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十年来 ， 总想着一件事件，一件良心上的欠债……

记得，1948年过了新年，龙灯还没有烧去，在一片噪杂的锣鼓声中，我告别了生我养我的农村，父亲将我送到城里一家茶叶店着学徒。

这家店开在东街上，靠近十字路口，口岸好，成日车水马龙，繁华异常。

当徒弟的 ， 除了不帮老板娘洗裤杈外，什么活都要干，劈柴、担水、煮饭、擦窗、抹桌 。 另外 ，就是每天早晨扫街。

我最喜欢扫街了，这时 ， 老板和师兄都没有起 床，空气清新，天又不怎样亮，我便可以唱一唱，跳一跳，或者翻个筋斗，打个磨盘腿，舒展舒展身体。 只有这个时候“天地”才是我的。”

每扫罢地，悬在电杆上的路灯就由黄变淡了，灯光渐次不见了。

接着，街市上有人走动，最先是“咚咚咚”   拉尿水的车子，再后是小贩断断续续的叫卖声： “称豆芽”，“捻唐场豆腐乳”，“辣菜，辣辣菜”……

这声调婉转，抑扬顿挫，颇像人们哼的山歌小调。在我们铺门当街处有一株杨槐树，两围粗，春绿秋黄，看 了它，就是不翻皇历也知现在是什么时令。

六月，杨槐枝繁叶茂，像撑开的一把伞，在   “伞”   的笼罩下，有不少鸟儿在那里跳来跳去，叽叽喳喳。它们给了我无穷欢乐，使我忘记了学徒生活的枯燥单调 和不快。我常在树下面撮着嘴巴逗弄，和它们一同享受大自然的自由。

不久我发现，每天在我扫地扫到一半的时候，“叮当叮当”，一辆油光水亮、车杠前端包有铜 皮的私包车，飞也似地擦身而过。车身晃映着人影，滚动的车轮扬起一股灰尘，雪亮的钢丝一闪一闪，好似一个旋转的电光圈。

拉车的是个彪形大汉，穿一身青府绸 衣裤，戴一顶宽边沿草帽，脚下一双麻板丝耳草鞋，在草鞋的鼻梁上还系一朵大红绒结。

坐车的是位长发少女，浑身一色白，只有发带是红色的，还有胸口那枚三角 校徽是蓝色的。她腰身纤细，肤色润泽，眉毛黑长黑长，轮廓分明的鼻梁下，嘴唇红得发湿，大眼睛明彻透亮，从不旁视，显示出大家闺秀特有的傲气。

不知是出于标榜豪华，或者是提醒过往行人注意安全，她总是把脚踏板上的铜铃踩得特别响：“ 当当!   当当当! ”。

铜铃震聩我的耳膜，打乱我平静的心，惹得我常常投去愤怒的一瞥：“哼!   洋个啥?   还不是靠你老子几个臭钱?   有本事自己挣，要我才不坐哩!”   有时，真恨不得上前揍她两笤帚，直打得她告饶方解心恨。 

是嫉妒，还是“阶级仇恨”，我也说不清，有时深觉自己可笑：别人坐车踩铜铃，碍我什么?生活是一束五色的花，多姿多态，五彩缤纷，给你欢乐也给你忧伤，给 你幸福也给你灾难，给你享受也给你苦酒。

不久，端阳节后的早晨， 一件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

那是一个大地铺锦镶绣的好晴天，我打开店铺，和以往一样从井里挑来净水，放下扁担，拿出瓜瓢，满满地盛了瓢又清洌又明净的水 。

正准备向 街面泼去，忽然，槐树上飞来一只相思雀，羽金黄发亮，长长的嘴喙 ， 闪着蓝茵茵的光。它叫得挺好听，声音脆得像女孩子的歌喉。

我看着相思雀忘了情，听得入迷，没有注意飞驰而来的私包车，反手当街一瓢水 扬了出去，哗。。。

“哎呀!” 一个尖溜溜 ，圆润润的叫喊声冲得我一怔：

糟糕! 满满的一瓢水 ，全泼了那位坐车少女的身上。

她惊愕地用手挥掸着，白白的衣衫上，湿漉漉一片，紧贴着她丰满的胸脯。

拉车大汉立即放下车杠，挥拳捋袖，横眉怒眼向我逼来，嘴里还不断恶狠狠地骂。

拳头，斗大的拳头，青筋暴绽，贯着风响，眨眼就要落在头上。我葸畏退缩，思谋着对付的办法。

蓦然，又是那个尖溜溜圆润润的声音：“唐师，干啥? 他又不是有意的，快走!  要上课了。”

