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6年10月1日，毛泽东与刘少奇、宋庆龄在天安门城楼上

　　作为一个农民的儿子，作为一名普通的解放军战士，我从没有想到，自己的人生经历会跟共和国的一位缔造者、国家主席刘少奇联系在一起。60年代初的一个夏天，我走进了中南海。之后，又来到少奇同志身边，成为他的贴身卫士，直到少奇同志含冤被迫害致死。其间，我亲眼目睹了少奇同志从国家主席被打成“叛徒、内奸、工贼”的全过程。这段惨痛的岁月从一个侧面折射出了那个特定年代的历史。在少奇同志离开我们三十周年的日子里，我把自己的亲身经历和耳闻目睹的事实整理成这篇文章，以此来表达我对少奇同志的深深的崇敬和怀念之情。

　　出访归来

　　1966年的3月份，根据党中央的安排，少奇同志以国家主席的身份回访西亚各国。春节过后不久，我们开始做出访的准备工作。3月8日，我们从北京起飞，先到新疆乌鲁木齐适应气候（因为第一站是访问阿富汗，从这里过去）。整个行程包括阿富汗、缅甸、巴基斯坦（东巴和西巴那时是一个国家，东巴即现在的孟加拉），前前后后一共是40多天。就在这40多天里，国内政治生活发生着变化，成立了以陈伯达为首的“文化革命文件起草小组”，加紧起草《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也就是后来有名的《五·一六通知》。

　　4月中旬，访问最后一站缅甸后，回到昆明。当时少奇同志对光美同志讲，中央叫咱们在这里休息一个礼拜，让外交部的人先回北京。休息一个礼拜以后，咱们转转云南我们的大三线工程试点。

　　这个计划刚刚安排好，我记得是4月下旬的一天中午，少奇同志吃过饭，又吃了安眠药准备睡觉，突然接到主席的电话。主席要他马上到杭州，出席紧急召开的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来不及休整，也没时间细细欣赏春城美丽的风景，我们又随少奇同志从速起程，赶赴杭州。为了保密，飞机停在上海，改乘汽车赴杭州。

　　在由昆明去杭州的路上，光美同志对我说，我们由国外带回来的水果，到杭州后分别送给常委们尝一尝。另外特别对我说，少奇同志叮嘱要送给彭真同志（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兼任中共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市长）一份。

　　到了杭州后，当我往彭真同志处送水果时，谁也不知道他住在什么地方。我问警卫局的李树槐副局长，他告诉我：“住在西泠饭店的四层。你去了以后，什么都不要问，看到的也不要对别人讲。”当我到了彭真同志的住处，整个一层楼静静地，没有一个人。我见到彭真同志的卫士孙孝连同志后，他惊奇地对我说：“我的天！现在是什么时候了，你还来这里！”我说：“这水果是从国外带回来的，少奇同志和光美同志叫特意给彭市长送来，请他尝尝。”看他满脸紧张的神态，我放下水果，也没有再说什么话，孙孝连同志忙说：“谢谢了！我不送你了，你自己走吧。”这种情形是以前从没有过的，我非常吃惊，心想太严重了，究竟出了什么事？走下楼来，在回去的路上，我还反复思考李树槐同志对我说的话，一时疑惑不解。

　　把从国外带回的水果分送常委，体现了少奇同志细腻、真诚的性格特点。特别叮嘱送彭市长一份，也可以看出少奇同志与彭真同志之间一种深厚的革命情谊。但令人难以想象的是，仅仅在他出国访问几十天的时间里，昔日的战友、工作伙伴一下子竟成了被批判的对象，这恐怕是少奇同志始料不及或者说是深感惊异的。

　　1966年4月中旬，毛主席在杭州召集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少奇同志赶到时，会议已接近尾声。杭州会议上主要是批判彭真的所谓反党问题，当时，由陈伯达、康生一伙起草，点名批判彭真同志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已由毛主席修改定稿。后来我们知道，在1966年的3月底，毛主席在上海同康生、江青等人谈话时，就已经对由彭真主持中央文化革命五人小组起草、并经政治局常委会讨论的《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即《二月提纲》）表示不满，批评它是混淆阶级界限，不分是非，是错误的。并对北京市委也提出批评，说北京市针插不进，水泼不进，要解散市委；中宣部是“阎王殿”，要“打倒阎王，解放小鬼”。

　　就在这次杭州会议上，点名批判彭真同志后，决定撤消“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和《二月提纲》，重新设立“文化革命小组”，而“中央文革小组”的人选也初步确定。此后不久，陈伯达、康生、江青、张春桥等一伙人以文化革命先锋、旗手的姿态浮出水面，跳到前台，继而在文化大革命中呼风唤雨，恣意妄为，制造了一起起骇人听闻的冤案、惨案。以少奇同志为代表的一批革命领袖、开国元勋，被莫须有的罪名诬陷栽赃，纷纷中箭倒下，惨遭凌辱与迫害，直至付出生命的代价。就连中国的普通老百姓也在劫难逃，文化大革命的狂潮巨浪又使多少人失去理性，多少家庭一夜间面临妻离子散、家破人亡的悲剧。

　　等我们4月底回到北京，北京的气氛跟以前就大不一样了。主席仍不在北京，少奇同志与周总理、小平同志主持一线工作，这使他不得不处在直接领导“文化大革命”的前沿位置。这一时期，明显感觉少奇同志比以往更加繁忙，召集中央的有关会议，听取一些单位和部门的情况汇报和工作意见，查看、批阅这一时期的各种文件资料，一桩桩，一件件，办公桌上都摞成了小山，本来就缺少规律的饮食和睡眠更显紊乱了。望着少奇同志奔波忙碌而不知疲倦的高大身躯，我们都有点替他吃不消。

　　作为贴身卫士，我们的主要职责是保卫少奇同志的安全，照顾好他的日常起居。这时，我们只有更细心、更认真地做好本职工作，尽量为他的工作和生活提供方便。比如，少奇同志批阅文件时多用铅笔，我们就及时削好一摞备用。少奇同志工作讲究效率，讲究秩序，只要他一按电铃，我们就迅速进去，送上新的，撤下用过的，不需言语交代。出门开会，我总记着多带几包茶叶，因为少奇同志常常睡眠不够，有时要靠浓茶提神。少奇同志办公有个习惯，即在睡觉前，还要把一部份文件拿到卧室，用相当一段时间继续批阅。值夜班时，我注意到，本来就关得很晚的卧室灯光常常亮到后半夜。

　　作为主持一线工作的国家主席，由于长期繁重的工作，少奇同志要靠服用大量的安眠药才能入睡，后来仅靠安眠药都不行了。为此，我们也曾想尽办法，最后“发明”了一招――找来一种浓度很高的绍兴米酒，配合安眠药的使用。这个时候，少奇同志晚上都要喝两次，才能保持五六个小时的睡眠。惟一作为调节身心的晚间散步，也不像以前那样雷打不动了。在护卫少奇同志散步的过程中，我注意到他的脸上时常现出凝重和沉思的神情，脚步也不似从前那么轻快了。少奇同志一贯以稳健沉着着称，但文化大革命山雨欲来的那段日子，焦虑烦躁的情绪也不时困扰着他。

　　1966年5月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北京召开，彭真同志被免职。提交会议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在5月16日通过时只字未改，这种党内政治生活不民主的现象使少奇同志隐隐有一种不安。而这次会议与以往惯例大不相同的还有，会议情况由康生向远在杭州的毛主席请示汇报，而以前都是由主持会议的少奇同志直接向主席汇报的。一时间，康生等人成为远在外地的主席了解中央工作的重要信息来源。此后，《五·一六通知》的内容和处份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的情况也开始在社会上不胫而走。

　　联想到早在1965年11月10日，上海《文汇报》发表的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公开点名批判北京市副市长、历史学家吴晗，到后来开始的对“三家村”的大加挞伐，以及对邓拓、吴晗、廖沫沙“反党言论”的定论，人们逐渐感觉到在文化领域正在涌动的波澜，这也成为文化大革命的序曲。作为中央首长身边的卫士、身处中南海国家中枢所在地，我们和社会上的人们一样，也明显感觉到一场政治风暴来临前的沉闷和紧张。

　　从这一时期少奇同志主持召开的一些会议、公开场合发表的一些讲话，可以看出，他除了抓紧了解自己出国这一段时间内国内发生的一系列出人意料的变化外，再就是努力按照4月杭州会议和主席的一系列指示精神去办，他希望能尽快领悟主席的思想意图并能跟上节拍。但现实的情况则并非向他的良好愿望发展。

　　国家主席的困惑

　　翻开1966年6月1日的《人民日报》，人们都不会忘记发表在显着位置、赫然刺目的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社论以极富那种所谓时代特色的高亢语调和攻击性语言号召人们“横扫盘踞在思想文化阵地上的大量牛鬼蛇神”，“把所谓资产阶级的‘专家’、‘学者’、‘权威’、‘祖师爷’打得落花流水，使他们威风扫地。”傍晚时分，人们又从广播中听到了北京大学聂元梓等七人写的气势汹汹的大字报《宋硕、陆平、彭佩云在文化革命中究竟干些什么？》。这篇社论和大字报的出现，不但使中国的老百姓惊诧莫名，也使主持一线工作的少奇同志、小平同志和周总理深感意外。因为这两篇东西都是在他们毫不知情的情况下，由陈伯达、康生一伙直接操纵出笼的，毛主席没有通过少奇同志等中央政治局常委，就直接下令将康生送来的聂元梓等人的大字报向全国广播。随之，全国各报刊、广播电台又连篇累牍地发表煽动性的口号、社论、消息，一时间，一种充满火药味的异样气氛迅速弥漫开来，造反浪潮迅速蔓延，文化大革命由此拉开战幕。

