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论未来什么东西最值钱时，其实有各种各样的答案。几十年前，有一些人预测未来最值钱是石油，但是扣除通胀因素之外，石油价格不涨，反而下降。同时，还有人觉得黄金、房子等东西，将是最值钱的。

　　我觉得未来有两样东西是最值钱的，一是人力资源，二是土地。社会不断进步，让很多东西变得便宜起来，然而人力资源却变得越来越贵。现在，人们买一台电视机，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价格便宜的电视机，几百元就行了。可是回到上个世纪80年代，甚至90年代初，都是一件相当艰难的事情。在这里，有一位朋友给我提供了这方面的资料。他说道：“我在1991年元旦购买一台东芝21吋彩色电视机，还是半水货的，价格3700元，不包天线等配件。配齐后，请两个朋友边看电视边搓一顿大餐，共花约4000，一两年的积蓄全部花光光，感觉比现在许多果粉买IPHONE爽多了。80年代中期，家里有一台14吋黑白电视台已经很牛逼了，价格约3000元。我父亲那时的月工资约60元。这样的收入，养家之外，买一台这样的电视机要攒10年，基本相当于现在一个中等收入的工薪人士买一台入门级大奔的模样。”

　　上个世纪70年代，发生石油危机了。当时，石油的价格从每桶15美元上涨至35美元。有一些学者做出预测，地下石油资源只能供人们开采二、三十年。事实证明，他们的预测是错误的。1998年，石油价格跌到10美元一桶。即使在2008年，石油出现了140美元一桶，但是去掉通胀因素之后，实际价格还是比上个世纪70年代时便宜。由于探明技术不断进步，人们探明的石油越来越多，甚至超过开采量。就算有一天，石油真的采完了，也不用担心。当石油价格上涨到一定程度时，新的替代品肯定会出现。现在，已经电动汽车了，之所以不能普及，主要是石油价格相对便宜，使用不合算。

　　人力资源的价格是否越来越贵，有一些人会持有质疑的理由。他们的看法，将来机器人的推广，到时会抢走很多工人的饭碗，从而冲击人工的价格。当然，工人确实要面临和机器人竞争，但是这个并不意味着人力资源就会变得便宜了。人们生活水平好起来，将会很多需求被激发出来。如果一个人还没有解决吃饭问题，不会想去沐足、按摩之类等。当然，机器人也可以给人们洗脚、按摩等，但是那种感觉肯定是不同的。老人们的孤单，往往也需要有人陪他们说话，这个也是机器人往往无法替代的。不可否认，机器人也可以和人说话，但是效果是打折的。

　　现在，机器人也可以写作了，但是往往是程序化。机器人写的东西，都是根据程序化设计而出来的，缺少深邃的思想。不管机器人多么智能，本身是不能创新，只能依靠人们去安装。其实，很多东西也是如此的。我们在电视上可以看到明星的演唱会、或者各种体育比赛直播，但是还有很多人付出巨大成本去看现场。

　　一个社会里，经济越发达，人工价格就这么贵。发达国家，很多商品都很便宜，但是涉及人工方面，都是很贵。正是人力资源会变得越来越贵，所以在这方面投资是非常值得的。所谓的人力资源投资，并非纯粹拿到学历，更重要就是学到实用的知识。如果一个人英语不错的话，收入往往会增加很多。特别是开放程度越来越高，外国人越来越多，服务员来说，懂英语的可以到档次较高的酒店工作，能够胜任接待外国人，那么收入自然会搞一些。

　　除了人力资源之外，土地可能是未来值钱的东西。通常来说，经济发展之后，土地价格都会上涨，这是一种普遍现象。当然，资产出现泡沫的现象，也是有的，但是总体来说，都是会上涨的。人们生活好起来，对住房的要求越来越高，不仅在面积方面有要求，并且有一些人希望住别墅。正是有了这种需求，将会占用更多土地。未来的汽车越来越多了，那么就需要修建更多公路，自然会占用更多土地。同时，人们有钱之后，希望享受更高质量的生活，比如，要去打高尔夫球之类。建高尔夫球场，需要占用土地。类似这样的需求还有很多，这必然需要更多土地。

　　人类的欲望是无限的，钱多之后，自然就有各种需求。虽然人们也通过建设高楼方式达到节约用地，但是有钱人还是喜欢住别墅。相对来说，地球的土地还是有限，这么多人去竞争，价格肯定会上涨。特别是土地供应量受到限制之后，价格不断上涨是很正常的。当然，土地价格并不是一路上涨，也会出现泡沫时期，日本就是一个例子。

　　如果说未来什么东西是值钱的，只能选择一个，我选择人力资源，要是再选多一个，那么是土地。时间长了，房子会变旧了，甚至会倒坍，然而土地不会。只要经济不断增长，人力资源一定越来越值钱，哪怕人口增长速度很快。