主人的吆喝，使拉车大汉收回了拳头，不过他的余怒未息，咧嘴龇牙，嚷着说：

“下次再这样，老子捶断你的脊梁。”

“当当当!   当当当!” 私包车一阵旋风般上路了。

晨风，霞光，长发，黑亮亮的车身，渐渐地，渐渐地消失在远处，不见了，不见了……

从此，我不再讨厌和仇视那震耳欲聋的铜铃了，它变得亲切，像和煦轻柔的春风，又像清洌潺潺的泉水，甜人肺腑，沁人心田，给人以美感和享受，似乎老远老远地向我问候： “你好呀!   你好呀!”

同时，发现车里那位少女，既不显得矜骄，也不感觉她娇气了，每当私包车擦身而过时，她总是和善地对我微微一笑，那笑出自心田，出自真诚，好像无声地在说：

“你好，辛苦了!”

我呢，一直目送她，送得很远很 远，希望第二天再看见，如果第二天没有看见，心里便空 空的，像丢失了什么。

我们就这样保持着奇特的“友谊”，彼此心照不宣，把美，一种纯真的美，深深地埋 藏在人们眼睛看不到的地方。

斗转星移，红旗翻飞，三十年河东，三十河西，我们的地位发生了易位。

古老的城市“解放”了!   在“翻身”的锣鼓声中我走上了革命岗位，被分配在区团工委工作。一个受压者骤然伸直腰板，欢蹦的心可以想象。

我觉得自己长高大了，魁梧了，说话也顺理成章了，不论出现在哪里，都受到人们的尊重。 我穿一套四个兜的灰布制服，腰间插一支红绸裹的手枪，扬眉吐气，昂首阔步，神气极了!

很快我发现，在鹦鹉巷的一座黑漆公馆门前，那位昔日来去坐私包 车的她，突然衣著朴素，可怜地守着一个旧货地摊。

地摊是用门板搭的，两端放在条凳上，上面卖的全是些值钱的物品，诸如古色古香的瓷器和陶器，貂皮帽与羔羊 袍，以及玉器手饰等，这是意料中的事。

可我有点同情她，奔走的脚不自主地停下，在地摊前久久不忍离去。

我不是浏览物品，是什么我也说不出。也许我眼光太 热，竟然使她惶恐不安，连织毛衣的手也微微颤抖，几次错了针。

日久天长，我每天都要在她地摊前站个时辰，尔后默默地惬意离开，走不远又回头看，好象遗落了什么值钱的物品。

一天 ，地摊无人围观，她陡然仰起丰润洁白的脖子，嗔怒地盯我一眼，像是不满意的发问 ：“你买什么嘛，天天都来看， 我又不是西洋镜。”

这不软不硬的眼神，弄得我进退维谷，哑口无言。

为了掩饰破绽，我故作镇静地笑了笑 。。。

她秀俊 的脸庞上荡起一丝笑容，红得发湿的嘴唇向上一翘，伸出晳白手臂，秀手一指 ：“是琥珀手镯，还是翠玉耳环?”
 

我有点受不了，少年的心被激怒。

我溜了一遍，最后，把眼珠停留在地摊一隅的那串银灰色的项链上——

这项链是她常系之物，下面还吊有个小巧玲珑的银质鸡心，鸡心可以张合，有个活动按扭。 不知什么原因，她此时摘下放在那里。

我指着那项链说买 。

她惊得一怔，织毛衣的竹针险些掉在地上，大眼睛盯着我一动也不动，好象在说：“你这不是故意耍花招，有意刁难我吗?”
 

但她却不动声色，把黑黑的长眉毛一扬，用手抓上项链，猛地送到我面前。

我嗫嚅了，该怎么办呢? 此时的我，好似一个进入赛场的角斗士 。

买就买!   “多少钱?”  

“这……”  此刻，她却犹豫了 。

是呵，一个姑娘怎能把自己的心爱之物卖给人，这不等于出卖自己吗?  假戏快结束吧，让我从困境中解 脱出来 。

然而，她不“休战”，长发一甩，继续向我发难 ：“五元!”

形势逼迫我不能再考虑，尽管当时五块银元是个不小的数目，我也必须如此：“买!”

