纽约时报：我回国投案自首 被“喝茶”
博讯北京时间2014年7月21日 转载
来源：纽约时报
对我这样的中国作家来说，常常要面临这样的艰难抉择：当身边的朋友毫无来由地被捕、被软禁、被驱逐，我是该沉默无语，还是该挺身抗议？如果我因为不愿保持沉默而坐牢，这是否对得起关心我的亲人和朋友们？
今年五月，我的几个朋友们在北京参加了一次六四研讨会。我因身在海外，没有参加这次会议，只是写了一篇文章，交由在场的某人朗读。几天之后，好几位与会的朋友遭逮捕。激愤之下，我在网上发了一份声明，说我也参与了他们的寻衅滋事，请中国政府宽限两月，等我结束国外的行程，就会回国投案自首。在《纽约时报》当月的专栏中，我再次表达了同样的意思。
7月6日，我在新浪微博发布《投案书》，声明我现在已经回到北京，随时等待当局的抓捕。我知道我的女朋友并不赞同我的决定，虽然她一直没有说出来。两天之后，我住处附近的万寿寺派出所打电话给我，要我过去谈一谈。当天下午大约在5点30分，我走进万寿寺派出所，直接走上三楼。
我得等国保从别处赶过来。国保是中国的秘密警察组织之一，在各地政府公开的政务信息和新闻报道中，几乎从来见不到这个组织，也几乎无人知道它的人员、机构编制及经费收支情况。对中国的异议人士而言，这个组织就像一个噩梦，它无所不在，强大无比，随时可能带来出乎意料的痛苦。
百无聊赖之时，我在桌上拿起了一本《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读本》，《读本》中有一章说要建设法治中国，话说得非常漂亮，假如我不是坐在这里，说不定就会信以为真，大受鼓舞。
40分钟之后，两位身穿便衣的国保把我带进询问室，这是一间10平米左右的房间，墙壁上密布鞋印，地下散落着许多烟头，房子中央摆着一张桌子，上有电脑和打印机，桌前有一把椅子，那就是我的座位。
坐定之后，其中一位向我出示了证件，另一位给我拿了一瓶矿泉水，询问正式开始。他们告诫我要“如实回答，否则就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我如实地回答了他们的问题。我想不出有什么好隐瞒的。
年轻的国保问我：既然你来投案自首，是不是认为自己做过什么违法的事？我说我是因为六四研讨会而投案，我绝不认为这次研讨会违法了任何法律，但既然我的朋友们都被抓了，想必是你们认为他们触犯了法律，我做过同样的事，所以你们应该也会认为我触犯了法律。他们显然不喜欢“你们认为”四字，跟我争执了大约有五分钟，意思是法律并不是他们认为如何就如何，既然我的朋友们被警察抓了，那就说明他们一定做过违法的事。
接下来又开始争执“公民应不应该守法”，我说善法当然应该遵守，但恶法就应该挑战，当然前提是承担挑战恶法的责任。他们对此极不赞同，认为无论善恶，是法律就该遵守。
年轻国保笑着揶揄我：你还是中国政法大学毕业的呢，嘿。
我沉默片刻，开始给他们讲梭罗和“公民抗命”，讲完了又觉得自己迂腐可笑：在这种地方，我讲这些又有什么意义？
大致询问完之后，两位国保离开询问室，到隔壁房间打了一个很长的电话，估计是在请示上级。
那是那个夜晚最艰难的时刻，在这城市的某处，某个人正主宰着我的命运，但我对他一无所知。两位国保似乎也不确定会发生什么事，像聊家常一样跟我谈了半天，又去隔壁打电话去了。
又等了大约20分钟，两位国保再次走回，其中一位问我：如果今天把你刑拘了，你出来后能不能不炒作这事？我说这个我不能答应你，如果你今天把我送进拘留所，那我一定会写文章。
他笑笑，又问起我为六四研讨会写的那篇文章，我大致复述了一遍，说大概内容就是这样，原文确实记不住了。年轻国保说既然这样，那我们去你家，你从电脑里找出来给我们看。我说投案自首也不意味着放弃所有权利，如果一定要去我家，那你申请搜查令吧。他们低声商量了几句，终于同意让我一个人回家。5月2日晚上，我通过gmail给郝建发送了我在六四研讨会上的讲话稿，但最近一个月来，中国的防火长城越发强大，gmail的服务极不正常，我在电脑前等了几分钟，始终打不开gmail的页面。
我回到万寿寺派出所的询问室，就邮件问题又做了一份询问笔录，然后逐页签名、印指模，最后还要加一句声明：以上记录我看过，与我所说的相符。
最后, 其中一位国保问我：你的投案自首，我们是欢迎的、认可的，但法律就是法律，我们不会放过任何一个坏人，也不会冤枉任何一个好人，你听明白了吗？
这是我的第一次涉罪询问。在长达七小时的询问中，两位国保对我不算凶恶，甚至算得上客气。在某个意义上，中国政府已经进化了，看起来温柔礼貌，但在骨子里，它依然还是个独裁政权，决容不下我这样的异见者。
因为激愤，我把自己送进了警察手中，这样的行为在当今中国并不多见，我不知道它能改变什么，或许只是纯粹的愚蠢。但是，在7月8日的互联网上，有许多人为我发声，甚至表示也要像我一样自首。
这或许能够说明中国的现状：越来越多的人不怕坐牢，以喝茶为荣。
然而，我依然心怀恐惧，为了写小说《原谅我红尘颠倒》，我曾深入看守所调查，知道那里的生活有多么贫瘠和残酷，如果我被捕，那就将是我的生活。我是否能够承受那种暗无天日的生活？我将如何面对亲人的戚容和泪水？我不知道。
但与此相比，我还有更大的恐惧，那就是身处一个让好人身陷囹圄的中国，一个无人敢于发声的中国，一个法律与正义背道而驰的中国。
作者慕容雪村为《纽约时报》观点与评论版特约作者，出版有小说《成都，今夜请将我遗忘》、《原谅我红尘颠倒》及非虚构作品《中国，少了一味药》等。本文英文版发表于《纽约时报》，中文版经作者本人审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