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今，“法治”在中国又成为口号。与这一口号配套的口号包括“依法治国。”

中国共产党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9月25日发表文章，题目是“法治中国  国泰民安（共和国辉煌65年）。”

对这种“辉煌65年，辉煌60年”的宣传，中共党内先前也有许多人提出批评和抱怨，认为这种宣传是违反基本的事实，因为中共统治中国大陆的65历史上曾经有过延续三年、饿死人几千万的人造大饥荒（1959-1962），还有中共所说的“十年浩劫”，即从1966年延续到1976年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文革”不但让千百万中国普通百姓吃尽苦头，也让当时的中共第二号人物、国家主席刘少奇、原中国两个国防部长（彭德怀、林彪）死于非命。

批评者认为，“辉煌65年，辉煌60年”之类的宣传，不但反事实，反算术，甚至是反人类，因为这宣传显然是把灾难也算为辉煌。

以习近平为首的中共当局近几个月来大力宣扬“法治，”并宣布“法治”将成为中共即将召开的十八届四中全会的主题。中共的这一宣传运动招引到来自中外的各种评论。

英国《金融时报》9月22日发表XRG咨询公司合伙人阿拉斯泰尔•坎贝尔和该公司共同创始人约翰•霍夫曼的文章，对中共当局所说的“法治”进行了分析解说：

“首先，中共所宣扬的法治跟《大宪章》、一人一票、权力划分、司法独立、权力制衡、执政党与政府必须服从法律等观念无关。在中国的上下文中，目前的法治宣传运动只是一个政治工具，中共可以用来保障其自己的生存和至高无上的地位。”

坎贝尔和霍夫曼在文章中所提到的《大宪章》(Magna Carta)是指英国在13世纪的一份法律文件，那份文件规定英国国王权力必须受法律限制，统治者要尊重法律程序，统治者不得任意剥夺被统治者的自由、财产和生命。《大宪章》被认为是创立现代法治民主的最重要的文献。

关于中共目前正在宣传的“法治，”中国工人权利活动家严元章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表示，在当今中国，“法治”、“依法治国”显然是做不到的，因为中国的法律缺乏公信力。他说：

“法，我认为他是一种形式。法的背后是信，是信誉。如果制定法律的人监守自盗，违反法律，还有大量的处理法律问题时发生的大量的不公平，那么必然会降低法律的可信度。”

严元章认为，当今中国的法律或法治的根本的问题是统治者言而无信，导致法律和法治无法令人相信。他举例说：

“十多年来，说是要扩大内需，让老百姓的日子过得更好，说是要公布官员财产（以杜绝贪污腐败）。这些东西都是老百姓期盼的东西，你就是迟迟拿不出来，却口口声声说要依法治国。谁相信呢？”

中国国内外的许多批评者指出，中共当局虽然对官员公示财产的立法迟迟不采取行动，但却迅速采取行动，将那些要求官员公示财产的人抓起来判刑。被抓捕判刑的人包括著名公民权利活动家许志永博士。

中共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在9月25日发表的宣扬中国法治的署名文章说：

“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努力让人民群众从每一个司法案件中都感受到公平正义’成为（中国）司法机关孜孜以求的庄严目标；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国家治理的一切活动都将并入法治的轨道运行，法治意识和法治思维成为所有社会成员必备的素质。”

现在观察家们还不清楚，《人民日报》是否在婉转地批评或抨击中国的司法机关过去和现在无视公平正义，中国的国家治理的一切活动至今都在法治的轨道之外运行。

斯大林死后 莫洛托夫为何败给赫鲁晓夫(图)

澎湃新闻



　　1955年短暂的蜜月期间，莫洛托夫（左一）、马林科夫（左二）、布尔加宁（左三）、赫鲁晓夫（右二）和苏斯洛夫（右一）一起出现在欢迎西德社民党领导人卡洛•施密德（右三）的活动上。

　　“旧王已死，新王万岁！”（Le roi est mort, vive le roi!）

　　这句起源于15世纪的法国格言，同样可以搬用到具有深厚个人独裁土壤的苏联。1953年斯大林突然去世时，至少有6个人有条件扮演“新王”的角色；然而短短五年后，将党政第一把交椅同时收入囊中的却是那个不起眼的乌克兰秃子。簇拥在旧王尸体旁的另五个人变成了“反党分子”，他们的名字从公开出版物里消失了。