当，当，当， 我从怀里取出五块银元，一枚一枚扔到地摊上。

她此时表情复杂，进退不得，我不敢怠慢，抓起项链飞也似地走了。

自此，我来去绕道，生怕碰上再惹出麻烦，可心里老想去她地摊前站一站，哪怕是一分钟也好!   她的地摊，神秘的地摊，有股摄人魂魄的力量总是拉扯着我。
   

大约一周后，我远远地从此巷经过，蓦然，她叫住了我：“喂——。”

无名无姓的称呼，使我停下脚步。

“我的项链呢?” 她走近说，声音很低很低，表情羞涩而不自然。

“我不是买了吗?”我有点懵懂，看着她不停钻地的脚尖。

“不卖了，还来，这是你的钱。”她腰肢一扭，显出姑娘特有的娇态。

我瞧着她手里那五枚发光的银元，似笑非笑地：

“哪有成交的 东西叫退?  退也可以，得用十元来取。”

她瞪我一眼，把散发往后甩了甩，抿嘴一笑：

“你比威尼斯商人还贪婪，才七天就打了个利滚利。”  

说到这里，她明亮的眸子一转，声音甜得像糖：“我不是叫你退项链，是叫你退鸡心里的东西…”

“鸡心里有东西?”我心里一阵。  

我根本不知道，因为我拿回家还从来没打开看过，一直珍藏在箱子里， 现在见她那失悔爱恋样儿，心里有股说不出的喜悦，忍不住问： “什么东西?”

“你呀，小官僚。” 她脸庞绯红，越发不好意思了：

“拿回家也不打开鸡心看一看，那里面有我的照片。”

我一听，顿觉自己胜利了，故意放声大笑：“我——就是买它。”  

她生气了，憨嗔地把小嘴一翘道：“你真坏，快还我。”

我忙收敛起笑容，认真地道：“没在身边，我回家取去。”

欲转身，她又说话了：“不要去取了，你就留着吧，但有个条件，不能给第二个人看。”

我应着，心里荡起一股甜丝丝的涟漪，好象得到什么。

很快，我们开始了交往 。

她叫王宝宜，父亲是地主兼银行家，母亲是个师范学生，是名门闺秀。

记得一个春暮，我们相约去公园，公园在城中心，四周环着一条小河，在楠木林的不远处，有座假山，假山有座凉亭，遥对凉亭的是高巍巍的保路纪念碑，除此，还有许多花草。我们沿着小路，缓缓向前走，彼此没有说话，呼吸 的气流直冲对方脸庞。

我很高兴，行动说话都特注意，似乎一下成熟了许多。

她心跳得厉害，胸脯一起一伏，沿途攀折树叶，一点一点扯着。

到了小径的深处，一排杨树遮断行人的视线，这里好静，不知名儿的雀鸟在枝头上唱歌。

夕阳的余辉给大地罩上光环， 此时，我惊奇地发现，她太美丽了：一身合体的阴丹士林旗袍，外罩米黄色 开士米，白套袜，足蹬皮鞋，举止落落大方，说话文文静静。她的眼睛不但光泽明亮，而且饱含喜悦的光芒。

她一边走，一边细细地说：

“我不是无产阶级，却热爱共产党，我最恨有钱人欺负穷人，当官的压迫老百姓。

一次，我爸爸解雇了一个正在生病的职员，那职 员找上门求情，爸爸不同意，推说银行业务不好。我在一旁劝说爸爸，业务再不好也能容下一个人。爸爸只好同意，事后向我说：天下穷人同情不完，我们做生意将 本求利，可不是好善乐施的慈善家。还说中国人吃饭是个大问题，孔夫子和孙中山都解决不了。”

我插言道：“ 共产党就能解决吃饭问题，你看毛主席写的《别了，司徒雷登》吗?  ”

她不假思索地回道：“ 看了，还看了艾思奇的《大众哲学》。我很拥护(共产党)，可惜我不是无产阶级，纵然心向革命，革命未必要我……”  

她的话有些走题，显得哀婉悲伤，我立即纠正：“革命是大海，需要每滴投奔的水珠，我们党从不采取关门主义，毛主席和周总理不也是出身剥削阶级……”

她浅浅一笑，把手里的碎叶扔到河沟里，然后轻轻拍了拍手：“ 但愿如此。”

