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健民：到了那一天，我们会自首
博讯北京时间2014年10月22日 转载
最近几个夜晚，龙和道给“爆”了两次。和平占中原本的概念是不主动进击，但既然事已至此，我心里想的再不是该不该爆的问题，而是爆了以后，如何守得住？知道有巿民要爆龙和道后，工作人员的心情很复杂。一方面，我们理解占领运动已持续3个星期，但政府一步不让，这对抗争者而言是个闷局，自然很想冲；但另一方面，我们非常忧虑，因为每一个晚上，由凌晨至破晓，“雨伞广场”里的人本已很少，若他们出去“爆”，取得龙和道，广场又如何守得住？
众所周知，政府的策略是消耗战，要把我们拖死。如果他借着堵塞龙和道来制造民怨，占领者可会是中了他的圈套？我们有很多讨论，很多焦虑，但每当我们这边厢仍未决定是进是退时，那边厢的警方就使用暴力了！这时正义再一次回归抗争者中间，站在我们这一边。
对于每一位被警察暴力对待却没有以牙还牙的抗争者，请容我向你们致谢。你们展现了公民抗命最高贵的非暴力精神。另一个我们要致敬的，是坚持披露真相的新闻工作者。这两天全世界众多传媒都在转播无线电视新闻部拍摄到的警察向占领者拳打脚踢的片段，这句“拳打脚踢”的旁白一度被删，引来电视台100多名记者、编辑及主播联署反对；另外，一些前线记者和摄影师即使“中椒”被打被“凶”，仍然没有停机停手，继续拍摄和报道，让真相呈现大众眼前，他们确是社会的良心，我不得不说一句：“香港，好彩仲有这些新闻工作者”。
干扰可因时制宜
公民抗命力量之大，在于它一方面带有干扰性，却同时能得到社会的理解和同情。试想，如果我们选在添马公园进行公民抗命，那大概抗命一年，也没人理睬，因此，公民抗命必须带有一定的干扰性。惟亦不能只为干扰而干扰，否则我们应该去革命，开一辆车子胡乱冲撞建筑物，那对社会造成的干扰更大，但这不叫公民抗命。公民抗命必须在干扰与争取社会同情之间取得平衡，而后者须靠非暴力和自我牺牲精神来求取。
历史上确曾出现不带干扰性的公民抗命行动，第一个进行公民抗命的亨利．梭罗便是最明显的例子。他在1848年以拒绝向美国政府交税来抗议奴隶制度及美国跟墨西哥的不义之战，他提出面对政府行事不公时，不一定要以暴易暴，反而可采取不支持甚至抵制的方法，而他选择了不交投票税，最后锒铛入狱。一个良好公民因为对抗不义而入狱，引起社会巨大关注，这种抗命方法属于不带干扰性的一种。
但马丁．路德．金采取的是另一种公民抗命。 1960年代美国的种族隔离政策规定，黑人在巴士上必须让位给白人，他反对的手法之一，是呼吁市民杯葛巴士公司，为时超过一年，弄得巴士公司几乎倒闭，马丁路德金被批评拖垮经济，害得基层司机没工开，造成莫大民怨。其后，他更占领餐厅和图书馆，行动被视为严重干扰社会。但他主动承受刑责，以非暴力方法面对强权，赢取了社会同情。
回头看看我们的雨伞广场，最近几天，我不断收到支持者的查询，他们当面问我：“你们什么时候自首？请预我一份。”陈日君枢机前日离港前，更特意给我传来WhatsApp，他写道：“今次最舍不得离开香港，等我回来自首。”此外，李柱铭和好些泛民议员也请我一旦自首，切记预早通知，好让他们预留时间。
自首之路不孤
占领行动一旦到了最后时刻，我们会坐在这里，接受被捕。如果警方不拘捕，我们会安静地排队去警署自首，我们要告诉全世界，我们不是要挑战法治，相反，我们是拥抱法治的人。而只要控罪合理，占中三子和一部分人在法庭上不会进行抗辩，不会聘请律师，我们只会在庭上作出政治宣言，向社会解释这场占领行动的来龙去脉。
但愿香港人能够明白，真正的占领推动者，其实是特首梁振英和小圈子特权阶级。他们是阻碍社会走向公平、公义、仁爱的最大路障。
法庭外，大学和其他专业团体可能要辩论是否开除或取消抗争者的专业资格。得悉李偲嫣昨日到港大和中大去通缉戴耀廷和陈健民，相信他们的团体中会有声音问，为何不炒了我们，为何还让我们当教授。我在此邀请她来到“两伞广场”，因为在这里的占领者，每一个都是戴耀廷、是陈健民、是黄之锋、是岑敖晖，也是周永康。
