人仍旧说是他讲的。还有说，黑匣子回国更早，是于2001年5月底，卸任两年的叶利钦接受江泽民的邀请，前来中国，在大连接受12天中医治疗时的见面礼，不过叶利钦交还中国的黑匣子只是复制品。

　　四十年了，中国军人的遗骨国家却不要。这是国耻，军耻，是国家的悲剧，军人的悲剧。

　　李德生在地下指挥所为什么骂脏话

　　三叉戟的空难是怎样发生的？

　　飞机翅膀下外卷的大洞是微型炸弹炸的？是炮弹洞穿的？还是迫降后翅膀插地，油箱中的余油冲开输油孔，爆炸成的？

　　很多蒙古人看到三叉戟在空中起火，孙一先和沈庆沂也问过一位蒙古老大娘，她证实是亲眼所见。林彪座机为什么会在空中起火？除了像克什米尔号一样安装微型定时炸弹引爆发动机，是地对空打的？还是空对空打的？

　　四十年了，上述一切至今仍是谜团。

　　空军情报部九一三晚上对三叉戟航迹线进行了准确的追踪，在地下指挥所坐镇的李德生不禁破口大骂了一句脏话：“空军情报一条条往上递，总参情报上不来！”三叉戟飞过蒙古边境，空军的情报中断了，但是空军情报部仍旧截获三条苏联情报：“大型目标不清”；“大型目标着火”；“大型目标坠毁”。空军监测到坠毁地点。第一条情报被王飞压下。第二条李德生不相信，问在场的人：“飞机在空中能着火吗？”第三条来了，李没有说话。

　　第二天蒙古情报也到了：“发动机起火，坠毁。”坠毁地点与空军监测到的一样。李德生才高兴起来，表扬空军情报部：“你们这次做得不错。”毛泽东则说：“这是最好的结果。”

　　一个星期之后，空军司令部，包括9月13日夜里获得李德生表扬的情报部，空军政治部，空军后勤部都垮了。抓的抓，关的关。各地飞行师都被陆军接管。

　　李作鹏想了十年才想清楚那一夜

　　九一三晚上周恩来给李作鹏打了四次电话，都是工作上的事，让李作鹏感到只是普通的查询，周要他处理那架三叉戟飞机不能夜航。山海关机场属于海军航空兵，最高管辖权在李作鹏手里，空军管不着。当晚空军司令吴法宪去了34师100团，周办杨德中也一起去了。

　　李作鹏说：“按理说周恩来应该知道很多事，但是他丝毫没有提醒我，哪怕他只有一点暗示，我都不会轻易叫林彪的飞机跑。”当晚时间非常充裕，林彪北戴河别墅在山上，下山的路非常窄，两辆车会车，都要轧到两边的土地，如果横一辆大卡车，林彪的车根本跑不出来。这是第一。第二，从北戴河到山海关机场，有一个多小时的路程，在路上采取任何堵截措施，堵一百回都能堵上。第三，李作鹏就说，你哪怕给我一点提示，我在山海关机场上横点东西，飞机就起不来。而且李作鹏还说，我不是一点措施没采取呀，那晚起码山海关塔台，没人指挥吧，没打灯吧，山海关还是采取措施了。

　　李冰天说：“我父亲想十年才想清楚，中央不是怕林彪跑，而是怕不跑。”情报工作出身的李作鹏，出了秦城监狱之后，对儿子说：“想了十年，才想清楚那一夜。”

　　林彪到底是怎样的人

　　毛家湾，平时就是一人一碗饭，清水煮菜，和切成段的煮老玉米。去过林家的一个亲戚说：“我是客人，给我单切了几片肠，叶群看我没吃饱，就把自己的饭菜都拨给我。”

　　张清林1971年8月8日进入毛家湾，以一个主治医生的眼光观察林彪，卡路里不及正常人的一半，一个月不解一次大便，这是一个正常人难以生存的生理状况。更令张清林惊异的是林彪的保健医生进入毛家湾十年，没有给林彪看过病，林彪也没有找过他。张清林说，林彪物欲、权欲都远低于一般人。