梧桐叶落，雁去燕归，秋天来到了。

国家渡过了物价暴涨的难关，镇压了叛匪的暴乱，这时，我被派到市郊一个乡 ，担任土改工作组长，工作繁忙，一个心眼放在 追求进步上，顾不得再与她见面。

一天下午，我去区委递交入党申请书，刚一出乡公所大门，就见她站在一株泡桐树的后面，样子焦灼，眼神忧虑。

我心里有点紧张， 生怕别人看见，急忙向她递眼色，意思让她快到前面去。

五十年代初期纪律挺严格，稍不注意就有“乱搞关系”之嫌，因此，我和女同志接近触上，惟恐出漏子，影响政治生命。所以，我和她订有“默契”，非万不得已，不要来机关找我。

“宝宜，有什么事吗?” 我们快步进入城边一条没人行走的巷子后，我才大着胆子问。 

她没有回答，把修长的眉毛皱了皱，无声地继续向前走。

巷子很静，少有店铺，多是住户人家。路面用方块石板铺砌的。石板经多年雨淋水冲，光滑得发亮，脚步叩在上面，发出清脆的响声。走出巷子，前面便是城 墙，城墙边长了许多丝茅草，风一吹不停地摇曳。

我们站在一个大池塘的石栏杆前，望着浑浊的、长满浮萍的塘水。这口塘是前清开造的，传说里面有金鸭子，但谁 也没有看见。而今有不少红鲫鱼，在水塘里游去游来。

她神情抑郁，心事重重。我猜想着她不快的原因 。。。 哦，未必是夏湛的事?  

她曾向我讲过，在她十岁的时候，爸 爸的银行面临倒闭危险，存户纷纷提款，一个姓夏的师长拿出军饷解了这个急。为感谢恩人，爸爸将她许给了师长的儿子夏湛。她高中还未毕业，夏师长就要给儿子 完婚，她坚决反对，借口说大学不毕业不结婚，爸爸为难，但拗不过她。一九四九年，夏师长又来信催，她还是不同意。

“宝宜，你说话呀!”我有些急了，心里惦记着去区上递交入党申请书。

她脸色阴沉，叹口气后才缓缓说：“ 我要走了 。。。 妈已经买好去重庆的汽车票。我想不 去，家里生活一天比一天困难。 该卖的东西全卖了。夏湛在重庆的百货公司当会计，来信要我去，不去，此地又没工作……”
 

这话太明白了，只要此地有工作她就不走，我虽然不是个什么负责干部，但介绍个工作倒也容易，可我怎敢贸然介绍呢? 她是地主成份呀! 今后审干必然牵出这个关系……我犹豫着，思考着对策 。。。

怕什么，她又不是反革命，介绍个工作有什么了不起? 但当我的手无意碰到了怀里的入党申请书，断然坚定了立场：政治生命高于一切啊! 我不能为一个女孩子断送前程呀?

“泽荣，你能不能暂时给我找个工作。” 她终于忍耐不住了，张口提了出来。

我不敢正面回答，故意转换话题，“重庆是个不错的地方，西南行署也在那里，能看到许多大干部……”

“你!”她喉头硬结了，眼眶骤然红润，一个亮晶晶的东西在闪动。

天空渐渐黑下来，街灯一盏盏地亮了，塘水变成了一块铅板，隐约现出 月亮和星星。晚风把她的长发吹得飘起，乍看似幅轻柔的纱巾。

我转开脸，狠着心肠，拔下口袋上的金星笔：“请带上，作为我们相识的纪念。”

她愣了，把牙一咬，抓过笔，向黑沉沉的街巷跑去。她的脚步零乱，沉重杂碎，跑得歪歪斜斜，像一个醉汉，又像受了惊吓的梦中人。一句话，她的心碎了，散了。

我长久地望着黑洞洞的街巷，心中有不可言状的悸痛和惆怅。  

唉 ，她走了，走了，今后能重逢吗? 我又有些懊悔，觉得应该答应她的要求，在这困难中 帮帮人，何况这种要求是那样低微，只不过是举手之劳。 

我想追去，腿却拔不动：不行呵，我是穷人的儿子，工人阶级的一员，我正在入党，怎么能和一个地主阶级 出身的小姐划不清界限……

她走后不久，她家原住的公馆作了抵押，父母搬到不知什么地方去了。我也没有时间和心思去打听。好长一段时间，我脑屏里都跳动着她黑长黑长的眉毛，明亮清澈的大眼睛，轮廓分明的鼻子，红得发湿的嘴唇，以及纤细的腰肢，洁白如玉的脖子……

