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陈寅恪--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

我的思想，我的主张完全见于我所写的王国维纪念碑中。王国维死后，学生刘节等请我撰文纪念。当时正值国民党统一时，立碑时间有案可查。在当时，清华校长是罗家伦，是二陈（CC）派去的，众所周知。我当时是清华研究院导师，认为王国维是近世学术界最主要的人物，故撰文来昭示天下后世研究学问的人，特别是研究史学的人。我认为研究学术，最主要的是要具有自由的意志和独立的精神，所以我说“士之读书治学，盖将一脱心志于俗谛之桎梏。”“俗谛”在当时即指三民主义而言。必须脱掉“俗谛之桎梏”，真理才能发挥，受“俗谛之桎梏”，没有自由思想，没有独立精神，即不能发扬真理，即不能研究学术。学说有无错误，这是可以商量的，我对于王国维即是如此。王国维的学说中，也有错的，如关于蒙古史上的一些问题，我认为就可以商量。我的学说也有错误，也可以商量，个人之间的争吵，不必芥蒂。我、你都应该如此。我写王国维诗，中间骂了梁任公，给梁任公看，梁任公只笑了笑，不以为芥蒂。我对胡适也骂过。但对于独立精神，自由思想，我认为是最重要的，所以我说“唯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祀，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我认为王国维之死，不关与罗振玉之恩怨，不关满清之灭亡，其一死乃以见其独立自由之意志。独立精神和自由意志是必须争的，且须以生死力争。正如词文所示，“思想而不自由，毋宁死耳。斯古今仁圣同殉之精义，夫岂庸鄙之敢望。”一切都是小事，惟此是大事。碑文中所持之宗旨，至今并未改易。

第二篇：蔡元培--救人 (北大演说)

五年前，严几道先生为本校校长时，余方服务教育部，开学日曾有所贡献于同校。诸君多自预科毕业而来，想必闻知。士别三日，刮目相见，况时阅数载，诸君较昔当必为长足之进步矣。予今长斯校，请更以三事为诸君告。

一曰抱定宗旨诸君来此求学，必有一定宗旨，欲求宗旨之正大与否，必先知大学之性质。今人肄业专门学校，学成任事，此固势所必然。而在大学则不然，大学者，研究高深学问者也。外人每指摘本校之腐败，以求学于此者，皆有做官发财思想，故毕业预科者，多入法科，入文科者甚少，入理科者尤少，盖以法科为干禄之终南捷径也。因做官心热，对于教员，则不问其学问之浅深，惟问其官阶之大小。官阶大者，特别欢迎，盖为将来毕业有人提携也，现在我国精于政法者，多入政界，专任教授者甚少，故聘请教员，不得不下聘请兼职之人，亦属不得已之举。究之外人指摘之当否，姑不具论。然弭谤莫如自修，人讥我腐败，而我不腐败，问心无愧，于我何损?果欲达其做官发财之目的，则北京不少专门学校，入法科者尽可肄业法律学堂，入商科者亦可投考商业学校，又何必来此大学?所以诸君须抱定宗旨，为求学而来。入法科者，非为做官;入商科者，非为致富。宗旨既定，自趋正轨。诸君肄业于此，或三年，或四年，时间不为不多，苟能爱惜分阴，孜孜求学，则其造诣，容有底止。若徒志在做官发财，宗旨既乖，趋向自异。平时则放荡冶游，考试则熟读讲义，不问学问之有无，惟争分数之多寡;试验既终，书籍束之高阁，毫不过问，敷衍三四年，潦草塞责，文凭到手，即可借此活动于社会，岂非与求学初衷大相背驰乎?光阴虚度，学问毫无，是自误也。且辛亥之役，吾人之所以革命，因清廷官吏之腐败。即在今日，吾人对于当轴多不满意，亦以其道镕沦丧。今诸君苟不于此时植其基，勤其学，则将来万一因生计所迫，出而任事，担任讲席，则必贻误学生;置身政界，则必贻误国家。是误人也。误己误人，又岂本心所愿乎?故宗旨不可以不正大。此余所希望于诸君者一也。

