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中共重庆市委前书记薄熙来与中央政治局前常委、政法委书记周永康等人落马、被查后，习近平趁著昨天主持中共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总结大会上发表谈话时，首次公开对「相当高层次的领导干部」违纪违法落马表达痛心。

　　综合中央电视台等大陆官媒今天的报导，习近平发表了8点长篇谈话，通篇围绕著坚持从严治党、从严管理干部。

　　习近平在谈到从严治党重在从严管理干部时说，「这些年，一些干部包括一些相当高层次的领导干部因违犯党纪国法落马，我们很痛心。我们中央的同志说起这些事都很痛心，都有一种恨铁不成钢的感觉。」

　　在谈到「严肃党内政治生活」时，习近平强调，党内上下关系、人际关系、工作氛围「不允许搞团团伙伙、帮帮派派，不允许搞利益集团、进行利益交换」。

　　习近平也要中共干部要持续深入改进作风，绝不能让「四风」（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问题反弹回潮。
 
　　

　　此外，习近平还声称，要发挥人民监督作用。得民心者得天下，失民心者失天下，人民拥护和支持是党执政最牢固的根基。人民群众中蕴藏著治国理政、管党治党的智慧和力量，从严治党必须依靠人民。

　　习近平虽然发表上述谈话，但他上台后，中共当局对发挥监督政府与官员的媒体、微博等网路言论，却以更大力度收紧言论自由空间，也让大陆民众在网友上网检举官员贪腐的数量大为减少。

　　不应该、不实在、做样子、假协商

　　多维新闻此前认为，在习近平政协讲话中透露出两个明显的信号。第一是对中国民主制度框架的肯定，对西方选票民主存在形式主义的批评。尤其是“实现民主的形式是丰富多样的，不能拘泥于刻板的模式，更不能说只有一种放之四海而皆准的评判标准。人民是否享有民主权利，要看人民是否在选举时有投票的权利，也要看人民在日常政治生活中是否有持续参与的权利”，“人民只有投票的权利而没有广泛参与的权利，人民只有在投票时被唤醒、投票后就进入休眠期，这样的民主是形式主义的”之言，更是将这种批评摆上台面。

　　在中国，政协被批评为“政治花瓶”

　　第二个信号就是习近平或许已经厘清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制度与西方民主的根本区别。后者第一阶段的“选人”和第二阶段的“治理”是一体的，没有选举完成的“选人”就不能进入“治理”阶段；中国式民主则是具有明确的分野，“选人”采取的是选贤任能，可以通过选举投票完成，也可以通过其他诸如德才、实绩等作为标准来实现。习近平在政协大会上的讲话，承认了选举投票的重要性，但是于中国而言，不是唯票论，强调的是治理阶段的民主，即协商民主。

　　此外，有北京观察人士认为，事过几日，回首再看习近平讲话，除了以上两个信号外，还有第三个“隐藏”意思值得关注，那就是习事实上对当下中国民主事业的践行也并不满意，甚至认为其“形式主义”的色彩亦很浓重，这在一直倡导“群众路线运动”，要反“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的习看来是无法接受的。

　　虽然通观政协讲话，习近平对协商民主予以肯定，但这是对中国民主制度的肯定，是对人大立法，政协监督功能的肯定，而非是在赞扬其执行有力。最为直接的就是习表示“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应该是实实在在的、而不是做样子的，应该是全方位的、而不是局限在某个方面的，应该是全国上上下下都要做的、而不是局限在某一级的。”“协商就要真协商，真协商就要协商于决策之前和决策之中，根据各方面的意见和建议来决定和调整我们的决策和工作，从制度上保障协商成果落地，使我们的决策和工作更好顺乎民意、合乎实际。”这个表态中，习认为民主“应该是实实在在的、而不是做样子的”，“要真协商”，说明今天政协的工作中还是存在不应该、不实在、做样子、假协商的情况。在今天的中国舆情中，习近平被赋予了基层做起，了解民情，务实的标签，说明他对于中国政治制度中民主问题的弊病并非一无所知。

