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一位立法委员所写香港问题分析 深入骨髓！
和讯博客
香港一位不愿署名的立法委员所写,把香港的问题写得深入骨髓，非常值得一看。文章把地缘与经济的关系，以及如何结合实际情况发展经济，按香港的实力作了分析，值得借鉴。但是，这位立法委员也清楚，恐怕他写得再好，也改变不了香港的大势，香港衰落恐难避免。
导读：香港的问题，一言以蔽之就是李嘉诚发家了，堵死了下一个李嘉诚的路子。以李家为代表的香港四大家族，操纵港府政策，严控香港的土地供应，迄今香港的建设用地面积不到10%，这就一方面造成了房价地价比天还高，另一方面也拉抬了人工成本。畸高的营商成本，让大部分工农业企业关门大吉。至于零售、酒店等服务性行业，则大多为四大家族所控制，乃至香港有“李家的城”的称谓。类似“自由行”等中央给香港的经济蛋糕，好处基本被控制了零售、酒店等产业的财阀拿走，普通民众所获寥寥，却承受了人潮拥挤、物价抬升的弊端。占人口80%的中产和底层民众活得太苦，自然就把气撒在港府和中央政府身上。
克林顿1992年竞选总统时的口号：“笨蛋，是经济!”，就凭这句竞选口号，克林顿打败了携伊拉克战争胜利之威的老布什。解决香港的问题，也得从经济入手，需要大智慧，需要大勇气。
要说香港为什么会衰落，就要先说香港为什么会崛起。
总结成功经验这种事情，向来是一百个人有一百零一个解释。不过委员认为真正靠谱的就一个原因：香港是内地和西方经贸交流的中转站。这个条件在二十世纪下半叶达到最优，使得香港一跃成为国际级的大都市，只不过这样的好机会，之前之后都很难再找了。
首先，让时光倒推回1840年。从英国最初割占香港，到朝鲜战争爆发，中间有一个多世纪的时间。这段时间里的香港固然也有不错的经济发展，但远没有日后那么抢眼。这是因为，当时的香港并没有在中国经济版图中占据什么不可替代的地位。当年的中国对西方市场几乎完全开放，外国人员、资金、货物，都可以畅行无阻的直接进入中国内地，那么自然没有必要绕行英国控制的香港，多费一重周折。香港在当时的地位更侧重于军港，而非商贸中心。
朝鲜战争爆发以后，年轻的新中国同西方世界的经济联系几乎完全被切断。不过，中国并没有因此而感到特别不便，因为中国倒向了社会主义阵营。苏联人可以为中国提供经济建设亟需的资金和技术。既然中国并不十分期待来自西方的经济资源，那么作为西方窗口的香港也就只有打酱油的份了。
转机起于中苏分裂。随着中苏关系的破裂，中国从苏联获取资金和技术的渠道越来越狭小。而中国经济建设、科技发展对外部资源的需求则一直有增无减。这种情况下，中国自然而然的转向西方，寻求资源的替代来源。这种转向的一个标志性事件，就是七十年代着名的“四三方案”，从西方引进全套工业生产设备，满足经济建设需求。这是自156个苏联援助项目之后，中国第二次大规模引进国外的工业技术和设备。以四三方案为代表，中国和西方经济体系开始重建联系。这种联系由小到大，最终演变成全国性的对外开放。
顺便说一句，当年直接主持四三方案的中央负责人，就是后来改革开放总设计师他老人家。
然而，尽管中国大陆已经定下了对西方开放的基本政策方向，但在实际操作中，开放面临重重问题。中国的办事规则和西方的贸易规则互不熟悉，缺少熟悉两边状况的中间人，还有中国在政策上、法律上对直接来自西方的人员、物资、资金也有种种限制。种种麻烦导致中国对西方经济资源的需求始终难以得到充分满足。而这正好构成了香港崛起的条件。香港人熟悉大陆，即使在中国和西方关系最为冷淡的五六十年代，中国内地和香港间也保持着相对稳定的人员、贸易往来。香港人也熟悉西方，毕竟是在英国统治下渡过了一个多世纪，他们对西方的法律、贸易规则等等都很熟悉。这个有利条件让香港迅速获得了中国内地同西方间经贸往来的中转站地位。
除此以外，香港同时也还充当了中国大陆与台湾之间的联系桥梁。从八十年代两岸关系缓和算起，直到两岸建立“大三通”之前，大陆与台湾间的人员物资往来，绝大多数都会选择从香港转道。
数量巨大的转口贸易让香港一举成为亚洲地区首屈一指的交通枢纽和贸易中心。随之建立起来的还有金融中心，这一点同样得益与中国市场：来自西方世界的资金要流入中国大陆，同样需要一个便捷的交易中心。相比之下，台北、新加坡、甚至于吉隆坡，也都想争夺亚洲金融中心的位置而不得，本质上讲就是它们背后缺乏一个足够吸纳大量资金的市场。在这个问题上，真正可以和香港一较长短的对手是东京，其背后自然是整个日本市场。
可是到了九十年代以后，尤其是香港回归以后，这种有利地位却开始日渐褪色了。很多香港人将此归结为特区政府无能。这个理由不成立。我们后面还会提到，特区政府并不比港英政府更无能。真正的原因在于，中国内地和西方世界、以及台湾地区的联系日渐紧密，直接的经贸往来越来越容易，那么为什么还要走香港绕道呢?香港作为贸易中转站的地位从根本上讲，来源于东西方直接交流的不畅。这是一个暂时现象而非永久问题，所以自然是过了这个村，就没有这个店了。只不过这个暂时现象持续了一代人的时间，所以经常被这一代人视为天经地义的事情。对于更早的历史，人总是健忘的。
当然，我们不是说香港只能在转口贸易中心这一棵树上吊死。只要寻找到新的金刚钻，当然不担心没有新的瓷器活儿。用公司的转型来打比方：同样是做摄影胶卷的公司，面临数码照相技术的绞杀，富士公司和柯达公司就是一好一坏两个转型。富士依托化学制剂方面的基础，转型做化妆品保健品，如今又是行业内的一个巨头了。而柯达选择向印刷出版业转向，偏偏这也是个被电子信息产业挤兑的夕阳产业，于是柯达转型走的举步为艰，最终在世界经济危机中被一网打尽。香港的问题就是，如何做富士，而非柯达?
