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次占中行动影响远超预期，就连占中组织者都未曾料到。香港独立媒体人张洁平对此次香港占中事态的起因发展作出了梳理，向各界展现了这次行动发展的前72小时。全文如下。
一切都发生得太快，打乱了所有严密布局的计划，无论是起事者的，还是管治者的。而一切又发生得太自然，像一场压抑已久的高烧，淋漓尽致。
香港人大概从来没有想过，有一天自己会去占领全城的马路。争取民主普选是一场长达30年的谈判，而如果争取失败，则有一套按部就班的抗命行动──这大概才是香港人做事的方式──在9月28日之前，他们自己也这么认为。
“占领中环”运动酝酿了整整20个月。从去年一月，法学教授戴耀廷在报纸上提出构想开始，历经舆论预热、民主商讨、公民投票，先礼后兵，直到全国人大真的否决了香港真普选的希望，才启动行动，预备要“占领中环”。如果行动按原计划进行，这恐怕会是世界历史上姿态最卑微的“公民抗命”：我们讲尽道理，不得不“抗命”，“抗命”的方式，不是最初构想的“瘫痪金融中心”，而是选择在节假日，以对公共秩序影响最小为前提，坐在马路中间（这条马路节假日会被批准为行人专用区），等待被捕，用自我牺牲，结束整场运动。
“占中”核心团队的成员曾私下告诉我，在人大决议给香港普选“落闸”之后，他们原本对行动本身已经非常悲观。“香港人太现实”，他说：“知道没用的事情不会去做”。“占中”内部，对愿意走出来、坐在马路中间“自我牺牲”的人数预期是5000人，占领时间是最多两天。这是一个悲观的预期，形势逼他们只敢做最坏的打算──他们把行动日定在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庆”，因为中国领导人不愿意在喜庆节日生血光之灾，便可能避免残酷镇压。
谁也没想到在9月的最后一个星期，全港学生大罢课之后，形势突变。
9月26日晚上10点30分，在结束了一个星期的罢课之后，连日集会的学生、市民正待散去，学民思潮召集人、17岁的黄之锋在短暂宣告后，突然带头翻越围栏，冲入“公民广场”──这一块政府总部门前空地，是规划的公众集会用地，曾在2012年反国教运动中成为最主要的抗议地标，并因此得名“公民广场”，而在2014年7月17日，接近人大表决香港普选方案的日期，港府突然封闭这块用地，直至8月底再度开放时，四周已经满满修建起两米高的钢铁围栏，实质性破坏了这块一千平米空地的集会效应。那一天晚上，在“重夺公民广场”的口号带领下，学民思潮的黄之锋、学联的秘书长周永康、副秘书长岑敖晖等100多名学生，不顾一切冲了进去。黄之锋很快被警察按倒在地，用胡椒喷雾制服，并直接拘捕，其他百余名学生则由赶来增援的警察团团围住，困在“公民广场”之中。正在散去的人群汹涌起来，聚集在公民广场的铁栏杆外不肯离去，并有更多人赶来声援，人们整晚高喊口号：“释放学生！”“学生无罪！”“警察可耻！”
这一夜，因为一个试图进入常规集会空间而被阻止的举动，引发了形势第一次的根本转变：你不许我进入公民广场，我就去外面开拓新的广场。
9月26日，据学联的估计，有数千名市民在政府总部四周的区域通宵留守。这片不规则的区域包括了政总建筑物旁侧的一条马路，一个圆形交通路岛，和立法会后门旁的一小片空地，留守的人们开始把这里叫做“自由广场”。这一个夜晚，集会者第一次见识了胡椒喷雾──警方6度施放胡椒喷雾试图驱散集会，并曾动用警棍，并无防备的学生则撑开雨伞抵挡胡椒喷雾，并搬动铁马在“广场”的各个入口设置路障，抵挡警方清场。附近天桥上围观的支持者也撑开雨伞掷下，让它们飘落到集会者手中，在整晚紧张对峙的气氛中，定格了颇为浪漫的画面。
他们终没有能够阻挡警方。周永康、岑敖晖等闯入公民广场的学生在9月27日一早的清场行动中被带走。而集会者亦因此决定，死守这里不走，直到警方释放所有学生为止。“占领中环”运动的发起人戴耀廷、陈健民、朱耀明以及泛民主派许多重要人士很快赶来到现场声援留守学生，到了夜晚，在新的“自由广场”──恐怕是世界上地形最复杂、最不规则的广场──聚集起将近五万人。
学生们在马路上、天桥上、草地上、以及四周的工地上或坐或躺，并成立物资站、急救站，接纳市民源源不断送来的食物、水与抵挡胡椒喷雾的雨伞、口罩。他们还搭起了帐篷厕所，不过因为多数人觉得不够卫生，立法会外的公共厕所仍然排起长长的队伍。
9月28日凌晨1点40分，经过占中与学联的共同商讨，占中发起人戴耀廷宣布，占中放弃原定的计划，决定即时、就地启动。仅仅十几个小时以前，他还声明不会提前开始占中，也没有计划把占中地点转移到政府总部。但造势不如就势，这十几个小时里，现场人群的生动能量显然改变了他们的决定。
