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中国新一届领导人上任至今的表现来看，人们不再怀疑政府推进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心，但现在这个目标却与另外一个更为紧迫的全国性目标相冲突，那就是保增长。中国经济的引擎——工业增速在8月份大幅下降至6.9%，这是自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的最低增速。面对经济滑坡，政府为了不牺牲长期改革的努力，一直在尽量避免采取强刺激手段，而这么做的结果可能导致自1998年以来首次无法实现全年经济增长目标（今年的增长目标为7.5%）。显然，现在已经到了考验政府能否真正告别强刺激时代、保持改革“定力”的时候了。

　　十八届四中全会临近，虽然这次会议以“依法治国”为主题，但观察人士仍试图从中窥到经济改革的蛛丝马迹。一般来说，中国的“三中全会”一般以“经济与改革”为主题，“四中全会”则以政治议题为主，不过过去也有几次讨论的是经济问题，比如，1979年的十一届四中全会主要讨论农业发展问题；1985年的十二届四中全会上，讨论的是第七个五年计划的建议（草案）；另外，1999年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国有企业改革和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拉开国企改革大幕。

　　　　经济“失速”试探政府底线

　　发展，是解决一切问题的关键。中国大刀阔斧进行经济改革的最终目标也是为了实现可持续发展。今年以来，政府一直避免采取大规模的刺激手段，为的是不以牺牲长期改革努力来刺激短期增长。然而，最新的宏观数据显示出的经济失速令政府承受着巨大的压力。8月份，固定资产投资、零售和房地产销售数据一致走软，工业增速更是跌到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的最低水平。而反映价格水平的两项指数CPI和PPI也不好看。观察人士毫不讳言地说，认为中国在通缩边缘着实有些“客气”了，而实际上已经发生通缩。一般认为，通胀虽然危害严重，但通缩的危害有过之而无不及，它反映的是经济的不景气甚至是萧条。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在针对中国经济发布的最新评论报告中，呼吁中国政府不要过于担心国内生产总值（GDP），应该将主要力量集中在改革上。这一观点意外得到了前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林毅夫的支持。林毅夫是一位颇具影响力的经济学家，他一直竭力唱好中国经济。他曾提出一个著名的预测：从2008年开始之后的20年，中国经济都能够保持8%的年增速。该预测也引来很多争议。不过林毅夫现在却呼吁中国将明年的经济增长目标，从今年的7.5%下调至7%。之后，他更倾向于在7%至7.5%的区间。

　　在各方对中国经济的增长前景频频发出预警之际，作为中国经济航船的掌舵人，总理李克强却表现得异常平静。在日前举行的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上，李克强称，中国的经济政策不会随单项经济指标的短期小幅波动而起舞，中国将继续致力于结构性调整，着力解决长期性问题。他还说，只要就业、居民收入和环境保护获得改善，2014年的经济增长率比7.5%的预定目标高一点还是低一点都是可以接受的。从这番话可以读出，现在别指望中国会扭开资金龙头。

　　分析人士称，政府对经济增速放缓的容忍度总有个底限，只是目前这个底限还未被触及。李克强在达沃斯论坛上透露，中国正在顺利实现今年新增1,000万个就业岗位的目标。或许，这就是中国政府的底线。只要新的就业岗位仍然能够被源源不断创造出来，中国领导人就能容忍经济增速的逐渐放缓。

　　然而，对于一向信奉“发展才是硬道理”这句邓小平名言的中国领导层来说，在这番冠冕堂皇的表态背后，是否也存在一丝不可言明的隐忧？即担心在现有经济结构下，过度刺激经济有可能导致中国经济列车脱轨。这种看法并非没有依据。过去30年里，在中国经济运行的背后，以投资为线索可以看到一条清晰的轨迹：政府控制土地→吸引金融资源→资金投向资本密集型产业→重复建设、投资过热→宏观调控→产能过剩→银行坏账→金融风险累积→中央财政化解风险。客观上看，政府主导型的增长模式已经到了非改不可的地步，放弃高增长目标成为题中应有之义。

