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确。作为中间人，秘书有时候确实可以一手遮天，可以坏了一锅汤。因提出“一人一票、万劫不复”之论而成为舆情阻击对象的联想控股董事长柳传志曾公开荐书《二号首长》，在这部官场小说中，领导人身边的秘书被描述得神乎其神，坐拥隐性权力，周旋于政商之间。作为最贴近中国高层领导人的群体，加上耳濡目染的历练，对他们赢得仕途的长跑大有裨益。而十八大至今，“秘书长”接二连三落马的事实，也间接证明了这种隐性权力背后的巨大隐患。诸如四川的李崇禧、郭永祥；江西的赵志勇；山西的聂春玉、杜善学；以及刚刚加入黑名单的赵少麟。

　　有人感叹：一个腐败集团的倒掉必定存在一个秘书部落。现实例证俯拾即是，陈良宇案中，秦裕、孙路一等秘书系统人员纷纷跌落；周永康案中，秘书帮的集体沦陷更是一度成为大陆媒体报端的高频字眼，其专职秘书郭永祥、冀文林、李华林、沈定成、余刚，甚至包括警卫秘书谈红，悉数落网，无一幸免。而且蔚为壮观的是，在“你懂的”尚未揭盅之前，每一位秘书的落马，总能勾连出一系列背后大老虎的风云故事和政治遐想。循着此逻辑和路径，那句感叹不妨倒过来重新演绎一番——如果秘书部落倒下了，其背后必定窝藏着一只只硕大的老虎。

　　因为秘书落马早已不再新鲜，故而当全国党委秘书长会议闭幕的消息出来后，不仅大陆主流舆论场静悄悄，连同网络舆论场也基本无人问津，“秘书帮”一词还罕见地成了敏感词惨遭屏蔽。唯一被提取出来的“亮点”，来自于习近平在会前的一则批示，此也不失为这次会议的核心要义。“狠抓落实是我反复强调的。如果不沉下心来抓落实，再好的目标，再好的蓝图，也只是镜中花、水中月。中共十八大以来，党委办公厅系统为落实中央决策部署做了大量工作，发挥了重要作用，这次全国党委秘书长会议又专题研究抓落实问题。希望各级党委办公厅（室）更好地发挥基本职能作用，投入更大的力量、采取更有力的措施推动中央精神的贯彻落实，确保中央政令畅通、决策落地生根。”结合习于1990年3月与地县办公室干部谈心时的讲话，要求秘书“不能认为机关牌子大、领导靠山硬而有所依仗、有恃无恐，更不允许滥用领导和办公室的名义谋取个人私利。”概而论之，各级办公厅及秘书长作为承上启下传递政令的主要负责机构和负责人，在“政令能否出中南海”的问题上起关键性作用。

　　为何秘书被称为“二号首长”？为何秘书一旦出事就是大事？新华网早前送上的“图解领导人专职秘书”，更为详尽地解释了为何二号首长

　　“一旦出事，就是大事”的内在逻辑。首先，秘书是如何配备的？早在1980年中办即下发《关于中央领导同志机要秘书工作的暂行规定》，规定正省部级以上领导可以配专职秘书，正省部级以下领导配备专职秘书皆为违规行为。其次是挑选秘书的标准？暂行规定提出的要求一箩筐，包括成分好、政治历史清白、社会关系单纯、政治上绝对可靠、作风正派等等；到了1986年的进阶版，要求也随之微调，专职秘书应由组织部门会同领导同志所在部门的办公厅（室）审查调配，领导也可自行推荐，不过所荐之人不能是亲属、不适合做秘书工作的不行。其三是领导秘书的权责？送阅文件、