　　尖脑袋细脖子、工于言辞的外交部长莫洛托夫，最早提出“斯大林主义”这一概念的部长会议副主席卡冈诺维奇，从未打过胜仗却晋阶元帅的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伏罗希洛夫，在苏共十九大上做政治报告的部长会议主席马林科夫，永远令人不寒而栗的内务部长贝利亚，这五个人构成了斯大林晚年的“国王班底”（All the King’s Men）。他们共同参与了旧王传奇的缔造，也被那位喜怒无常的伟人改造成某一类型的弄臣。当五位顾命大员战战兢兢地告别旧王时代、半推半就地参与到新王宝座的角逐中时，讽刺的情形出现了——他们已经习惯于做绕日而行的星辰，以至于当失去旧王的耳提面命时，居然陷入了类似失重的无所适从状态。五位巨头在一条没有斯大林的斯大林体制周围逡巡徘徊，赫鲁晓夫则精明地施以手腕，将其逐一解决，结束了这个过渡时代。

　　除去被早早送入鬼门关的贝利亚外，“国王班底”中的另外四位人物全都活过了耄耋之年，然而既无人歌颂他们，也无人怀念他们。对这五位斯大林体制的“弗兰肯斯坦”的回顾，有助于我们更清楚地审视这样一些问题：赫鲁晓夫接手的国家所处的是怎样一种政治文化？斯大林时代给苏联留下了何种遗产？“国王班底”自身的悲喜剧，又是怎样呈现和造就了苏联政权本身的命运？

　　1956年3月，蒙古人民共和国大呼拉尔（Great Khural，相当于我国的全国人大）在乌兰巴托国家宫举行全体会议，苏共中央书记处书记、最高苏维埃主席团成员尼古拉•伊格纳托夫（Nikolay Ignatov）率苏联代表团莅临指导。大会开幕式上，伊格纳托夫兴高采烈地介绍了新成立的华沙条约组织和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做的报告，他着重提到，在前一年夏天的中央全会上，苏共成功地粉碎了以马林科夫、卡冈诺维奇、莫洛托夫为首的“反党集团”，并对莫洛托夫等人的“宗派主义和教条主义活动”进行了打击。随着讲话的论调越来越激烈，主席台上的蒙古代表脸色开始变得难看，蒙古人民革命党第一书记达希•丹巴（Dashiin Damba）不安地朝台下的人群张望，他分明记得，“反党集团头目”莫洛托夫也在列席会议的名单里，身份还是堂堂的苏联驻蒙古大使……

　　大使的座位上空无一人：尖脑袋、细脖子、戴着金丝眼镜的莫洛托夫在开幕式前露了一下面，随后悄无声息地从侧门熘出去了。这种不无勇敢的举动与他在1953年之前的猥琐懦弱形成了鲜明对比。我们不必高估莫洛托夫的道德“进步”，或许他终于意识到，斯大林的时代已经过去，有节制的抗议不会再打开通往古拉格的不归路了。

　　从1930年到1953年，维亚切斯拉夫•米哈伊洛维奇•莫洛托夫（Vyacheslav Mikhailovich Molotov）一直是苏联的“二号首长”，并在不同时期统揽过农业、外交、经济和运输工作。尽管并无过人的才华，但凭借杰出的文牍工作能力和丰富的办公室政治经验，他始终扮演着斯大林的头号办事员角色。然而，当莫洛托夫罔顾苏联在1950年代中期已然存在的政治和经济矛盾，企图继续推行斯大林主义时，赫鲁晓夫毅然将他拿下。“二号首长”只能在余生怀念曾经的领袖和灵魂，三十年后寂然去世。

　　“永远铭记斯大林的教导”

　　1953年3月2日凌晨，在莫斯科格拉诺夫斯基大街的政府公寓，尖利的电话铃声突然响起。莫洛托夫在半睡半醒中被告知，斯大林已陷入昏迷，贝利亚要他马上赶到克里姆林宫，商讨领袖去世后的权力分配。

　　当“二号首长”闯进俗称“高地”的斯大林办公室时，他发现贝利亚、马林科夫、卡冈诺维奇等人已经在座了。几位“国王班底”就在弥留的旧王身边完成了交易：马林科夫将担任部长会议主席（总理），莫洛托夫、贝利亚、卡冈诺维奇和布尔加宁是他的副手，莫洛托夫兼任外交部长；被斯大林撤销的苏共中央总书记一职将予以恢复，改称“第一书记”，由莫斯科州委书记赫鲁晓夫担任。3月6日，任命正式公布。

　　斯大林去世的消息传出前，一度有人认为莫洛托夫将成为苏联的新领袖：他从1930年起就是俄国第二号人物，工作经验丰富，在国际上也有一定影响力。但莫洛托夫对自己的缺点了然于心：大半生都在斯大林眼皮底下工作，几乎从未任职于地方，缺乏可靠的政治班底；虽然经常发表讲话和指示，但不过是重复斯大林的既定方针，群众是不会甘心为这样一架“复读机”出生入死的。因此，他满足于继续充当“二号首长”。在斯大林的追悼会上，莫洛托夫在马林科夫之后第二个发言，头一句就是：“我们都是列宁和斯大林的学生……”

