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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意濃/華盛頓智庫淪爲外國势力代言人?/重温《资本论》 再识马克思
發佈時間: 9/14/2014 2:15:55 AM 被閲覽數: 112 次 來源: 邦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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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意濃>

 
来源: 2014-09-12 wencuecity












 


 








 









 




華盛頓智庫淪爲外國势力代言人?

 

世界民意論坛

 越南主席张晉創在華盛頓智庫战略與國際研究中心(Center for Strategic and International Studies, 簡稱CSIS)讲话。紐约时報提到中國是战略與國際研究中心13個海外资助國之一(2013年7月25日)
越南主席张晉創在華盛頓智庫战略與國際研究中心(Center for Strategic and International Studies, 簡稱CSIS)讲话。紐约时報提到中國是战略與國際研究中心13個海外资助國之一(2013年7月25日)

林楓

華盛頓—
紐约时報9月7日头版刊登長篇調查報道“外國势力收買智庫影響力”(Foreign Powers Buy Influence at Think Tanks),指美國首都華盛頓一批專長于外交政策的智庫接受外國政府或外國機構數千萬美元资助,利用其政策影響力爲這些國家游说。

報道说,自2011年以来,共有至少64個外國機構(包括外國政府、官员個人和外國政府控制的機構)向28家總部在美國的科研組織提供或承诺提供總計不少于9200萬美元的资金。這些科研組織包括大名鼎鼎的布鲁金斯學會(The Brookings Institution)、战略與國際研究中心(Center for Strategic and International Studies, 簡稱CSIS)和大西洋理事會(Atlantic Council)等知名華盛頓智庫。外國资金大量流入美國智庫使人們擔心這些科研機構的學術自由和中立性可能被妥協。紐约时報的報道说,“這些资金正逐漸让傳统上四平八稳的智庫界轉變成外國政府在華盛頓一股强有力的游说力量。”有智庫學者私下承認,他們會迫于压力在自己的研究中得出有利于出资政府立場的結論。

美國的智庫機構大多是由民間团體發起的自負盈虧的非營利學術研究機構,它們的研究報告和專家意見往往在美國的政策制定中發揮重要作用。“這些國家正是看准了智庫在美國決策過程中的巨大影響力。”紐约城市大學的政治學教授夏明说。夏明曾經在威爾逊國際學者中心擔任亚洲政策研究员。他说:“美國是一個智囊政治,也就是说美國的公共決策很多是各大智囊团提供方案,政府采取的很多預備方案都是從智庫来的。所以如果你對智庫影響很深的话,你就可以直接影響到美國的決策過程,而且你可以以一種很公允的姿態出現。”


布鲁金斯學會舉行辛亥革命一百周年研討會。布鲁金斯學會(The Brookings Institution)被紐约时報點名,學會負責人反駁(美國之音拍攝)
布鲁金斯學會舉行辛亥革命一百周年研討會。布鲁金斯學會(The Brookings Institution)被紐约时報點名,學會負責人反駁(美國之音拍攝)





布鲁金斯學會舉行辛亥革命一百周年研討會。布鲁金斯學會(The Brookings Institution)被紐约时報點名,學會負責人反駁(美國之音拍攝)


紐约时報的報道说,上述提到的三家智庫—布鲁金斯學會、CSIS和大西洋理事會都是外國资金的主要接收方。而這三家機構提供的政策文件、主辦的研討會以及爲美國高官專門安排的政策簡報會通常都與外國政府的立場保持一致。更令人擔忧的是,美國的決策人士还没有意识到外國政府在美國智庫籌集资金中發揮的作用。

共有四個國家在紐约时報的這篇文章中被點了名,分別是挪威、卡塔爾、阿聯酋和日本。卡塔爾去年答應給布鲁金斯學會分四年提供總額1480萬美元捐款,布鲁金斯學會在卡塔爾首都設有布鲁金斯多哈中心(Brookings Doha Center)。一名在布鲁金斯多哈中心工作的訪问學者對紐约时報表示,他在求职面試时被告知不得在論文中發表批评卡塔爾政府的觀點。阿聯酋是CSIS的最大“金主”,給這家智庫提供了100萬美元捐款用于修建CSIS距白宮不远處的一幢新總部大樓。北欧國家挪威給布鲁金斯學會和全球發展中心(Center for Global Development)等智庫提供至少2400萬美元资助,让這些機構替挪威政府“游说”,加强挪威在北约的地位、推動北極圈內石油開采和應對氣候變化的議程。CSIS的另一大“金主”日本在推動日本加入美國主導的新贸易框架—跨太平洋夥伴關系(Trans-Pacific Parternship,簡稱TPP)中發揮了巨大作用。紐约时報的報道稱,日本政府旗下的日本贸易振兴機構(Japan External Trade Organization)在過去四年裏給CSIS提供了至少110萬美元资金,用于研究和咨詢贸易促進和日美間直接投资。CSIS的日本訪问學者有的就直接来自日本政府。