　　向领导提供情况和建议、传达领导的意见、经领导授意起草文稿和批示等。其四是习近平谈秘书工作“五不”，即不自恃、不自负、不自诩、不自卑、不自以为是。

　　为改观秘书长的权力场，中共的举动不可谓不多，却也沦为治标不治本的面子工程。周永康秘书帮集体沦陷后，多地取消专制秘书的举动连连，但并未把准脉搏。因为问题的根由，不在于秘书，而在于秘书背后领导的权力是否受到约束。彼时，也有人提议“一刀切”，以彻底斩断领导贪腐的链条。《环球时报》社评给出了不同的解答，因为“减少”并不等同于“取消”。比较可行的做法是，今后一个时期最重要的恐怕还是要把秘书从“官”还原成“职”，首先取消围绕秘书这些年形成的隐性权力，重新确立秘书服务功能的本来面目。无论多高领导的专职秘书，其“专职”的各种色彩和涵义都应淡化。其次，中国须通过摸索，建立一整套有助于提高行政效率、又能促进官员廉洁奉公的秘书工作机制。

　　13日，《人民日报》围绕习近平在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上的讲话系列评论进入第四篇，《严肃党内政治生活将成为从严治党新常态》以设问形式将此前官方披露的习内部讲话进行翻炒。“这些年，为什么一些地方自由主义、分散主义、好人主义、个人主义盛行，为什么一些单位出现了搞团团伙伙、帮帮派派，搞利益集团、利益交换？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缺少了严肃的党内生活。”如果将习讲话中98次提到的“严”和最早论述时集中于经济领域的“新常态”与其对秘书帮的治理思路捆绑在一起，那么如何做才算是“严”？“严”到什么程度才能保障政策出得了中南海？作为“二号首长”的秘书们又需要回归到怎样的状态才是习眼中的“新常态”？

　　鉴于秘书帮的“非常态”由来已久，所以要想短期内改观基本不可能，何况不管是古代充当“生活秘书”的太监，还是清代担任“政治秘书”的军机大臣，其基本上都是受命于皇帝，形同家奴，生杀予夺的大权紧紧握在“主子”手中。所幸，即将到来的十八届四中全会锁定了依法治国的主题。中国也是时候在法文化与官文化之间找到平衡点，或者直接将官文化敲碎之后，再以法为轴心进行重新组合。毕竟，原本中国的官文化就是官僚的，官大一级甚至可以压死人，秘书帮的横行不过是将这种文化推向了极致。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秘书工作机制极有可能在花样繁多的对策中沦为一纸空文。何况在官文化远远凌驾于法文化之上的政治生态下，专职秘书即便彻底被取消，也还是会改头换面以另一种形式存在，继续“二号首长”的权力场。所以，官方对准秘书帮，在杀鸡儆猴的同时也要有足够的魄力揪出背后那一只只看不见的手。从徐才厚到周永康，习近平上台至今接连不断的反腐大动作已经让人们看到了这种魄力和决心。

中国人为什么对自由不感兴趣

楼主：刘支书助理回来了 倍可亲

　　我说的自由是指言论自由、思想自由，我说的中国人是指多数中国人。在有了基本的物质生活保障之后，中国人仍然没有显示出多少对自由的兴趣。中国当然有自由主义者，也有反自由主义者，但更多的是旁观者，甚至连旁观者都不算，他们压根儿就没兴趣旁观，他们感兴趣的是挣钱、买房、买车，过自己的小日子。这样的人存在于我的亲人当中、朋友当中、同事当中、学生当中，放眼望去一望无际，他们才是中国的主流，他们的价值观构成了主流价值观。

　　思想自由，在中国人这里既不是日用品，也不是奢侈品，而是废品或者危险品，为什么中国人对安定富裕的生活的向往远远超过对自由的向往？我想，单单归咎于长期的洗脑是缺乏说服力的。在台湾“太阳花”学运期间，富士康老板郭台铭批评学生时说：“民主不能当饭吃”；我所接触过的台湾师范大学教授曾仕强教授直截了当的说：“西方的民主自由不适合台湾”；这次香港占中事件，也有成龙、罗家英等演员出来批评学生，说把香港搞得“乌烟瘴气”；新加坡的李光耀的威权理论更是众所周知。你能说这些人都被洗脑了吗？