此后， 每当经过她原来住所公馆门前时，我都要收住脚，默默地站上几分钟。 公馆门上的铜环由于没人擦整已失去光泽，两旁的青石狮子已毁去了一只，二门上的花窗也拆去，园里花草不再鲜艳，这景象不禁使人想起：

“朱雀桥边野草花，乌衣巷口夕阳斜;

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女姓家。”

革命改变了一切，荣辱贫富打了个颠倒，社会的变化太快了。

春秋更替，寒来暑往。1952年全国开展了轰轰烈烈的“三反五反”运动，我从区委调到市税务局”打老虎”。

一天 ，局党委召开积极分子会议，主持会议的郝局长，是个老八路，特别喜欢我，常夸我工作积极，立场坚定，对党忠诚，爱憎分明。

会议正开到关键时，传达刘老头推门伸进脑袋，向我说：“小黄，有人找。”  

“没时间，叫他等一下。” 我眼也不看就答道。

刘老头不肯离去：“我说啦，她说一定要见你。”  

我嘟哝一声：“乱弹琴。”  
 

正在思索问题的郝局长，扔掉烟头，咧开大嘴催着我：“快去，快去，媳妇都找上门来了。” 他一句玩笑话，引得参加会的同志大笑，弄得我窘极其，脸红得像个西红柿。

我走出会场，穿厅过院，一边走一边想：是哪个姑娘不揣冒昧来找我呢? 想来想去没个结果。

步入会客室，我一下愣住了，眼前这位短头发，身穿花哔叽棉袄，胸脯高耸，脸儿红润的姑娘是谁呢? 好面熟，一时想不起来。

她笑盈盈地从木椅上立起，很有礼貌地招呼：“ 黄泽荣同志，当官了，连我也认不出来了。”

“哦，宝宜!”我冲口而出，但马上觉得话不妥立即更正：“你好，王宝宜同志，几时回来的?”

我们相对坐下，久久没有说话，我一边打量她，一边嘀咕：“变了，变了，已经不是一个姑娘了……”

“昨天回来，一下车就打听你，问了好些人，才知你调到这里。”她的声音还是那么圆润，那么好听，但我却不舒服。

“妈妈说你当团委书记了，工作很有成绩。”

对她的称赞我并不乐意，觉得太勉强，太做作，随即打断话头问：“要住多久?”

“不走啦。” 她说，低下了头，发光的脸上升起两片乌云：“唉，真倒霉，他是贪污分子，一月前畏罪自杀了。在重庆我住不下去了，只好回来。”

我屏住呼吸听着，无声地玩着手中的茶杯，她那高耸的胸脯老在眼前转，像压迫人的山峰。

 
“妈妈老了，爸爸没有工作，家里生活困难，听说市上要招一批干部，我想请你介绍下。我是学财经的，税务工作更对路。” 她的话象低沉的琴弦，一声声， 一字字，酸得人心痛。

我虽然同情她不幸的遭遇，然而绝没有勇气为她作牺牲。……有什么办法，在阶级斗争风浪中过早成熟的我，不能不权衡利害得失啊!  

我淡淡一笑，用那种既不是推诿也不是肯定的官场口吻说：“这样，你留个通讯地址，我和领导研究研，回头告诉你，如何?”

她无可奈何地点点头，留下通讯地址悄然走了。

后来的日子，我没有去，一直没有去，几乎遗忘了这件事。

半个月后，接到她一封从重庆发来的信：

泽荣：你好。

我又回到了我所不喜欢的地方。这地方没有亲人，没有我熟悉的面孔，一草一木都十分陌生，可有什么办法呢?   要活下去呀?   虽然我们相识偶然，可那一瓢 水，却在我无尘的心灵上留下了不可拂拭去的痕迹。49年前是贫富悬殊使我们不能接近，49年后一个新的悬殊把我们隔得更远。这不怨你，只怨我不该出生在这 个家庭里，同时也怨我缺乏勇气，如果当初不离开，也不会演出这样一出悲剧。所以此次返归故里，并不抱什么奢望，我明白，这是根本不可能的事情，只想找个工 作在故乡住下来，使受伤的心得到一点温暖，然而，就连这一点也难办到，我只好又走了……

我读罢信，心里酸得不是味，久久望着旋转的灯光出神，感到良心上负了债。

几年后，我成了右派，省市报刊天天批。

我想相距咫尺的重庆定会看见，可她又怎么想呢?