作爲一家非常有威望的媒體,紐约时報的報道或許並非空穴来風,而且這也不是第一次有媒體報道指美國智庫被外國势力滲透。美國《國家》杂志(The Nation)去年6月刊登文章披露台灣政府在2009年通過駐美國台北經濟文化代表處(相当于台灣駐美大使館)給美國企业研究所(American Enterprise Institute)55萬美元捐款。該智庫學者後来多次在外交刊物上發表文章,敦促美國政府向台灣出售先進武器並加强美國與台灣的關系。該杂志2013年5月还刊登了另外一名作者的文章,稱現今很多華盛頓智庫已經成爲企业無需注冊的说客,這些企业策略性地給智庫捐款,就好像它們雇佣公關公司或游说公司一樣,也好像給政客的政治捐款。波士頓环球報去年8月的一篇報道披露CSIS高级顧问、東南亚研究主任鮑爾(Ernest Bower)自己还經營着一家大型咨詢公司Bower Group Asia,該公司在九個亚洲國家都有分支機構。

美國智庫界大多否認被外國政府收買並對自己的學術獨立性和中立性進行了辯解。被紐约时報點名之一的著名智庫布鲁金斯學會在其網站上刊登了學會主席塔爾博特(Strobe Talbott)的公開聲明。聲明駁斥了紐约时報的報道,稱“報道存在重大遗漏、歪曲和錯誤。報道記者忽略重要事实,斷章取義,得出錯誤結論,歪曲報道了布鲁金斯學會的研究工作,忽視了布鲁金斯學會有內部規定确保我們學者的研究和政策建議是完全獨立的。”

“智庫当然是需要有资金才能运轉的,給智庫提供资助的機構也一定是出于某種動機的,無論它是挪威政府还是一家私營企业,或者是某個基金會。”大卫•鲁德曼(Daivd Roodman)说。鲁德曼曾經在另外一家被紐约时報點名的智庫—全球發展中心負責挪威項目。他表示,智庫接受外國政府的资助是完全正常、也是合法的。“问題的關鍵不在于誰来‘買’智庫的影響力,而在于如何确保智庫的研究是客觀的、它的运作是透明的,”他说,“在這两個方面,全球發展中心都做得很好。”

但问題是美國法律並不强制要求非營利的智庫機構公開它們的资金来源和细節。這就让人難以判斷智庫的影響力到底是不是被“買”来的。而智庫和外國政府之間越来越密切的關系也让智庫與游说機構之間的界限變得十分模糊。实際上,美國于1938年通過了 “外國代理人注冊法”(Foreign Agents Registration Act)的一部聯邦法律已經爲智庫與外國政府的交往劃定了一條紅線。該法律規定,凡是接受外國政府资金並有意图左右美國公共政策的团體需到美國司法部注冊爲“外國代理人”。紐约时報采訪到的一些法律專家表示,某些美國智庫與外國政府之間的協議可能已經觸犯了該法。

然而事实是人們很難得出美國智庫與外國政府存在某種交換關系的結論。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一家華盛頓智庫中國項目負責人對美國之音表示:“紐约时報的這篇文章拿不出有力證據證明智庫的學術中立性因爲接受了外國政府捐款而被妥協。”他说,资助方往往會選擇把资金投給一個和自己立場相近的智庫,而不是赤裸裸地去收買。

“拿了錢的智庫盡管它不會公開说我爲某個國家所收買或者服務,但哪些话它不说你是可以很清楚地看到,”紐约城市大學的夏明说,“它不说的這些话反而是更重要的。這么做(智庫)可以把決策者的關注點和輿論中心引到资助它的國家想要別人看到的東西。這其实是一種最有效的權力运用,就是控制議事日程。”