转型成功的关键，是要寻找可以做大的朝阳产业，而且要是本地有条件发展的产业。那么香港的朝阳产业该是怎样的产业?
首先说，所有低端产业都没戏。一言以蔽之就是李嘉诚发家了，堵死了下一个李嘉诚的路子。李老板是当年是做塑料插花生意的，这是一个典型的劳动密集型轻工业，各国产业升级路上的第一台阶。但是发家以后的李大富翁搞起了房地产，操纵香港的土地价格一路飞升。居高不下的地价对工农业发展是致命的，没有几个企业的利润率能够应付如此高涨的用地成本。所以，除了少数小而精的高科技工业，大部分工农业企业都早早关门大吉了。当然，工农业萎缩的另一个原因是自然的产业升级规律：香港有钱了，平均工资高了，需要维持低薪才能盈利的低端产业就自然完蛋了。简而言之，产业升级是单行线，没有回头路可走。这两个原因限定了香港未来的出路，只能在第三产业里找，并且只能是对人力成本和土地成本不敏感的行业。
第二个因素是，必须是不易搬家的行业。今天的大陆显而易见是个比香港更辽阔更活跃的市场，如果一个产业能够轻易搬家，那么直接举家迁往大陆就是了，何必留在香港?一个很好的例子就是香港当年红极一时的影视娱乐业。今天的大明星们名义上是香港人，实际上一年大半时间在大陆拍戏、走穴。香港发展成什么样与他们何干?真正香港本地制作的“土产”电影如今早就没了九十年代在大陆市场一统江湖的气势，就是因为人脉资金都早已流向大陆，乐不思蜀了。
第三个因素是，目标产业必须能够吸纳相当可观的劳动力数量。毕竟，香港是一个上千万人口的城市。一项只能让少数人暴富的产业是当不了支柱产业的。少数超级富翁和大批贫民构成的社会连稳定都谈不上，何谈发展?没错，委员说的还是房地产业。李大富翁在房地产业里赚得盆满钵盈，而普通香港市民住的还是鸟笼，连内地许多大城市的居住条件都赶不上。这样的产业继续畸形繁荣，对香港实在不是什么好事。
说到这里，有人可能已经看出问题了。上述的几个考量因素之间是有矛盾的。比如，一个产业如果在香港吸纳大量的劳动力，那它就必然背负上沉重的人力成本，导致竞争力下降。
还是前面那句话，两难的选择，不是要证明香港的产业转型不可能成功，而是要说，产业转型，无论在哪里都是要经过痛苦的调整、牺牲，承担相当的风险，在不同的因素间走钢丝的。坐在家里就能日进斗金的好日子已经过去了。未来的道路是需要魄力，需要牺牲，才有回报的。当然，以香港之前的有利条件，只要愿意下真功夫，能找的出路自然还是很多的。比如，旅游业就是一个可选择的目标产业。香港毕竟是一个比出境游要廉价方便的旅游目的地，旅游业也是少有的符合上述几个条件的产业之一。
而香港人真正的问题在于，大多数人对于发展模式的转变还没有意识，没有这个心理准备。从很多角度来看，不少香港人的心态甚至可以称得上“不知死活”。
从前两年开始，我们越来越多的见到香港市民同内地游客之间发生冲突的新闻。随便在网络上搜索一下就能看到诸如以下的消息，如：《香港人将内地赴港游客称为“蝗虫”》、《香港导游辱骂内地游客》。
很有意思。旅游业是香港这几年少有的景气行业，可以说代表了香港产业转型的希望。可是屡屡爆出的负面新闻让人觉得，香港不过是一个和内地许多劣质旅游开发区类似的地方。如此任性对待本地的旅游行业信誉，这是一种什么心态呢?