　　当然，莫洛托夫也会见风使舵。斯大林去世不过三个月，马林科夫和贝利亚发生冲突，莫洛托夫自然站到了“一号首长”这边：在1948年的“犹太复国主义集团间谍案”中，贝利亚把莫洛托夫的妻子波琳娜•热姆任丘娜送进劳改营，他要报这一箭之仇。于是，贝利亚被撤销了一切职务，在莫斯科卫戍区司令部枪毙。

　　但马林科夫也没能得意太久：他是斯大林在生前最后五年突击提拔起来的，与莫洛托夫、布尔加宁等元老存在隔阂，加上马氏在农业和重工业政策上出现了失误，遭到其他几位领导人的一致攻讦。于是，1955年2月，马林科夫被解除了总理职务，由布尔加宁继任；赫鲁晓夫仍是党的一把手，伏罗希洛夫是名义上的国家元首（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莫洛托夫、卡冈诺维奇、米高扬三人的职务不变，依然属于国家核心领导层。

　　对莫洛托夫来说，地位没有变化，工作更没有变化。尽管他曾受到晚年斯大林的猜忌，妻子还被关进劳改营，但莫洛托夫并不打算给过去二十几年里的政治犯平反——“二号首长”自己就是政治清洗的执行者和既得利益者，假如要追究斯大林的错误，他本人的政治地位就将不保。何况过去五年间，已有三波高级领导人因为标新立异的政策遭到整肃（1950年的沃兹涅先斯基集团，1953年的贝利亚，1955年的马林科夫），不做任何改变才是最保险的。在他的讲话和文章里，斯大林永远是“慈父和领袖”，南斯拉夫的铁托是“修正主义者加法西斯主义者”，西方领导人则是不知感恩的骗子——总之，“我们将把斯大林生前的教导永远铭记在心”。

　　这种不思变通的主张，在更富实际的赫鲁晓夫眼里显然是食古不化。赫氏正确地指出，斯大林晚年的政策给苏联的经济和社会造成了巨大破坏，他在东欧和南斯拉夫问题上的政策则令苏联的外部环境急剧恶化：只有大刀阔斧的改革才能突破这种困境。

　　在中央委员会亲信的支持下，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上做了著名的“去斯大林化”报告，接着开始部署与南斯拉夫恢复关系。不难想象，莫洛托夫对此有多么愤怒：他本能地感到，把矛头对准斯大林，意味着像他这样的“旧王”宠臣将被打入另册；而且赫鲁晓夫越来越多地借助苏共中央联络部来和中、南、波各国领导人接触，把莫洛托夫掌管的外交部架空了。“二号首长”开始反击，他在中央全会上对赫鲁晓夫缓和苏南关系的政策提出了质疑，赫氏的回应极其简洁：1956年6月1日，莫洛托夫的外交部长之职被解除；次日，铁托的专机降落在莫斯科。

　　一开始赢了，结果还是输了

　　莫洛托夫素以“二号首长”著称，但他在被赫鲁晓夫边缘化以后，却一反常态地成为党内反对派的头号领袖。这个反对派组织的主要成员包括伏罗希洛夫、卡冈诺维奇、布尔加宁以及更早失势的马林科夫，他们都曾是斯大林的宠儿，也是改革的直接受害者。在莫洛托夫心目中，反对派比赫鲁晓夫要得人心的多：1956年第比利斯（斯大林家乡）的反二十大游行中，有人打出了“让莫洛托夫当总理”、“让莫洛托夫当总书记”的标语；波兰事件和匈牙利事件中，南斯拉夫和中国领导人对赫鲁晓夫的政策提出了批评；因为赫氏的行政改革被下放到地方的经济官僚也支持老同志们，他们希望恢复过去的待遇。这些都是反对派可以利用的资源。

　　1957年4月22日是列宁诞辰87周年纪念日，这一天，莫洛托夫在《真理报》发表了题为“论列宁”的长文。作为现任中央主席团（相当于我国的政治局）唯一曾在列宁直接领导下工作过的元老，他以不容辩驳的口吻宣称：“斯大林在解决如此重大和复杂的历史课题时，出现个别错误——有时甚至是严重的错误——是在所难免的。”“党在过去的政策总体上是一贯正确的，是忠于列宁主义旗帜的。”这是反攻开始的信号。

　　6月18日，在中央主席团会议上，反对派利用赫鲁晓夫的两位亲信缺席的机会，对他步步进逼。从人数上看，元老集团占据明显优势：到会的11名主席团成员中，有6人是铁杆“反赫”派，国防部长朱可夫也暗示不会力挺赫鲁晓夫。结果，主席团以7票对4票通过了要求赫鲁晓夫辞职的决议，并计划在会议闭幕前推举莫洛托夫为第一书记。

