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BC纪录片:交響樂
来源:
任致 于
2014-10-10 wencuecity
写作动机与思想存在
作者:尹胜 于 2014-10-10--贝壳村

一、写作的动机
人生来一定有很多疑问,比如人为什么会是人?人是哪来的?人为什么会死?人为什么会痛苦?我们生命的意义是什么?我们的这个社会怎么是这样的,而不是那样的?为什么有些人那么富裕而我却如此贫穷?等等,等等。因为有这些问题,所以我希望得到答案,于是就去看书。看了许多书,可是我发现,书中的答案千差万别,各有各的说法,不知道哪个对,哪个错。有些问题根本没有答案。打个比方,就说马克思吧,一个德国人,从来都没来过中国,我们却不敢反对他!为什么我们反对一个外国哲学家甚至一度会招来杀身之祸?非常的奇怪。所以我就去了解马克思,事实上马克思在欧洲人看来他仅是一个哲学家,而且是众多哲学家之一,并没有我们说的那么伟大和了不起。当然,马克思思想在当时的德国、甚至欧洲都是有一定影响的,他的学问和同时期的哲学家的学问各有建树,未必就是最好的,和最正确的。那个时期西方出了很多哲学家,为什么就马克思在中国他莫名其妙就是最了不起,最伟大、最受重视,一度甚至比神、基督和佛祖都还厉害,这是为什么?说法莫衷一是,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理解和看法。对与不对,搞不明白。越是搞不明白的事情我越是想搞明白。读书多了才知道,读书很多时候是搞不明白内心中的疑问的,读书只是思想的基础和起始。然后我就开始了自我思辨,初衷或许只想通过思考与写作,自己为自己解答一些疑问,根本没有什么载道、或为民族责任感之类的东西。仅仅就是想搞明白究竟而已,倒如强迫症一样,不搞明白就痛苦不堪。如此,为了自己能活的快乐一些,才开始了思考和写作。就是这样的,仅此而已。
二、任何事物的终极都指向宇宙自然与真理
一个问题的背后有千万个问题紧密相连,就算千万个问题都得到解答,也总有无法解答的问题。因为问题和小数点一样,是可以无限延伸的。无论从哪个方向、以哪个问题作为出发点,都会殊途同归,追问向宇宙与真理。比如我们怎么来的这个问题,最粗浅的回答是父母生的?那父母怎么来的?是他父母(爷爷奶奶)生的。而爷爷的爷爷、奶奶的奶奶,一直到第一个父母怎么来的?谁也没有肯定的答案。这是因为宇宙时空的无限,而人又是极其有限的差距造成的,在这种人类极其有限的情况下,为了解决我们的疑问,这样在某个时期才有了宗教。宗教告诉大家人是神创造的,死了要去天堂或转世投胎,于是在很长历史阶段大家都相信了,一切不明白的都是神的旨意,给人找个说法。至今还是有很多人在相信宗教。可是某一天,人们又忍不住发问:那神是怎么来的?神是谁创造的?争论来争论去,人们发现神原来是人自己创造的,是人类自己编织的一个如同谎言的东西来安慰自己的。越过了神,人们才发现了真理———即宇宙的永恒与无限。对哲学有一点了解的都知道,我们发现真理或事物客观规律都是通过辩证逻辑的方式,其实也就是《易经》所说“阴阳之道”的方式。通过追问真理,我们才知道人在宇宙时空中非常的有限,真理之道无限而永恒,我们虽然永远不能抵达、无法知道它究竟是什么样子、是如何运行的,但我们确实知道它的存在,并相信顺应真理是生命幸福的最佳途径。这个真理在汉文化中叫“自然”,我们汉文化所说的自然不是草木山川的物象,而是通过道认识的而又高于道的宇宙最高法则——真理。真理就是我们所说的自然,自然就是事物的本来,就那样的,即是客观的,又是本质的。【关于“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参见尹胜《中国思想启蒙,必须从正名开始》】。真理,或者自然,意味着一切问题的本源。认识真理的过程和结果,这套思维系统就是理性。理性也就是我们汉文化的道。只有理性或道的思辨才能抵达宇宙自然地真理。这就是思想的意义。
三、思想是人的基本属性