　　　　强刺激还是强改革？静候四中定调

　　诚然，对于造成当前经济滑坡的因素可以列出一箩筐，但归根到底还是民间部门投资动力无以为继，经济只能靠政府的刺激政策作滑翔性缓降。本世纪初，中国曾出现加入WTO、国企改革、银行改革、住房制度改革等一系列结构性改革，它们摧毁了旧模式的桎梏，为经济带来活力，将增长推上了一个新的台阶。如今，过去结构性变革所带来的红利已经基本耗尽，新的体制改革却迟迟不见踪影。打破垄断、市场化则只闻楼梯声，未见人下来。过去，政府在经济政策上舍难求易，依赖财政刺激、货币宽松来管理经济，可以拖延周期的长度，填平增长的底部，可以将GDP数字做得不那么难看，但是始终无法提供可持续的上升动力。

　　中国市场导向的改革进行了多年，但市场体系却远未建成，尤其是政治体制改革滞后于经济体制改革，政府职能未实现转型，阻碍了经济体制的进一步改革。观察人士认为，向成熟市场经济转轨的过程可以划分为三个阶段，即市场经济的确立阶段、普遍化阶段和可持续化阶段。其中，确立阶段意味着对利益主体交易权利的确认。十四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并于1999年将“私有财产不受侵犯”写入宪法，这些都表明市场经济的地位已经确立。普遍化阶段意味着交换活动的主体应当包括社会中的每个人，这也是中国目前所处的阶段。政府正在试图打破各种隔绝交换的壁垒，比如减少金融市场的管制、放开户籍管理制度。

　　可持续化阶段，是中国经济市场化过程中下一步面临的最大难题，意味着市场经济中各方当事人是互利的。过去在“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政策之下，为了让财富迅速集聚，促成了不公平的经济资源转移方式，原有的资源受益者得到的补偿非常少，而资源受让者却能够靠“走后门、拉关系”等手段获得巨大利益。财富的相对集中没有以最后实现共同富裕为目标，反而导致收入分配状况严重恶化，这显然不符合市场经济改革的初衷。究其原因，是政府在资源交换过程中扮演了裁判员与运动员的双重身份，干扰了价格信号的传导，导致市场秩序难以真正建立。市场参与者不再仅凭价格信号作出行为决策，真正起作用的是那些影响价格的非市场因素和决定市场参与者行为的制度环境。

　　日本经济学家森岛通夫在《透视日本——兴与衰的怪圈》一书中描述了经济与政府的同步转型过程：“一个国家的经济，如果能够在体制上以‘自上而下的经济’为动力，顺利地转移到以‘自下而上的经济’为动力，政府便能摆脱私营经济的运营，便能专心致力于公共经济的运营和固有意义上的政治。”显然，中国并未实现经济与政府的同步转型，由于政府改革的滞后，很多关键领域和重要环节的改革陷入胶着状态。随着改革步入新常态，政府层面的改革显得尤为迫切。政府层面的改革重在重构政府与市场之间的关系，政府向公共服务主体回归，全面实施权力清单和负面清单，创造自由、平等、公平、公正的市场环境，完善市场制度和监管体系。

　　中国官方一直强调“不搞强刺激，要靠强改革”，然而，在经济滑坡面前，保增长还是促改革？现在又到了考验政府能否真正告别强刺激时代、保持改革“定力”的时候了。未来的一年十分关键，四中全会将成为一个时间节点，习近平打虎归来，出手改革，改革将进入提速期，经济能否“深蹲起跳”有待进一步观察。从相对的角度来看，中国的确有很多值得担忧的问题。但塞翁失马焉知祸福，如果合理利用这样的机会作出产业调整并由此转型改革的话，经济放缓或成为一件好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