　　然而，赫鲁晓夫随即证明他比老家伙们更有政治斗争经验。莫洛托夫等人认为胜券在握，警惕性大大放松，他们既没有立即向全党和全国通报赫鲁晓夫下台的消息，也没有逮捕后者，反而准许赫氏进行自我辩护和“检讨”。大难不死的赫鲁晓夫马上抓住了这根救命稻草：他一面在会上“诚恳”地反省错误，一面授意克格勃主席谢罗夫（Ivan Serov）把全体中央委员火速接到莫斯科，对主席团发动反击。赫氏的检讨做了整整四天，在这四天里，分散在各地的中委们乘坐军用飞机，先后抵达位于莫斯科老城广场4号的会场。

　　中央委员中的大多数人对高层斗争不感兴趣，但他们对莫洛托夫其人再熟悉不过了。所有人都清楚，如果莫洛托夫集团得势，他们一定会恢复斯大林时代的诸多恐怖政策，并对改革派进行另一轮清洗；即使只是为了保住脑袋，也不能让这些人大权独揽。

　　就这样，形势出现了惊人的逆转——6月22日，全体中委一致要求举行非常全会，并以集体投票方式推翻了18日的主席团决议。接下来一个星期里，全会不仅通过了谴责莫洛托夫等人开展“反党活动”的决议，还以压倒性多数把莫洛托夫、卡冈诺维奇、马林科夫、谢皮洛夫四人开除出主席团和中央委员会。

　　在苏共历史上，中央全会撤销主席团的决议，这是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

　　被遗忘的“老朋友”

　　莫洛托夫的政治生命行将就木。然而赫鲁晓夫比起斯大林来还是有差别的，他没有打发失势的头号“反党分子”到卢比扬卡大楼（内务部所在地）报到，而是安排他去蒙古当了大使。除去在本文开头遭遇的那种言语羞辱外，莫洛托夫在乌兰巴托的生活大体是惬意的，隔壁的中国大使馆不时有客人来访，对这位“斯大林同志的好学生和亲密战友”毕恭毕敬。而在赫鲁晓夫与铁托再度决裂后，莫洛托夫甚至突发奇想，写了一封信给南斯拉夫驻苏使馆，祝他们“五一”节愉快。

　　到了1960年，中苏两党出现分歧。为了防止莫洛托夫和中国人走得太近，赫鲁晓夫把他调到维也纳，出任苏联驻国际原子能机构（IAEA）代表团团长。苏共二十二大后，莫洛托夫和卡冈诺维奇、马林科夫等人一起被开除党籍，正式退休；至于斯大林时代命名的莫洛托夫市（原名彼尔姆）、莫洛托夫斯克城（原名北德文斯克）和“莫洛托夫”号巡洋舰，它们早在1957年就恢复了原来的名字。

　　1961年以后，莫洛托夫夫妇在莫斯科河畔的公寓又住了25年，然而再也无缘踏足曾经无比熟悉的“克里姆林高地”。尽管莫洛托夫已是硕果仅存的几个老布尔什维克（Old Bolshevik，特指十月革命前入党的苏共老党员）之一，但再也没有人邀请他发表演讲了，也没有人建议他撰写理论巨著或纪念文章。

　　被开除党籍后，莫洛托夫唯一一次公开演讲是1970年在妻子的葬礼上。来自中国同志的问候因中苏交恶已是音信杳然，只有阿尔巴尼亚的“明灯”霍查偶尔会在讲话中提到他，称他是一位“软弱但值得钦佩”的人物。1960年代末，有人突然看到莫洛托夫出现在阿尔巴特大街的国立列宁图书馆（现俄罗斯国家图书馆），据说正在撰写回忆录，然而从未出版。现在市面上流传的《莫洛托夫忆往：克里姆林宫政治内幕》（Molotov Remembers: Inside Kremlin Politics）一书是记者费利克斯•楚耶夫（Felix Chuev）根据1985年的采访笔记整理而成的，后来在芝加哥出版。

　　关于“二号首长”的最后一个故事来自诗人和艺术史学者阿纳托利•亚科伯逊（Anatoly Yakobson）。1960年代的一天，他在阿尔巴特大街偶遇莫洛托夫，后者依然板着那张冷冰冰的脸，自顾自地走着。诗人跑到前总理跟前，高高兴兴地问：“您的老朋友冯•里宾特洛普一向可好？”（里宾特洛甫为纳粹德国外长，1939年曾与莫洛托夫一起签署苏德条约，1945年在纽伦堡被处绞刑。）莫洛托夫没有理会，在街角拐了个弯。他一直活到1986年，年满96岁才去世。   来自澎湃新闻thepaper.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