二曰砥砺德行方今风俗日偷，道德沦丧，北京社会，尤为恶劣，败德毁行之事，触目皆是，非根基深固，鲜不为流俗所染，诸君肄业大学，当能束身自爱。然国家之兴替，视风俗之厚薄。流俗如此，前途何堪设想。故必有卓绝之士，以身作则，力矫颓俗。诸君为大学学生，地位甚高，肩此重任，责无旁贷，故诸君不惟思所以感已，更必有以励人。苟德之不修，学之不讲，同乎流俗;合乎污世，己且为人轻侮，更何足以感人。然诸君终日伏首案前，芸芸攻苦，毫无娱乐之事，必感身体上之苦痛。为诸君计，莫如以正当之娱乐，易不正当之娱乐，庶于道德无亏，而于身体有益。诸君入分科时，曾填写愿书，遵守本校规则，苛中道而违之，岂非与原始之意相反乎?故品行不可以不谨严。此余所希望于诸君者二也。

三曰敬爱师友教员之教授，职员之任务，皆以图诸君求学便利，诸君能无动于衷乎?自应以诚相待，敬礼有加。至于同学共处一堂，尤应互相亲爱，庶可收切磋之效。不惟开诚布公，更宜道义相励，盖同处此校，毁誉共之，同学中苛道德有亏，行有不正，为社会所訾詈，已虽规行矩步，亦莫能辩，此所以必互相劝勉也。余在德国，每至店肆购买物品，店主殷勤款待，付价接物，互相称谢，此虽小节，然亦交际所必需，常人如此，况堂堂大学生乎?对于师友之敬爱，此余所希望于诸君者三也。

余到校视事仅数日，校事多未详悉，兹所计划者二事一曰改良讲义。诸君既研究高深学问，自与中学、高等不同，不惟恃教员讲授，尤赖一己潜修。以后所印讲义，只列纲要，细微末节，以及精旨奥义，或讲师口授，或自行参考，以期学有心得，能裨实用。二曰添购书籍。本校图书馆书籍虽多新出者甚少，苟不广为购办，必不足供学生之参考。刻拟筹集款项，多购新书，将来典籍满架，自可旁稽博采，无漠缺乏矣。今日所与诸君陈说者只此，以后会晤日长，随时再为商榷可也。

第三篇：胡适--“研究国故”的方法

研究国故，在现时确有这种需要。但是一般青年，对于中国本来的文化和学术，都缺乏研究的兴趣。讲到研究国故的人，真是很少，这原也怪不得他们，实有以下二种原囚：一、古今比较起来，旧有的东西就很易现出破绽。在中国科学一方面，当然是不足道的；就是道德和宗教，也都觉浅薄得很，这样当然不能引起青年们的研究兴趣了。二、中国的国故书籍，实在太没有系统了。历史书，一本有系统的也找不到；哲学也是如此。就是文学一方面，《诗经》总算是世界文学上的宝贝，但假使我们去研究《诗经》，竟没有一本书能供给我们做研究的资料的。原来中国的书籍，都是为学者而设，非为普通人、一般人的研究而作的。所以青年们要研究，也就无从研究起。我很望诸君对于国故，有些研究的兴趣，来下一番真实的工夫，使彼成为有系统的。对于国故，亟应起来整理，方能使人有研究的兴趣，并能使有研究兴趣的人容易去研究。

“国故”的名词，比“国粹”好得多。自从章太炎著了一本《国故论衡》之后，这“国故”的名词于是成立。如果讲是“国粹”，就有人讲是“国渣”，“国故”（NationalPast）这个名词是中立的。我们要明了现社会的情况，就得去研究国故。古人讲，知道过去才能知道现在。国故专讲国家过去的文化，要研究它，就不得不注意以下四种方法：