人是精神与肉体的复合体,人都是有思想属性的。“我思故我在”,意思是人的存在是靠思想来辨别的,也可以理解为人的存在感是源自精神的,但事实上生命是思想的精神与肉体的物质相互依存的,缺一不可。也就是说一个人不能绝对依靠物质,或依靠精神而存在,这恰恰是辩证的思想,与一阴一阳谓之道是一致的。人这个独特的生命体,不仅仅是外貌区别于别的动物,还有其精神活动也区别于别的动物。人类的精神活动会产生思想的结果,思想结果又主导人的行为,而行为又能够体现思想。可以说人是思想的动物,由此区别于别的动物。我们不能说别的动物没有精神活动,但它们并没有展现出如人类的精神活动成果,就是思想与行为对地球如此大的影响力。这恰恰是人类独有特征,所以,思想是人这个物种存在最基本的特征。如果思想是人基本的特征,那么思想就可以说是人性的,更是人权的,不应该受到任何控制与限制。人与其他动物不同,就在于人的精神活动有明显的逻辑、归纳、思辨的能力,能够通过道和规律得到真理与客观。“我思故我在”,正是表明,思想是一个人的最基本的存在,你如果没有思想,哪里还谈得上人性?人性,就是人独特的自然本质。
四、从自身到社会及历史和文化的思辨
我和所有人一样,都有自己的想法。或许是经历苦难较多、天赋又偏重于思索,所以我才写了那些文字,画了那些画。大约十七八岁,我从自己身上发现很多行为和观念与我们倡导的文化相背离。比如正义正直、公平、公正、勇气、意志、善良,真诚,等等最有精神价值的东西,可是在中国社会现实中并没有得到真正的体现?!我从自省,发现人性不仅仅是善的,也有恶的成分,真假、正邪如一阴一阳、唯心唯物、对立存在的,时刻动荡,此消彼长,此起彼伏。我发现自己的恶,也发现了自己的善,然后又发现我深爱的家人其实并没有那么可爱,他们和周围的人一样,自私、冷漠、残酷。我从小就极其讨厌我的家乡人,因为在那里我很少感受到他们人性中的温暖、爱与真诚,甚至哪怕是同情与怜悯也非常缺乏,他们多的是嫉妒、虚荣、仇恨和互害,而我又极其热爱我老家的山水风光。后来我到过北京、天津、甘肃、山西、西藏、广东,这个社会的人绝大部分都是不可爱的,其人格肖小、怯弱、极端、势利、钻营、恶俗,让我非常的绝望。我就想,这些人怎么变成这样?开始我也简单的把人性的丑恶归咎于这个体制。然后随着思考加深,阅读加深,我发现没那么简单,无论哪个党都是人组成的,制度也是人设定与执行的,我深刻认识到中国的问题是人的问题。人性如此邪恶原因在哪里?文革吗?文革以前的人如何?结果也是未必要好。那到底为什么。最后我反推回去,从历史、文化两个方向。我的结论是我们的精神和文化早就出了问题。主要的问题有三个:一是焚书坑儒,这里的儒并非儒家,而是指读书的智识分子。焚书坑儒极大破坏了前期文化积累,同时重创了社会求真达天的问道精神。汉文化精神信仰就此丧失,我们信仰的天被强权君主所取代。二是汉代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破坏了汉文化的生态,造成汉语文化独木成林的封闭、狭隘、极端的孤枯境地。【参见尹胜《汉语文化及天道信仰之于中国社会未来》】以董仲舒为代表的儒家,提倡“贵阳贱阴,男尊女卑”,崇尚三纲五常、推举孝廉的道德哲学导致中国文化几千年的虚伪与蒙昧。这不仅仅只是男权对女权的绝对压制,也是丧失了汉文化阴阳相衡、相生相克的辩证思想,同时也丧失了天道信仰,于是后来才有五胡乱华和佛教的避世思想的盛行,致使汉文化彻底丧失了公平与正义,整个民族皆陷入“男尊女卑”、非尊即卑的专制思维里。这也是我一直批判的宗法思想,忠君、孝廉、贞洁、尊卑造成的就是奴性、专制、虚伪、愚民全套的理论体系。【参见尹胜《从人类发展史看中国近代社会:后党派专制时期》】。关于儒家或儒学、儒教、儒术,这都是不同的概念,留在以后讨论之。关于后来佛教汉化与以儒学为主的汉文化而产生的宋明理学,成就是普世的,但其精神层面依旧还是宗法文化的本质,所以未能走远。说到底,中国很早就失去了精神信仰和对自然真理的追求,所以不具备理性思维,所以也没有正确的是非观念,一切都感性的认识。直到今日的中国,依然如此。
五、中国社会现实与未来
至清末以来,中国翻译国外的哲学和历史文化典籍并不少,可是国人并没有如先贤所期待的那样被“启蒙”,而体制依旧是专制体制,人们依旧愚昧、狭隘、自私。虽然科技和经济都发展了,可我们目前的文化连民国时期都赶不上,那时有多少能人志士?现今学界清一色犬儒。包括获诺贝尔奖的莫言,也是典型的犬儒。可悲吗?实在太可悲了。关于中国的政治、文化、教育、医疗、工业、食品,几乎没有一样可以用文明来衡量的。