　　在康生、江青一伙的险恶阴谋下，高等院校成为这场运动的策源地和重灾区。往日书声朗朗、清幽宁静的校园顿时喧闹起来，“造反有理”成为还处于成长期的相当多的年轻人极易接受的新的人生信条。人人不甘落伍，争当冲锋在前的战斗小将，埋头读书学习，被看成是思想落后保守，不求上进的表现，遭到耻笑。一种似乎是潜在的狂热被激发出来。“砸烂”、“打碎”、“横扫”，成为那个时期最流行的语汇和实际的行动纲领，极具杀伤力和破坏力。其后更是形成了文革中蔚为景观、也是最具象征性的红卫兵组织。南下北上大串联，誓死保卫毛主席，成为他们心中一种神圣的壮举。其他战线也无一幸免，很快出现混乱局面。打、砸、抢成风，派性武斗导致无数无辜群众命丧黄泉。风潮席卷整个神州大地，从此国无宁日。

　　这时各大院校纷纷成立了战斗队、造反兵团，有的虽还没有成立，还是成班、成系的建制，但这种局面并没有维持多久。我记得当时在北京地区最早形成两派组织的北京建筑工程学院有几个学生，把他们学校文化大革命的情况写成一个简报送到中南海，要求给少奇同志看。时至初夏，天气闷热，一天晚上，少奇同志告诉我，要到北京建工学院去看看他们的大字报。当时是新任的北京市市委书记、市长李雪峰陪着去的。

　　建工学院当时在北京东郊一带。我们吃过晚饭去了以后，天已经快黑了。走进学校的大门，只见灯火通明，院子里已经横七竖八地拉起了电灯。道路两侧，教室楼前，到处是用木头和席子搭起的架子，上面贴满了大字报、大标语、红的、绿的、白的、黄的，五花八门，连成一片。最常见的是对教授专家的攻击漫骂，也有对立的造反派之间的相互争斗，相互攻击。不过这时感觉还算有秩序，还没有彻底大乱。在略显昏暗的灯光下，少奇同志放慢脚步，认真观看，不时眉头紧蹙。不多久，就被学生们发现，围拢了上来。学生们要求少奇同志讲话。于是，少奇同志就站在贴满花花绿绿大字报的木架子前讲：我是来看大字报的，是来学习的。少奇同志大致讲了他对目前形势的一些看法，他希望分成两派的同学团结起来。其中特别讲了一个观点，他说：“你们在运动当中，要注意保护少数，有时候真理在少数人手里。”建工学院的一部份同学听了他这个观点很受感动，纷纷向少奇同志投去敬佩的目光，有的还在底下交流：对，说得有道理。我记得离开的时候（前后也就一个小时，因为被发现以后，工作就不好做了，就动员他不要再看了），临上车，有部份同学簇拥着少奇同志的汽车，一边向少奇同志招手致意，一边高喊了一句：“刘少奇万岁！”这件事后来叫中央文革的人知道了（可能简报就上去了），更加重了对少奇同志的嫉恨。

　　这期间，少奇同志还利用夜深人静的时候，先后到运动势头很猛的北京大学校园和清华大学校园看他们张贴的大字报，进一步了解情况，调查研究。这时，乱批乱斗的势头已经愈演愈烈，许多教授、专家及学校领导被当作坏人揪出来示众，有的给戴上纸糊的高帽子，甚至罚跪、随意抄家的现象也开始出现。学校领导班子已不能正常开展工作，基本陷于瘫痪。从学校回来的孩子们嘴里，少奇同志也了解到一些可怕的情况。对运动初期显露的这种混乱和过激的苗头，少奇同志深感忧虑：如果听任这种苗头发展下去，局势将不可收拾。

　　向北京市大中学校派驻工作组曾是文革初期少奇和小平等领导同志为稳定当时的混乱局面所采取的一个果断的措施。尽管这一举措代表了大多数同志的意见，也向仍在外地的毛主席汇报过，在最初的实际工作当中也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但由于中央文革小组支持少数学生反工作组，进而写大字报，特别是后来主席表态：工作组一不会斗二不会改，只会起阻碍运动的作用以后，工作组就都撤了回来。但此后继续遭到主席的严厉批评，成为少奇等领导同志所谓镇压学生运动的一大“罪状”，进而直接导致了少奇同志政治生命的完结。

　　从看大字报开始的感性体验、调查研究，到对一哄而起的乱揪乱斗派驻工作组进行治理，包括出访归来后有关对文化革命问题“很不理解、很不认真、很不得力”的多次自我批评，可以看出少奇同志是在尽最大的努力跟上形势的发展，跟上主席的步伐，努力想使主席号召的文化大革命能够顺利地开展，正常地进行。可在思想深处，他似乎又有些力不从心，很难与主席合上拍。非但如此，还往往事与愿违。他没有看清的是，他们的工作初衷与毛主席的“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的设想和斗争策略相去甚远，甚至是大相径庭。

　　7月29日在人民大会堂召开了有1万人参加的北京市大专院校和中等学校师生文化革命积极分子大会，少奇同志、小平同志和周总理都出席大会并讲了话。他们在讲话中都说明派工作组是中共中央决定的，代表中央承担了责任。就在这次会上，我记得少奇同志讲：“文化大革命究竟怎么搞，你们不大清楚，不大知道，你们问我怎么革，我老实回答你们，我也不晓得……”

　　面对上万双热切、期待甚至还有些稚嫩的目光，少奇同志没有慷慨陈词，为文化大革命加油助威，而是用平实的语言坦陈了自己的心迹，当时引起的震动和惊愕是可想而知的：作为国家主席、党的副主席，作为毛主席最为信赖的战友和接班人，文化大革命竟不知道怎么搞？！这太让人吃惊了。要知道，在这样的公开场合，用这样的方式讲话，毫不隐瞒自己的观点或者说是困惑不解，无疑是需要相当的勇气和胆量的。我也向少奇同志投去惊疑的目光，我看到的是写在他脸上的真诚，还有一丝无奈。他不想用冠冕堂皇的语言来应对这些渴望得到指点、得到鼓励的师生们，他只有实话实说，直言相告。虽然不得不站在领导“文化大革命”的第一线，但他也在千方百计、花尽心思地领悟、理解中，但至今仍没有找到准确的答案。而实际上，当时又有多少人能够清楚明白，文化大革命的意图究竟何在？究竟要达到一种什么目的？也许只有毛主席自己明白。

　　少奇同志更没有想到的是这场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使他首当其冲，惨遭厄运。在随之而来的天下大乱中，自己瞬间就成为了被批斗的对象，被革命的对象，栽赃、诬陷、揪斗接踵而至，以古稀之躯，遭受了精神和肉体上的双重摧残与迫害，仅仅三年的时间，就在孤寂与病痛中含冤辞世。

　　毛主席的大字报

　　1966年8月5日，正在召开的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上，炸响了一颗重磅炸弹：毛泽东写了“我的一张大字报”。这种行动本身既表明他对文革运用大字报这种形式的一种首肯，更成为他决心在政治上同少奇等领导同志决裂的一个严重步骤。今天我们重读此文，仍会很快地把我们拉入文革初期的历史氛围。在这篇题为《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的短文中，毛泽东尖锐表达了他对当前形势的看法：

　　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的大字报和人民日报评论员的评论，写得何等好呵！请同志们重读一遍这张大字报和这个评论。可是在五十多天里，从中央到地方的某些领导同志，却反其道而行之，站在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上，实行资产阶级专政，将无产阶级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运动打下去，颠倒是非，混淆黑白，围剿革命派，压制不同意见，实行白色恐怖，自以为得意，长资产阶级的威风，灭无产阶级的志气，又何其毒也！联系到一九六二年的右倾和一九六四年形“左”而实右的错误倾向，岂不是可以发人深省的吗？

　　今天我们来看，这不仅明显地主要针对以少奇同志为首的派工作组的中央领导人，而且明确提出党中央有个“资产阶级司令部”。这就把党中央内部关于如何搞“文化大革命”，以及1962年以来工作指导方针上的某些分歧，都说成两条路线、两个司令部的斗争，而且措辞是如此的激烈。

　　从这次会议的历史记载中，我们还可以了解到，在8月1日召开的大会上，少奇同志在向全会报告了八届十中全会以来中央政治局关于国内、国际问题的重大决策和重大措施，重点汇报了前一段中央指导“文化大革命”的情况后，对派工作组一事，少奇同志主动承担责任，检讨错误。8月4日，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临时改开的中央常委扩大会议上，毛泽东历数从前清时代到北洋军阀再到国民党，都是镇压学生运动的，现在共产党也镇压学生运动。他气冲冲地批评了少奇等领导同志“镇压学生运动”的“路线错误”，说不准串联是镇压，是恐怖，这个恐怖来自中央。转天8月5日，即“炮轰司令部”，拉响了“两个司令部”斗争的惊天雷。

　　就在8月4日下午的会议上，针对毛主席“你在北京专政”的指斥，少奇同志也进行了辩驳，讲了他的有名的“五不怕”，即“不怕撤职、不怕开除党籍、不怕老婆离婚、不怕坐牢、不怕杀头”。这一方面体现出少奇同志性格中耿直和刚烈的一面，更是他对当前形势急切忧虑的真情流露。这显然招致了毛主席的强烈不满。〔据高文谦《晚年周恩来》一书记载，“面对毛泽东劈头盖脸的斥责，刘少奇开始还能沉得住气，连连检讨，表示他在北京主持中央工作要负主要责任。但毛却不依不绕，继续指着刘的鼻子连责骂带挖苦，说：‘你在北京专政嘛，专得好！’在毛这种咄咄逼人的斥责和羞辱下，一直在忍耐克制的刘少奇逐渐对自己的情绪失去了控制，特别是当毛语带威胁地提出：‘我看垮台好，不垮台不得了’时，刘实在忍无可忍，当众顶撞起来，而且用毛本人常说的那句话来回敬他，表示：‘无非是下台，不怕下台，有五条不怕’”――编者〕