一、历史的观念。在一般青年，所以对于国故没有研究兴趣的缘故，就没有历史的观念。我们看旧书，可当它作是历史看。清乾隆时，有个叫章学诚的，著了一本《文史通义》，上边说“六经皆史也”。我现在进一步来说：“一切旧书——古书——都是史也”。本来历史的观念，就不由然而然地生出兴趣了。如道家炼丹修命，确是很荒谬的，不值识者一笑。但本了历史的观念，看看它究竟荒谬到了什么田地，亦是很有趣的。把旧书当作历史看，知他好到什么地步，或是坏到什么地步，这是研究国故方法的起点，是叫“开宗明义”第一章。

二、疑古的态度。疑古的态度，简要言之，就是“宁可疑而错，不可信而错”十个字。譬如《书经》，有今文《尚书》和古文《尚书》之别。有人说，古文《尚书》是假的，今文《尚书》有一部分是真的，余外一部分，到了清时，才有人把它证明是假的。但是现在学校里边，并没有把假的删去，仍旧读它全书，这是我们应该怀疑的。至于《诗经》，本有三千篇，被孔子删剩十分之一，只得了三百篇。《关雎》这一首诗，孔子把它列在第一首，这首诗是很好的。内容是一很好的女子，有一男子要伊做妻子，但这事不易办到，于是男子“寤寐求之”，连睡在床上都要想伊，更要“悠哉悠哉，辗转反侧”呢！这能表现一种很好的爱情，是一首爱情的相思诗。后人误会，生了许多误解，竟牵到旁的问题上去。所以疑古的态度有两方面好讲：一、疑古书的真伪。二、疑真书被那山东老学究弄伪的地方。我们疑古的目的，是在得其“真”，就是疑错了，亦没有什么要紧。我们知道，[没有]哪一个科学家是没有错误的。假使信而错，那就上当不浅了！自己固然一味迷信，情愿做古人的奴隶，但是还要引旁人亦入于迷途呢！我们一方面研究，一方向就要怀疑，庶能不上老当呢！如中国的历史，从盘古氏一直相传下来，年代都是有“表”的，“像煞有介事”，看来很是可信。但是我们要怀疑，这怎样来的呢？根据什么呢？我们总要“打破砂锅问到底”，究其来源怎样，要知道这年月的计算，有的是从伪书来的，大部分还是宋朝一个算命先生，用算盘打出来的呢。这哪能信呢！我们是不得不去打破它的。

在东周以前的历史，是没有一字可以信的。以后呢？大部分也是不可靠的。如《禹贡》这一章书，一般学者都承认是可靠的。据我用历史的眼光看来，也是不可靠的，我敢断定它是伪的。在夏禹时，中国难道竟有这般大的上地么？四部书里边的经、史、子三种，大多是不可靠的。我们总要有疑古的态度才好！

三、系统的研究。古时的书籍，没有一部书是“著”的。中国的书籍虽多，但有系统的著作，竟找不到十部。我们研究无论什么书籍，都宜要寻出它的脉络，研究它的系统。所以我们无论研究什么东西，就须从历史方面着手。要研究文学和哲学，就得先研究文学史和哲学史。政治亦然。研究社会制度，亦宜先研究其制度沿革史，寻出因果的关系，前后的关键，要从没有系统的文学、哲学、政治等等里边，去寻出系统来。

有人说，中国几千年来没有进步，这话荒谬得很，足妨害我们研究的兴趣。更有一外国人，著了一部世界史，说中国自从唐代以后，就没有进步了，这也不对。我们定要去打破这种思想的。总之，我们是要从从前没有系统的文学、哲学、政治里边，以客观的态度，去寻出系统来的。

四、整理。整理国故，能使后人研究起来，不感受痛苦。整理国故的目的，就是要使从前少数人懂得的，现在变为人人能解的。整理的条件，可分形式内容二方面讲：

（一）形式方面，加上标点和符号，替它分开段落来。

（二）内容方面，加上新的注解，折中旧有的注解。并且加上新的序跋和考证，还要讲明书的历史和价值。

我们研究国故，非但为学识起见，并为诸君起见，更为诸君的兄弟姊妹起见。国故的研究，于教育上实有很大的需要。我们虽不能做创造者，我们亦当做运输人——这是我们的责任，这种人是不可少的。

