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在的中國最高領導層是以“紅知兵”為核心，由“紅知兵”執掌大權。

按官方說法，從中共第一代領導人毛澤東到第二代領導人鄧小平，他們都是老革命、老紅軍。毛澤東是中央紅軍的主要創建人，鄧小平是紅七軍的主要創建人。

從中共第三代領導人江澤民到第四代領導人胡錦濤，他們都是“紅色工程師”。江澤民在中共建政前夕畢業於上海交通大學，胡錦濤在文革前夕畢業於北京清華大學。江澤民學電機，胡錦濤學水利，後來長期擔任黨內技術官僚，於1980年代入選“第三梯隊”，有幸躍升至省部級乃至中央領導崗位。

中共第五代領導人習近平及其在中央政治局常委、委員及中央書記處的核心同僚，是一批“紅知兵”——即“紅二代、紅衛兵、上山下鄉知識青年”這一組合概念的簡稱。

紅二代不同於官二代。官二代的概念比較寬泛，只要是當官的子女，都可以被納入官二代。紅二代則是一個門戶觀念很強、自我封閉的圈子。中共建政初期省部級以上幹部的子女，首批授軍銜時元帥、將軍的子女，才被承認為紅二代。擴大一點圈子，紅二代的男性配偶即所謂“女婿黨”，也可以算作紅二代的成員。

有人說，紅二代是中共第五代領導人的主要特征，這個說法是不確切的。紅二代的年齡範圍比較寬，毛澤東的兒子毛岸英、朱德的兒子朱琦如果活著，現在都是九十多歲的老人了。李鵬是貨真價實的紅二代，江澤民是喬裝打扮的紅二代，曾慶紅則是紅二代尤其是新四軍子女這個圈子的掌門人，紅二代早就執掌大權了。比較蹊蹺的是中共第四代領導人胡錦濤、吳邦國、溫家寶都不是紅二代，甚至不是文革中所謂的“紅五類”子女，而是“灰五類”乃至“黑五類”子女。所以紅二代瞧不起胡溫，不把他們視為紅色江山的東家和董事，只把他們視為管家和職業經理人，他們強烈支持習近平這樣的少東家拿回大權。

有人說，紅衛兵是中共第五代領導人的主要特征，這個說法也是不確切的。紅衛兵是指文革前兩年（1966-1968）的在校研究生、大學生、中學生。溫家寶是那個時期的研究生，吳邦國、賀國強、周永康是那個時期的大學生，也就是說，十七大政治局常委中的多數已經是紅衛兵一代。當然，紅衛兵的創始人，或者說紅衛兵中最有政治主動性和首創精神（或者說政治野心)的不是大學紅衛兵，而是中學紅衛兵，尤其是北京中學紅衛兵。

上山下鄉知識青年的年齡範圍，限於文革期間的初高中畢業生（大致生於1946-1958）。這個年齡段，才是中共第五代領導人的年齡範圍。上山下鄉知識青年的總數，大概有一千七八百萬人。這批人的兩極分化最為明顯。大部分知識青年現在已經到了或者接近退休年齡，處於社會的底層；小部分知識青年則是當下所謂精英聯盟（權力精英、資本精英、知識精英）的執牛耳者。現在中央和省部級幹部的主體，正是知識青年出身的這批人，地市級以下幹部的主體，已經小於這個年齡段。

知識青年中的紅二代、紅衛兵（尤其是北京中學紅衛兵），構成中共第五代領導人的核心，這就是我們所說的“紅知兵”。用這把尺子來衡量，俞正聲、張高麗不屬於知識青年年齡段，李克強和劉雲山不屬於嚴格意義上的紅二代圈子，張德江不屬於北京中學紅衛兵；剩下來的就是現在政治局常委中的核心：習近平與王岐山。江澤民找新政治局常委談話，不找七個人，不找習、李，只找習、王，可以視為他對於新的領導核心的一種確認。

“紅知兵”核心本來應該有三個人：習、王之外，還有薄熙來（他完美體現了“紅知兵”的全部要件），由於薄谷開來怒殺洋人、王立軍潛逃美領館的偶發事件，才破壞了“鐵三角”的穩定架構。但是習、王會給薄一條生路，留下已經建立起“左派領袖”名聲的薄熙來，就是為紅色江山留下一個超越於現體制的潛在可能性。

    最近几个夜晚，龙和道给“爆”了两次。和平占中原本的概念是不主动进击，但既然事已至此，我心里想的再不是该不该爆的问题，而是爆了以后，如何守得住？知道有巿民要爆龙和道后，工作人员的心情很复杂。一方面，我们理解占领运动已持续3个星期，但政府一步不让，这对抗争者而言是个闷局，自然很想冲；但另一方面，我们非常忧虑，因为每一个晚上，由凌晨至破晓，“雨伞广场”里的人本已很少，若他们出去“爆”，取得龙和道，广场又如何守得住？
    