文革和焚书坑儒很难说哪个更暴虐,哪个对中国社会更具破坏性,在我看来几乎是等同的。灭绝人人性,使人丧失追求正义与公理的血性和勇气,中国国民全是愚蠢的奴性和怯懦卑微的人格精神。整个社会从政府到民众,都是见利忘义的机会主义。对此我才批判这个社会。很多人以为我是反党的,或者是在对抗体制。我只能说,这种认识太低级。我在上文说了,党和体制仅仅是个名而已。叫什么党都一样,换作国民党也未必好到哪里去,问题关键在于人出了问题。无论你是这党还是那党,人不变都一个德性。而人的问题是几千年的君主独裁专制与宗法愚民思想造成,而我们非常的好汉语文化话就在这个漫长的历史里被慢慢的消解了。
直到西方现代文明映照出这群麻木的中国人,显得猥琐而仓皇,清末和民国才慢慢有所觉醒,可是至今仍旧不知其所以然,满眼的迷惘和惶惑。改革开放后,经济得到一些发展,而后又用一种物质的虚荣和野蛮的骄横来掩盖自己的自卑和无知。政府今天依旧在宣扬西方敌对观念,以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以欺国人,否认西方现代文明的成果。事实面前,西方的现代文明是不能被否认的,你身边的电器、住房、一切工业产品,甚至服装都是西方现代文明的结果。你要反对现代文明,那就别用与电相关的一切产品,甚至不要穿内裤,穿你的手织布鞋和草鞋去。可以吗?当然不可以。文明是依靠实力展现的。中国人必须要找回属于自己的真正的信仰,问道达天,求真务正,重新梳理发展汉文化,才能有独立于世界人类的自我创造,国人才会拥有真正的文化自信,让别人心甘情愿的接受你、赞美你,这才是真正的文明成果。那个时候才有真正的民族复兴与大国崛起,而不是现在这样吹嘘其词。
怎样才能重梳汉语文化呢?那就是政府和民众必须要有历史责任感和理性思想,不要去蛮横干涉学问与宗教领域,给教育松绑,还信仰与言论以自由。让学者把文化和思想讨论清楚,后传达与国民。让文化影响人民,让人民走向真正的文明,而后让文明自然推动社会体制变革,最后才有真正文明的社会体制、文明的国民,文明的文化。
我敢说汉文化是世界未来的文化,其一在于天道信仰乃非人格化宗教信仰,乃人类目前离自然宇宙最近信仰本质的信仰。其二就是《易经》的易,易可生太极,太极生两仪。两仪什么意思呢?就是阴阳,正负、唯心唯物。西方哲学恰恰是二者分裂对立的,而我们汉文化恰恰是统一生发的两个面。在唯心唯物之上高出两个次级元的思维高度。这里不深入了,总之中国汉文化的易哲学是远远超越西方现代哲学思想的,只是后来被我们丢掉了,所以我们衰落了。西方学习参照我们很多东西,然后又超越了我们。关于中国哲学,可以参看《尹胜自然哲学》。
2014年10月10日星期五

1957年的整风“反右”中,戴煌被错误地打成“右派”,经受了长达21年的多种磨难,直到1978年才得以彻底平反,重返新华社
笔者本人,也是在这场大解救中被解救出来的一个。
我是在1957年所谓的“反击‘右派’猖狂进攻”之后,在“继续帮助党整风”的党内座谈会上,因提出反对“神化和特权”而被打成“右派”的。新华社曾为此发了长篇报道,刊于全国各大报。路透社、法新社都及时作了转播,港台一些报纸更大肆渲染,台湾新闻界还发了广播,“欢迎”本人到台湾去。
1978年元旦前后,当胡耀邦把抢救“右派”当做重大战略举措即将提上议事日程的时候,年整半百的我还是公安部门严管下的一名“二劳改”,在山西太原东南郊狄(仁杰)村附近四周拉满了电网铁丝网的大场子里,飞车猛推烧砖土。
突然,左车轮被一根脱位的车辐条卡住,随着右车轮的继续飞滚,小车把儿向右猛拐而“打”断了我的左肋骨。
这是我被打成“右派”后,第三次被打断左肋骨。轻轻地说话或咳嗽都钻心地疼。
当然,在从北大荒到北京郊区的四处监狱,从天津唐山间的茶淀劳改农场到山西太原的劳改建筑工程队,这长达近二十年的劳改生涯中,这种痛楚可以说是微不足道的。在北大荒,我被雪地爬犁压伤过小腿,被木炭窑中的烟火薰得晕死过。在常年饥饿的难友们不时倒毙于田间、路边、工地的时候,我也瘦得皮包骨,由只穿一条裤衩的净重一百九十六斤枯瘦到穿棉衣棉大衣毛重九十二斤。就是在太原,也多次被电锯、斧头、刨刀伤过手指头,血流如注。
