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让一群丛林中的原始人，到“血汗工厂”里当廉价劳动力，“血汗工厂”能否正常运行下去，实在很难想象。

　　同样，习惯了“和谐是一种生活方式”的一群人，能否没有心理障碍地在一个欠缺和谐的社会里生活，也不无疑问。

　　任何一个社会，任何一种制度的运作，都需要一个心理和性格的基础，自从20世纪30年代弗洛伊德捅破了这一点后，就不是什么秘密了。

　　原始人、生活在和谐社会中的人们，之所以不适应“血汗工厂”的生产生活方式，不适应欠缺和谐的社会，就在于他们的心理模式、性格，和后者需要的心理和性格基础对不上号，更准确地说，是他们不具有后者所要求的那种社会性格：守纪律、服从、对金钱或消费有欲望、奴性、盲目的认同。

　　当然，人们可以适应于任何的社会和制度，哪怕这个社会和制度多么坏，多么狠。但前提是必须对他们进行“规训”，改变他们，培养出他们另外的社会性格。而且，结果是可以想到的，他们在心理上、人性上会被摧残，形成的社会性格，又会成为这个社会和制度的破坏性能量。

　　要透视一个社会，必须走进它的内部，它的结构，它的社会性格，看哪些是支持它的运作的，哪些，又会是它的烈性炸药。

　　
能干什么?

　　我们先来看两幅司空见惯的画面：

　　第一幅：2013年6月中旬，在广州，27岁的湖南湘西人周永红作出了一个艰难的决定，从一家外贸公司辞职，孤注一掷地“备战”2014年的公务员考试。

　　在辞职前，公务员被周永红认为是“不创造财富的‘寄生阶层’”，一直是这个被买房压力压得喘不过气来的小白领反感的对象。

　　第二幅：深圳富人圈流行喝人奶，甚至直接对着被雇佣的年轻奶妈的乳房喝，这一事件引起热议后，有人跳出来为他们辩护了(姑且把这些人称之为“辩护者”)，说这都怨社会的畸形，为什么就没有人引导富人健康消费呢?

　　很容易就可以看到周永红的“虚伪”，以及辩护者的“脑残”之处。但这只是表层的真相。

　　事实上，他们的言行，只是今天很多人的“集体选择”的微小部分，可以说平淡无奇。奇怪的只是：这一切看上去是多么的合理，而且是越来越合理。谁能去指责周永红们“虚伪”呢?谁又能阻止人们作恶、变态时，振振有词地把责任都推给“政府”、“社会”、“他人”呢?

　　很容易就可以发现周永红们、辩护者们，明显地被今天的社会现状弄成了某种人，而这种人，恰恰又是这个现状能够维持下去不能缺少的。他们的所思所想，以及行动，隐约地透出一种既可以让这个社会正常运作，也可以让它玩不下去的东西—“社会性格”。

　　“社会性格”是美国社会学家、精神分析学家埃里希·弗洛姆所使用的一个概念。借由对社会结构的心理分析，他曾经掏出了20世纪50年代西方社会的五脏六腑。资本主义的性格基础也没逃过他的眼睛。

　　这并不是一个奇怪的概念。研究者们在思考中国为什么有如此漫长的封建统治时，给出了一个解释：老百姓身上普遍有着“羊性”，软弱，忍耐，温顺。这种存在于大多数人身上的“羊性”，正是社会性格。

　　狼是需要羊体现出“羊性”的。换句话说，“羊性”具有维持狼吃羊的食物链的功能。正因为如此，封建统治者千方百计要培养老百姓软弱，忍耐，温顺的社会性格，并且不仅是被迫，还要让他们自动地这样想，这样做。

　　弗洛姆这样解释“社会性格”：“社会性格是指同一文化中的大多数人所共同具有的性格结构的核心……它不是一个统计学意义上的概念，不是在一个确定的文化中的大多数人身上能够找到的性格特点的简单总和……”

　　话没有说清楚。社会性格到底是什么呢?这需要说到个人性格和社会性格的区别。

　　我们都知道个人性格是什么：一个人可能孤僻，可能自卑，可能偏执，可能喜欢炫耀，诸如此类。它们属于人的“第二本能”，不是天生的，而是在一个人的成长过程中形成。某种程度上，一个人的性格，和既定的社会结构、政治制度、生产生活方式没有什么关系。性格的功能，乃是让一个人以某种心理—行为模式固定地和世界打交道，在心理上保护自己。