第四篇：章太炎--今日青年之弱点

现在青年第一弱点，就是把事情太看容易，其结果不是侥幸，便是退却。因为大凡作一件事情，在起初的时候，很不容易区别谁为杰出之士，必须历练许多困难，经过相当时间，然后才显得出谁为人才，其所造就方才可靠。近来一般人士皆把事情看得容易，亦有时凑巧居然侥幸成功。他们成功既是侥幸得来，因之他们凡事皆想侥幸成功。但是天下事那有许多侥幸呢？于是乎一遇困难，即刻退却。所以近来人物一时侥幸成功，则誉满天下；一时遇着困难废然而返，则毁谤丛集。譬如辛亥革命侥幸成功，为时太速，所以当时革命诸人多半未经历练，真才不易显出。诸君须知凡侥幸成功之事，便显不出谁是勇敢，谁是退却，因之杂乱无章，遂无首领之可言。假使当时革命能延长时间三年，清廷奋力抵抗，革命诸人由那艰难困苦中历练出来，既无昔日之侥幸成功，何至于有今日之纷纷退却。又如孙中山之为人，私德尚好，就是把事情看得太容易，实是他的最大弱点。现在青年只有将这个弱点痛改，遇事宜慎重，决机宜敏速，抱志既极坚确，观察又极明了，则无所谓侥幸退却，只有百折千回以达吾人最终之目的而已。现在青年第二个弱点，就是妄想凭藉已成势力。本来自己是有才能的，因为要想凭籍已成势力。就将自己原有之才能皆一并牺牲，不能发展。譬如辛亥革命，大家皆利用袁世凯推翻清廷，后来大家都上了袁世凯的当。历次革命之利用陆荣廷岑春暄，皆未得良好结果。若使革命诸人听由自己的力量，一步一步的做去，旗帜鲜明，宗旨确定，未有不成功的。你们的少年中国学会，主张不利用已成势力我是很赞成的。不过已成势力，无论大小，皆不宜利用。宗旨确定，向前做去，自然志同道合的青年一天多似一天，那力量就不小了。惟最要紧的须要耐得过这寂寞的日子，不要动那凭藉势力的念头。现在青年的第三个弱点，就是虚慕文明。虚慕那物质上的文明，其弊是显而易见的。就是虚慕那人道主义，也是有害的。原来人类性质，凡是能坚忍的人，都是含有几分残忍性，不过他时常勉强抑制，不易显露出来。有时抑制不住，那残忍性质便和盘托出。譬如曾文正破九江的时候，杀了许多人，所杀者未必皆是洪杨党人，那就是他的残忍性抑制不住的表示，也就是他除恶务尽的办法。这次欧洲大战，死了多少人，用了若干钱，直到德奥屈服，然后停战。我们试想欧战四年中，死亡非不多，损失非不大，协约各国为甚么不讲和呢？这就是欧美人做事彻底的表现，也就是除恶务尽的办法。现在中国是煦煦为仁的时代，既无所谓坚忍，亦无所谓残忍，当道者对于凶横蛮悍之督军，卖国殃民之官吏，无不包容之奖励之，决不妄杀一个，是即所谓人道主义。今后之青年做事皆宜彻底，不要虚慕那人道主义。现在青年第四个弱点，就是好高骛远。在求学时代，都以将来之大政治家自命，并不踏踏实实去求学问。在少年时代，偶然说几句大话，将来偶然成功，那些执笔先生就称他为少年大志。譬如郑成功做了一篇小子当洒扫应对进退的八股，中有汤武证诛，亦洒扫也；尧舜揖让，亦进退也；小子当之，有何不可数语。不过偶然说几句话而已，后人遂称他为少年有大志。故现在青年之好高骛远，在青年自身当然亟应痛改。即前辈中之好以（少年有大志）奖励青年者，亦当负咎。我想欧美各国青年在求学时代，必不如中国青年之好高骛远。大家如能踏踏实实去求学问，始足与各国青年相竞争于二十世纪时代也。