当然,智庫也有自己的難處。賓夕法尼亚大學2012年進行的一項調查發現,自1980年以来,美國大大小小的智庫數量增加了一倍多,達到1823家。然而,来自美國政府的资助却減少了。美國前負責亚太事務的助理國務卿坎貝爾(Kurt Campbell)2013年對波士頓环球報(Boston Globe)谈到華盛頓智庫正淪爲党派爭鬥的工具时表示,智庫面臨着巨大的籌款压力,它們每天要花超多的时間去籌款。

或許正如布鲁金斯學會一名學者對紐约时報表達的,是學者的自我審查真正發揮了作用,但畢竟籌款环境艱難而智庫也不得不想辦法撐下去。


美國史密森博物院號稱“城堡”的建築及其花园。樓房中有威爾逊國際學者中心,其中有基辛格中美研究所(史密森博物院图片)
美國史密森博物院號稱“城堡”的建築及其花园。樓房中有威爾逊國際學者中心,其中有基辛格中美研究所(史密森博物院图片)





美國史密森博物院號稱“城堡”的建築及其花园。樓房中有威爾逊國際學者中心,其中有基辛格中美研究所(史密森博物院图片)


中國並没有在紐约时報的這篇報道中被點名,只是被提到中國也是战略與國際研究中心13個海外资助國之一,但這並非意味中國對美國智庫的影響力不存在。只要粗略一看就能發現,華盛頓几乎所有涉及外交或經贸領域研究的智庫都設有中國項目或者專門從事中國问題研究的學者,比如布鲁金斯學會不僅有桑頓中國中心,还在北京與清華大學聯合創辦了清華-布鲁金斯公共政策研究中心;卡內基國際和平基金會(Carnegie Endowment for International Peace)也在清華大學設有清華-卡內基全球政策中心;还有威爾逊國際學者中心(Woodrow Wilson International Center for Scholars)設有基辛格中美研究所。

與直接給智庫捐款不同的是,中國選擇與智庫學者直接接觸這種可能是更爲高明的方法去左右華盛頓智庫的專家和學者。9月初,中國共産党邀請了50多位全球知名智庫學者到北京參加“2014年中國共産党與世界對话會”,請他們給中共改革和执政谏言。紐约城市大學的夏明表示,中國正在以一種非常强势的姿態對海外智庫的學者進行统战和宣傳。他说:“這種接觸有很明确的功利目的,就是搞好和這些學者的公關,如果不能完全收買的话,至少让他們中立化,不至于對中國進行批评。”





重温《资本论》 再识马克思



2014年9月14日

    
    来源:BBC中文网 作者:白墨
    
    普鲁士(今日德国)出生的哲学家、思想家和经济学家卡尔·马克思。
    重温《资本论》 再识马克思


    147年前的今天(1867年9月14日),一本用德文写作的大部头政治经济学著作在德国汉堡出版。没有隆重的发售仪式、没有作者的现场签名。实际上,鲜有人注意,问津者寥寥。
    
    然而,这本书却终于点燃了思想的火花、播下了革命的火种、甚至改变了一些国家的历史轨迹、民族的民运。
    
    《资本论》的诞生
    
    这本书,就是普鲁士(今日德国)出生的哲学家、思想家和经济学家卡尔·马克思最重要的思想和学术成果--《资本论》。
    
    《资本论》是马克思对资本和资本主义制度的运作进行了20多年的观察剖析,在伦敦大英博物馆的阅览室里苦思冥想、据说双脚把书桌下的地板都搓出了一个坑的潜心研究后的思想结晶。
    
    在被巴黎市政当局驱逐出境后,马克思携妻小在1849年搬到伦敦定居下来,直到他在1883年去世。
    
    挚友恩格斯的经济资助,使得马克思可以专心写作,在大英博物馆的阅览室里写下了大量的笔记、手稿,并终于在1867年出版了《资本论》的第一卷:《资本的生产过程》The Production Process of Capital。
    
    《资本论》是马克思在伦敦大英博物馆的阅览室里潜心研究20年后的思想结晶。
    重温《资本论》 再识马克思


    实际上,这是马克思在世时亲眼看到的《资本论》的唯一部分。
    
    马克思去世后,恩格斯汇总他留下的草稿和大量笔记、论文,整理编撰出《资本论》第二卷:《资本的流通过程》The Process of Circulation of Capital,在1885年仍以作者马克思的名义出版。
    