　　张清林进入毛家湾之后，吴法宪亲自对他说：“立国学开飞机，林副主席就这么一个男孩，万一出了事，我怎么交代？”张清林还听豆豆说：“林立果还搞一个国家安全的科研项目，父母都不知道，说走就走。”看来林豆豆也也没有把她知道的林立果在空军的事告诉林彪和叶群。

　　1971年基辛格访华后，中美关系成为热点，林彪说：“好端端的一个大好的外交形势，被耽搁了20年。”林豆豆问林彪：“抗美援朝，美国说美国赢了，中国说中国赢了，到底是谁赢了？”林彪回答：“谁也没赢，斯大林赢了。中国上了斯大林的当，苏联通过朝鲜战争把中国拉入苏联的怀抱。现在中国和美国接近，远则近之，近则远之，这是好事。”并且说：“苏联搞大国沙文主义，是中国的头号敌人。”他自从从苏联回来以后，没有说过苏联半个好字。

　　九一三晚上林豆豆和张清林被当众宣布：“中央指示，命令你们上飞机。”这是张清林一字不差的记忆。

　　九一三之后，10月4日林豆豆和张清林被8341从北戴河带到北京玉泉山审查。原来是汪东兴和朱德住的院子，被腾空了，就关他们两个人。8341的一个副团长管理他们的生活，也很少说得上话。接触他们的是独人单线的谢静宜。林豆豆面对谢静宜的审问，回答：“如果林彪下了飞机，一看是苏联，非当场气死在悬梯上不可。”

　　谢静宜向林豆豆和张清林重点追查的问题之一，是九一三晚上11点，周恩来给叶群打来的电话。为什么打？内容是什么？他们交代：“不知道。”谢非常恼火，到了1972年，谢静宜说：“现在已经不是‘林彪反党集团’，而是‘林周反党集团’。”他俩非常惊讶。谢静宜还逼问林彪和老帅们的关系和来往。

　　林豆豆和张清林交代了林彪对毛不满的一些议论，如：“只关心个人名利权威，不顾国计民生。”对彭德怀，林彪说过：“谁说老实话谁就完蛋。”后来这就变成谢静宜他们搞的三本罪行里的“不说假话，办不成大事。”

　　所谓林彪最欣赏的那幅条幅“悠悠万事，唯此为大，克己复礼”，恰恰不是林彪选的，而是周恩来选的。

　　林立果和他的“小舰队”

　　现在，林立果给人的印象是个手提手枪的法西斯。但是和他一起长大的发小，他的同事，都说他是一个朴实、低调、有些腼腆的年轻人，说到哪里去调查，他和党办副主任周宇驰两个人骑上摩托就走了，没有什么官架子。在空军露面，总是站在后边。林立果参加了空军党办的一个调查小组，一共四个人，周宇驰50年代末是刘亚楼的秘书，《红旗》的社论有的就出于他之手。刘沛丰是解放前的大学生。于新野7、8岁就是上海共产党的交通员，写档案都没法写，只能写12岁参加革命。这几个人能文能武，都属于军队精英中的精英。“小舰队”本来是党办人员开玩笑，吹牛的话，后来就成了罪证。“571工程纪要”也是他们在调查、讨论中逐渐得出的对于文化大革命的认识和结论。要解决中国的问题，不动毛泽东不行，作为军人选择了那样的路。笔迹都是于新野的。

　　中央下发的林彪三本罪行，在当事人、亲历者看来都是胡说八道。

　　选妃，是毛泽东提出来的，叶群赶快托人，这样在全国闹大了，主要是怕毛给安排人。当年给林豆豆也提过很多人，也有人提过毛远新，结果遭到林家全家反对，首先林彪就说：“我们要给她找个工农子弟，这些人都不要。”直到1971年，选择了军医张清林。

　　空军中的老英雄王飞

　　林彪不知道“571工程纪要”，没有谋杀毛泽东的打算，是至今比较一致的看法。有人分析叶群知道“571工程纪要”，张清林证明叶群也不知道这个纪要。

　　原空军副参谋长兼空军机关党委书记、空军党办主任王飞，还有一项任务，管好林立果，是叶群交代的。林立果当时从北京大学直接到空军入伍，王认为他不适合给哪个首长当秘书，在党办成立这个调查组，让他参加。王飞在党办有十几个秘书，其中周宇驰、于新野后来提升为党办副主任，其余人也不知道调查组的事。党办调查组到全国各地稿军内调查，每个人调查回来都向王飞直接汇报。有时调查组开会，刘沛丰守门，王飞参加。