　　政治花瓶的改变

　　在中国百姓的言谈中，人大、政协被称为“橡皮图章”、“政治花瓶”。以政协而论，按照中共对人民政协的定义，这是中国人民爱国统一战线的组织，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的重要机构，是中国政治生活中发扬社会主义民主的一种重要形式。人民政协的主要职能是政治协商、民主监督、参政议政。可见，人民政协作为一种国家机构设置，同国家与地方各级人大一样需要接受中共领导。人民政协的主要政治作用仅是向执政党及其政府提出意见和建议。而中共和政府可以选择接受，也可以选择不接受。对此，政协在既定的职能设置上不能施加任何影响。实际上，人民政协在中共执政六十余年来从未对中国政治的运行产生大的影响，仅仅成为装扮中共广泛代表性和合法性的外衣。部分媒体便因此将政协和人大称为中共执政的政治“花瓶”，仅有摆设和装饰之用。评论认为，中国政协仅是在中共建政初期临时发挥了人大的作用，但是随后六十年中仅有参政议政的功能，在中国的现实权力政治中被边缘化，无法发挥相应作用。“人大举手，政协拍手”的俗语自然也就在民间广为流传。

　　中国民主制度象征的政协被如此称呼，这种情况是让习近平无法接受的。虽然外界关注不多，但实际上变化也正在悄无声息逐步呈现。例如习近平在上任之初即登门走访8个民主党派，表示中共要容得下尖锐批评；全国政协主席俞正声创立“双周协商座谈会”，频频就治国理政议题发声；王岐山在政治局常委会上提议政协多关注政治、制度建设等问题，并受到俞正声邀请在政协会议上大谈反腐议题。甚至有消息称，湖南衡阳人大代表贿选窝案发生后，习近平在中纪委会议上更是将衡阳贿选案与中共党的建设和国家治理体系联系起来，连声追问六个“衡阳的共产党员到哪儿去了”，随即衡阳人大系统几被“一网打尽”。习近平“励精图治”之心，由此而见。

　　中南海对于政协的另一个“动作”就是从更为实际的人事制度上进行改变。例如在经过十八大后的调整后，目前中国31位省级政协主席全部“退出”同级党委常委班子。这就意味着，在掌握地方实际权力的省级党委中，本是中国第四大权力机构的政协已经没有了“一席之地”。年初之时，31个省政协主席有8人身兼省委常委职务，到了7月，随着广东省政协主席朱明国卸任广东省委常委，目前已没有政协主席在省级党委层面兼任常委。

　　虽然有海外观察人士在解读这种“政协出常”情况时，多认为这是中共在有意降低政协的政治地位，但对于政协追根朔源的职能探究，可以发现政协在中国政治中的职能恰恰就是“决策咨询”，在剥离了曾经的历史使命后，今天政协就是将各行各业、各个党派的人士汇聚一堂，向执政党反映民意。

　　回到中共建国初的各个权力机构的设定，可以发现“政协主席”一职，从职能上来说就不应该出现在中共党委的名单之中。无论是在中央还是地方，当一个参政议政部门的最高领导人又出现在决策部门中时，就会出现那种“既是运动员又是裁判”的情况，为政策提供意见的人又是制定政策的当权者，权力结构显得过于混沌。而统战部作为中共党内部门，代替政协进入党委分担统战工作就更为符合权力架构。

　　再结合如今各级人大作为权力机关地位的加强，可以将这些机构的变化归纳于整个十八大后中共所要做的政治体制改革的大布局中。政协主席不再兼任常委，表面看是权力的告别，实际上是对政协参政议政独立性的强化。毕竟在被看做是本届决策层政纲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公报中也将“加强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建设”列为改革重要内容，其中也对政协的“参政议政、民主协商”给予了再度的强调。

　　无论是为了更有效地加强权力监督还是“虚职让权”，政协主席一职的变化可以透露出，习近平上台之后在政治制度方面的“雄心”并非简单地打掉几个腐败官员或者任用几个自己的心腹，而是希望从更为宏观的制度层面进行“重构”，政协也许只是一个开端，有理由相信，习近平已经开始在政坛布局他的民主之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