　　7日，毛泽东的大字报作为全会文件印发给到会人员，并开展了讨论。这次会议也因此由原定的5天时间延长为12天，转入对少奇、小平同志的批评。当然，大多数的同志都持保留意见，倒是不是政治局委员的江青在生活会上异常活跃，策动一些人打头阵向刘少奇、邓小平“开炮”。当时，5月底刚由中南局第一书记调任中央工作，担任中宣部部长、中央书记处书记兼文办主任的陶铸同志，第一个拒绝了她。陶铸同志以他的忠贞正直，没有落井下石，而这也埋下了江青对陶铸同志怨恨的种子。其后，陶铸同志由于在工作中主持正义，极力保护一批遭造反派揪斗的高级干部，因此也不见容于林彪、江青一伙。在他们的搬弄是非下，陶铸同志也很快失去毛主席的信任。此后，作为要被打倒的“一切资产阶级的保皇派”，陶铸的名字，便与刘少奇、邓小平历史性地结合到了一起。

　　8月12日下午，八届十一中全会根据毛主席审定的名单重新选举了中央政治局常委。重新选出的政治局常委中，最显着的变化是：林彪由原来的第6位上升到第2位，成为毛主席的接班人。刘少奇从第2位下降到第8位，原总书记邓小平排在第6位。

　　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还通过了《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即“十六条”），并确定文化革命小组为“文化革命的权力机构”，为日后林彪、江青一伙篡党夺权、打击报复一大批党的高级领导干部提供了组织上的帮助。

　　与林彪理论

　　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后，少奇同志虽然名义上还保留政治局常委职务，实际上已经离开领导岗位，不再过问中央工作。当时处理中央日常工作的常委碰头会，已经不通知他参加。有关文件、接见等，一概也都停止了。这时还作为内部矛盾处理，还在“挽救”。这期间，还多次召开中央政治局生活会议，对少奇同志等进行“批评帮助”。

　　我记得有一次，会议从下午三点一直开到晚上八九点钟，没吃饭。散了会以后，我在大会堂的东大厅外接他。出来以后我问：“这么晚了，咱们回家吃饭吗？”少奇同志没说话，径直往西走，一直走到林彪当时住的河北西厅，我跟着也就进去了。推门一看，林彪正在沙发上坐着，也是刚进屋。屋里窗帘拉得很严，都是比较暗的灯（林彪怕风、怕光）。我考虑这么晚了还没吃饭，看他心情也不太好，就走出来跟大会堂的服务员要了一杯牛奶、几块儿面包，并叮嘱不要甜的，因为少奇同志有糖尿病。平时都熟悉，大会堂的服务员很快就给我拿来了。拿了以后，我就端进去了。我说你先喝杯牛奶。这时少奇同志根本没有考虑我让他吃饭的事儿，只听他正跟林彪说：“我有错误、有缺点，但我的问题在政治局常委会生活会上已经解决了。为什么在这次会上还纠缠不清？……”这时候，我放下牛奶、点心就出来了。因为我们有纪律：不知道的不能问，知道的不能说，不能跟任何人讲，身边工作人员之间都不能互相说，这是作为警卫人员和机要人员首要的纪律。一直到1979年中纪委要平反了，这句话才说出去。

　　在此之前，为了顾全大局，少奇同志对有关他工作中的“错误”的指责可以说采取了违心接受的态度，对强加给他的“路线错误”、“违反毛泽东思想”之类的罪名，虽然也想不通，但仍表示接受，并多次主动检讨，承担责任。少奇同志善良地以为，经过前一时期政治局常委会上的检讨，自己的问题已经得到解决。他没有料到，江青、林彪一伙已经对他伸出了黑手，而且是要置他于死地而后快。而一段时期以来，他与毛主席在指导思想上的一些分歧也使两位革命战友之间的情谊在悄悄地发生着变化。

　　“闲居”的日子

　　秋天的中南海应是很美的，湖水清波荡漾，堤岸垂柳依依，绿树红花掩映着曲径通幽的亭台楼阁和典雅宁静的四合院。少奇同志居住的地方叫福禄居，是一所宽敞的四合院。院中有两株高大的海棠树，每到春天来临，海棠花儿盛开，繁花似锦，格外绚烂，令人赏心悦目、神清气爽。秋天，海棠树果实累累，压满枝头，更是带给人一种特别的喜悦。但进入1966年的秋季，中南海里似乎蒙上了一层随处可感的阴霾，海棠花儿也失去了往日的光彩。这种阴沉的感觉，它不仅仅是季节的，更是一种早到的政治上的寒意。

　　这一时期，离开领导岗位的少奇同志，从一直繁忙、奔波的工作状态中一下子闲了下来，显得很不适应。这中间也曾出席一些会议，当然主要是去做检讨。10月1日国庆节，少奇同志登上天安门城楼参加国庆庆祝活动，这也是他最后一次登上天安门。

　　在家中的时候，少奇同志绝大部份时间是在看书，或翻阅以往的文件，有时还会看到他倚坐在藤椅上静静地沉思，似乎在寻找着不解的答案。烟也抽得更勤了，每次按电铃叫我们进去时，烟灰缸里都积满了厚厚的烟灰。对习惯于除了睡觉、吃饭外就只知工作的少奇同志来说，这种“闲居”让他感到痛苦难耐。不过，从另一方面来说，他能有较多的时间和家人、和孩子们接触了，特别是刚刚6岁的最小的女儿小小。看书时间长了，光美同志就会劝说少奇同志出来，领着小小，在福禄居的院子里走一走，散散心。几年来与少奇同志朝夕相处，随护左右，我们已经习惯了他与常人不同的紧张的工作和生活节奏，还有随时可能的出行。而这时，我们更多地是在福禄居这个小圈子照顾他的起居。我看到这一时期的少奇同志面容常有挥之不去的忧戚和苍凉，头发也全白了。只有天真烂漫的小小奔跑在他的左右，大声呼喊着他时，少奇同志的脸上才会现出少有的笑颜，一种作为父亲的慈祥和怜爱。就是这种天伦之乐，也并不能完全冲淡少奇同志心底的忧思和沉重，况且这种欢乐又是那样的短暂，很快被接踵而来的狂风巨浪吞噬了。

　　1966年的10月，在由毛主席主持召开的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林彪、陈伯达之流对少奇同志和小平同志进行点名批判，提出了所谓“压制群众、反对革命的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从此，“批倒批臭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砸烂刘、邓黑司令部”成了造反派的行动口号。这一批判运动也由学校迅速铺展到社会，并愈演愈烈，到1967年的新年开始，变成了对少奇同志的公开的围攻进而揪斗。

　　就在出席工作会议、遭到点名批判的同时，少奇同志还是对所谓的“路线错误”承担了责任，进行了检讨。虽然已深知自己无力扭转当前的局面，但是他还是想通过自己承担责任的方式，使一大批久经考验的老干部不因他而受到牵连。他善良地希望，通过这种努力，使已对社会造成巨大危害的文化大革命能够早日结束。作为少奇同志身边的工作人员，我们更是盼望少奇同志能够早日过关，早日回到毛主席的正确路线上来。我们也期盼着主席能出面说话，把处于困境中的少奇同志解脱出来。

　　虽然已身处逆境，更多的时间是困守家中“闭门思过”，但少奇同志仍时时刻刻关心着外面的世界。眼见着林彪、江青、康生一伙上窜下跳，得志猖狂的嘴脸，耳听着一批老将、老帅不时被诬陷、被打倒的恶耗，还有社会上到处打、砸、抢成风，甚至武斗闹出人命的惨剧，少奇同志忧心如焚、坐卧不安。他不知道，一只黑手正向他袭来，一个巨大的网已经向他张开了，很快，他的善良的愿望被撕得粉碎！

　　第一次在中南海写大标语

　　1966年的冬天显得格外阴冷和漫长，凄厉的北风响过，大地一片萧瑟。中南海里也是湖水冰冻，枯枝零落。福禄居院中的两株海棠树也早已褪去繁华，迎风而立。新年的钟声响过，对很多人来说，它带来的不是辞旧迎新的喜悦，而是对未卜的前途的担忧，是一场噩梦的开始。为国事焦虑而又身不由己的少奇同志又等来了什么呢？

　　我永远忘不了1967年1月1日新年这一天。这天我值班，具体说是66年12月31日值的班，一直到67年的1月1日。如果说在此之前少奇同志在党内被批判，被降职，对我们确实是一种很大的震动，但我们还心怀希望，盼望着很快能有转机，那么67年新年第一天发生的事，则让我感到震惊和不安。

　　那时中南海里有个电话39局，那里的工人成立了一个造反队，起名叫做“6711战斗队”，从名字上就可以看出它是颇具寓意的，或者说是早有预谋的。这天早晨还不到5点钟，严冬里的冷风还未刮破黎明的黑暗，突然响起一阵急促和“咚咚”响声，我起身一看，只见有两个人正在敲我们值班室的北面窗户（我们这个值班室就在少奇同志办公室的边上）。因为都是中南海里的人，他们进来之前我接到了胡同口警卫室打来的电话。

　　面对不速之客，我警惕地问：“你们是哪的？来干什么？”

　　对方一扬脖子答道：“干什么？我们要造反！要写大字报。”

　　在我的追问下，他们报出了具体单位。没有接到任何通知，就擅自闯入中央首长家中造反，这可非同小可。

　　我说：“那不行，我得请示上级领导。”

　　对方不耐烦地说：“你可以请示，但得快点儿。”

　　于是我马上请示中央警卫局值班室。当时我打电话报告说39局总机来了几个工人，要到刘家来造反，怎么办？

　　值班室的人问：“他们要干什么？”