正当又被小车把儿打断肋骨的时候,接到北京来信:我的妻子潘雪媛,终于忍受不了她所在工厂的一些人对她的长达十几年的株连折磨而得了精神分裂症。我恨不得立刻插翅飞越重重关山到北京,飞到她的病床边。但是尽管我身背“右派”恶名,被惩罚了足够培育一代人的漫长岁月,我仍然没能获得这人世间最起码的自由权,而只能在黑的似无尽头的人世隧道中磕磕碰碰向前摸。
然而历史唯物地说,这条黑漫长隧道的那一头,也曾豁然闪亮过涌入新鲜空气的大出口。那是
1975年深秋,邓小平仍在代替病危的周总理主持国务院工作的时候。那时尽管天际已经涌起“反击右倾翻案风”的阵阵乌云,他仍然争分夺秒地争来了一道紧急令:让全国所有在押的数以万计的原国民党县团级以上人员,立刻宽释出狱或脱离劳改场所,去社会就业或回故地养老。我也身在其中的太原劳改建筑工程队一些满围着电网铁丝网的场子里和大院里,立刻就有这样的一些人背起小行李卷,提着内装面盆饭盒等杂物的旧网兜或破纸箱,迅速离开这个并不令人留恋的所在地扬长而去。
这一度给我带来了莫大希冀:既然我们党的最高司令部,对原本与我们势不两立的营垒中的县团级以上人员都施以如此礼遇,那么对同样在押的,我们自己队伍中县团级以上人员的宽厚,肯定也为时不远了。
但是,当人们眼看着阵阵风云的迅速变幻,毛泽东刚刚离世就把那四只螃蟹烧上铁鏊的时候,空中响彻云霄的吼声仍是“千万不能放松阶级斗争这个纲”;“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拥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那么既然是毛泽东拍板的“反右派”斗争,当然也只能“按过去方针办”!于是,我的眼前重又漆黑一片。
然而,我再也没法忍受这茫茫黑暗的挤压。因为我的最大“罪过”,只不过是1957年响应党的召唤,说了一些真心话。即使改“言者无罪”为“有罪”,对我的惩罚也早就过头十万八千里了。因为一宣布开除我的党籍军籍、每月只给二十八元生活费并被发配去北大荒监督劳动,当年同是新四军一员的妻子就立即与我划清界线而别,刚会叫第一个单字“爸”的十个月的小女儿改名换姓送了人;多年患肺结核一直靠我的济助维持生命的惟一的姐姐,由于济助突然中断,不到两个月,就离开了人世;苏北故土所有的侄儿侄女,即使学习成绩再好,体格再健壮,也不能申请入党入团或报名应征入伍。一个年仅二十、又是一名小学代课教师的侄儿,患心脏二尖瓣狭窄症,只需人民币二百元动一次并不复杂的手术,就可挽救他的一条命,但是我们一大家子都穷得丁当响,当地政府又不愿为这个“右派”的侄儿而挤出招待上峰吃顿饭的这点儿钱,就看着他活活地死去。
“文革”之初,家乡小镇也对省委书记江渭清等人召开背靠背的批判会。主持会的小镇干部,硬让我的五十开外的二哥戴作霖领头喊口号。我的二哥知道此人没安好心:因为他“好话已说尽,坏事都有份”,对秉性耿直的人都视若非拔不可的眼中钉。我的二哥说:
“门牙早掉光了,怕喊得不清不楚”;他说“没关系,大家会听出个意思跟着喊的”,硬把一张“口号单子”塞到二哥的手中。二哥实在推不过,只得带头喊。“打倒江渭清”的这一句刚出口,这个会议主持人立刻宣布大会要转换方向,批斗“现行反革命”。因为戴作霖“竟敢在光天化日之下,大庭广众之前,带头呼喊打倒我们的伟大旗手江青的反革命口号”;“因为他的弟弟被打成了右派,对党怀有刻骨仇恨,这是明目张胆的报复”。立即命他的左右,抬出早就写好“现行反革命”五个大字的大铁牌,挂到我二哥的脖子上,强迫他三步一跪地游街示众。那细铁丝吊着的大铁牌好几十斤重。起起跪跪地没出几十米,细铁丝就勒破了脖颈鲜血淋淋。不久,他就身罹绝症饮恨死去。
但我身陷囹圄,没能回去为他送别。由于同样的羁绊,我的老母亲辞世时,我也未能最后见她老人家一面……
这是任何一个天良未泯的人,最最难以忍受的伤痛!也没有任何人,能够提出任何令人信服的理由,让我们这种人继续在这无尽的黑暗中踽踽而行。尤其在我的左肋骨又一次被打断,我的第二个妻子身患难治之症的时候。
她比我年轻整整一轮。当我从北大荒经过两年零八个月的监督劳动回到北京的时候,尽管她还是一个二十刚出头的年轻姑娘,但她认为我并非“坏人”,而甘愿与我苦伴终身。由此她被人称为“大右派的小老婆,思想极端反动”,受尽了人间罕见的磨难。现在她像一只屡中毒箭的母雁,带着两只羽毛未丰的雏雁,跌落在冷酷无壤的荒漠上,我不去解救谁去?!