再就是最近的奶粉问题。新闻很多了，这里不再附送相关链接。内地人到香港大批量采购奶粉，许多商店货架为之一空。香港市民、香港舆论的反响不是“商机难得，扩大进货”，而是“内地人抢了我们的奶粉”。作为一个以转口贸易起家，以自由贸易为荣的商业城市，竟然闹到要动用行政和法律手段阻止客户购物……这让人想起了鸦片战争前的清朝：获悉外国商人大批采购瓷器丝绸、市面上货源紧张的消息，清政府的反应不是扩大生产，而是禁止商品出口。当年的清朝没有受过资本主义洗礼，尚属情有可原。可今天的香港呢?
委员以为，上述事实足以说明，大多数香港人不知道香港发达的原因。他们表面上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杰出代表，骨子里还是盯着眼前一亩三分地的小农心态。他们口里以贸易中心为荣，实际上却不知道(或者不关心)这贸易服务于哪个市场哪个客户。他们不理解香港的崛起是依托大陆市场的结果。所以，他们是在迷茫中稀里糊涂的发展起来的。今天的他们又在迷茫中稀里糊涂的停滞不前。那么委员当然可以预测，他们也将在迷茫中稀里糊涂的衰落下去。
当然，许多香港人不会承认这一点，他们更喜欢将今天的停滞归罪于特区政府。声称香港之所以搞成今天的样子，就是因为特区政府比港英政府的水平差。
这是很荒唐的。特区政府事实上和港英政府毫无区别，都是“殖民地政府”。
回归前的港英政府是个确凿无疑的殖民地政府，没有决策权，只有执行权。做决策是英国政府的事情，港英政府只考虑如何执行英国政府的决策。在香港回归的时候，为了最大限度的保持香港社会的稳定，中国政府承诺，香港现有政治制度五十年不变。这意味着，香港特区政府和港英政府一样，仍然只是一个殖民地政府。基于各方面因素考虑，中国政府从未大幅调整香港特区政府的架构和工作模式，赋予其决策的能力。
那么谁来替香港做决策呢?是中国政府么?我们只要回想另一句承诺就明白了：“港人治港，高度自治。”中国政府除了在少数基本问题上保持发言权，以此体现主权之外，在大多数具体的政策问题上并不愿插手香港内部事务。
所以这就是香港特区政府的问题，它是一个殖民地政府，上面却没有了宗主国。它无条件保留了英国人留下的施政纲领，没有能力根据经济形势变动予以调整，就像一辆卸掉了方向盘的汽车。所以自然是磕磕碰碰，越走越艰难。
要理解香港特区政府的这一缺陷，我们可以考察一下08年美国金融危机时美国政府的反应，对比98年香港金融危机时香港政府的反应。08年华尔街搞出危机的时候，美国政府毫不犹豫的抛弃了之前一直高调宣传的“政府不干预市场”的口号。为了避免通货紧缩风险和全面的经济崩溃，美国政府立刻插手干预市场。反正干预市场也罢，不干预市场也罢，都是政策选择而已。对于美国政府，这不过是一张纸上写什么字的事儿。现在改几个字也没什么，毫无心理压力。可是香港政府在98年的救市决策就艰难的多了。当时主管金融政策的正是后来的特区行政长官曾荫权。他自己事后回忆说，他觉得政府干预市场违背了香港政府以往不干预市场经济的施政理念，他感到背弃了自己的理想，以致于在宣布救市决策的前一天晚上在家抱头痛哭。曾荫权的心态就是一个典型的殖民地官员的心态。他从未掌握决策权，只能把上级政府，也就是以往的英国政府布置的政策当圣旨来遵循、来信奉。如果英国政府命令改变这个政策，他什么话也不会说。可要他自己违背这个政策，那就跟要他的命一样。
从这个角度上讲，索罗斯当年攻击香港的手段是很失策的。他太急躁了，给香港特区政府施加了太大、太直接的压力，以致于这个茫然的殖民地政府都认识到需要做点什么来自我保护。如果他能够用温水煮青蛙的手段来炮制香港，香港特区政府或许真未必有这个自卫的意识呢。
这方面的另一个典型案例就是港币的汇率问题。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起，根据英国人的决策，港币汇率盯紧美元汇率。香港回归后这个政策依然连续。实际上，不止一位香港金融官员退休后反思，认为应该适当调整汇率，才能促进经济发展。可就是没有一个金融官员能在任上做这个决策，所以今天的港币汇率依然盯紧美元，仅在小范围内允许轻微浮动。
当然，要说特区政府的政策完全没有变动，这也不确切。实际上，香港就像一辆没有方向盘的汽车，轮子转向什么方向，完全取决于轮子压过什么样的坑。这个坑，就是香港的民意。只不过，民意如同小孩子的脸，一日三变。没有一个稳定的决策方向，盲从民意的结果就是朝三暮四，朝令夕改。
比如十多年前的庄丰源案：这是内地产妇赴港生子，然后援引基本法规定，要求给孩子授予香港特区居民身份的滥觞。当时的全国人大就给香港法院建议，提醒他们此例不可开，否则后患无穷。可是这个建议被公之于众后引发香港舆论强烈反弹，认为这是中国政府试图操纵香港法律。香港最高法院顺应民意，裁定产妇要求合法。十多年后，香港大小医院几乎被大陆产妇挤爆，香港民众苦不堪言，香港法院只好修改司法解释，不再允许赴港产妇的新生儿获得特区居民身份。
早知今日，何必当初呢?