　　我说：“他们要写大字报。”

　　“你等一下，我请示了以后再答复你。”

　　过了几分钟警卫局值班室打来电话：“只可以在院里，不允许进屋。”

　　因为少奇、光美同志还没有起床，我把这个通知告诉来人：“你们只允许在院里，不允许进房间。”

　　“可以。”说着这几个人就往里走。

　　前面说过，少奇同志住的这个院子叫福禄居，在怀仁堂的后院，具体说是怀仁堂后草坪的北面，福禄居与怀仁堂的后草坪中间有一道墙。我们值班室是从西边胡同走进来最西边的一间房子里，通往东边少奇同志办公室及卧室有一道门，平时我们把它锁上。所以要进院里，必须要经过我们值班室的这个门。这时他们通过值班室南边的会议室走廊，进来了四五个人，提拎着墨汁、拿着大排笔，直接在院子里的地上写，不是大字报，是大标语。写完之后，我一看，大吃一惊！赫然闯进眼帘的是：“打倒中国的赫鲁晓夫刘少奇！”

　　歪歪扭扭的字体中，只见那个“奇”字格外刺眼：“大”字写成了一个犬尤，“可”字写成一个句字，乍一看是个“狗”字。把“奇”字丑化，实际是对少奇同志进行人身侮辱。另外还有一条“谁反对毛泽东思想绝没有好下场！”写完后，几个人又往少奇同志的卧室张望了一会儿，然后扬长而去。

　　公开提出“打倒刘少奇！”这在中南海里还是第一次。这也可以说是文化大革命以来在中南海写的第一条打倒刘少奇的标语。在此之前，还没有在报纸上公开点名，尽管他的领导人位置名次靠后了。面对这种恐吓性的侮辱性的标语，我感到震惊和不解：“想不到，堂堂的国家主席，居然顷刻间就以近乎玩闹的形式说打倒就打倒了！虽然这只是几条标语，可谁知道以后还会发生些什么事呢？而这些工人又是靠了什么公然到国家主席的住地来造反呢？

　　不多时，少奇、光美同志起床后来到院里，围着标语看了一下就去吃早饭了。看得出，他们的心情并不轻松。

　　第一次批斗

　　过了没几天，1月3号，还是我值班。傍晚5点多钟的时候，天刚擦黑，我听见远处胡同口传来吵吵嚷嚷的声音。由于已经有了前两天的体验，我估计说不定又是哪个造反派来造反了。果然，我马上接到了胡同口值勤哨兵打来的电话，说秘书局的“红旗兵团”要来批斗刘少奇。前面说过福禄居在怀仁堂的后面，他们要进来，先要经过怀仁堂的西四院（怀仁堂的第一个院住的是李富春同志，第二个院住的是谭震林同志，第三个院住的是邓小平同志，第四个院住的是陈毅同志，叫西四院）。我们住的这个院大门口正对着西四院的胡同口，这里有一个哨兵，离我们卫士值班室有30多米远，一般有情况，会先给我们打来电话。我急忙又向警卫局报告，警卫局是这样答复的：要批斗，这是群众运动，我们也没办法，你们看着处理。

　　说话间，这些人正向我们这边走来，而这时少奇同志和光美同志正在餐厅吃晚饭，我赶紧拿着大衣（那时是军大衣）、棉皮鞋，带着口罩，急急忙忙地跑进去了。当时我很慌，一边帮少奇同志穿棉皮鞋，一边说：“秘书局的群众组织斗你来了，外边很冷，快穿上吧。”因为是冬天，一感冒就麻烦了。光美同志还没吃完饭，见我这样，忙说：“小贾，别着急、别着急，沉住气，慢慢来。”她见我手也颤悠，系鞋带都系不上了，就赶紧安慰我，稳定我的情绪，实际上她比我还着急：到底来斗什么？怎么个斗法？谁也不清楚。这时我就采取拖延时间的办法，帮他穿上大衣，戴上帽子。因为他是假牙，每次吃饭后都到卫生间洗牙齿，正要到卫生间去洗牙时，秘书局的人已从西门进到了院子里，结果这次也没有洗成，就从餐厅走到了院子里。光美同志也来不及穿大衣了，一起站在走廊的门口上接受批斗。这就是有史以来作为党的副主席、国家主席的刘少奇同志第一次被批斗。这时已有二、三十个人进到福禄居的四方小院里，站在那里高喊口号：“打倒中国的赫鲁晓夫！”，“打倒刘少奇！”。

　　这时天已经黑下来了，严冬里的阵阵冷风吹得人浑身发凉。一开始他们叫少奇同志背诵毛主席语录，背不上来就扣帽子起哄：“你反对毛主席！”“你不学习毛主席着作，就是反对毛泽东思想！”接着他们提出几个问题叫少奇同志答复：你为什么说“四清”是四清和四不清的矛盾交叉？你为什么反对毛泽东思想？”少奇同志坚定地说：“我从来没有反对过毛主席，从来没有反对过毛泽东思想。”少奇同志还进一步解释说，学习毛泽东思想应该是领会其精神实质，而不是死记硬背。听到这里，造反派大声斥责，说是“放毒”，是对毛主席不忠！又继续围攻了一阵儿，最后造反派勒令少奇同志：每天看两次大字报，上午一次，下午一次，在中南海。少奇同志和光美同志由此开始每天晚饭后去怀仁堂门前的广场上看大字报。大约40分钟后，这个“红旗”造反兵团才撤回去。他们限少奇同志在几日内会背毛主席的几条语录。从此以后，我们就用大张的纸抄写了不少毛主席语录，贴在餐厅、走廊、书房等处。后来我们知道，这个所谓的“红旗兵团”是戚本禹（中央文革小组成员）一手控制的。

　　大字报作为政治斗争的特殊产物，到了文化大革命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它不仅成为造反派标榜自己的所谓战斗武器，也是对老一代革命家进行攻击谩骂的惯用手段。记得有一次跟少奇同志和光美同志出来看大字报，碰到了陈毅同志和张茜同志，只见双方相互点点头算是打过招呼，然后就默默无语地在一块儿看。很多大字报攻击、诽谤性的语言，令两位首长非常气愤。

　　少奇同志和陈毅同志可以说是一对患难与共的老战友。抗战时期，皖南事变后，党中央重组新四军，派少奇同志出任政委，从此，少奇同志与担任新四军军长的陈毅同志在抗击日本帝国主义，争取民族独立的斗争中，运筹帷幄，决胜千里，结下了深厚的革命战友情。和平年代住进中南海，两位开国元勋又成为近邻，见面后本应有一些属于人之常情的问候交谈，但在文化大革命中，在当时高压的环境中，两位老战友都相继失去了人身自由。那时见了面，也只有点头示意，话都不能多讲。就是这一次偶然的碰面，也有人报告了上去，造反派于是提出，给他俩把看大字报的时间岔开，不能叫他们接头！陈毅看大字报规定一个时间，刘少奇规定一个时间。刘少奇只能晚上去，白天不能去。从此俩人就再也没有碰到过。

　　所谓“智擒王光美”

　　文革初期发生的所谓“智擒王光美”事件，是当时的造反派颇为津津乐道的一件事，在北京、在全国煽动性都很大。实际上这是清华井冈山兵团造反派头头蒯大富他们设下的一个圈套。

　　1月6日，也就是在第一次批斗少奇同志后的第三天，下午5点钟左右，我正值班时，电话突然“嘀铃铃”地响起来。拿起一问，对方说是北京市第二人民医院的，说刘平平放学回家途中，叫汽车把腿轧断了，需要家长速来签字做手术，不然的话，生命后果自负。放下电话后我心里半信半疑，但关系又很重大。告诉光美同志吧，当时少奇同志正处在被批斗的情况下；不对她说吧，一旦真的平平把腿锯掉一条，自己又担不起责任。于是就和也在值班的刘秘书商量了一下，我建议叫就要来接班的李太和同志先去探探情况，之后再报告光美同志。叫来太和，把电话里的情况跟他说清，他很快就骑车去了。随后我就去伙房告诉厨师郝苗同志准备晚饭，同时告诉他平平的事，郝苗把晚饭备好后，和源源一起去了医院。

　　第二人民医院离中南海也不远，出西门，往前走到绒线胡同就快到了。呆了一刻钟左右，李太和把电话打回来了，我刚接起电话问：“你是太和吗？”他说：“是，我是太和。”接着就听电话被扣了，我想这是怎么回事？一会儿，对方有人拿起电话接着问：“你是刘平平家吗？”我说：“是。你是哪？”对方说：“第二人民医院，我是护士。”我问：“什么事？”“刘平平要做手术，要王光美马上来签字。”我说：“我们去了一个同志叫李太和，你叫他接电话。”对方说：“李太和现在正守着刘平平呢，刘平平老闹，不听医生的话。”弄得真真假假的。

　　因为这时走廊里门都开着，那时电话铃特别响，光美同志特别注意这一点，有响声她都能听到，尽管不知说些什么。这时少奇同志和光美同志就走了过来，问是什么事？我刚接完这个电话，就将上述情况告诉了光美同志，光美同志一听这消息就惊呆了，眼里噙着泪花，一时竟不知如何是好。我马上强调说等太和同志的电话打过来后再确定去与不去。尽管如此，我还是向警卫局值班室打了电话通报情况，而且请司机备车，做去医院的准备工作。