如今，时光已飞去整整五十多年了，可负疚感仍未消失，深深地埋在心里……

埋在心里 ........

铁流（原创）：“她很倩丽，但我不敢爱她”

* (为配乐，文字略有改动）

     
    鉴于周小平网络写手的身份以及曾创办过黄站的经历，其于10月15日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被习近平接见并被寄望“创作更多具有正能量的作品”一事引发了广泛争议。有人称这是一场荒唐的误会。一夜间，周小平爆红。在与会72名文艺界大腕级专家学者中，唯有周小平“独领风骚”，风头竟然盖过了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莫言。
    
    中国官媒《环球时报》16日傍晚时分刊发评论文章《习大大见周小平，有人心里打翻了五味瓶》称：习大大见周小平、花千芳，显示领导层不仅看到了这些自由派所极力排斥的声音和力量，而且重视这个声音和力量。这是让一些人尤其感到失望和愤怒的。
    
    文艺工作座谈会中，习近平提到了周小平的名字，座谈会结束时，习叮嘱周小平“创作更多具有正能量的作品”。而在习近平点名周小平翌日，官媒《参考消息》连刊三篇周小平的文章。同日，央视亦利用《焦点访谈》的时间段特别制作了一期节目。会上，中国知名的文艺工作者都列席参加，然而最夺目的是两位网络作家周小平、花千芳。
    
    但针对周小平登上最高艺术殿堂且备受习大大期许，不禁让不少网友酸意大起，名为张鸣的网友称：看了文艺座谈会的新闻，第一个感觉是，铁凝主席老了。拥护周小平同志接任作协主席。而网友梦遗唐朝则表示，“大大见过很多人，没见过那么多的反弹。昨天见了两个网络人士，网上顿时沸腾了，有忠心劝谏的，有冷嘲热讽的，有引经据典的、、、、、、为何我看到的都是这样的画面:大大，你见这两个孙子干啥，我也比他们强啊。”
    
    来源：万维  

埃博拉、八卦和肮脏政治

解滨

德州两个曾经参与过治疗一位埃博拉病患者的护士先后感染上埃博拉，这让美国公众陷入一片恐慌。 就连防护严密的护士都被感染了，这说明了什么呢？ 这说明埃博拉是一种传染性超强的疾病。 至于病患死亡率，据说已经上升为70%，这可以简单地换算成治愈率30%。 治愈率如此之低，说明目前根本没有找到有效的办法来治疗这种疾病。 到底需要多少年才可能研制出抗埃博拉药品？ 没人知道。 至于预防，根据专家预测，埃博拉的免疫疫苗最早也要在2016年的某个时候才可以研制出来。 大规模生产这种疫苗至少又需要几个月的时间。 然后还要至少花几个月的时间全面接种。 这也就是说，在今后三年的时间内，人类对防治埃博拉基本上是束手无策。

据传纽约那边的某些居民已经在考虑是不是要囤积一些罐头食品了。 万一我居住的城市不幸地成为埃博拉重灾区，那么我和家人该怎么办？ 到那个时候，躲在家里与世隔绝会不会是唯一的办法？ 不知道。

由于缺乏有关这个疾病的真实数据和信息，在彻底恐慌之前，在政府也是一头雾水的情况下，我们现在能做什么呢？

俗话说，温故而知新。 那就先回顾一下历史吧。

显然，类似埃博拉的传染性极强死亡率极高的疾病在人类历史上肯定不是第一次。 可是，人类以前不还是生存下来了吗？ 人类在远古时期是如何战胜那些突然爆发的急性传染病的呢？

事实上，在现代医学出现之前，人类就没有真正地“战胜”过任何一个传染病。 可是，为什么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任何一场传染病会使人类全都死去呢？

看来看去，保护了人类免遭灭绝的一个办法就是隔离。 可是。古人根本就不懂得传染病的机理，那他们又是如何将病患者隔离起来，防止疾病的呢？ 答案是：他们什么都不懂，也什么都没有做，全是老天爷在发挥作用，这就叫自然隔离。