    1894年,恩格斯根据马克思的手稿、笔记编纂出版了《资本论》第三卷,《资本主义生产的总过程》The Process of Capitalist Production as a Whole。
    
    三卷合在一起,就是我们今天看到的《资本论》,Das Kapital。
    
    马克思的笔记本
    
    德国柏林街头的马克思、恩格斯雕像。
    重温《资本论》 再识马克思


    马克思为写作《资本论》而准备的大量笔记、草稿,是同样珍贵的历史文献,也是收藏者追寻的“墨宝”。
    
    无独有偶,在《资本论》诞生周年之际,一本原以为失踪多年的马克思的一本笔记重新浮出水面。
    
    奥地利的古书店Inlibris从一位美国人手上买下了马克思在1840-50年代写下的一本笔记。这期间,也正是马克思为写作《资本论》潜心准备的时期。
    
    这本49页的线装笔记本里,马克思用法文和德文记下了大量的政治和经济理论的思考笔记。书店老板Wetscherek介绍说,笔记全部是马克思手写的,包括马克思对当时一些欧洲最著名的经济学家的理论的摘抄和他对摘抄内容的批注评论。
    
    柴米油盐流水账
    
    BBC70年代播出的电视剧《艾琳娜·马克思》。艾琳娜是马克思7个儿女中最小的女儿,也是马克思最喜欢的一个。7个子女中,只有三个活到成人。
    重温《资本论》 再识马克思


    最有意思的是,除了政治经济理论笔记,笔记本中还记录了1850年以后在伦敦的生活开支流水账。
    
    马克思详细记下了去当铺典当获得的金额,并一再抱怨各种帐单,包括肉铺、鞋匠和书匠的收费,以及牛奶、煤球、面包、药品甚至防蛀卫生球的价钱。
    
    字里行间,活生生的勾画出马克思一家人生活的困苦窘迫。
    
    马克思一家的窘困,在已经发表的他写给恩格斯的信中一览无余。
    
    其中一封信中,马克思向恩格斯抱怨说:“一个星期前我到了无法出门的地步,因为我的外套押在当铺里。我已经吃不起肉了,因为欠债太多。”
    
    在另一封给恩格斯的信中,马克思说:“我夫人在生病,小珍妮(马克思的女儿之一)在生病。我不能请医生,因为付不起药钱。过去8-10天里,全家人只能靠面包和土豆充饥”。
    
    显然,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痛恨是有切身体会的。马克思传记作者之一Francis Wheen说,“马克思此时已经完全破产,他若不是在大英博物馆的阅览室里,就是在当铺里。”
    
    或许,马克思的双脚在阅览室地面上搓出了坑,也是债务缠身逼得六神无主?(请原谅对伟人的不敬)。
    
    60年代苏联红场阅兵。沙俄认定《资本论》是“纯粹的科学著作”,而且“在俄国不会有几个人有兴趣读”。历史证明这个判断是多么的错误。
    重温《资本论》 再识马克思


    重温《资本论》
    
    《资本论》的第一个外文版是俄文版,1872年在沙皇俄国发行。当时的沙皇被共产主义吓得杯弓蛇影。但沙俄的新闻检察官认定《资本论》是“纯粹的科学著作”,而且“在俄国不会有几个人有兴趣读,能读懂的就更少”。
    
    历史证明这个判断是多么的错误。
    
    1887年《资本论》英文版问世。此后它被翻译成包括中文在内的50多种语言出版。《资本论》的影响力远远超过它的销售量。
    
    马克思对共产主义的预言被证明是错误的,但他对资本主义的剖析批判被证明很多都是正确的和有预见性的。
    
    2008年爆发新一轮全球经济危机以来,《资本论》在马克思的故乡德国和第二故乡英国又出现热销。
    
    马克思1883年去世后,葬在伦敦的Highgate公墓。
    重温《资本论》 再识马克思


    至于他在《资本论》中预言,资本主义因无法克服自身造成的循环往复的经济危机而最终要灭亡,还需要时间的验证。
    
    对了,前面提到的那家奥地利古书店,要把马克思的那个笔记本上市拍卖,特别瞄准中国买家。拍卖最低估价200万英镑。
    
    马克思他老人家九泉有知,该作何感想?  博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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