最近的奶粉案例，香港政府再次出现类似的行为。三月初，香港民意强烈反对内地游客强购奶粉，香港政府于是下令无限期禁止游客携带大量奶粉出关。违规者将被课以高额罚款，并没收所带奶粉。禁令一出，香港大小商店奶粉立刻滞销。一个月之后，香港政府改口说禁令颁布一年后要重新检讨。然后到了五月初，再次改口说半年之后重新考虑禁令问题。而据赴港游客反映，香港海关现在对携带奶粉的查禁已经形同虚设。
香港一些舆论喜欢批判说香港今日的经济不景气是因为香港特区政府不遵循民意。从以上的诸多案例我们实际上已经看到，第一，香港繁荣与否与香港民意无关，港英政府时期何曾在乎过香港民意?香港繁荣和中国大陆的发展状况倒可以说息息相关。第二，香港特区政府不是不遵民意，而是盲从民意，如同蒙着眼睛的毛驴，绕着“民意”这个磨盘打转。第三，正是因为特区政府盲从民意，才导致重要的决策方向被建制派把持，墨守成规、无力改革，无谓的琐事上却被泛民派绑架，朝令夕改、庸人自扰。香港居民则被这两派政客演戏逗的哭哭笑笑，不知所措。
那么，中国政府介入香港事务，是否可以扭转这个趋势、带动香港经济成功转型呢?委员对此也不乐观。香港舆论对于中国政府介入香港事务怀有极大的抵触，对内地普通游客横挑鼻子竖挑眼，归根结底是优越感在作怪。典型案例就是“地铁上能不能吃东西”的问题。内地游客在香港地铁上吃东西，引发同车香港人不满，最后演变成内地游客和香港人的对骂，然后又变成了“游客素质问题”“社会公德问题”的大讨论。可几乎就在那同时，有人见到西方游客在香港地铁上吃喝，同车香港人却是一片沉默。所以，什么素质问题、公德问题、乃至法律规定问题，都是表面问题。实质是香港人面对内地人时的优越感问题：“我们是富裕先进开化的上等人，你们是贫穷愚昧闭塞的下等人。我们怎么能对你们委曲求全?当然应该是你们曲意迎合我们才是。”香港人只要还有这个心态，中国政府任何试图介入香港内部事务的行动都只会招来更强烈的反弹。健康的、可持续的改革，必须建立在理性的政治博弈基础之上。现在博弈的一方完全没有理性决策的能力，改革从何谈起?要想改变这个心态，香港的经济状况至少要跌落到明显低于中国大陆沿海城市以下才可能。非如此，不足以打破香港人心中的优越感。
这就是委员说香港的未来一片渺茫的原因。改革的前途是有的，但香港人自己没有能力走这条路，也不接受中国政府带路。这是个死结。
嗟尔香港，气数尽矣!