留与爆的思量
我知道，这几个夜晚，尚有很多人想去“爆”更多地方，占领更多据点。我只希望大家思考一下，在进和退之间该如何选择，我们究竟能呼吁几多人去留守这些位置？思考一下，我们会不会中了别人利用民怨打击运动的圈套？也思考一下，当面对激烈的进击时，我们会否一时失控，以暴力回应暴力？若然如此，整个占领运动的道德基础将会崩溃。
我明白占领者每天都很焦虑，但其实政府也十分焦虑，全世界没有一个政府的权威如当下的梁振英政府一样受到如此大的挑战。
没有人知道怎样才是最好的策略，但只要坚持非暴力的精神，愿意自我牺牲，我们才能占领人心，运动才有希望。
作者是和平占中发起人
林行止：一「国」两制是原意！一「党」两制揭新章？
一、政府与学联代表今天稍后展开的「对话」，由于有前设规范，可能「旷日持久」难望有成；在这样的环境下，香港这场中外瞩目的群众运动，极可能演变为流血而收不了场的悲剧。昨天黄昏，高等法院处理运输业界代表及金钟中信大厦业主的「呈请」，颁布临时禁制令，禁止占据旺角一带道路，以及龙汇道及添美道交界的道路，如果占领者因而撤走且不移师他处，上句的推论便不成立。 要是中央与梁振英班子继续以铁板一块的「硬骨头」，依法对付「违法」的群众集会，香港社会撕裂、人心分化、管治无效、执法困难与营生多艰等等，只会一天比一天严重，而且没完没了。事实上，值此「爱党」比维护香港高度自治信念更为嚣张高涨之际，《基本法》赋予港人的「一国两制」，已于不知不觉间变成「一党两制」！ 「一国」和「一党」的分别，在于前者可以随众所愿而迁善；后者则抓紧原则，保持统治中国的权力不受动摇。换句话说，在「一国」之下的「两制」，有变通的可能和空间；在「一党」之下的「两制」，要听一贯正确的党的话是唯一生存之道。
中共以民主集中为名，行一党专政之实，经过数十年经营，已把四分五裂的国土，从一个烂摊子，改造为一个国力膨胀的「强」国。统治者情难自禁的得意，在所难免；其有权尽揽尽用的党性，利用财权一把抓的「购物力集中制」，在国际间摆出「大款」阔气，国家以大国自况、国人亦欣然随之扬眉吐气，只是在外人看来，行止间少了一点大气，绝非泱泱大国国民所应有的小器。
借开放改革为名，中国「活化」经济，成果甚丰；然而，其所谓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特色，拨开政治术语的迷雾，便是活生生的官僚资本主义。处于南隅一角的香港，在内地开放期初，有过一二十年的吃重角色，在这段期内，香港体制被充分利用，港人因而有被重用的自我良好感觉。随着中国日益壮大，未富先骄、财大气粗劣根性尽现；加上「爱国爱港」的口号愈叫愈响，港共乘时而起，凡事举箸代筹，把这个向来有选择自由的开放社会，搞出许多样板政治秀，以至连一人一票的选举，亦要涂上厚厚一层老共专制的中国特色！
中国的共产主义「失真」、香港的法治和自由「有假」，皆因为了维护「一党」的「权」，此所以去「假」求「真」的「和平占中争普选」，会被演绎为大逆不道，是胁迫中央、威吓特区政府的「革命」；看迄今持续了二十三天的群众运动的表现（电视镜头前无所遁形的真相）。在当权者交相指责中，只有「违法」（瘫痪交通孔道、占据公共场所）不是无稽之谈外，其余诸如勾结外国势力、受美国政府唆摆、危害国家安全，以至「港独」乱起之类的帽子满天飞，无一不是子虚乌有，全是「欲加之罪」—不过，即使真有这样那样的敌意外来势力，对今时今日的中国，又何足为患而要担惊受怕？扣帽子的把戏是内地同胞刚刚挥走的噩梦，现在却成了香港反智的「新常态」。争取诚实选举、自命爱港的「违法之徒」，能不气短？
不明「法治精神」却有「依法治港」权柄的特区权贵，未必像只谙「一党话是」的京官般，理解不了「公民抗命」的意义及走上街头抗争者的不得已，可是身居高位，港人诉求比不上今上龙威的泰山压顶，承风希旨，遂成为官之道。当政治建构的上梁失正、下梁思歪，「好官」我自为之便属天方夜谭，除非有不惜抛官弃位的良知和决心，否则，「不好的官」亦只有「顶硬上」才能「当下去」！做人行事，处处形格势禁，事与愿相违，得心的却永不应手，那便是生活自由失陷的征候，而失却自由空间的，不只是普罗百姓—上街的与不上街的—在位当权的与不当权的政客公务员亦命途如一！