　　九一三之后，王飞进了秦城监狱。在秦城监狱以脾气暴躁，抗拒虐待，要求政治犯待遇而出名，经常大骂以“反革命”对待他的小战士。

　　1981年，他成为全国唯一“取保候审”的林彪死党。他的待遇也是最恶劣的，不给住房，只给300元生活费，只能依靠儿子们生活。他老年中风，有朋友去看他，他坐在沙发上，说着说着话，就把裤子尿湿了，朋友要帮他换，他说：“不要紧，一会就干了。”

　　90年代，王飞老年了，他敢于公开承认当年自己的政治抱负，他说：“我们就是要杀毛主席。”当年就连军队里也有很多人都不相信有“571工程纪要”，刘家驹采访过王飞多次，王飞对他说于新野从上海回来，从怀里掏出一大摞文稿给他看，王飞改了几个字，交代：“你收好，不能泄密。”刘家驹说：“听王飞讲，我才相信确有‘571工程纪要’。”这一点王飞儿子王鲁宁讲的不一样，他说他父亲进了秦城，才看到“571工程纪要”的复印件，认出于新野的笔迹。

　　现在，近九秩的老人四次脑出血，已经全瘫在床，不能讲话了，经多年要求，生活费才涨到1000元。我最近向他的长子王鲁宁求证，老人是不是讲过那句直言不讳的话，王鲁宁笑笑，回答：“我父亲说过，‘我们要做的事，五年之后华国锋他们做到了。‘”

　　当事人后人与专家学者共议“九一三”

　　以上鲜为人知的内幕和真相，是9月4日，在北京举行的《“九一三”四十周年文史研讨会》上揭示出来的。“九一三”事件当事人亲属和学界的文革研究者、外交人员、教授、记者共50多人，共济一堂，座谈了40年前发生的这个影响了中国历史进程的重大事件。

　　“九一三”北戴河当夜的亲历者，林豆豆后来的丈夫张清林，原空军情报部部长贺德全儿子贺铁军，原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闫仲川儿子闫明，原空军副参谋长王飞儿子王鲁宁，最先到温都尔汗空难现场勘查的原驻蒙古使馆翻译沈庆沂和二秘孙一先之子孙戈先后发言，引起与会学者们的浓厚兴趣。

　　原空军副参谋长兼34师党委书记胡萍的夫人刘继馨、儿子胡耀萍、胡幼萍、吴法宪女儿吴巴璀、江腾蛟女儿江新文、江新德、原空军作战部部长鲁珉的子女鲁岩、鲁莹参加了会议。还有一批“三叉戟”死难者的子女，飞行员潘景寅的女儿潘鸶和潘鹭、女婿杨亚文、林彪小车司机杨振纲的女儿杨军玲、机械师邰起良女儿李蔚，当年还都是幼童和少年，他们到会引起了大家的感慨。

　　学者李延明、姚监复、丁凯文、卜卫华、徐海亮、王海光、徐友渔、陈子明、丁东先后做了专题发言。因为会场气氛热烈，原本准备召开一个上午的会议，一直延续到下午4点才结束。

　　当事人亲属和素不相识的专家、学者共同研讨“九一三”这个重大历史事件，至今当属国内首创。从政治、法律、制度、思想、经济诸多方面进行历史真相的揭示和学术探讨，是这次研讨会取得的显着成果。