历史上真实的岳飞、关羽、文天祥
(转载)
《宋史》中的《岳飞传》，是根据岳飞的孙子岳珂在岳飞死后几十年为他撰写的私
传《鄂王行实编年》所改编，根本没有什么可信度，这个道理就好比毛新宇在媒体上宣
称他爷爷领导取得了二战胜利一样。
该传记中记载的很多“史实”都已经被考证出是杜撰伪造的，如：绍兴十年（1140
）七月十四日宋金颖昌大战，岳飞部将王贵在《王贵颖昌捷奏》中说杀敌“五百余人”
，而岳珂杜撰为“杀敌五千”，而这实际上就是岳家军对金军所取得的最大一次胜利；
而这次战斗中“杀其统军、上将军夏金吾”里这个“夏金吾”也是岳珂自己杜撰出来的
，根本不见于其他史料记载。
所谓的“兀术遗桧书”也是岳珂自己杜撰出来的，也不见于其他史料记载，是条孤
证，而且也不符合史实，因为跟秦桧订约的是金国主和派大臣挞懒，不是完颜兀术，完
颜兀术是死硬主战派，正是他杀了主和的挞懒与南宋重开战端，他绝对不可能无故地遗
书秦桧求和。
而所谓“岳飞以五百骑破金兵十万”（其实光看这个数字对比就知道是胡编意淫）
的“朱仙镇大捷”，经考证，史学界认为根本不存在，纯属岳珂杜撰出来的，所谓一天
连发十二道金牌催岳飞回师也是戏剧化的描写（见邓广铭《岳飞传》）。
“岳飞大破拐子马”中的“拐子马”同样是岳珂的胡乱编造。不说当时的女真人没
有如此生产能力，更荒唐的是，把几匹马用链子连在一起，马跑起来很容易摔倒，这都
是没有骑过马没有军事常识的人的胡乱猜想。骑兵的优势就在于机动力和速度，把几匹
马用链子连在一起，不仅起不到加强攻击力的作用，反而导致速度的下降，这都是不合
情理的。
而且岳飞也不是什么百战百胜，如《金史.王伯龙传》中就记载“军渡采石，击败岳
飞、刘立、路尚等兵，获刍粮数百万计。”。《金史.完颜昂传》也记载“宋将岳飞以
兵十万，号称百万，来攻东平。东平有兵五千，仓卒出御之。时桑柘方茂，昂使多张旗
帜于林间，以为疑兵，自以精兵阵于前。飞不敢动，相持数日而退。”“昂举兵以为声
援，飞乃退”。《金史.仆散浑坦传》记载“天眷二年，与宋岳飞相拒。浑坦领六十骑
，深入觇伺，至鄢陵，败宋护粮饷军七百余人，多所俘获。”。《金史.完颜宗秀传》
记载“宗弼复取河南，宗秀与海陵俱赴军前任使。宋将岳飞军于亳、宿之间，宗秀率步
骑三千扼其冲要，遂与诸军逆击败之。”
而《宋史》站在宋的立场，就一味吹嘘宋军的战绩，败仗隐而不提，这都是中国史
家的通病。
史书上动不动就说岳家军杀敌“数千数万”，甚至“以五百骑兵破金兵十万”，除
了伪造之外，其实这里面还有一个偷换概念的问题，岳家军在大部分战斗中所歼灭的敌
人，并不是真正的女真人，而只是“伪齐”政权的“伪军”，以及被金兵抓壮丁来的“
签军”，这种“签军”，只是作为一次性使用的炮灰性质的部队，用来在交战时挡在前
面消耗对方的箭石，是从汉人老百姓中抓来的壮丁，蒙古人也经常使用这种手段。甚至
很多都不算是军队，连“签军”的名义都没有，所谓岳家军的赫赫战功很多就是靠杀这
些没有什么战斗力的本民族的“签军”和“伪军”建立起来的。大家应该记得，当时“
金兵”中有人称岳飞为“岳爷爷”，这些人就是“金军”中的汉人“伪军”、“签军”
部队，这是当时汉人的口语。从情理上来说，女真人也根本不可能去称呼异族敌人而且
是自己手下败将为“爷爷”。
岳飞的性格也不是象大家想象的那样和蔼可亲，他的舅舅就是被他亲手杀掉的，而
且是亲手挖出心脏。虽说是他舅舅作乱在前，但是这杀人手段也太残忍了一点。另据《
三朝北盟汇编》记载“先是飞在洪州，与江南兵马钤辖赵秉渊饮，大醉，击秉渊几死”
，和别人喝酒，喝醉了就打人，差点把别人打死，可见脾气多恶劣。
岳飞对下属也很苛刻刑峻，他的一个幕僚出于好心为他向上表功，他为了刻意显示
自己“无私”，就找借口把别人打了五百鞭子。他手下的士兵仅仅因为拿了别人一缕麻
线捆缚马草，就被他小题大做斩了首。这种借别人脑袋来树立自己权威的作法跟曹操的
借粮官的人头来稳定人心和割发代首的阴谋手段是性质完全一样的。
岳飞手下部将傅庆，想去投奔南宋另一支军队的首领刘光世，岳飞知道后就杀了傅
庆。
岳飞跟同为抗金的友军也经常火并，如刘泾,与岳飞同为统制，有人向岳飞告发，说
刘泾阴谋吞并岳飞的军队。岳飞先下手为强，杀了刘泾，吞并了它的军队。
其实从这些事情可以看出，岳飞为了扩充实力是有点不择手段的，岳飞以及他的“