二、如今不准休假的警队，服从上级指挥是身为纪律部队成员的操守。社会「治」、「乱」之分，其一是法律之下，谁对谁错简而明；其一是谁对谁错说不清。目前香港警察夜以继日值勤，工作量固然带来极大压力，其被人指骂施「暴力」，或被描绘为「黑警」所形成的心理郁结，更难纾解。管治有道、行事有准，大家能在合于情理智信的轨道上生活，维持治安的警察，只要执事以正，便能儆恶惩奸，是受人尊敬的专业，亦是受人欢迎的「男子汉」。可是，当管治乖离人情，守法并不足以抚顺社会之不平，警察奉命行事，打击的再非无良无理的恶棍，辛劳亦不是除暴而是除不暴，安良也许成为安不良，良知与职守的矛盾便非常磨人。
前二天晚上，铜锣湾维多利亚大草地有个「团结力量光复香港」、号称「维护香港法治、支持警察执法」的千人聚会，有人举着「全赖有你香港更美，香港警察市民撑你」之类用意在鼓励警察士气的标语。与会者有人认为学生争取民主是根本不知道正在发生的事情，而弄得如斯混乱，是没有考虑后果，把占领行动骂个狗血淋头的人，向警察竖起拇指致敬。如此的支持，究竟能够感动多少警察？激励多高的士气？
同一个晚上，旺角的抗争群众，有人举起「我爱香港，我爱警察」的横额，那些对香港、对警察表露好感的，是以占领行动争取真普选的群众，他们是警察必须虎视眈眈、明知站在不同阵线的「对头人」，彼此面面相觑而哑然，一般市民看了亦能感受其中两难的尴尬。政不正，治不靖，管亦艰难；维持治安，无足以「治」，所以不「安」。
香港的政制争拗僵持不下，警察当班，便得面对和担当压制抗争者的任务，因而被某些人视作特区「鹰犬」，自然不能与昔日正常执勤的「男子汉」相比。警察的地位在一般人，特别是抗争者及其同情者心目中下滑无可避免。何以如此？孰令致之？
政府今天傍晚便与学联五位学生代表展开「对话」，行政长官梁振英在两天前已先行在电视访问中表明，由于《基本法》自订立以来，从未经过修改（《基本法》附件就启动政改的三部〔步〕曲改为五部曲，又是哪门子的天条不得「改」？），若按学联要求提交补充文件，其他人如有新的看法，是否亦以补充文件提交、、、、、、？综合梁氏的话，提交补充文件就是不可行。假如特区政府不敢冒犯人大常委会就政改框架所作的决定，政改咨询三人组会否为咨询作假误导人大常委而问责？提名委员会的组成又能否容得下多少的公民提名元素？
从行政长官的话估量，特区政府与学联代表的对话，于改动政改框架而言，作用近乎零；人们只能寄望透过这样的「对话」，公开展示抗争群众的政改诉求，是有其原因、有其道理和有其必要。虽然行政长官说北京充分掌握港人的意见，港人对其能否真正理解箇中关键，仍然抱有可以通过调解的一丝希望。据本报网站昨午消息，担任「对话」主持的岭大校长郑国汉表示，对话中有九十分钟让双方发表意见，讨论政改及对行政长官选举的期望，而据post852.com，当局较早前宣布会于「对话」提出的「宪制基础」及「法律规定」等抽象问题，不会出现。如此看来，今次「对话」也许会谈出一点点「成果」。
要是李克强总理周前访问德国时就香港政改风波所作的评论没有失实和误传，而中央仍然是坚守「一『国』两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那么，港人也许有机会为自己的命运自主和生活自由稍纾一口乌气；要是「一国两制」实际上已变为「一党两制」，港人不但在选举方面丧失选择的自由，就是个人层面的命运自主亦因港共当道生活取舍受制而遭禁锢。
—— 原载: 香港《信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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