　　换句话说，个人性格，类似于本能一样，其实是一个人身上的某套自动保护装置。这就是改变一个人的性格如此之难的原因，因为要在他的内心深处解除他的武装。

　　社会性格呢?是社会上大多数人身上所共同具有的那些性格特点，并且，这些性格，是人被既定的社会结构、政治制度、生产生活方式所改变，同时去适应的结果。

　　说白了，社会性格就是一种功能。为了政府能够维持秩序，工厂能够生产，商品能够销售，人们被塑造和引导应该这样想这样做，而不是那样想那样做，他们的心理能量，被调动起来维持整个社会的运转，而不是破坏它。

　　

发生了什么?

　　很清楚，奴性、自私和贪婪，其实不一定是人性，而是特定的社会培养的。同样，一个人的狠，也不一定是他本来就这样，而是被特定社会培养、改变的结果。

　　周永红们、辩护者们身上表现出来的那些社会性格—攻击、占有、艳羡既得利益者、顺从、推责任、冷漠，就是如此。

　　按照社会性格是社会结构塑造的理论，可以反推到周永红们背后的社会结构。这肯定是一个创造财富者被掠夺，人们对未来没有多少安全感，而不创造财富者则稳赚制度红利的社会。同时，它也一定是个贫富悬殊，并且拜金的社会，没有被权力和资本庇护的人们，不仅难以改变命运，而且在心理上都难以活下去。它正是今天中国社会的真实状况。

　　在这样显得比较狠的社会结构里，周永红们能干什么呢?首先会感觉到无力、挫败、郁闷、心非常累，对未来没有确定性。情绪的心理能量，会郁积在他的心里。对于人来说，这是可怕的。于是，性格的防御性被激活，周永红们形成了一种攻击的社会性格。他们会骂体制内的既得利益者，来给自己疗伤。

　　这一社会性格乃社会结构造成，但因为对社会结构具有冲击性和破坏性，却不是它需要的，当然更不是在这个社会结构中居于主宰地位的利益集团的需要。要维持这个社会结构，需要的是继续形成的其它社会性格：占有、艳羡既得利益者、顺从。它们在功能上，就是负责让利益受损的人，在心理上成为既得利益者的同伙。

　　对于周永红们来说，骂能解决什么问题?这只是一种饮鸩止渴的心理疗伤，越骂，越感觉到自己受伤，越感觉自己什么都得不到。于是，既定的利益分配格局，以及市场社会，共同培养了他们占有的社会性格。别人什么都占有了，他也想占有。最极端的表现，就是今天感觉到活得很失败，没有占有多少东西的人，比如农村老人、小学校长、打工仔，甚至把手伸向了幼女，在把一切都视为物占有的社会性格中，找到自己的满足。

　　占有的社会性格，是符合权力和资本维持这个社会运转下去的需求的，因为想占有，多数人就会想去努力挣钱，从而能够消费商品，创造财富，尽管它伴随着负面的效应，就是很多人想钱想疯了，不是去创造而是去打劫。

　　当然还没有完。仅仅想占有，还不行，还必须想成为像既得利益者一样的人。所以，人们会发展到，无论有无机会挤进利益集团里，也无论他们多么痛恨采用各种手段占有较多社会资源的人，骨子里，他们其实是想成为这种人的。所以，痛恨腐败，某种意义上，只是痛恨自己没有机会腐败而已;骂公务员，也只是痛恨为什么公务员的职位不是给他。

　　这种社会性格，就完全合利益集团的意了。人们成了既有社会结构、利益分配格局的群众基础，而且，他们的所想所做，是在维持、强化这个社会结构、利益分配格局，而不是在破坏它。当然，在这种社会性格下，周永红们也可以找到一堆理由来辩解，恶心点的会鼓吹“为人民服务”，实话实说的不过是为了混得好些。

　　这就导致了向辩护者的转变。因为对于变态、恶的东西深感无力，人们就把它合理化;同时，为了消除把它们合理化的道德焦虑，便强迫自己具有被迫害感，把责任给推出去。

　　

能带来什么?