岳家军”是很带有点军阀性质的，他的“岳家军”相当于是一只私家军队，如果任由他
的势力坐大，很难说他不会演变成唐代的藩镇割据，这也是他受到赵构猜忌，导致被杀
的重要原因。
把岳飞拔高到民族英雄的地位，是不符合历史真相的，这很大程度上是历朝历代出于政
治需要炒作的结果。岳飞的这种情况，跟历史上的另外一个著名将领很相似，那就是关
羽，当然关羽并不是被定位为民族英雄来炒作的，而是定位为忠义的化身来炒作的，下
面我们就来对照着看一下。
说岳飞是民族英雄，那到底什么是民族英雄？怎么定义的？词典上说是“在反抗外
族侵略的斗争中表现英勇的人物”。
不管我们自欺欺人地说什么“中华民族”也好，“中国人”也好，我们宣扬的所谓
的中国人的历史观，其实就是汉族的历史观，这没什么可怀疑的。汉族虽然在历史上一
直被北方游牧民族侵略杀虐，甚至几度亡国，惨不忍睹，但汉族也多次侵略其他民族尤
其是南方的苗黎越等民族，但是我们的历史书上是从来不会去宣扬那些少数民族反抗汉
族侵略的“民族英雄”的，也不敢宣扬，不然不是给疆 独 藏 独打气么？只有汉族反
抗外族侵略（主要是北方游牧民族）才算是民族英雄。这就一下子戳穿了所谓“中华民
族并不能简单地等同于汉族，中国历史不仅仅是汉族历史”的谎言。
所以，我们就应该明明白白地表明我们所谓的民族英雄其实就是汉族的民族英雄，
干吗遮遮掩掩的？就算是少数民族听了不舒服又怎么样？本来人家也知道你是在撒谎，
把话说明白了大家都还舒坦些。
即便根据这个标准，中国几千年来在对抗外族的战争中，按照评定岳飞的标准，可
称得上是民族英雄的，也是数不胜数的，为何唯有他岳飞一枝独秀？被吹捧到了圣人的
高度？我后面会说明原因的。
再说关羽，本来不过是三国很普通的一个武将，在蜀汉五大将中也不过位列其一而
已，论文韬武略都不是最杰出的，武有吕布，文有吕蒙姜维（指武将中）。不要说曹魏
，就是偏安江南的那些吴中将领，都没有谁把他放在眼里，甘宁就多次表示过对他的轻
蔑，但是却不敢轻视张辽。后来关羽还就是被吴国军队逮住砍掉了脑袋。这样一个后来
被吹捧为“武圣”的有勇无谋的莽夫，如果与他同时代的那些武将知道后世人把他包装
成了这样一个大明星，不笑掉大牙才怪。所以无为的人不靠炒作就红不起来，岳飞也是
同样的道理。
岳飞和关羽，这两个人都有一些共同的特点，利于炒作，那就是特别富于戏剧性的
人生经历，两人都是死得很冤枉，容易引起人们的同情心，而且关羽是“美须鬓”的美
男子，又很有点个性；岳飞据说也是个白面帅哥，人据说又很有亲和力。两人也很擅长
作秀，不过我说岳飞擅长作秀并没有贬义，因为我觉得他是很真诚地在作秀，跟那些沽
名钓誉的伪君子不同，像关羽就总爱时不时捧读什么《左氏传》之类的，搞得后人都以
为他很有学问似的，好像对《左氏传》很有研究，但实际上他只不过粗通文字，没事朗
读朗读做个样子。岳飞就更不用说了，在背上刺字，动不动就亮出来给别人看看（他妈
妈帮他刺在背上肯定不是给他自己看用来激励自己的），这种作秀的手法即使放在今天
也是非常时髦的，还有就是走到哪里都爱吟诗作赋一番，可惜他的诗词流传下来的不多
，他最著名的那首《满江红》也是明朝人的伪作，可见这些文人为了炒作包装这两位明
星英雄无聊到了什么程度。对关羽岳飞的炒作也就是在明朝达到了一个高潮，明朝时候
的文人也是最无聊的，经常都干些假冒伪造的勾当。关羽岳飞如果生在今天，倒是很有
当明星的潜质。
三国时期，也不断有抗击匈奴侵略者的民族英雄涌现。北方的曹魏政权，在面对南
方势力的同时，还要对抗来自北方匈奴的威胁，那个年代的民族精神面貌，在曹氏父子
的许多诗篇中都有淋漓尽致的表现。
说到民族性和爱国情结，五胡乱华的时代的冉闵，在羯人手下忍辱负重二十年，一
朝发难，杀掉了胡人二十万。
而且与岳飞忠君思想不同的是，冉闵是有强烈的民族意识的，他在对东晋王朝发出
共讨胡人的倡议得不到响应之后，在遥远的北方面对各胡族的强大军力孤军奋战，被俘
后大义凛然地说“连你们这些胡虏猪狗都可以称王称帝，何况我是中华英雄。”最后英
勇就义。那些对岳飞崇拜得不得了的愤青们，一般都不知道历史上有这么个人。对比之
下，他是不是更有英雄气概？更有民族气节？
中国人往往喜欢崇拜那些擅长作秀的明星人物，而记不住真正埋头苦干的英雄。一