这个决定令不少支持占中的市民叫好，却也引起现场学生的争议。许多学生在凌晨两点左右离场，他们说自己是来支持学生运动，呼吁释放被拘捕的学生，却没有打算要“占领中环”。但留下来守夜的年轻人，仍然接近万人。
仿佛对这一变化措手不及，尽管留守者进入高度警惕的防备状态，但这一个夜晚，警方没有任何行动。守了一夜的学生在白天疲乏离去。在“自由广场”人数最少的时候，9月28日下午1点30分，警方宣布，开始清场。他们实施人群管制，封锁政府总部附近示威区的所有入口，只准出不准入，并称“任何公众人士强行进入将被检控，场内人士将被拘捕”。学联及占中则立刻通过网络告急，呼吁市民前来支援，一起守住这里。
谁也没想到，短短两个小时之内，四面八方赶来的群众就聚集在进入政总示威区的各个通道上，不但对警方封锁线形成了反包围之势，更随著聚集人数越来越多，由于无法进入政总示威区，反而一直蔓延到了附近的交通干道上。人们干脆坐下，就地在马路集会。
9月26日，从“公民广场”的封闭演变为开拓“自由广场”，是抗争的第一次空间转化。9月28日，从“自由广场”的封闭演变为占领马路则是第二次，这一次，也彻底地转变了抗争的性质。
到下午4点半，人们已经完全占领了金钟的车行主干道，并向东蔓延到湾仔，向西蔓延到中环。宽阔的车行路和起伏的高架桥上坐满了人。天桥上也挤满了人。被封闭在“自由广场”内的学联同学们看到手机里转播的场外画面，泣不成声。占中三子也激动不已，这是近两年来承受著巨大压力的他们，不敢想像的画面──戴耀廷当初在报纸上大胆构想，也只说“一万人占领中环”而已。
不过，作为行动最初的召集与组织者，他们还来不及对隔离在外的数万群众（不断增加中）做出呼应，警方的行动就已经令事态再次急转。
根据梁振英下午3点半记者会上的表态，警方会“果断依法适当”对付“占中”。当晚6点开始，警方突然对和平示威人群使用催泪弹，据后来警方公布的数字，在9月28日夜晚到9月29日凌晨，香港警方共在9个地点，发出了87枚催泪弹。这是自1967年左派暴动以来，警察第一次对香港市民使用催泪弹（2005年WTO在香港召开会议期间，警方曾对韩国示威者使用过催泪弹）。
所有人都震惊了。当天下午有家长带著孩童来参加集会，没有人想到两三个小时的集会就会引来催泪弹。而更令人震惊的是，催泪弹并没有驱散人群。被激怒的集会者回到原地坐下，有更多的人被电视直播画面或者网络图片震惊，决定出门前来声援，从6点警方抛出第一枚催泪弹开始，从中环到湾仔马路上的人群不减反增，晚上更增加到是十数万人，更蔓延到九龙的旺角地区。
晚上10点20分，学联突然发布声明，称从多个渠道获得消息指警方已经以橡胶子弹驱散示威者，呼吁示威者全面撤离，“保留实力，择日再会”，占中也即做出相似表态，“一旦开枪或启动音波炮，呼吁市民全面撤离”。然而，仍然有大批市民选择在马路上彻夜留守。一直到9月29日白天，人群依然没有散去，反而越聚越多，在港岛从中环一直铺到铜锣湾，在九龙也从旺角蔓延至尖沙咀。
催泪弹变成一个有形而具体的“镇压标志”，不仅激化了局势，促使更多普通市民走出来坐在马路上，也实际上加剧了运动性质的转化：这已经不是由几个领袖人物发起的“占领中环”运动，也不只是学联或者学民思潮发起的学生运动，而成了一场因为“敌人”团结起来的，真正去中心化的全民运动。
这个“敌人”，表面上是催泪弹，实际上是抗争者赋予它的政治含义──一个作为北京政府傀儡的香港政府，对香港过半数市民民主诉求的不承担，甚至协同打压。这个时候，是否要遵循“占领中环”的理念和议程已经不重要了，每一个坐在马路上的人，都带著自己个体的愤怒和诉求，他们的最大公约数，恐怕只有那个人大已经明确否决了的真普选。
被困在“自由广场”之内的主台很快就失去了作为主台的意义。9月28日，占中三子、民主派大佬、学生领袖都坐在主台上，没有警察去拘捕他们，催泪弹都瞄准了马路上的群众。9月29日，警察撤防，也没有群众再进入“自由广场”。3公里长的马路已经成了新的“广场”，而且无边无际，无人可以真正代表。
在这条马路上走一遍，你可以看到真正的香港精神：那种井然有序、令人惊叹的自组织，和平理性的抗争方式，浪漫的歌声和字条，周围店铺的友好，深夜里和警察一起清扫垃圾的年轻学生。还有一边施放催泪弹，一边全副武装向前推进的警察，扶起在烟雾中摔倒在地的市民，送到安全区。你知道这是不管多么愤怒，都没有改变的香港，良好的公民社会根基，让自主和自律在绝大多数公民身上完美统一。
但你也知道，在对面的阴影里，还有一种力量，也不会改变。一旦“广场”无边无际，无人代言，无法收场，这也是真正的危险临近的时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