　　概括一下的话，中国现在的社会结构，都已经找到了维持它们运行所需要的社会性格，但同时，也带来相应的后果，民众同样也形成了破坏它们的社会性格。

　　比如，社会治理上，固然中国人的“羊性”，以及他们对体制内美好生产的艳羡，其心理能量会导向对既有体制的维护，但他们所受到的挫败，也会形成包括“仇官”在内的攻击性格。这明显不支持既有的治理方式，要摆平这些社会性格驱动的行为，官方要花费巨大的维稳成本。在古代，人们要被逼到活不下去才从“羊性”变成“狼性”，但今天不一样，底线抬高了。

　　又比如，社会结构。要维持它的稳定运作，需要人们有这样的社会性格：既能和他人合作，又对社会流动抱着希望。在今天，这两种性格在人们身上还是具备的，所以社会虽然已经“溃败”，但正常运行并无太大问题。后果只是，既得利益者对中下层的剥夺、羞辱，构成了人们无力感、挫败感的来源。他们攻击性的社会性格，并不是一直支持社会结构就这样下去。

　　这不仅仅是麻烦所在。更大的麻烦还在于，政治、社会、经济结构太依赖社会性格的支持了，而这也意味着，如果后者冲突于前者，后果是严重的。

　　西欧人把中世纪末期的农民，“规训”成适应资本主义生产生活方式下的社会性格，用了200多年，而且伴随着血与火的历程。甚至可以说，一直到20世纪初美国的“福特主义”诞生，资本主义的社会性格才牢牢地稳固。

　　但现代社会的一个特征是一停就暴露问题，所以是加速推进的，很多东西也会变得越来越快。以中国来说，改革开放后，把人们从“计划经济”的那种社会性格，变成市场经济下所要求的社会性格，不到20年就搞定了。今天中国人具有市场倾向的社会性格，比西方人玩得还要夸张，什么都可以占有，也什么都可以卖。

　　而在今天，由于政治、社会、经济结构和社会性格那么紧密的关系，让人们具有一种社会性格，几年甚至一两年就可以做到。

　　这是很值得玩味的。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今天中国社会的某些方面，正变得越来越“狠”。

　　“狠”体现在从制度安排，到利益分配，到经济增长方式，到食品生产，到人际关系，到人们的行为、心态的方方面面。让公务员不交养老金，退休之后领高于企业人员几倍的养老金，这样的制度还是比较“狠”的。官商利益集团在房地产上浩劫屌丝和中产，这也够“狠”。造有毒食品给别人吃，纵火烧公交车拖着别人一起玩完，“执法”时打人，性侵幼女，更是透着“狠”劲。

　　置身于这样一个变“狠”的社会里，人们要在心理上生存，防御性也越来越强，在“被逼”之外，他们也倾向于主动去培养某种社会性格。当他们的社会性格和社会结构相遇时，无论是支持它的运作，还是去破坏它，表现都越来越夸张。由此，我们还可以观察到一种非常明显，也是最值得注意的社会性格：“狠”——人们正在变“狠”。

　　按照霍布斯的说法，自然状态下，人们不狠根本无法生存。而大家都变狠，其实也就相当于集体的自杀，“每个人对每个人的战争”的结果，是所有人一起玩完。

　　今天的中国社会当然不是这种情况。它的狠是行为的残忍，对别人生命的冷漠，对正义的伤害，对道德底线的突破，对自己人性、生命的不尊重，对他人、社会的恨的大杂烩。它们不仅仅是个人的行为，同时还是社会和心理的一种机制。

　　就是说，人们变狠，很大程度上是，如果他不这样干，他在利益上，在心理上都难以保护自己。狠，就相当于在神经过敏中，当他预期到在社会博弈中，在和别人的互动中自己会受伤时，在精神上、行为上主动去伤害他人。

　　这一社会性格明显地是不支持既有的政治结构、社会结构、经济结构运作的。狠本来只是既得利益者们的群体性格或阶层性格，其功能是维持他们控制下的秩序，以及利益，但现在，却变成了一种社会性格，被普遍化了。如果谁都狠，羊就变成了狼，狼又怎么可能一直维持它在食物链上的单边优势呢?

　　一种不是用来维持一个社会的正常运行，而是被用来维持既得利益者们控制下的社会结构，或者是被这些结构所激发、培养出来的社会性格，其功能是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