来中国的历史太漫长，普通人不可能全面详细地去了解历史，造成许多平民百姓对历史
的无知，而许多无聊文人就利用这一点，利用人们对那些悲剧人物的同情心理，大肆煽
情炒作，把历史的本来面目搅得乌烟瘴气，来达到某种政治目的。再比如说北宋初期的
杨业与潘美，其实潘美是抗辽的主将，杨业只是他手下的一员副将，杨业的死也主要不
是他的责任，是杨业与监军王先之间的矛盾造成的失误。但是后人为了炒作杨业，居然
把潘美丑化成汉奸。同样的，与岳飞同为四大将的张俊，只因为他跟岳飞关系不好，又
参与了岳飞一案，后人为了炒作岳飞，就刻意贬低他，不提他作为抗金主将的功绩了。
人们往往认为岳飞如果不死的话，我大宋朝早就收复中原，直捣黄龙，一举灭掉金
国了。真的是这样吗？不是，这些都是无知的幻想。岳飞再厉害，他所谓的颖昌大捷等
等胜利，能厉害得过赤壁之战，淝水之战吗？这些都是南方政权抗击北方政权进攻所取
得的历史性胜利，但是有哪一次，胜利后的南方能够有力量继续进攻消灭北方政权。更
不用说北方游牧民族的政权，从来都是对汉族政权占有军事上的优势的。中国几千年的
历史上都是北方政权对南方政权成进攻态势，并数度彻底消灭南方政权，而南方政权从
来不能彻底消灭北方政权。即便是汉族政权最强大，游牧民族政权最衰弱的时候也只能
将游牧民族驱逐得远一点而已，根本不能消灭他们。他岳飞就能够打破这个历史规律吗
？他一个人就能厉害得超过三国时吴蜀两国联手作战的众多精英吗？
最能够说明这个问题的有以下几个事实，首先他死了之后，南宋并没有因为缺了他
而面临灭亡的危险，反而继续存在了一百多年。其二，后来虞允文取得的采石矶大捷，
被认为是能够媲美赤壁淝水之战的大胜利，但是宋军仍然没有能力继续进攻消灭金国，
南方对北方总是处于弱势是一个不可改变的事实。其三，后来韩侂胄，张浚等人又相继
进行北伐，也以失败告终，结果，南宋为了讨好金国，居然将韩侂胄杀死，将人头送到
金国作为讲和的礼物，金国才同意停战议和。简直是莫大的讽刺。而宋朝没有人同情他
，今天的人也不会把他当作英雄，因为他失败了，就这么简单。
今天的人之所以将岳飞捧为民族英雄是因为心里先就认定了他绝对能够消灭金国取
得胜利的，这简直太可笑了，战争是押上性命的赌博，不要说他根本就没有可能取得胜
利，如果他不幸也像韩侂胄一样北伐失利，很有可能南宋朝廷也会把他的人头送给金国
作为停战讲和的礼物的，到了那个时候他就连英雄都做不成了，也没人去同情他捧他了
。所以说，他死得很及时，可以说是宋高宗成全了他，给了他一个被后人捧为英雄的机
会。
岳飞在他生活的那个年代人们对他的评价并不高，他是后来才被吹捧到现在这样的
高度的。他的岳家军号称“军纪严明，饿死不掳掠，冻死不拆屋”，但是他在未发迹之
前，在宗泽手下任统制时，他带领的军队一样也劫掠百姓。他死的时候，几乎没有什么
人替他说话，相反他的很多同事，属下都附和秦桧构陷他，只有韩世忠出于老交情问了
一句而已。这种情况与韩侂胄类似，不同的是他在还没有碰得头破血流之前就及时地死
掉了，得以保留了一个较完美的形象，为他后来平反留下了余地。直到他死后几十年，
出于政治上的需要，南宋朝廷又给他平反了，其时主战派又占了上风，为了配合张浚北
伐的宣传，给他平反了。但可笑的是，这次北伐又失败了。
南宋时，所谓的“爱国诗人”（就是那种好吹牛皮爱发牢骚又没什么真本事的家伙）多
如牛毛，在他们的诗文中，都有大量对南宋将领和军事上的胜利的歌颂和叙述，有对采
石矶大捷等战役的叙述，有对张浚韩侂胄等人北伐的叙述，可是几乎很少有人提到过岳
飞，特别是那个最著名的辛弃疾，他南归时岳飞已经平反了，按理说他不应该不知道这
么一位大明星，但是他的诗歌里面常常都得意忘形地以曹刘孙廉颇自比，吹这个捧那个
，就是没听到他提起过岳飞。这说明什么？说明岳飞在他同时代的人中并不被看重，只
是一个很普通的武将而已，只是后来人出于政治上的需要刻意炒作起来的。
要说忠烈，很多人的事迹比起文天祥之流要刚烈忠义得多。著名的就有扩廓帖木儿、蔡
子英、陈友定、把匝刺瓦密等人。朱元璋对扩廓帖木儿英勇不屈的精神赞叹不已，称他
是天下无双连常遇春都无法相比的奇男子。还有蔡子英，朱元璋一心想要说服他，最后
被他宁死不屈的精神折服，只好放他归蒙。其他如陈友定、尹克仁等人，也是拒不降明