为什么中国打伊斯兰国会酿大灾

难

原文发表于9月18日【联合早报】

前不久Susan Rice来中国访问了，其中有一个目的就是探讨“中国酱油”问题的解决方案。此酱油非彼酱油，“中国酱油”问题乃是由奥巴马总统在8月初接受纽约时报专栏作家THOMAS FRIEDMAN采访时提出来的，中国打美国的酱油（Free-rider）不一般，打了整整三十年。在这三十年里，中国韬光养晦，改革开放，发展经济，与此同时美国却用不菲的人力，武力，财力在全世界诛杀暴君，推广民主，维持秩序。三十年后美国终于幡然醒悟，该向中国讨酱油债了，无怪乎当伊斯兰国（ISIL）威震四方，令世界不寒而栗的时候，许多美国精英和老百姓都反对白宫出头，因为美国打仗，中国闷声发大财的游戏太不公平了，毕竟中国是伊拉克石油最大的主顾，中石化，中石油和中海油总共拥有20%的伊拉克石油项目，凭什么中国不出兵，偏要美国出兵来保卫中国的石油利益？这就是美国眼中中国狂打酱油的逻辑。

被讨酱油债，这在中国改革开放以来还真是第一回，实际上美国也真是没有办法了。正如笔者在去年10月的【美利坚帝国已死】文中所指：“维持一个帝国代价是非常高昂的，美国财政已经不堪重负。为了这个帝国，美国维持着全世界唯一一支全球化的军事力量，而这台庞大先进的军事机器要良好运转则必须有强大坚实的美元基础。帝国从来都是极其昂贵的大国游戏，对于一个衰弱中的大国而言，更是一个难以供养的奢侈品。中东的石油战争泥沼已经渐成美国的负资产，与此同时印度和中国正在迅速取代美国昔日在中东的石油购买力，或许是时候让此二国接手些许中东石油政治的负资产。美利坚帝国就像一个资产组合，在全球经济去杠杆的当下，美国必须对这个组合重新进行调整，以优化成本控制，最大化回报。奥巴马的“帝国已死”或许只针对中东而言，全球经济重心正在向亚洲转移，美国在中东减仓极有可能是为在亚洲“增持”做准备。”美国的经济去杠杆化要持续到2020年左右，如今在财政悬崖边上也是喘定还歇，却要被赶鸭子上架的去打比Al Qaeda还要生猛的伊斯兰国，这可如何是好？俗话说，大炮一响黄金万两，这真要和伊斯兰国全面深入的掐起架来，美国的债务负担注定要喜大普奔，经济去杠杆化的大计只能泡汤了事，此时中国默默富甲天下，国力日隆，不找中国讨酱油债，更向谁讨？

但问题是要中国出兵打伊斯兰国却并不实际。中国要在中东对极端伊斯兰武装动武，必须要等到其在印度洋拥有强大的蓝水海军力量之后，因为一旦和伊斯兰国交上火，中国就彻底捅破了中东极端伊斯兰势力的马蜂窝，试问如果中国不能在印度洋维持强大的蓝水海军力量，日后如何保卫自己在中东的经济利益？但目前为止中国蓝水海军在印度洋上的力量几乎为零。中国日后要靠一己之力把蓝水海军实力投射到印度洋上，困难相当大，几乎会有和印度武力摩擦的危险，唯一能指望的就是美国。美国在印度洋有很多很棒的海军基地，还有全球海上夥伴计划可资利用，美国完全可以帮助中国蓝水海军实现在印度洋上的常态化存在。但问题是，这个忙美国会不会帮？要打那么远的苍蝇，苍蝇拍够不着怎么成？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如果中国出兵伊拉克，那么中国就要做好成为全球伊斯兰圣战主要敌人的准备。现如今光为一个东突，中国的安全部门就已经疲于奔命，试想一下，如何东突和全球圣战主力会师，中国还应付的过来吗？正如笔者在【中国须防掉入圣战圈套】一文中所指：“从伊斯兰地缘政治的角度考虑，不在伊斯兰的核心地带中东终结以美国为首的基督教国家的压迫，不孤立并消灭以色列，圣战的目标--在全球范围内建立政教合一的纯正伊斯兰社会，就无法实现。圣战者的国家和种族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在全球范围内建立政教合一的纯正伊斯兰社会。圣战必须是基督教文明霸权的终结者，为整个伊斯兰服务，而不是成为某些民族独立的工具。正是基于这个全球化圣战的大考量，东突分子对基地组织的摇尾乞怜才成效寥寥，拉登毕生都没有提过要把中国列入圣战目标，特别是中国还是伊斯兰大国巴基斯坦的铁哥们，完全没有必要为了东突的独立诉求而牺牲中国对一个主要伊斯兰国家的友谊。一旦中国成为国际伊斯兰的敌人，就可以把美国从恐怖主义的重重包围之下解放出来，中国将取而代之成为被钉在圣战十字架上的耶稣。”可见，中国出兵伊拉克远不只是出兵这么简单，还要承担给美国从圣战漩涡中解套的风险，中国安全部门的实力根本无法妥善应对这种挑战。根据亨廷顿的“文明的冲突论”，目前的全球圣战依然是基督教文明和伊斯兰文明强烈碰撞的结果，而且未来相当长的时期也将如此，中国没有必要去掺和，也没有这个实力去替基督教世界背这个十字架。

