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知识分子的畸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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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以後，知识分子遭遇到的最可怕的事情，並不是当局對他們的迫害，而是對他們的改造。或者说，改造乃是最大的迫害。如今生活在中國大陆的知识分子，或多或少地，都是經過改造後的知识怪胎。

“贫賤不移、威武不屈”是中國傳统知识分子的道德准則，定下這個准則的孟子，開出的條件其实很低：“得志，與民由之；不得志，獨行其道。”或曰：“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善天下。”也就是说，知识分子要維護尊严，並不需要呐喊抗爭，只要三緘其口就行了。如此卑微的要求，在古代社會基本都得到了滿足。

中共對知识分子的改造就從此處着手：任何人都没有沈默的權利，否則就被冠以“死不改悔”的罪名。最厲害的是，迫你開口，又並不是让你分析辯解，而是自我羞辱。所谓“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動”，本身就是以自辱的方式開始的。且不说政權未立之时，毛澤東等人對知识分子尊敬有加，百般诓哄，政權初立，就立即翻脸，六親不認，單说這個运動過程，分明是上面大計早定，却要让知识分子負荊請罪，由时任北京大學校長的馬寅初配合唱雙簧。

1951年9月，周恩来授意馬寅初給他写了一封信，以十二位教授的名義，“敦請毛（澤東）主席、劉（少奇）副主席、周（恩来）總理、朱（德）總司令、董（必武）老、陳云主任、彭真市長、錢俊瑞教育部副部長、陆定一副主任和胡喬木先生爲教師”。9月29日，經毛澤東批示，周恩来在中南海怀仁堂，向京津地區20所高校三千多名教師做報告，題爲《關于知识分子的改造问題》，拉開了运動的序幕。

一個月以後，毛澤東在政協會議上定下了這場大型手術的方案：“知识分子自我教育和自我改造”。隨後，在威逼利誘之下，知识分子們開始写檢查。很多人以爲，蒙混一下就能過關，但是人性的弱點一旦發動，就會自我繁殖，不知所终。那些學貫中西、性情孤傲的知识分子，很快展開了一場自我羞辱的竞賽。

八十年代以後，在主流輿論中重獲尊敬，甚至被奉爲德高望重的大師們，如劇作家曹禺、社會學家費孝通、哲學家馮友兰、法學家雷潔瓊、漫畫家豐子恺、作曲家賀綠汀、美學家朱光潜、建築學家梁思成、文學批评家吳宓等等，在那場运動中都紛紛自我醜化，或痛挖“思想上的膿瘡”，或發現自己是“美帝國主義的工具”，或認爲自己是“压榨勞動人民血汗的剝削者”。桥梁專家茅以升一口氣給自己戴上自由主義、個人主義、官僚主義、温情主義等十三頂大帽子。物理學家周培源，則在《光明日報》上说自己“無恥地向美國物理界的學閥密立根請求工作機會，……是我一生曆史上最可恥的一页”，“我要控訴我自己，控訴我這個喪失人民立場，甘心爲美國劊子手作幫凶的所谓科學工作者……我愿意撕下我的假面具……清洗美帝文化侵略給我的余毒，下了決心重新做人”。

何以自輕自賤若此？乃缘于中共收拾他們的手法高妙。西方人说“洗腦”，聽起来已經很形象很恐怖了，但是在中國还不夠，全身上下都不留死角，谓之“洗澡”。作家楊绛以《洗澡》爲題写了一部小说，借其中人物说：“難聽着呢！叫什么‘脫褲子，割尾巴！’女教師也叫她們脫褲子！？”並描述“洗澡勝状”：职位高的，校長院長之類，洗“大盆”，职位低的洗“小盆”，不大不小的洗“中盆”，全體大會是最大的“大盆”，人多就是水多，就是“澡盆”大，一般教授，只要洗個“小盆澡”，在本系洗。

設計精微但是言辭粗鄙，就是爲了撕下知识分子的斯文面纱，让你覺得自己不是什么東西，然後自己打自己耳光。除此之外，还要迫你去“幫助”那些不肯對自己下重手的同行。比如被毛澤東斥爲“從此我再不要見他”的哲學教授张東荪，多次檢討都未能過關，于是翦伯贊、雷潔瓊、賈淑英和一幹學生都被安排輪番上場，“揭穿投機政客张東荪的反動本质”。

民國时期忧國忧民的謙謙君子，到了新中國都被注射了政治狂犬病毒，先瘋狂咬自己，再瘋狂咬別人，經過隨後的“胡風反革命集团案”之後，知识分子作爲一個階層的人格尊严，已經荡然無存。接踵而来的“反右”和“文革”的慘烈鬥爭，則爲水到渠成，顺理成章。

在這两場炼獄中，以知识分子身份和靈魂堅持抗爭者已不多見，大批文人學者，跟其他任何人一樣，不過是在身體的存亡之間進行掙紮。曾經抄录過英國政治理論家柯亨語录“如有人要我在共産主義與法西斯主義二者之中選擇其一，我就會覺得這無異于枪斃與絞刑”的张東荪，被送進了秦城監獄，曾經说過“自由在國民党是多少的问題，在共産党是有無的问題”的儲安平失蹤了，“不能忍受自己的思想被霸占，更不能让自己的靈魂被否定”的傅雷夫婦自杀了，质问“誰給了他們權力”的老舍跳湖了……，被抄家、捆綁、戴高帽、游街、吐唾沫、挨打，這些動搖基本人性的侮辱與損害，不僅让苟全性命于亂世的知识分子徹底喪失了開啓民智、擔当良知的功能，而且和未被開化的民衆一起，成爲掌握生死予奪大權的统治者手中的玩偶。學校教材中對于曆史的篡改，八個樣板戏對于文藝的壟斷，“两報一刊”對于輿論的控制，都是知识分子聽话合谋的結果。其中有不少人，还患上了“斯德哥爾摹綜合症”，對迫害産生了依赖。

這就不難理解，爲什么“文革”結束，思想或者身體的牢籠才剛剛打開一條縫隙，就聽見皇恩浩荡、感激涕零的聲音響徹神州。被成功改造的知识分子，以及被這些知识分子教育出来的新一代知识分子，雖然有深刻反思“文革”的沖動，但是既没有闯入思想禁區的勇氣，也算闯入也無所建樹了。“傷痕文學”也好，巴金的《隨想录》也，盡管不乏揭示曆史真相、喚醒麻木良知的價值，但是也未免淪爲当局新政的脂粉。

八十年代的文化熱中希望重現，然而跟改造前的知识分子思想相比，不過是一丝稀薄的微光而已，立即被“反资産階级自由化”的黑云沖散。“六，四”鎮压之後，生活在中國大陆的知识分子已成驚弓之鳥，或投筆從商，蠅營狗苟于物质世界；或埋首故纸堆中，美其名曰“思想家淡出，學问家凸顯”。在此種境況中，學问大家錢锺書、季羨林等人獲得至高榮譽，甚至成爲道德楷模，不亦悲乎。

新一代知识分子不再需要被改造，而是從小就接受了共産主義洗禮，畸變成爲基因，被期待長大以後又紅又專。無奈时移世易，顔色迅速變得模糊。左顧右盼之後，他們中有不少人想要認祖歸宗。然而回头的路布滿荊棘，畸變的靈魂首鼠两端。早在五四时期都已經坦坦荡荡地谈過的民主自由，如今还在中國媒體上欲说还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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