911后美国调查世界穆斯林 结果令中国深受启发

京港台：2014-9-12 21:19| 来源：凤凰网 |

核心提示：：9·11之后，美国的盖洛普公司在全世界进行了6年民调，调查样本选择范围覆盖了全世界超过12亿的穆斯林人口。结果发现，平时沉默的大多数穆斯林他们对于宗教政治生活甚至西方的看法，另这些西方人感到惊讶。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公安厅新闻发言人 资料图 　　本文摘自凤凰卫视9月11日《凤凰大视野》，以下为文字实录： 　　陈晓楠：各位好，这里是《凤凰大视野》。“最后一公里”是一个外来词，外国人讲“Last Kilometer”或者是last mile，意思是已经完成长途跋涉之后，还剩下的那最后一段的历程，它往往是最关键，但也是最艰难的。这个洋名词最近却常常出现在有关新疆的媒体报道甚至是官方公文当中。从今年开始的三年里面，新疆将会有20万名机关干部告别自己的单位和家庭，走进村庄当上驻村干部。他们的工作是“访民情”、“惠民生”、“聚民心”，他们的代名词就叫做“最后一公里”。今年7月当我们的摄制组走进南疆喀什的一个村庄，走进“最后一公里”的时候，那里的景象和我们想象的截然不同。 　　解说：2014年7月，摄制组来到了南疆腹地一个普普通通的维吾尔村庄，这里平静安逸，当地的村民们好奇地打量着我们这些远道而来的外地人。乍看之下，这里与内地农村似乎没有什么不同。 　　“七五事件”之后，新疆加强了基层反恐的力度，反恐力量已经深入全疆的最后一公里，这其中不光有声势浩大的驻村干部活动，2012年新疆还公开招募了5000名村警，进驻农村警务室，23岁的塔西卜拉提就是他们当中的一个。 　　每一天塔西卜拉提和几位协警民兵一起，天亮时分就要起床训练，然后开始挨家挨户地走访，至于村里的巡逻工作，更是24小时不会间断。 　　塔西卜拉提（新疆喀什村警）：比我年少的我尊重他叫弟弟，如果到我们这里来，我就问他们你有什么事，需要什么帮忙。比我年纪大的，我叫他哥哥。如果是妇女我叫她姐姐，如果是男的话叫哥哥。我刚来的时候，同他们每一个人打招呼，问他们去哪儿，最近情况怎么样。 　　解说：塔西卜拉提是本地人，他的家乡离工作的这个村子只有短短的几公里，塔西卜拉提从小就崇拜电影里的警察，师范学院毕业之后，2012年经过考试他如愿当上了警察。两年来，塔西卜拉提每天都会向村民们了解治安情况，调解纠纷，对他来说村民们不光是他的工作对象，也是他的父老乡亲。 　　塔西卜拉提：现在他们看到我的时候，就向我打招呼，如果我没看见他们，他们开玩笑说你现在是不是傲慢了，我经常跟他们开玩笑。百分之九十八以上的人我都认识，百分之五十以上的人我见到他们，就会跟他们开玩笑。 　　解说：在新疆数以亿计像塔西卜拉提一样的各族警察，坚守在反恐一线，他们的身影遍布城市和乡村。 　　郑亮（新疆大学教师）：因为南疆我个人来讲跑得非常多，我可能几个月就得，两三个月三四个月就得去一趟。最近5月份去过，然后就觉得整体上风平浪静。地方政府在各种突发状况处置在这个社会治安控制方面，我觉得都是非常得力的。 　　买买提江·尤努斯（新疆喀什地区公安局特警支队副政委）：我们喀什地区公安局特警支队，主要承担是街面网格化巡逻和快速打击这两项主要任务。所以围绕这几项任务我们在街面上就是有车巡组，步巡组还有便衣。第一就提高广大市民的安全感，第二就是发现问题，有效打击。我们可以做到一分钟之内，到达任何一个发案区域进行快速打击、处置。 　　蒋永禄（乌鲁木齐市公安局反恐怖处处长乌鲁木齐市反恐办副主任）：我们新疆今年严打首先有一个特点，以打开路，不管多么艰苦多么艰难，一定要把嚣张气焰打下去。 　　解说：今年5月，新疆维吾尔族自治区党委决定开展严打暴力恐怖活动专项行动，始终保持对“三股势力”的严打高压态势，不仅如此，新疆还发动基层群众，群防群治，严禁传播暴力恐怖音视频，综合治理非法宗教活动。 　　