要知道疾病的隔离，首先要了解疾病的传播过程。 根据某些数学模型，如果人口密度是均匀分布的，并且没有远距离大规模互相流动，那么疾病传染的模式有点类似“渗流”（Percolation）过程。 但人口分布不可能是均匀的，现代人口的远距离大批量流动也几乎是停不下来的。 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没有有效的治疗或预防方法，疾病是如何传播的呢？ 这些个数学模型牵涉到多个变量，复杂透顶。 我干脆就拿大家比较熟悉的“八卦”传播过程来打个比方吧，这两者的传播过程有些类似。 八卦的传播和人的流动性有关（人口流动性越大，八卦传播就越快），和人与人之间的亲密程度有关（人与人之间关系越密切，八卦从一个人口中传到另一个人的耳中的可能性就越大），和人口密度有关（人口密度越大的地方，八卦传播的就越快），以及人们对八卦的喜好程度有关（人们越喜欢八卦，八卦就传的越火，人们对八卦的讨厌程度越高，八卦就越不容易流传）。  当然，传染病和八卦还是有区别的。 例如八卦可以通过互联网传播，传染病就不行；八卦基本上不会害死人，传染病天天害死人，呵呵。

要让人类停止八卦，那几乎是不可能的。 但传染病却有一种自然停止的机理。 这就是我要说的传染病“自然隔离”过程。 根据古书记载，中国古代有的偏远的地方流行某种瘟疫，几乎整村整山寨的人都死了。 周边的人们一听都吓怕了，纷纷逃离。 古时候人们的流动性本来就不大，疫区由于疾病导致人烟稀少就更少流动了。 疫区剩下的那些没有病死的，都是抵抗力极强的，这些人过了很多年后还是有可能流动出去的，但由于有了抗体，也就不会把疾病传染出去了。 这就是我说的传染病“自然隔离”的第一种方式。 老天爷在起作用。

但上面这种情况之适用于偏远地方小山寨的情形。 中国古代实际上还是有多次的大规模瘟疫流行的记载。 我发现古代瘟疫的大规模流行都和两件事有关：（1）军队的南征北战，（2）通商。 欧洲也有类似的记录。 可以假设，如果没有人员的大规模流动，很多瘟疫是根本不可能大面积传播的。 但是即便中国和欧洲历史上曾有过许多次瘟疫的大规模流行导致很高的死亡率，为什么人们还是生存下来了呢？

这就是自然隔离的第二种方式。 当某种传染病的死亡率高到某种程度后，大批患者的死亡导致疫区的人口密度大大降低，这使每个患者传染他人的可能性自然降低。 再加上有些人的自身抵抗力就很强，不会得上这种疾病，或者不治自愈了，这就让一些人活了下来。

这些史实告诉了我们一个十分简单的道理：在没有有效的药物或疫苗之前，要阻止疾病的传播，唯一的办法就是隔离。 埃博拉就是人类面临的这样一种可怕的传染病。 对付埃博拉，在今后三年内基本上是毫无办法的，唯一的办法就是隔离！

但是，如果采用古代的办法来隔离埃博拉，估计我们这个地球90%以上的人口会不幸死去。 也就是说，几年后这个星球只剩下不到5亿人了。 到那时你我估计都要在天堂或地狱里重新认识彼此啦。 对了，即便你我还在人间，估计到那时都很难八卦彼此了。

此路不通。

好在人类已经发明了隔离传染病的新方法。 这些隔离有好多种方式。 有的隔离是消极和被动的。 例如一个人被确诊患了埃博拉后就把这个人给隔离开来。 有的隔离是积极和主动的，例如避免去疫区旅行，远离疫区，或者阻止任何人从疫情严重的地区前来本地区。

至于我们应该采用哪一种方法来隔离埃博拉，这就牵扯到政治问题了。

共和党人和一部分民主党人主张立即实行区域禁飞，这也就是阻止任何人从任何疫情严重的国家飞来美国。  当然，医疗人员例外。 这是一种主动和积极的隔离措施。 11月4日是美国中期选举的日期，我不否认这些共和党人是为了拉选票才提出这样的主张。 但是这样做是不是有一定的科学理由呢？ 是不是会更有效地防止埃博拉在美国爆发呢？