『青聯』時期的胡錦濤

『青联』时期的胡錦濤

（嚴家祺：《在人生的列車上》，2013-10 牛津大學出版社香港中文版P.78-83）

   
    “青联”有“全国青联”、省市“青联”、全国金融青联、全国民航青联和中央国家机关“青联”等等。“全国青联”是“中华全国青年联合会”的简称，相当于青年中的“全国政协”。廖承志、胡启立都当过主席。全国青联实行团体会员制，其中有团中央、全国学联、基督教青年会全国协会、青少年网络协会和省市青联、民航青联、金融青联等等。上世纪八十年代，我在全国青联时，委员有五百多人，现在增加到一千多人，这些委员都是由团体会员和社会上各个“界别”推荐的，海外学人华侨界别、台胞和港澳特邀人士界别也推荐若干委员。
   

   
   我在“六四”前五、六年担任全国青联常委，主席是胡锦涛，后来是刘延东。常委还有很多人，有陶斯亮、刘再复、李海峰、刘心武、关牧村、刘晓庆等人，我在大学同班同学孙家昶是副主席，李源潮、李克强是一九八六年担任副主席的。胡锦涛离职了，我觉得可以轻松地写一些有关他的回忆。事隔三十年，现在可以看得很清楚，胡锦涛是怎样小心謹慎地努力才登上权力顶峰的。
   
   
    万润南与我在巴黎常在一起，他是胡锦涛在清华大学时代的同学。当时清华大学有一个全校性的“文艺社团”，胡锦涛读的专业是水利，也是清华文工团舞蹈队成员，是“文艺社团”的四名政治辅导员之一。胡锦涛比万润南高四届，“文革”前早该毕业，因为当政治辅导员，拖到“文革”第三年才离校分配工作。“文革”中万润南与胡锦涛两人一起从北京到西安、成都大串联，还从重庆一起乘轮船到南京。万润南到贵州，身为省委书记的胡锦涛还特地拜访万润南。青年时代无话不谈的好友，“六四”後，胡、万之间的“友情”烟消云散。
   我上大学时，比我高一班的一位学生好像也是在毕业後留校做学生政治思想工作的，这种人 ，與一般同学有距離，因为大家都在学专业知识，他这种人却搞“政治辅导”。一九六四年，为庆祝“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十五周年，北京创作排练了大型音乐舞蹈《东方红》，清华大学选派了一百名名学生参加，其中就有胡锦涛。胡锦涛为此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一篇《毛泽东思想的颂歌》的文章。胡锦涛说：“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使我更进一步体会到我们党和毛主席的伟大和英明，使我下定决心，更加坚定地跟着党走。”“我是一个青年学生，要更好地听党的话，听毛主席的话，努力学习毛泽东思想。” 大型音乐舞蹈《东方红》竭尽对毛泽东“个人崇拜”之能事，为“文化大革命”准备了条件。当时，我在《人民日报》上参加王若水《桌子的哲学》的讨论，发表了一篇文章，谈的是“人造的东西”和“自然的东西”之间没有一条“不可跨越的鸿沟”，“沒有鸿沟”在當時被看作宣揚“階級調和”。连一句毛泽东思想我也不愿提。
   
   
   胡锦涛父亲胡静之在江苏泰州原是一家茶叶店老板，公私合营後成了供销社的一名职工。胡静之因得罪了当地的一些人，文革中受到诬陷，被拉到台上进行批斗，最后还被关了起来。胡静之因关押而身体每况愈下，于一九七八年去世。当时胡锦涛在甘肃工作，立即回家奔丧。在安葬父亲前，胡锦涛找到当时的泰县县长及供销社领导，请求为亡父平反，希望能开一纸证明，但身为甘肃一个副处长的胡锦涛却遭到了冷遇，胡只好返回甘肃。胡锦涛最大的心思就是调回北京工作。为了调回北京，胡锦涛去拜访甘肃省委第一书记宋平。宋平希望胡锦涛能安心在甘肃工作，把胡锦涛升了两级，胡锦涛从副处长升为甘肃建委副主任，一九八二年担任了共青团甘肃省委书记。
    胡锦涛后来又一次拜访宋平，这时宋平已在北京任国家计划委员会副主任，胡锦涛仍在甘肃工作。宋平知道胡锦涛一心想回北京，而自己已回到北京而感到很不好意思，这样，宋平主动把胡锦涛调回了北京，先安排在中央党校学习，很快安排胡锦涛担任了共青团中央书记处书记。
    我在一九八三年见到胡锦涛时，他在全国青联的会议上当选为主席。这种“当选”实际上是“被安排”的，由共青团中央的一位较次要的书记出任全国青联主席。我本人当常委也是“被安排”的，在这之前，我从来不知道中国有一个什么“全国青联”。一九八三年八月二十三日，除了邓小平外，中国共产党中央的主要领导人，如李先念、胡耀邦、赵紫阳、彭真、万里等接见了全国青联的全体委员，每个委员还收到了一张合影的大照片。
   