李莉（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公安厅新新闻发言人）：我们还坚持“一反两讲”，也就是反暴力，讲法治，讲秩序。同时呢我们还坚持发挥公安机关整体作战的优势，最大限度地整合公安机关内部的力量，而且呢，同时不断地加强和社会各单位的合作。另外我们还加强和有关国家的警务合作，压缩境外“三股势力”的生存空间。 　　解说：在塔西卜拉提工作的这个村子，有一位四十多岁的皮匠吐尔洪，曾经因为触犯分裂国家罪入狱十年，塔西卜拉提来到这里工作的时候，吐尔洪刚刚出狱。 　　塔西卜拉提：我们村里有一个人，被控分裂国家罪被判十年，2012年服刑出来了，他出来以后表现特别好，他每次见到我的时候，就向我打招呼，问我情况，问我去哪儿了。我不用问，他就会说自己去某个地方了，最近在做什么。如果他有困难的话，他就跟我说，他出来大概一年之后，他没有地，他找我两三次跟我说我没有地，我怎么办？我把他的情况反应给村委会，村委会给他分配了3.2亩地。我给村委会说，这个人刚出来，如果没有地这个人不能没有事干。 　　吐尔洪·托合提（新疆喀什市民）：刚出来的时候，村里干部和警察娃娃考虑我的情况，给我三亩多地，现在我已经种了玉米。另外我天天去集市赚钱，用生活剩余的钱，去买一些羊羔，150块钱、200块钱、300块钱、400块钱、450块钱不等。没有剩余的钱，就凑合着过日子。 　　塔西卜拉提：他有技术，想建一个做皮子的工厂，请求我们给他弄点地，所以我们在他家前面腾空了0.5亩地，他已经用砖头修好了工厂的房子，他正准备买一些工厂的设备。 　　吐尔洪·托合提：如果我的工厂开始生产了，过不了一段时间，我可以改善我的生活，可以做一番事业，因为它是我的专业，我懂得怎么能做得更好。以前我和我老婆是非常悲观的，老婆经常想回娘家，闹离婚，现在有了一个孩子以后，老婆也好，我也好，更加自信了。这一年多来，我们有了真正的一个家，彼此之间也有了信任，可以说这也是一种快乐。 　　解说：2014年7月，“七五事件”已经过去了5年，当我们站在乌鲁木齐的街头，血腥早已远去，然而它留下的伤口仿佛还在隐隐作痛。时至今日，反恐已经变成了每一个中国人不得不认真面对的话题。 　　邢广程（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心主任）：这个反对“三股势力”是全国的责任，这已经不是说在新疆区域的问题，是全国都有可能出现这个问题，那么你怎么办。我们要有一个适应的一个过程，我也听到很多，就说包括新疆来的不仅是维吾尔族，就是汉族来的同胞拿的身份证到内地来，居住都有些困难。但是你说这政府它规定了吗，说新疆来了不能住店，没有任何规定，这个是一种偏见。 　　艾力亚（前新疆维吾尔语网站主编创业者）：对于这些事情的解决方式，莫过于相互理解，相互包容。汉族也是普通人，维吾尔族也是普通人，我们有我们的优点和缺点，汉族也一样是自己的优点和缺点，但是现在误会就造成对方只能看到对方的缺点。 　　邢广程：所以我们要适应要逐步地克服，中国的每个公民我们都行动起来，有这个意识，从事暴力恐怖事件的一些人，从事分裂势力的人，他们就没有市场。 　　陈晓楠：新疆与中亚山水相连，民族向通，并且拥有共同的宗教，隔着一座帕米尔高原，东边是新疆的塔里木盆地，西边就是“中亚火药桶”之称的费尔干纳盆地。和新疆一样，中亚地区同样面临着，三股势力”的长期侵扰，他们又采取了哪些对策呢？在乌兹别克斯坦的首都塔什干，我们的摄制组走进了当地反恐的第一道防线，它的名字叫做“马哈拉”。 　　解说：拥有上千年历史的“马哈拉”在乌兹别克斯坦是一种被法律认可的社区自治机构，遍布城市和乡村。它的成员往往具备亲缘关系或相同职业，组织内部提倡成员互助，尊重老年人，关心儿童和病人。