　　这时少奇同志在走廊里发火了，大衣也没穿就说：“马上去医院，马上走。不能因为我让孩子跟着受罪。我犯了错误，不能株连孩子，株连任何人都不是共产党的政策。我的事儿，跟孩子无关。”光美同志有点犹豫地说：“可是总理给我们留过话，叫我们不要离开中南海啊！”少奇同志生气地说：“都什么时候了，还顾那么多，你不去我去！”其实，光美同志何尝不是心急如焚呢？这时候车已备好，我叫上另一位卫士小于，给少奇同志穿上大衣，戴上军棉帽，又戴上了个大白口罩，就坐上车直奔医院去了。看得出这一消息对少奇同志打击很大。作为党和国家的领导人，少奇同志工作繁重，为国家的建设发展可谓呕心沥血，殚精竭虑，与孩子们真正在一起的时间并不是很多。但他对自己的每个孩子都很关心爱护，严格要求，对他们的健康成长有一种严父的慈爱与关怀，这在许多关于少奇同志教育子女的文章中特别是少奇同志子女的回忆中都有深刻的反映。这次在他遭批斗的时候，平平出事，就更感沉重和难过了，特别是平平这孩子思想活跃，聪明有才，学习也相当好。一进第二医院的第一道门，就看见在走廊的东侧摆着一个大棺材。一下车，我和小于走在少奇同志的两侧，光美同志跟在后面。这时李太和同志说了一句：“你们受骗了！”源源接着说：“妈妈，人家是捉你的！”光美同志反应特别快，一看有红卫兵，立即知道是怎么回事了，挺身上前说：“我是王光美，有事冲我来，与别人无关。”同时一拨拉我们，我和小于架起少奇同志，连拉带拽就往外跑。少奇同志此时才反应过来，我说赶快走，赶快走。这时红卫兵上前就把光美同志围住了，还没有人发现少奇同志，等有人反应过来，我们已经上了车，很快就回到中南海了。等我们回到中南海，向警卫处值班室报告时才知道，我们走后，周总理命令警卫团的一个中队三卡车士兵去第二医院营救少奇同志，我们赶在其前安全地回到了家里。

　　一听说光美同志被清华井冈山给揪走了，总理又派他的秘书孙岳到清华去交涉，一定要当夜放回光美同志，但造反派硬是不放。最后达成协议：可以开批斗大会，但只能文斗，不能武斗。实际上这是不现实的。第二天他们又派人来要光美同志的衣服，而且专门要出国时穿的旗袍，最后没有答应他们。

　　第二天，1月7日清晨，清华井冈山的小报发到北京的大街小巷，通篇内容就是题为“智擒王光美”的详尽报导。同样，这场骗局和随后的批斗也是在江青一伙指使下干的。其后，造反派又多次组织批斗光美同志，实际上都是针对少奇同志采取的毒辣手段。在江青、陈伯达的直接操纵下，4月份在清华举行的30万人的批斗大会上，一伙人拳打脚踢，强行给光美同志穿上旗袍，戴上用乒乓球串成的项链，极尽侮辱之能事。光美同志不为淫威所屈，坚持原则，对诬蔑少奇同志的许多不实之辞，都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据理力争，使气焰嚣张的造反派理屈词穷，极为尴尬。

　　第二次批斗

　　在仅仅一个星期的时间里，各路造反派就连续三次，不是闯进福禄居进行骚扰、围攻，就是阴险地设计骗局对少奇、光美同志展开迫害。还未等少奇同志喘过气来，更大规模的批斗又开始了。

　　少奇同志第二次被批斗是在1967年1月12日。当晚，秘书局造反派组织“红色造反派”联络中南海几个单位的造反派约二百人前来造反。当他们气势汹汹地走到西四院的大门口时，遭到哨兵的拦阻，不让他们进去，这些人就叫嚷：“我们要到刘少奇院子里去贴大字报，凭什么阻拦？”并在那高呼口号。“保卫中央首长是我们的任务，没有上级的命令，不能放你们进去！”严格执行任务的哨兵见来人众多且态度蛮横，也不甘示弱地予以回击，并马上给我们卫士组打电话联系。这时，以陆行建（秘书局一般工作人员，后为造反组织小头目）为首的一群人，揪住哨兵的脖领子，骂他们是“保皇兵”，并大打出手。闻讯的战士们迅速跑出来加以制止。厮打中，这帮人冲进了大门，很快来到福禄居的里院。他们高喊着“打倒刘少奇！”的口号，把少奇、光美同志从办公室里喊出来，连拉带推叫他俩站在书房门口的台阶上接受批斗。造反派要少奇同志弯腰低头、背语录，少奇同志没有按他们的意思办，而是从口袋中掏出语录本，认真地念了起来。造反派见状，大光其火，开始围攻嘲笑，说刘少奇不老实。少奇同志沉着地说，“你们叫我背毛主席语录，我背不下来，要说《毛泽东选集》哪一篇文章，是在什么背景下写的，当时起了什么作用，在理论上有什么新创建，我都能给你们说出来。因为我是《毛选》编委会的主任，无论哪一篇文章的问题我都可以解答。”他这一说，更把造反派的火激起来了：“你反对毛主席！反对毛泽东思想！”少奇同志坚定有力地说：“我从来没有反对过毛主席，也从来没有反对过毛泽东思想，只是在某些地方违背了毛泽东思想，在执行当中有差错，这是可能的。但是我不反对毛主席，现在不反，将来也不反，我永远不反毛主席！”因为天气寒冷，光美同志就对他们说：“叫他戴上帽子，他感冒了，你们就批斗不成了。”给少奇同志把帽子戴上之后，造反派斗争的矛头就对准光美同志了，骂她是“资产阶级的保皇派”。后来不知是谁从书房里抬出一张放花盆用的桌子，而且少一条腿，叫光美同志站在上面挨斗，并要她把出国的衣服交出来。他们提出的问题都叫光美同志给顶回去了。随后，他们又冲进少奇同志的办公室、卧室，随意在墙上张贴了很多大字标语。最后在一片“誓死与中国的赫鲁晓夫血战到底！”“誓死保卫毛主席！”“谁敢动毛主席的一根毫毛，就砸烂谁的狗头！”的口号声中闹哄哄地散去。电话39局的“6711战斗队”，秘书局的“红色造反团”，实际都控制在戚本禹的手下。他们再次进院批斗少奇同志是有预谋、有用意的，而且进行了煽动和组织。康生妻子曹轶欧、戚本禹妻子都参加了这次批斗会。过了没几天，39局的人硬要把少奇同志的两部电话拆走，我们没有同意拆。第二天又要拆，我们再次劝阻无效，他们强行把电话拆走了。这就切断了少奇同志同中央政治局的联系。

　　主席接见

　　从1966年的杭州会议到造反派公开揪斗少奇同志，这中间毛主席接见了少奇同志一次。1967年1月13日，是李太和同志值班，我吃了饭到值班室聊天。他告诉我，徐业夫来电话了（徐是毛主席的秘书，毛主席的一些活动多由他来安排，包括召集一些会议），叫少奇同志到大会堂118去一趟（118是一个房间，主席当时就在这里吃住、办公）。他说咱俩跟首长一块儿去，一会儿就走。待了一会儿徐业夫又来电话说：“我开车去，不用你们任何人来。”不多时，徐业夫开了一辆米黄色的华沙车来接少奇同志。处在当时情况下，坐这种车是比较安全的，因为送机要的，送文件的，办具体事儿的都是开这种普通的华沙车。而平时常委一出中南海就是大吉斯车，比较引人注意。很快少奇同志就过去了，大约过了两个小时回来，我们注意到少奇同志脸上有了些笑容。

　　第二天，光美同志把李智敏（机要秘书）叫到办公室，说昨天晚上主席找少奇同志谈话了，大概意思是我们党历届领导人犯错误的不少，但是改正错误的没有一个典范，希望你在改正路线错误上起到一个模范作用。主席还说让少奇同志多看书学习，保重身体。光美同志叫李智敏找几本书，说是主席叫少奇同志看的。其中有德国动物学家海格尔的《机械唯物主义》，一本是狄德罗的《机器人》，还有一本是中国的《淮南子》。一天我值班，我们聊天就聊出这个事来了。当时会议室又是书房，他说咱俩一块儿找找。我说你在这恐怕找不到，咱这没这个书。因为会议室的书都是公开的书，光美同志下去搞“四清”之后，我们晚上值班，常看，所以我都有印象，他提的这几本书没见过。我说大书房里肯定没有，咱们在小书房找找。少奇同志办公室有一个内部书房，这里都是不公开的书。结果在小书房找了半天也没有。李智敏说这怎么办？我说有办法，咱们到北京图书馆借去，北京图书馆肯定有。可是，处在当时那种情况下，造反派随时可能闯进来批斗、贴标语，哪还有什么正常的读书时间？

　　在我们这些卫士看来，少奇同志和主席在工作关系上很密切。他就交代过，要是主席那儿叫开会，不管什么时间，也不管他是不是睡觉，吃没吃安眠药，都要马上叫他。而且到主席那去，什么也不讲究，穿什么都可以。如果是正睡着觉，起来后头晕晕忽忽的也是二话不说，马上就走，特别坚决，好像晚到一点就是对主席的不尊重。少奇同志对主席有着那个时代特有的一种崇敬和朴素的感情。但平时，他和主席在生活上没有什么个人来往。

　　这时候，文化大革命已经发动起来，看到社会上的混乱局面特别是一大批老干部受到冲击，少奇同志是无论如何也坐不住了。尽管他从心底里对有些问题也想不通，但还是不计个人得失地把所谓的“路线错误”揽到自己身上。就在这次主席难得的接见中，他再次表明，这次路线错误的责任在自己，广大干部是好的，特别是许多老干部是党的宝贵财富，希望能尽快把广大干部解放出来，使党少受损失。他甚至请求辞去国家主席、政治局常委和《毛泽东选集》编委会主任职务，携带妻子儿女去延安或者回自己的老家湖南种地，以便尽早结束文化大革命，使国家少受损失。但这并没得到主席的回应，仅仅成为一种善良而又有些天真的愿望而已。随着文化大革命的恶性发展，少奇同志的问题明显升级，毛泽东也最终改变了原来的态度。