但凭美国一己之力是搞不掂伊斯兰国，基督教世界有难，也只有下一个超级大国的中国有实力出手相助，其他盟国倒是打酱油的，因为一旦伊斯兰国做大了，穆斯林移民众多的法国等欧洲盟国都没有好日子过，沙特，约旦这些亲美的阿拉伯骑墙草国家也够呛，所以他们只能绑在美国战车上打酱油。中国迫于自身的局限无法出兵，只能出钱了。

【后记】

莱斯访华期间，我有幸和几位学者（其中包括一位新疆问题专家）就中国打“美国酱油”和中国出兵打伊斯兰国的问题展开了激烈的探讨。

大家都为俄罗斯的疯狂和穷途末路感到震惊，觉得中国和俄罗斯走得太近了，很不安全。莱斯的到来给中国提供了一个地缘政治再平衡的机会。有人认为，在中东极端伊斯兰势力越演越烈，美国在衰弱的进程中挣扎的时候，奥巴马有意让中国参加盟军，这是前所未有的。一直以来针对极端伊斯兰的军事行为都被西方垄断，如今却要恳请代表东方的中国加入，这绝对是中国乃至是东方的机遇。对此我持保留意见。之前用经济学的方法研究过中国的维稳和反恐，深刻的了解中国的国安部门无论在组织结构，人才储备，还是在技术特别是大数据技术方面都是非常落后的，根本无法承受与全球伊斯兰圣战主力交锋的重担。一个残酷的事实就是，一旦中国出兵打伊斯兰国，那么中国的国安部门就将迎战全球伊斯兰圣战主力，这恐怕是无可避免的。习大大访新疆的时候，乌鲁木齐火车站就发生了大爆炸，安全部门的表现与瞎子摸象无异，简直是耻辱，这样的实力是否有资格和全球伊斯兰圣战主力交锋？针对中国的恐怖主义打击很有可能会呈井喷之势。

所以出兵是下下策，但是袖手旁观也是不道德的。基督教文明在和伊斯兰文明的激烈冲撞中，彼此内耗甚大，但这对于极端伊斯兰势力确是极好的，因为西方衰弱了，伊斯兰的世俗政权也在茉莉花运动和经济周期中衰弱了，这就制造了越来越大的实力真空给极端伊斯兰势力去填补。如果中国袖手旁观，恐怖主义在中东的强势崛起几乎是不可阻挡的，美国已经没有实力去扭转乾坤。恐怖主义的崛起，再加上中国的崛起，到最后中华文明早晚也会和伊斯兰文明碰撞起来。中国要推迟这一天的到来，所以这一次决不能袖手旁观。

中国出兵的时机尚不成熟，但力是必须出的。最权宜之计就是为盟国特别是美国提供低息甚至是无息的战争融资，确保盟军弹药粮草充足，减少战争对盟国经济的伤害，等时局平定再加入维和行动。竭尽中国所能，并考虑自身难处，这恐怕是中国所能付出的最多了。

 作者：公民经济学家吴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