，最后英勇就义的，很多人甚至全家自杀，比之文天祥的矫情做戏，是不是更刚烈得多
？这些人算不算是民族英雄？当然不算，因为他们不是为中国（汉族）政权尽忠而死的
嘛。
如果说岳飞还勉强算得上是民族英雄的话，那么文天祥，不客气地说，简直就是个
政治小丑，沽名钓誉的伪君子。他在一面装模作样扮演“忠臣义士”拒不降元的角色的
时候，一面对他弟弟说：“惟忠惟孝，各行其志。”，允许他弟弟出仕元官，以保全他
文家的香火。而他是宋官，忠臣不事二主，所以要扮演“宁死不屈”的角色。这跟什么
民族大义之类的根本扯不上关系，完全就还是忠君那一套，比乡下愚妇的“嫁鸡随鸡嫁
狗随狗”高尚不到哪里去。他也是个很会作秀的人，如果真有那么坚决一死殉国的决心
，撞墙绝食两下死掉不就得了，何必还在元朝廷的牢房里磨磨蹭蹭好多年，又是吟诗又
是作赋的，他那句著名的“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明摆着就是写给别人看
的，表演工夫都做足了，最后蒙古人也失去了继续陪他玩下去的耐心，干脆杀了他了事
。历史给了他一个出名的机会，他也很准确地把握住了。
因为元朝是中国人被外族彻底地征服，对中国人的心理冲击是相当大的，那以后中
国人对外族侵略者的恐惧心理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顶点，自信心大失，而越是没有自信越
是需要自大的幻想，所以炒作岳飞文天祥作为民族英雄来宣扬就成为很有必要的事情了
。《金史》和《宋史》都是元代脱脱所编撰，本来应该是很客观的，但是认真读过这两
书就会发现，两部史的文字风格很不一样，不是一个人写的，明显较为倾向宋国，对宋
国的抗金成绩美化，对金国的战绩则往往一笔带过，因为金国先于宋灭亡，元朝编写史
书的又大多是汉人，所以对宋抗金美化夸大较多，还有如宗弼说“岳飞以五百骑破我十
万大军”这样的话，那个头脑正常的人会相信这种鬼话？可是这些都堂而皇之地写在史
书上。《宋史》上动不动就是宋军以一当十，几百几千人杀敌数万这样的描写，这都是
胡扯，不要说北方民族军队的战斗力从来都是远远强于中原汉族军队，就是女真人的人
数也远远少于汉人，那里经得住他这么杀？到了明朝，再加上小说话本等等再一渲染夸
大，胡吹一通，就搞得大家都以为我们是战无不胜天下无敌，本来可以一举消灭胡虏，
统一天下似的了。
这些其实都跟什么民族大义扯不上关系，
所谓的岳飞精神，其实就是左倾冒险主义，不要说他没有那个能力继续北进，他当
时孤军深入的话，最后只会被消灭，女真人已经在北方建立起了稳固的统治基础，中原
还有女真人扶植的汉人伪政权。宋金在中原的交战是各有胜负，经常陷于拉锯战的状态
，谁也不可能轻易地彻底消灭对方。那个与岳飞齐名的韩世忠，大家只知道他有黄天荡
大捷，却不知道他在黄天荡之捷后，也被宗弼打得“仅以身免”。岳飞也不是百战百胜
，《金史》上就多次记载他打败仗，但是《宋史》上就隐而不提。
以大汉族主义为出发点的历史宣传只会宣传那些谬谬无几的汉人取胜的记录，或者
以一次战役的胜利来取代整个战争史的胜利，所谓的“汉败匈奴”、“明败蒙古”都是
如此。而不会提绝大多数时候被打得很惨的事情，所以搞得大家都真以为我们是厉害得
不得了，只是运气实在太差了而已。其实这本来是很容易识破的真相，如果真的那么厉
害的话，就不会总是被别人亡国，而自己从来就征服不了别人。
本来利则战，不利则和，这是很正常的战争策略。在所谓的岳飞精神被炒作起来之
前，中国的兵家并不把议和看成是什么很耻辱的事情。而岳飞精神被炒作起来之后，谁
要是敢议和，那就是汉奸卖国，大逆不道，结果这不仅没有使得汉族强大起来，反而更
数度加速了汉族的亡国。明朝的灭亡在很大程度上就是被这种岳飞精神害的，本来以战
促和是正确的策略，最高统治者也明白这一点，但是一帮愚民一听说议和就认为是卖国
，逼得皇上只好杀了袁崇焕。中国人崇拜所谓的民族英雄只是叶公好龙而已，而真正崇
拜的是那些被炒作起来的善于作秀的明星人物，如岳飞、关羽、文天祥之流。真正的民
族英雄倒是要被他们害死的。
把岳飞文天祥之流的包装成民族英雄，不仅不利于中国的发展，也是对历史上那些
真正英雄的不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