　　南海卫东革命造反队

　　这一时期，中南海内怀仁堂一带成了大字报的海洋，不管是墙上，还是树上，花花绿绿贴的全是大字报。曾经无比神圣的殿堂失去了它应有的庄严。不过这时还内外有别，都是中南海内部人员写的。这时候社会上大、小单位都成立了战斗队，中南海里也不寂寞，相继成立了造反派组织。每一天的清晨醒来，你似乎都会有新的发现。因为社会上流行的是造反有理！一天马尚志（警卫处副处长兼二组卫士长）对我们说：外面的运动轰轰烈烈，你们这里却冷冷清清，你们也要成立战斗队嘛。于是我们身边工作人员也行动起来了。在当时的背景下，面对这突如其来的运动势头，想置身其外，也是很难的。我们成立的战斗队开始是叫“卫东革命造反队”，即保卫毛泽东造反队。第二天我们贴出海报去，一看不行，因为这名字已经有人用过了，不能跟人家重了，后来又改成“南海卫东革命造反队”，因为我们住的是在南海这边（实际上是在中海），以示和他们区别开来。在成立时有的同志选我当队长，我拒绝了。因为在此之前，中南海警卫局在1966年的7月就成立了一个“文化革命筹委会”，我是筹委会的成员之一。这个组织后来群众都反对它，说它保守，不能领导文化革命。后来选的是机要秘书李智敏。这样，“南海卫东革命造反队”就算成立了，这是在第二次批斗少奇同志以后。

　　1967年3月16日，中央文革印发了《薄一波、刘澜涛、安子文、杨献珍等61人自首叛变材料》，把1936年8月至1937年3月薄一波等经中共中央批准先后出狱错定为“自首叛变”，批示中提出，“薄一波等人自首叛变出狱，是刘少奇策划和决定，张闻天同意，背着毛主席干的”。林彪、江青一伙乘机也大放厥词：“在党内有一条刘少奇叛徒集团组织路线”，从而制造了一起重大的冤假错案，牵连了党内外一大批同志。4月1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等北京各大报纸又发表了戚本禹的文章《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评反动影片“清宫秘史”》，其后，又在各广播电台反复广播。这篇来势汹汹的文章以“中国赫鲁晓夫”、“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作为少奇同志的代名词，捏造事实，对少奇同志进行肆无忌惮的诬陷攻击，谩骂少奇同志是“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反革命宣传的应声虫”，文中还恶狠狠地说：“你根本不是什么‘老革命’！你是假革命、反革命，你就是睡在我们身边的赫鲁晓夫！”在文章的末尾还有质问少奇同志的八个“为什么”。

　　在对少奇同志的攻击、陷害甚嚣尘上的时候，我们这些工作人员也受到很大的压力。我们造反队就想，别人都能斗，为什么我们自己不能斗？于是身边的工作人员，司机、警卫员、秘书、炊事员，十几个人也准备行动起来。大家商量说叫批斗会不好，咱们开支部大会，提问题叫他答复。这是我们开的唯一的一次，实际上是批斗会。

　　那天，我们拿着登有戚本禹文章的那期《红旗》杂志，来到少奇同志的办公室，光美同志也在。其中一位同志说，“我们是来请你答复问题的。”少奇同志温和地说：“可以答复你们的问题，也愿意接受你们的批评，但要同志式的，不要把我当成敌人。”

　　多少次造反派来批斗，从来都是横眉怒目、恶语相加，容不得少奇同志有任何辩解，更别说提出什么要求了。而今天少奇同志对我们身边工作人员的这点希望，恰恰表明了他对那种蛮横霸道、无理取闹的批斗形式的强烈不满。有人首先叫他答复戚本禹文章中提出的八个问题，特别问到其中“61个叛徒”的问题是怎么回事？你为什么说《清宫秘史》是爱国主义的？为什么提出和推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话音刚落，少奇同志就气愤地站起来说：“戚本禹的文章是栽赃，是污蔑！我什么时候、在什么地方说过《清宫秘史》是爱国主义的？他们什么时候、在什么地方，对我说过它是卖国主义的？如果这是事实，戚本禹为什么不来和我辩论？为什么要剥夺我的发言权？党内斗争从来没有这么不严肃过！……”

　　说到“61个叛徒”的问题，少奇同志也讲得很清楚，那是1931年前后，在北方工作的一批干部，由于国民党的搜捕和叛徒的出卖，被捕入狱，一直关在北平军人反省院。1936年，少奇同志到北方局主持工作，了解到这些同志被捕前工作都很出色，被捕后在监狱里表现得也很勇敢，而他们的刑期大多已坐满，但要履行个手续才能被释放。考虑到当时日本人如果占领了北平，有可能把这些同志杀掉，所以要设法营救他们，于是把这个情况写信报告了党中央。党中央很快答复，批准营救。这就是戚本禹在文中所指的少奇同志“在抗日战争爆发前夕，大肆宣扬活命哲学、投降哲学、叛徒哲学，指使别人自首变节，要他们投降国民党，叛变共产党”的“罪行”之一。生活会后，少奇同志还对这些问题进行了书面答复，拿给我们看。在事关自己政治人格问题上，少奇同志表现了异乎寻常的较真，毫不退让，而且万般愤慨，溢于言表，这是我们以前所少见的。少奇同志也已逐渐看出江青、林彪一伙的叵测的居心，所以在书面回答我们提出的“为什么提出和推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时，对一段时期来对他“路线错误”的上纲上线也不再一味地接受，并流露出不满：“我现在也还不知道为什么，也没有看到一篇能够完全说清楚为什么犯路线错误的文章。在八届十一中全会批判了我的错误之后，又有人犯同类性质的错误，可见他们也不知道为什么。”生活会上，我们大家还对少奇、光美同志“一？六事件”的草率做法和指导思想提出了批评。并提出少奇同志为什么不大力宣传毛泽东思想、大量出版毛泽东选集，而大量出版“修养”？致使文化革命初期买“毛选”很困难。少奇同志说：“那都是康生搞的！”我记得曾多年跟随少奇同志的厨师郝苗同志说：“我们辛辛苦苦多年为你服务，一心希望你紧跟毛主席，为人民多办事，结果你犯了大错误。”光美同志自我检查说：“同志们确实为我们辛辛苦苦、兢兢业业，我们辜负了同志们的希望，但我们有决心改正。”后来我们这次生活会也即批斗的情况简报通过汪东兴送到毛主席那儿，汪东兴又把主席的意见反馈回来，原话是这样：请转告南海卫东革命造反队的同志们，政治上划清界限，要背靠背地批，不要面对面地批。打这以后，我们再没开过这种会。

　　抄家

　　要说以前的批斗还只算是前奏，那么第三次批斗就是高潮了，发生在1967年7月18日，这时候已是炎炎夏日。这次明里批斗，暗里是抄家。

　　7月18日早晨，我们去食堂吃饭时，看到了中南海造反队贴出的海报，要召开批斗刘少奇大会，地点在西大灶。西大灶是中南海工作人员的一个食堂。当时一个东大灶（在海的东岸），一个西大灶（在海的西岸）。西大灶离福禄居很近，我们吃饭都到西大灶。

　　这天上午，警卫局办公室主任武建华通知我们：今天晚上开批斗刘少奇、王光美大会，你们出一人发言，批判王光美。并要我们立即赶写批判发言稿。临近晚饭时，秘书局、电话39局的十几个人进到卫士值班室，叫我们一同去少奇同志办公室。进了办公室他们向少奇、光美同志宣布：今晚开批斗会，你们去参加。李太和同志和刘秘书值班，我跟少奇同志去西大灶参加批斗会（因为不管怎么说他还是常委，不管位置排在第几位，在中南海里活动，就可以跟着一个卫士，只要一出中南海就是两个卫士），李智敏、于云德同志跟光美同志去西楼大厅接受批斗。临走前造反派中的一个人向光美同志要办公桌上的钥匙。光美同志说：有机要室的同志才能交出钥匙。于是她把少奇同志办公桌上的钥匙交给了机要室的人。

　　西大灶的斗争会由武建华主持。下午6点钟左右，当我随着少奇同志走进会场时（当然还有其他人押着我俩走进会场），屋里已经坐满了人，大约有四百人左右，都是中南海警卫局、秘书局、39局的。这次大会上批斗得相当残酷。

　　我把少奇同志送到会场前面，他站在那里接受批斗，就叫我站到他一侧了。进入会场时，他们呼喊着“打倒刘少奇！”“打倒中国的赫鲁晓夫刘少奇！”的口号。批斗会进行了一个多小时，不时有人叫少奇同志低头，还有人叫他弯腰坐“喷气式”，但他没有弯腰，只是低着头，站在那里听他们发言。正值酷暑热夏，虽已是傍晚，西斜的阳光仍强劲地直射在西墙通体的大玻璃窗上，而少奇同志就站在西大灶的西墙窗下，面朝东正对着造反的人群。不多时，少奇同志出了很多汗，半袖的确良的衬衣都湿透了，汗滴答滴答地往下淌。我就在他旁边，这时我给他递了一块手绢，说：“你擦擦汗。”他都不敢接。我说：“没事儿，你擦一擦。”少奇同志拿起手帕刚要擦头上的汗，有人喊起来：“刘少奇把手放下来”，后来不知是谁冲上来，“啪”地把脑袋一按，这一按少奇同志就再也直不起腰来了，只好低头在那听着。这次批斗会斗了1小时40分钟，最后在一阵“打倒刘少奇！”的口号中散了会。这时的批斗说实话还批不出什么名堂来，因为尽管中南海的工作人员分成了两派，但从思想上还不是太明确，无非还是颠来倒去的那几个问题，什么反对毛泽东思想啦，走资本主义道路啦等等，再有就是围攻起哄，而且这次动用了武力。我记得批完以后，汪东兴的司机李和还说，这要在外面早就把他们推下台来了，这根本不行。意思是气氛不够。我搀着疲惫不堪的少奇同志回到家里，已是晚上8点钟了。一进办公室、卧室，我们都大吃一惊：到处都是乱七八糟，满地的衣服、报纸乱扔着。听李太和同志说，秘书局的人来“清理文件”，以此为借口实际上是抄家，他们把所有的房间和箱子、柜子以及光美同志的衣服皮箱都打开翻了一遍。走时还把工业券和钱扔得满地都是。太和说：“我又一点点地收拾起来，简直不像话，对我们也怒目相待。”一问刘秘书，他的办公室也给抄了，所有的保险柜、机密文件全都给弄散了。安排少奇同志睡了觉，我回到宿舍一看，我们的房间也没幸免，一些照片及私人物品不见了踪影。这一次造反派采取了阴阳两套的做法，明里是批斗，暗地里抄了国家主席的家。后来知道，这次批斗是江青、康生、陈伯达乘毛泽东、周恩来不在北京之机直接决定的，事前进行了周密的策划和部署。