2004年之后，随着乌兹别克斯坦的反恐压力越来越大，“马哈拉”被当作国家防范恐怖袭击的第一道防线。 　　古鲁查里克马哈拉（工作人员）：这是示意图，全面展示了我们的工作情况，各个委员会都有，这是我们的主任这是助理，很全面，这里是8个委员会，示意图全面展示了委员会的工作，所有的数据都登记在案，所有的信息都有，每年都编撰记录，计算机都联网，每个“马哈拉”都可以直接联系，可以通过计算机交换意见，可以聊天。市里有几个“马哈拉”，都可以联系到。 　　张新枫（上合组织地区反恐怖机构执委会主任）：那么如何“控早”“控小”，所以我们要高度地重视已经发生问题的区域或者国家，它的事件的起因，要多问几个为什么。你现在是在乌兹别克斯坦的塔什干，你能感受到这个地方一段时间以来，没有发生什么暴恐案件，但是由于周边的形势，它现在社会的管控力度就很大，就很强。 　　解说：我们拜访的这个“马哈拉”管理着13条街道，1194个家庭，总共4694人，整个塔什干有465个这样的“马哈拉”。 　　张新枫：他们重视的是控制的工作，不是发生以后再去处置。          　　古鲁查里克马哈拉：在这里工作的人，比如这里的5个人，我们都知道，这个马哈拉有多少人，干什么工作我们都知道都登记在案，每条街道都有街道长，每条街道都有。他们是马哈拉的顾问，将他们叫来谈话，我们一起收集信息，光靠主任一个人什么也干不了，不管怎么样都需要帮助。 　　解说：现在“马哈拉”成员已经成为无处不在的基层堡垒，随时准备防御可疑人员，他们在社区站岗，执勤，到处张贴各类传单，通知民众提高警惕。 　　古鲁查里克马哈拉：马哈拉和片警一起开展犯罪的预防工作，如果马哈拉里面有什么违法情况，我们是一起工作，与警察一起处理。 　　吉鲁查里克马哈拉：（刑满释放人员）从监狱出来后，我们去了解，他工作是否有安排，有没有什么生活问题，如果有，马哈拉去解决。如果是少年犯，我们叫他父母来，谈谈话，做预防性工作。 　　张新枫：中国也有这种基层的组织，我们也是很完善的，但是出现这些暴恐怖事件以后，这项工作就显得更加重要。如果要做到“控早”“控小”，更需要的是我们要有很强的很扎实的基础性的工作。那么现在我们面临的是“三股势力”的威胁，应对他们需要我们的专门工作更加专业，更加有水平。 　　解说：在乌兹别克斯坦有一所特殊的大学，塔什干伊斯兰大学，它不是传统的经学院，学生们不光学习宗教，也要学习世俗的知识，培养的目标也不是宗教人士，而是精通宗教的社会精英，正是因为他们特殊的知识背景，这里的毕业生广受欢迎。 　　赛伊多娃（乌兹别克斯坦塔什干伊斯兰大学伊斯兰历史与哲学系学生）：如我所述，我的专业是伊斯兰历史研究，在这里我们要学习宗教学理论知识，我们也要学习阿拉伯语、英语，《古兰经》研究和《圣训》。 　　解说：这位老师告诉我们，他们希望学生们不光学习正确的教义，还要学会开放的心态和独立思考的能力。 　　阿格扎姆西买耶夫（乌兹别克斯坦塔什干伊斯兰大学历史教研室主任教授）：年轻人、大学生知道宗教历史的话，他们的内心就不会敌视其他宗教，这就是宗教宽容，也就是宗教友谊，宗教关系。我们中亚地区的一些历，这是那个东正教，东正教的一些历史研究，最后一部分全是我们伊斯兰教义的历史研究。 　　同时，应该指出，世界各大宗教的财富也是世界文明的宝藏，我们对一二年级的学生，教授宗教学概论和世界宗教史，随后在高年级让他们专门深入地学习研究伊斯兰教。 　　解说：这里的老师告诉我们，在他看来传播正确的宗教观念，对于打击宗教极端主义有着非常重要的，甚至是直接的作用。 　　加富洛夫（乌兹别克斯坦塔什干伊斯兰大学伊斯兰历史与哲学系主任）：所有学生都在讨论，并谴责恐怖组织的行为，认为打着伊斯兰教旗号的这种行为不对。比如在新疆，他们打着民族解放的旗号，用伊斯兰教的口号吸引伊斯兰世界的注意。 　　学生们都谴责这种行为，正确地宣传和正确地解释宗教实质。比如伊斯兰教的历史很重要，宗教本身不让去杀戮无辜之人，不能杀戮孩子和老人。