     众所周知，政府的策略是消耗战，要把我们拖死。如果他借着堵塞龙和道来制造民怨，占领者可会是中了他的圈套？我们有很多讨论，很多焦虑，但每当我们这边厢仍未决定是进是退时，那边厢的警方就使用暴力了！这时正义再一次回归抗争者中间，站在我们这一边。

    
    对于每一位被警察暴力对待却没有以牙还牙的抗争者，请容我向你们致谢。你们展现了公民抗命最高贵的非暴力精神。另一个我们要致敬的，是坚持披露真相的新闻工作者。这两天全世界众多传媒都在转播无线电视新闻部拍摄到的警察向占领者拳打脚踢的片段，这句“拳打脚踢”的旁白一度被删，引来电视台100多名记者、编辑及主播联署反对；另外，一些前线记者和摄影师即使“中椒”被打被“凶”，仍然没有停机停手，继续拍摄和报道，让真相呈现大众眼前，他们确是社会的良心，我不得不说一句：“香港，好彩仲有这些新闻工作者”。
    
    干扰可因时制宜
    
    公民抗命力量之大，在于它一方面带有干扰性，却同时能得到社会的理解和同情。试想，如果我们选在添马公园进行公民抗命，那大概抗命一年，也没人理睬，因此，公民抗命必须带有一定的干扰性。惟亦不能只为干扰而干扰，否则我们应该去革命，开一辆车子胡乱冲撞建筑物，那对社会造成的干扰更大，但这不叫公民抗命。公民抗命必须在干扰与争取社会同情之间取得平衡，而后者须靠非暴力和自我牺牲精神来求取。
    
    历史上确曾出现不带干扰性的公民抗命行动，第一个进行公民抗命的亨利．梭罗便是最明显的例子。他在1848年以拒绝向美国政府交税来抗议奴隶制度及美国跟墨西哥的不义之战，他提出面对政府行事不公时，不一定要以暴易暴，反而可采取不支持甚至抵制的方法，而他选择了不交投票税，最后锒铛入狱。一个良好公民因为对抗不义而入狱，引起社会巨大关注，这种抗命方法属于不带干扰性的一种。
    
    但马丁．路德．金采取的是另一种公民抗命。 1960年代美国的种族隔离政策规定，黑人在巴士上必须让位给白人，他反对的手法之一，是呼吁市民杯葛巴士公司，为时超过一年，弄得巴士公司几乎倒闭，马丁路德金被批评拖垮经济，害得基层司机没工开，造成莫大民怨。其后，他更占领餐厅和图书馆，行动被视为严重干扰社会。但他主动承受刑责，以非暴力方法面对强权，赢取了社会同情。
    
    回头看看我们的雨伞广场，最近几天，我不断收到支持者的查询，他们当面问我：“你们什么时候自首？请预我一份。”陈日君枢机前日离港前，更特意给我传来WhatsApp，他写道：“今次最舍不得离开香港，等我回来自首。”此外，李柱铭和好些泛民议员也请我一旦自首，切记预早通知，好让他们预留时间。
    
    自首之路不孤
    
    占领行动一旦到了最后时刻，我们会坐在这里，接受被捕。如果警方不拘捕，我们会安静地排队去警署自首，我们要告诉全世界，我们不是要挑战法治，相反，我们是拥抱法治的人。而只要控罪合理，占中三子和一部分人在法庭上不会进行抗辩，不会聘请律师，我们只会在庭上作出政治宣言，向社会解释这场占领行动的来龙去脉。
    
    但愿香港人能够明白，真正的占领推动者，其实是特首梁振英和小圈子特权阶级。他们是阻碍社会走向公平、公义、仁爱的最大路障。
    
    法庭外，大学和其他专业团体可能要辩论是否开除或取消抗争者的专业资格。得悉李偲嫣昨日到港大和中大去通缉戴耀廷和陈健民，相信他们的团体中会有声音问，为何不炒了我们，为何还让我们当教授。我在此邀请她来到“两伞广场”，因为在这里的占领者，每一个都是戴耀廷、是陈健民、是黄之锋、是岑敖晖，也是周永康。
    
    留与爆的思量
    
    我知道，这几个夜晚，尚有很多人想去“爆”更多地方，占领更多据点。我只希望大家思考一下，在进和退之间该如何选择，我们究竟能呼吁几多人去留守这些位置？思考一下，我们会不会中了别人利用民怨打击运动的圈套？也思考一下，当面对激烈的进击时，我们会否一时失控，以暴力回应暴力？若然如此，整个占领运动的道德基础将会崩溃。
    
    我明白占领者每天都很焦虑，但其实政府也十分焦虑，全世界没有一个政府的权威如当下的梁振英政府一样受到如此大的挑战。
    
    没有人知道怎样才是最好的策略，但只要坚持非暴力的精神，愿意自我牺牲，我们才能占领人心，运动才​​有希望。
     
     
    作者是和平占中发起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