　　少奇同志回到家里，在他的宿舍门口，从此站上全副武装的解放军哨兵，开始日夜监视。光美同志被批斗回来，就再也没有叫她回原来的宿舍，而是住到本来是外婆和孩子们住的后院的一间屋里，并由39局和警卫局服务科的女同志“监护”起来。从此，少奇同志、光美同志完全失去了人身自由，被分别软禁在中南海“福禄居”的前后院里，近在咫尺，却不得相见，连子女也不准见面。这是林彪、江青一伙给少奇同志精神上最残酷的打击。之后少奇同志曾多次问过我们，光美同志在哪里？我对他说：就在后院里。我们经常看到少奇同志在他的办公室或卧室的北窗户处，向后院里张望。从他焦虑的目光，不安的神情，我感觉得出少奇同志是在担心着光美的安危――一段时期来，她不仅与自己一同遭受批斗，遭受谩骂，还多次被强行带走，在大庭广众之中受辱。在这种恶劣的政治气候下，他担心自己的妻子有一天会一去不回。因此，他想证实自己的妻子是不是真的还在离自己不远的地方，他希望能看到她，哪怕是一个背影也好。但令他万分失望的是，在专案组的严密监视下，他什么也看不到。也就是在这个时候，停发了少奇同志的《参考消息》和部份地方报纸。保健药品被停止了，安眠药品也从此由医务人员控制使用。长期以来，少奇同志需服用大量安眠药才能入睡，突然把药降了下来，给他睡眠造成很大困难。被软禁后的少奇同志走到哪里，武装哨兵就跟到哪里。吃饭时跟到餐厅，睡觉时哨兵站在卧室门口，就是上厕所也要跟到卫生间，总之寸步不离。连我们这些工作人员也受到哨兵的监视，所以一般情况下，除了我们正常的工作外，很少去接近少奇同志。有时哨兵按电铃，叫我们去处理他们处理不了的事情。他们对少奇同志实行了法西斯式的专政。

　　“揪刘火线”与八·五批斗

　　1967年6月以后，在中央文革小组的煽动下，以北京建筑工业学院“新八一战斗团”为首的各大专院校战斗队陆续在中南海西门外安营扎寨，设立了“揪刘前线总指挥部”，各院校在府右街搭起帐篷、小木屋等临时建筑。外地来北京串联的造反派组织也纷纷加入这一行列。临建小屋的四周贴满传播各地批斗成果及新动向的大小字报，满街都是丑化刘少奇、王光美的画像、标语，他们还用高音嗽叭冲着中南海日夜呼喊，形成喧闹一时的所谓“揪刘火线”。

　　“新八一战斗团”写给少奇同志一个勒令信，要少奇同志去建工学院检查。少奇同志见到勒令信非常气愤，他搬出书架上的《宪法》大声地质问，“是谁罢免了我的国家主席？为什么向我勒令？”对这些置最基本的法律于不顾的恶劣行径表示了压抑已久的愤慨。

　　1967年的8月5日，为纪念毛主席“我的一张大字报”问世一周年，号称100万红卫兵要在天安门广场召开批斗刘邓陶大会。这次批斗也是中央文革小组直接指挥的有组织行动。8月5日这天，按照造反派的意思要把刘邓陶揪出中南海批斗，最后实际上是在中南海内批斗的。天安门是主会场，刘、邓两家各设了一个分会场，高音喇叭线分别和天安门的连着。

　　8月5日下午两点半后，中南海造反派来了几个人，从办公室里把少奇同志叫出来，押着他出门，进了西院的大门。西院里大约有三百多人。

　　这次批斗从下午三点多钟开始，批了两个多钟头。光美同志同时在西院里挨斗。“中央文革”的曹轶欧和戚本禹的秘书王道明等人坐镇指挥，批斗大会比“7·18”那次更厉害了。

　　少奇同志被押进会场时，途中人们拥挤不堪，不断地呼喊着“打倒刘少奇！”的口号，还有的人把拳头伸到少奇同志面前喊口号。随着就是光美同志被押进会场。少奇同志站的靠北面，光美同志靠南面，都是面向群众。把他俩押进会场后，王道明在我们卫士值班室给主会场打了一次电话，开始主持开会。他讲了几句话之后，就是造反派的代表批判发言。除了进会场的场面以外，会议开得比较“文明”，有解放军，有中南海警卫团的维持秩序。批斗会进行了一段时间，“中央文革”来督阵的人嫌火力不猛，气氛不够，突然宣布休会。有人押着少奇同志和光美同志分别进屋“休息”，少奇同志被押到他的书房里，他要了一杯开水喝，光美同志被押在卫士值班室的外屋里。王道明对会场进行了整顿和动员。不一会儿少奇同志和光美同志又被押进会场，发言的人说了没有几句，会场就乱起来了。原来坐在前面的人站起来了，后面的人拥挤到前面，对着少奇、光美同志就是拳打脚踢，有的按着他俩的脑袋，叫他俩低头，有的干脆揪住少奇同志的头发，按住少奇同志的腰，又把胳膊反背到后面，叫坐“喷气式”。这时，不知是谁把大字报撕下来，中间弄了一个洞套到了少奇同志的脖子上。摄影机的镜头对准这个场面哗哗地拍。摄影机越响，围斗的人就越是闹得厉害，这个一拳，那个一脚，劈头盖脸打在少奇和光美同志的身上。少奇同志的鞋被踢到一边去了，只好赤着脚在那里挨斗。在一片混乱中，警卫人员也没办法了，我记得是来了十几个解放军，把他两个和围斗的群众隔开了。这时少奇同志已是筋疲力尽，身上半袖的确良汗衫早已湿透了。也就在这个时候，光美同志和少奇同志站到了一起。面对失去人性、仍在咆哮的造反派，只见光美同志紧紧地抓住少奇同志的手，俩人紧紧地依靠在一起。他们在传递着彼此间的牵挂与安慰，同时更传递着一种鼓励与信念：面对凌辱，绝不退缩！直到造反派又冲上来，生生地把他们分开！散会后，我在值班室门口搀着少奇同志回办公室，走路时，他每抬一下腿都很吃力。进办公室后，他坐在靠西墙的单人沙发上，一只手托着脸，满脑袋的头发被揪得直直地冲着天空。我正要给他倒杯水，这时摄影机在办公室门口对着他，又是哗哗的一阵响声，意思就是要拍那个“狼狈”劲儿。忙活了一阵儿之后，这些人才撤走。这次批斗之后一直到少奇同志被迫害致死，就再也没有和家里的亲人见过面。

　　一双袜子

　　八·五批斗会上，分离多日的少奇同志和光美同志匆匆一面，一起承受了造反派惨无人道的凌辱与迫害，却连彼此说话的机会都没有。之后又被分开单独关押，而且看管得更加严格。这次把光美同志由上次的后院转移到了最北面一直闲着的大后院里，并在前院、后院与这个院中间用沙杆、席子从东到西搭起了一道墙，本来是很长的一个院子，被截成两半儿。警卫局的人命令我，不准叫刘少奇知道后边住的是王光美。如果他要问为什么搭墙？就应付他说是为了贴大字报。这时上面已经写了好多标语：“打倒刘少奇！”“打倒中国最大的走资派刘少奇！”等等。有的还在名字上打叉，或者把名字倒写。

　　但是少奇同志和光美同志的感情是非常深的。这次分居以后，两人虽互相掂念却难通信息。还是光美同志出狱后，对我说她在大后院里被困了两个月之后就被捕入狱了，从此与世隔绝达10年之久。

　　我记得当时专案组负责看管的人通过中南海服务科的小严，找我说王光美要衣服。我问：“都要什么衣服？”回答是：“要夏天的衣服。”我便到卧室里去找衣服，实际上少奇同志都给她准备好了。从当时批斗的残酷性和现实处境来看，我想这一分开，何时能够团聚真的很难预料了。因为少奇同志的衣服都由我们来掌管，我就想，把少奇同志的什么东西送点给她作纪念。