《古兰经》或者先知穆罕默德圣训，都没有让人去杀戮，正确地解释宗教能够防止任何极端主义。 　　郑亮：所以最好的办法其实还是普及正信，就是正规的伊斯兰教是什么样的。伊斯兰教本来是怎么讲的，《古兰经》本来是怎么说的，让所有人明白。 　　李林（中国社会科学院伊斯兰教研究是副主任）：有些人提出我们在新疆地区市场世俗文化，提倡现代文化这些都没有问题，但是应该多元化，还要加上提倡正统温和的宗教文化，因为这样子可能对新教群众来讲更有说服力。 　　郑亮：这个时候只能依靠普通的教民他自己去甄别，去辨别，我们在我们正规的清真寺，我们正规的这种宗教人士，我们去普及这些正规的东西。用这些东西去抵御这些歪曲的或者说是扭曲的这样一些影响。正道正信张扬了，那么这些歪门邪道的东西肯定就没市场了。 　　陈晓楠：9·11之后，美国的盖洛普公司在全世界进行了6年民调，调查样本选择范围覆盖了全世界超过12亿的穆斯林人口。结果发现，平时沉默的大多数穆斯林他们对于宗教政治生活甚至西方的看法，另这些西方人感到惊讶。穆斯林反对西方的某些政策，但是并不反对那里的文化和宗教，而且赞赏那里的技术和民主。穆斯林的梦想是一份更好的工作，他们反对激进主义，调查报告的结论是尊重伊斯兰教，将会鼓励温和的大多数穆斯林，以虔诚的信仰为武器，运用《古兰经》的原则反对恐怖主义，最终让恐怖主义者放下手中的枪炮。 　　朱曼别科夫（上合组织底切反恐怖机构前执委会主任）：“三股势力”的问题，恐怖主义的问题，不是一个国家能应对的，这个事情需要我们每个国家共同努力，共同的开展合作，共同推动打击“三股势力”的工作，维护好国家的安全，只有国家的安全才能保护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发展和各方面的发展。 　　解说：成立十年来，上合组织地区反恐怖机构多次组织上合组织成员国主管机关的联合反恐演习，以2011年的“天山-2号-2011”联合反恐演习为例，当时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的新疆喀什，由中国吉尔吉斯坦和塔吉克三国特勤部队参加，展示对被劫持旅游大巴车实行立体封控，现场侦查、武力突击、抢险救援、搜爆排爆等行动，新疆反恐专业力量展示了根据指挥部统一部署，对恐怖分子营地进行合围，从空中和地面发动立体攻击，实施定点清缴，最中消灭全部恐怖分子的科目。这次演习还第一次实际操作了三国情报机关，执法机关交流情报共同研究行动方案。 　　朱曼别科夫：我们执委会没有不对，没有士兵，我们主要的任务是协助各方，协调开展打击恐怖主义，分裂主义和极端主义的合作。 　　解说：面对中亚及周边地区严峻的反恐形势，上合组织地区反恐怖机构成立十年来，从零开始，一步一步形成了上合组织成员国应对新威胁和新挑战的共同立场，建立了多边合作机制，确定了统一的原则和坚实的国际法律基础。 　　年度联合反恐演习，大型活动安保合作，情报交流会议和边防部门领导人会议等合作机制，协调各方主管机关，开展了多种形式的务实合作。不论是中国新疆，俄罗斯车臣还是中亚各国，更不要说阿富汗和巴基斯坦，暴力恐怖主义，作为一种现实威胁，带给整个地区压力与挑战，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之下，上合组织地区反恐怖机构不断通过对话与合作，探寻反恐的解决之道。 　　张新枫：寻找安全领域的共同点，对他们国家来说，这是国家利益，什么是共同的国家利益，那么就要寻找共同的安全威胁，什么是这些观察员国都存在的一些共同威胁呢，“三股势力”。因此他们也都认识到应对“三股势力”的挑战，光靠自己的能力远远不行，需要合作而且需要和过去没有合作的国家开展合作，这是一个积极的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