　　事实上，思想自由对很多中国人来说首先是危险品。一方面，基于祸从口出古训。从秦始皇焚书坑儒以来，两千多年的专制主义统治一直对言论和思想实行残酷镇压，造成了中国人条件反射式的恐惧，以至于过去茶馆里都要贴上“莫谈国事”的警示语。而现实中动辄对异议人士以“寻幸姿势”罪名予以逮捕更是加剧了人们恐惧。另一方面，基于对思想自由带来的不确定性的恐惧。两千多年的愚民政策造就了中国人的接受性思维，其特点是懒惰，不愿意思考复杂事物，喜欢线性的、一元的和善恶对立的简单事物。因此，对这样的民众来说，思想自由所带来的不确定性使其感觉进退失据，如同溺水者失去了救生圈。清晰明确不容置疑的正统思想就是他们的救生圈，强化正统思想的伟大光荣正确和独一无二的真理性就是把思想救生圈打造得又大又结实，人人都有安全感。既然有了思想的救生圈，那么离开救生圈的自由就是不可想象的，也是没有必要的，思想自由就成了废品。与其追求思想自由，不如追求财务自由，这是大多数中国人的真实写照。

　　另外，生活压力过大也是导致中国人对自由缺少兴趣的原因。追求自由是需要能量的，而中国人的能量大部分消耗在了繁重的工作和对个人未来的惶恐中，已经没有力气追求思想自由，下班后只想躺在沙发上象猪一样睡会儿。一旦精神头足了，又马上开始干活儿。而对处境优沃的权贵阶层来说，他们也不追求思想自由，一方面是由于他们的既得利益来自于非民主的体制，来自于对权力的垄断，思想自由会挑战他们喜欢的体制；另一方面，他们是暴发户，他们很多时候还沉湎在对物质的享受中，缺少西方上流社会对艺术和思想的品味。

　　为什么会有文艺复兴？首先是西方上流社会有对新艺术的追求，路易十四就是一个典型代表，他本人从小就跳芭蕾，后来建造了凡尔赛宫和法兰西油画雕塑学院。国王个人对艺术的爱好决定了法国宫廷的趣味，进而影响到整个国家乃至于欧洲。对艺术的追求必然导致对创作自由和思想自由的呼唤。欧洲大陆自由的呼声不是来自于工人阶级，不是来自于贫民窟，而是来自于巴黎贵妇人的客厅。上流社会对艺术才华、睿智思想和独到见解的追捧，才催生出了伏尔泰、卢梭这些贵妇人客厅里的常客，才把启蒙思想传到巴黎大大小小的咖啡馆里，才传到无套裤汉们的家里。

　　从历史来看，如果一个族群的上层社会重视艺术和思想的价值，思想者就能得到鼓励，这样的社会把自由作为普世价值的可能性会比较大，毕竟上层社会的趣味将决定整个国家的趣味，而中国没有这样的上层社会。古代中国的上层社会把艺术看作是声色犬马、玩物丧志一类的东西，皇帝如果重视绘画或者喜欢歌舞，那就是昏君，而主流以外的思想是洪水猛兽，不被欢迎；当代的中国的上层，包括一些知识分子，大多是农民的后代，在一定程度上还保留着农民的趣味。农民，是对思想自由最没有兴趣的一个群体。

　　追求思想自由的人，常常是体验过思想给自己带来了乐趣的人，体验越深，追求就越强烈。尼采说：“思想之美，是美中之美”，这句话对大多数中国人来说是难以理解的。我们体验过很多具象的美，却很少体验过抽象的美，更不用说沉醉其中。追求思想自由的人，常常也是个人趣味高度发展的人，而思想专制造就一种“同一性”。在“同一性”下，人的差异不见了，人的个性被放逐了，人的主体性丧失了。而个别性是人类生存的前提，对一些人来说，是生活的意义。中国文化尙同不尚异，经过两千多年的改造，这两类人已经很少。在当今这个张扬“个性”的时代，中国人拥有的是个性的外在和同质的内在。放眼四周，人们的衣着打扮千姿百态，还有一些稀奇古怪的癖好，貌似很有个性，而一打量其精神层面，则原形毕露，人们长得一模一样，毫无个性，就连择偶的标准都高度雷同——有车有房，父母双亡。

　　这样的族群怎么可能对自由感兴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