经说明情由,那个四周圈满电网铁丝网的大场子里,一位从华东政法学院毕业的、颇有理智的管教干事邢凤舞,给我开了绿灯。我回到了北京西单又一顺饭庄后面一座贫民窟小院里:一间坐南面北的小平房,阴冷而潮湿。我的妻子直愣愣地瞪着我,似乎我是个她从未谋过面的陌生客。两个女孩都穿着打着补丁的旧棉袄,两眼汪汪地直流泪。我早听说,尽管她们的学习成绩名列前茅,只因为她们的父亲是个“大右派”,就一直当不了红小兵。诸如此类的绝情悖理之为,与解放全人类为己任的共产党人的博大胸襟,相距何止一天一地!
这说明在粉碎了“四人帮”之后,亟需一轮红日喷薄而出,才能最后驱散漫漫长夜结束前的黑暗。
后来在为解除妻儿苦痛而奔忙时才耳闻:一批真正的共产党人正在鼎力托举这轮红日,领头的正是胡耀邦。1978年9月17日的“五十五号文件”下发不久,我就得到新华社国内新闻编辑部落实政策办公室负责人徐文当面通知:“国庆节后回社上班。”12月
15日,上班后两个月零十二天,我们党又一次重大历史转折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尚未正式揭幕,新华社党组(当时称“核心领导小组”)就批准了国内新闻编辑部为我和我本人也身在其内的所谓“反党右派小集团”全体成员,以及原国内新闻编辑部副主任庄重共五位同志的改正报告,并召开了相当隆重的平反大会。
特别令人感奋的是,在平反大会前,新华社领导就让我以新华社记者、共产党员身份重操旧业,并与薄一波、安子文、刘澜涛等人多次谈话,为昭雪“六十一个人”的大冤案广泛搜集写作资料。在平反大会前后,特别在十一届三中全会闭幕后,自己经手编发的,就有不少“右派”改正和平反其他冤假错案的稿件,这是我在漫无尽头的黑暗隧道中第三次被打断肋骨、回到痴愣愣地瞪着我的妻子床前时,万万未曾料到会这样迅速展现的美好现实。
后来由于工作之便而得知,全国公职人员中被改正的“右派”达五十五万二千八百七十七人,占
1957年国家干部总数九百五十三万人的百分之五点八,大大超过了毛泽东常说的百分之九十五以上是好人的界限。何况这还不包括留下做“样品”未予改正的,不包括尚未纳入国家干部行列的大学生、中学生、民办教师、原属民族资产阶级工商界、民主党派等等不拿国家工资的“右派”;据估计,这样的“右派”不下十万人。此外,还有数以万计的不戴“右派”帽子而“内控”的“右派”。
本人大家庭人丁旺盛,亲友众多。自我被打成“右派”并被全国各大报根据新华社的消息予以披露以后,他们受到株连迫害、歧视,一直抬不起头的多达百人以上。许多“右派”的家庭成员和亲友,也许没有这么多人。但仅以十人计,胡耀邦和他所主持的中央组织部的有关同志的这场大解救,至少使全国不下六百万人从黑暗深渊中飞跃而出,重见天日。
同时还得知这场大解救,并非是胡耀邦们以“下油锅”的精神取得的惟一胜利,而只是一系列胜利的一个,其功德之广,无可量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