而奥巴马总统极力反对这个主张。 他认为目前实行的被动隔离已经足够了，要禁飞是不现实的，也是不可能的，没有必要禁止所有的疫区居民来到美国。 我晕，这不是睁着眼睛说瞎话吗？ 谁说不可以禁飞？ 谁说不可以禁止疫区居民来美国？ 美国有几十万执法人员，百万军队和遍布世界的外交机构，难道就做不成这件事？ 奥巴马这样做是不是怕开罪非裔选民呢？ 单单靠被动隔离真的那么有效吗？ 德州那两个护士为什么传染上了埃博拉？ 在非洲医治埃博拉的许多医护人员为什么传染上了埃博拉？

我不是医生，也不是公共卫生专家。 按理说对这种十分专业的话题是没有任何发言权的。 我本来是不打算在这个问题上说半句话的。 但当我看到奥总指定一位比我还外行的哥们（Ron Klain）担任美国的埃博拉沙皇后，我就来了自信心。 最有资格的一条：我和美国千千万万的普通百姓那样，都不想成为埃博拉的下一个患者！

在人命关天的大事上，任何玩弄政治诡计的做法都是可耻和卑鄙的。 美国的一艘豪华游艇载着一位可能患埃博拉的游客在中南美的两个国家请求靠岸，被那两个国家拒绝了。 而美军的一架飞机想把那位可能的患者就近送到中南美的某国时，人家国家的总统当下拒绝接收那个可能的患者。 什么是最正确的政治？ 这就是！

是的，即便实行了禁飞，埃博拉疫区还是有人可能绕道甚至非法进入美国的，就跟那些毒贩或非法入侵一样。 但能堵住一个就堵一个，总比现在这样敞开大门要好千万倍！ 美国的那么庞大的执法机构是吃干饭的吗？ 就不能和堵恐怖分子那样堵住埃博拉疫区的人们进入美国吗？

想尽一切办法积极隔离埃博拉，不让任何一个美国人再患上埃博拉，这就是美国今天最正确、最干净的政治！ 而任何政客企图拿千百万人的生命做政治赌注，为了讨好几个选民就放弃禁飞的任何努力的做法，是最卑鄙，最肮脏的政治！

此文虽并非出自传染病或公共卫生专家之手，但绝非八卦。

参考文献：

几次大瘟疫改变西方文明史：

Multiple disease model - Locally self-organized percolation：

Mathematical modelling of infectious disease：

An introduction to models for disease Dynamics：

Mathematical Aspects of Epidemiology: Mathematical Models for Infectious Diseases：

首先我们看美国国会选举. 美国人说美国人有多笨, 美国国会就有多笨. 即美国国会基本上能代表美国民意, 美国国会富人多, 但是穷人也占有一定数量, 因为平民了解平民, 能够心贴心交流对话, 被选为国会议员.

美国南卡罗纳州一个穷律师对政府不满说: 奥巴马的医改, 搞掉了我的医疗保险, 这种不满正是美国穷人的不满. 所以他告诉妻子, 他要竞选国会议员. 妻子问: 有把握吗? 他说: 没有. 妻子说: 那就试一试吧. 事实上他们有一对九岁双胞胎女儿, 他没有真的打算能够当选, 离开家乡, 到华盛顿去工作, 但是他代表的是当地人民的不满, 真得当选了.

所以我理解正能量决不是唱赞歌, 叫领导人听了高兴. 而是面对真实的世界, 发现问题, 解决问题. 南卡罗纳州是个穷地方, 一个穷律师当上国会议员, 把当地人民的不满反应到美国国会去, 显然是正能量, 这是高明的做法, 比他领导当地人游行抗议强多少倍. 这就是正能量.

如果中国政府能了解到人民的不满, 让一部分有能力, 有不同意见的人士参政议政, 天塌不下来, 反而是国家稳定健康发展, 才是人民之福, 国家之幸. 所以有必要弄清楚什么是正能量, 什么是负能量.

正像四中全会中心议题是依法治国, 立即引来网上热议, 有人澄清事实, 是法治还是法制?

显然，法治和法制不是一回事。法治翻译为Rule of Law。而法制的意思是Rule by Law。按照维基百科解释，法制是依法而治和依法治国，是对法律存在目的的认识和信念，认为法律是政府管理国家和社会的工具，把法制当作工具的法律法规侵犯公民权利，这种法律法规应被废除。

而法治则意味着政府本身也要受到法律的制约。法治认为任何人都不能幸免于法律或凌駕法律之上，这一解释则是说法律的公平正义问题，法律面前人人平等问题。这里涉及到有法必依、执法必严和违法必究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