   
    在全国青联举行会议期间，大家也不知道胡锦涛是什么“来头”，听他谈话，感到很得体，不夸张、不做作、说话平和。会议休息时，我只找熟悉的人聊天，而我看到胡锦涛与关牧村、刘长瑜等演艺界的人聊天，聯繫各方面人士。我感到，胡锦涛能与各界人士接触谈话，當時我們很多人是做不到的。
   一九八五年，胡锦涛在调贵州任省委书记前，在团中央和全国青联大楼举办了一个小型“欢送会”。胡锦涛讲什么话早就忘记了，只记得最后胡锦涛拿出一个画家送他的一幅画，要我们大家在画上签名，正要签名时，这位画家起来干涉，要大家在画盒上签名。胡锦涛不坚持自己想法，让大家在画盒上签名。
   
   
    全国青联给我留下的最好印象是青联工作人员。如覃志刚、杨筱怀。覃志刚当时任秘书长，覃志刚的为人办事，认真负责、态度和善，我在国内外其他地方再也没有见到办事如此谨慎周到的人，覃志刚的下属都是如此。我后来想到，胡锦涛当政时接待外宾，在周恩来的传统中，加入了全国青联的传统，更显完备周到。在这样尊敬地接待每一位“来宾”，无论是那时到北京参加会议的青联委员，还是胡锦涛当政时期的“外宾”，从感情上很难挑出胡锦涛作为“主人”一方的毛病。胡锦涛与其说是全国青联主席，还不如说是“全国青联”的“好管家”
    胡锦涛担任全国青联主席和后来所有时间，始终小心翼翼，他的内心世界是不敞开的，喜怒不行于色。从一九七八年他父亲去世，到他去年从总书记职位上离任，胡锦涛一直对自己的出生地避而不谈，三十多年来没有回过故乡。
    杨筱怀是胡锦涛、刘延东、李克强和李源潮的部下，是全国青联机关刊物《中华儿女》负责人，他与习近平有过长篇对话，习近平敞开心扉谈自己过去经历和理想。六四後的一九九0年四月，杨筱怀给我写了一封长信，谈“六四”後北京的情况，在“六四”镇压後，他作为《中华儿女》记者还采访了“十二名从天安门广场虎口脱险的人士”。现在他已去世，他的信件我还保存着。
   
   
    《0八宪章》是当代中国有重要历史意义的文件。二0一0年诺贝尔和平奖是奖给《0八宪章》的，它的起草人是曾任“中央国家机关团委书记”的张祖桦。张祖桦在“六四”後受到打击，离开了中央机关，在中国政法大学研究生院进修西方国家宪法，研究中国宪政问题，起草了《0八宪章》。因《0八宪章》征集签名规模越来越大，《0八宪章》公布前，二00八年十二月八日一天，张祖桦和刘晓波同时遭到逮捕。因为胡锦涛在团中央和全國青聯工作时，认识和熟悉张祖桦，张祖桦得到了释放，而刘晓波被判处有期徒刑十一年。刘晓波参与修改了《0八宪章》个别地方，算不上是《0八宪章》起草人，因被监禁和参与《0八宪章》签名而获得了诺贝尔和平奖。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对刘晓波的《刑事判决书》中说，“证人张祖桦的证言证明：他与刘晓波于二00八年底共同制作完成了《零八宪章》，他也征集了签名，后刘晓波将《零八宪章》发表在境外网站”。对此，张祖桦发表公开声明说，这根本不是事实。二00八年十二月八日张祖桦被警方传唤时，当主审警员问到其他人包括刘晓波是否参与起草《零八宪章》时，张祖桦回答“不知道”。他只回答他个人做过的事和相关问题，其他人的事他不会回答。 张祖桦说:“ 十二月八日警方同时抓捕我和晓波时，《零八宪章》尚未公布，我怎么可能指认刘晓波将《零八宪章》发表在境外网站？”
   
   
    政治是把“不可能”变为“可能”的艺术，一个政治家，要“天下为公”，心怀国家和人民，用手中的权力除弊扬善，而不是考虑為自己和家族牟利。有“大愛”才有大作為，“大愛”造就“大政治家”。在权力顶峰，胡锦涛仍然与以前一样不多作為，為他的繼任者積累了無數矛盾和問題。胡锦涛在權力頂峰十年最大的功绩是，到了任期届满，没有像江泽民那样赖在军委主席位置上，而是主动放弃了所有权力，这对有几千年专制传统的中国，开了一个好头。这一功绩，将永存中国历史。
（2014/09/25 发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