　　我翻腾翻腾衣柜，忽然想到少奇同志有双尼龙袜子。那时尼龙袜子还很少，算得上是稀罕物，显得非常珍贵。于是我就把这双灰色的尼龙袜子连同衣服都给她拿过去了。拿过去以后，光美同志不认，又叫看守她的人找我，说给她的衣服不对，后来我就过去了。她指着袜子说：“这个不是我的。”我态度很严肃地说：“怎么不是你的！这是出国的时候给你买的，你忘了？！”这时光美同志似乎醒过味来了。这次，我还把少奇同志和光美同志两人的牙缸对换了一下，他们俩的牙缸都是白色的，少奇同志的牙缸底下有一圈蓝瓷，光美同志的是全白的。之所以这么做，从我个人的角度，也是想尽量让同陷于孤独与迫害中的光美同志能多一些可能的温暖。关于这双袜子，79年底80年初说起此事时，光美同志仍记忆深刻：“这双袜子我在监狱里一直穿着它，就是你给我拿来的，还记得吗？”我说：“怎么不记得？”“我开始没理解你的意思，你第二次来对我狠狠批评的时候，我才想明白了。你当时为什么这样做？”“当时我考虑只能给你双袜子，别的你都不能要。衣服，他的大，你不能穿，颜色也不一样。当时首长能拿到你的东西，因为你的东西都在家里。你得到他的东西却很困难，所以只能给你双袜子（作为纪念）。”她说后来理解了这件事儿。这双袜子陪伴光美同志度过了十年黑暗的监狱生活。现在保存在少奇同志纪念馆（湖南长沙宁乡县花明楼炭子冲），已成为一件珍贵的历史文物。

　　谁罢免了我的国家主席？

　　除上面提到的几次大的批斗会以外，各种小型的斗争会更是家常便饭，屡见不鲜。八·五批斗以后，有一次我记得也是中南海的造反派大约四五个人闯到他的办公室来造反。那时办公室里也没有什么机密可言了。传单不允许给他看，《参考消息》也不给了，他惟独能知道的信息就是《人民日报》和《北京晚报》，再就是一个半导体收音机。少奇同志的办公室里有一个小书架，书架上有一本《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一看造反派又来批斗，少奇同志就举起《宪法》，高声抗议：“《宪法》是我作的报告，我现在还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到法庭审判我，要经过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撤职！是谁罢免了我的国家主席？我个人无所谓，我们国家的尊严不可践踏！破坏《宪法》的人是要受到法律的严厉制裁的。”面对造反派肆无忌惮的说批就批，说斗就斗，少奇同志早已义愤填膺。他要用《宪法》来扞卫作为国家主席的尊严，曾多次向造反派发出这样的呐喊，做这种正义的抗争！可是有谁听啊！中南海有一个保健组，专门给常委们打针吃药。一次少奇同志病了，我们马上给中南海保健组打电话。而这些人来了以后，不是赶紧看病诊断，而是先背毛主席语录，什么要斗私批修，什么革命不是请客吃饭等等。特别是一位姓张的大夫，一是难请，再有来了以后就是批斗，背语录：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诸如此类。斗了以后，才给听听心脏，量量体温，最后也只是给些一般的药，应付应付了事。等后来得了大病，发高烧40多度了，综合性肺炎，这才下决心抢救。

　　被监禁的日日夜夜

　　从八·五批斗与光美同志再次隔离开以后，少奇同志的生活就全仗他自己了。以前在一块儿的时候，光美同志从各方面照顾他。工作上的配合默契自不必说，生活上特别是精神上的关怀与安慰是任何人都无法替代的。而这种强行的分离对晚年的少奇同志是个沉重的打击。从此以后，他的身体是一天不如一天，不到几个月的时间就完全垮了下来。

　　林彪、江青一伙不仅从精神上残酷地折磨少奇同志，从生活上也是百般摧残。早在1967年6月的一个夜晚，为少奇同志当了16年的厨师郝苗同志被抓走了。郝苗同志从1951年以来一直是少奇同志的得力厨师，他对少奇同志的生活习惯、饮食口味了如指掌。少奇同志的晚年身体强壮起来与郝苗同志有着直接的关系。逮捕郝苗以后，只剩一个白案炊事员冯师傅，当时看他做菜也不行，随后也因某种原因调走了。最后只剩李太和、于云德、李智敏和我四个人，其他人全都走了。之所以把我们留到这里，就是要照顾他的生活。因为熟悉一个人特别是中央首长的生活习惯，是不容易的。他和邓家不一样，小平同志和卓琳同志始终没有分开，卫士撤了也没事，生活上还有人照顾。刘家就不行了，他们已把光美同志逮起来了，不久送进了秦城监狱。我们三个卫士留下后就轮流值班。每天搞搞卫生，给烧点开水，拿拿烟。没厨师做饭了，怎么办？请示汪东兴，答复是叫我们工作人员吃饭的时候从大食堂给他往回打。饭菜常常买回来就凉了，只好再热热给少奇同志吃。他一个牙都没有了，满口假牙，能吃下去吗？！为了照顾他的胃口，我们尽量地买软菜，如丸子、豆腐之类的。开始是给他买好菜，两角钱以上的菜，最好的也不过三角钱而已。时间长了，人们知道我们是给少奇同志买的饭菜，尤其是中南海造反派的头头就训斥我们：给他吃点儿就行了，为什么还给他吃好菜？！也有的指着我们的脊梁骨骂我们是“保皇派”，“黑司令的走狗！”由于饮食质量大幅度的下降，再加上精神上的长期折磨以及来自报纸、广播等各方面的刺激，少奇同志郁愤成疾，他的身体逐渐垮下来了。1968年3月以后少奇同志吃饭、走路都很困难了。后来吃饭由卧室到餐厅，也就20几米远，要走半小时到40分钟的时间，一条腿已经是拖拉着抬不起来了。就是这样，仍然是全副武装的哨兵，背着卡宾枪，像看犯人一样跟着，走一步跟一步，寸步不离。我们卫士也只能后面跟着，不许搀扶。吃饭时，手和嘴也配合不到一起了：有时嘴张开了，饭菜到不了口，饭菜到了嘴边，嘴又闭上了，手拿起筷子来颤抖得很。就是这样，哨兵仍然盯得死死的。本来我们话就不多，这时就一句话也不敢说了。扶扶他、搀搀他都不行。不是不行，是不让，说你划不清界限。这时候，看着少奇同志蹒跚的脚步，和因身体日渐衰弱而有些佝偻的身躯，我的心里涌上一种说不出来的滋味甚至幻觉：这还是我心目中整日里为国事操劳、无限敬仰的刘主席吗？这还是一贯生活简朴、常常朴素得像自己的父辈的那位长者吗？他曾是主席非常信赖的战友、同志、接班人，为什么一夜之间好像一切都翻了个个？我真的有些想不明白，百思不得其解。这些问题、这种痛苦的感受很长时间里困扰着我，冲击着我，使我夜不安枕，惆怅万分。但不管怎样，在当时的情况下，我们还是尽可能地从生活上照料他，帮助他。不久我们就不叫他去餐厅吃饭了，在光美同志办公室放了一个小桌，后来干脆又把桌子搬到卧室。吃一顿饭要很长时间，而且弄得满桌子、满身上是菜。我们将这些情况书面报告警卫局。后来答复：可以叫干部队的人给他做饭。干部队开始派了一个分队长张炳尔（过去做过饭，当过炊事班长）给少奇同志做饭。做了一段时间就不叫他做了，又换了个也当过炊事员的战士，也做了不长时间。少奇同志的饮食实在是太差劲了，每餐吃不了多少东西。有一次在卧室吃完饭，我们去收拾碗筷，发现少奇同志的裤子湿了一大片，后来又多次发现此事，我们知道他的小便失去了控制能力。多次发现他的病情后给中南海门诊部打电话叫大夫来，每次都不那么痛快，有时要打几次电话才来，来了之后首先是向少奇同志训斥一番，而后给点药应付一下了事。1968年6月初的一次，少奇同志对护士小马说：“你们给我看病是假的，我的病你们越看越重。”少奇同志曾得过肺结核病，有严重的糖尿病，这时就连治糖尿病最基本的药D860也不给吃了。

　　我们再次将少奇同志的病情及生活情况写成文字上报。答复是：生活上不下降，以前吃什么现在还吃什么。中南海的供应站早在1967年12月就造反不供应他了，经过请示叫我们从市场上买东西，市场上有什么就给他吃什么。于是我们一方面从市场上买些蔬菜、水果，另一方面把过去剩下的燕窝、海参、发菜等统统拿出来给他吃。可是当时战士做饭，见都没见过这些东西，那里会做呢？供应站既不供东西，后来又没了厨师做饭，生活上不下降不是一句空话吗？

　　这时候少奇同志大小便都失禁了。原来中南海有洗衣房，洗衣房工人也造反不给刘少奇洗衣服。怎么办呢？我们几个商量后决定拿到外边洗衣店去洗，因为他还有工资。以后不管拉的尿的，大件的衣服、被褥都拿单子一包，送到西安门的洗衣店去洗。小件的如短裤、汗衫等仍由我们来洗。

　　尽管是这样，我们还是该洗澡时帮着给他洗澡，但到了后期他身子动不了了。那时刘秘书还没走，一次值班时，我心情沉痛地跟他说，首长已经骨瘦如柴了，体力是一天不如一天，真是让人不忍心看。想想少奇同志为党辛辛苦苦、兢兢业业干了一辈子革命，最后竟落到这种地步，后事都不敢想象。谁能预料到将来会怎么样？我俩小声地在值班室谈了很长时间，既为少奇同志的不幸感到忧虑，也对自己的前途感到悲观，但又不敢怎样，因为哨兵就在门口外边。那时候可以说形势已经相当严峻了。

　　生重病

　　经过长期精神上的折磨和身体上的摧残，终于在1968年6月下旬，少奇同志患了急性肺炎，发高烧。我们一方面书面告急，另一方面找警卫局领导。开始并没有引起医务人员的重视，治疗也只是一般地给些药物应付一下。几天后他的高烧不退，在病危的关键时刻，由杨德中同志（警卫团政委）亲自组织中西医专家进行抢救。当时干部大队李广仁队长协助杨德中同志做具体工作。我记得参加抢救少奇同志的有解放军总医院、北京医院以及空军总医院的专家，除了解放军总医院的两个护士进行护理外，杨德中同志还特意从玉泉山把曾经护理过胡志明同志的卫生员调来参加护理。专家们曾提出将病人撤离监护环境住院治疗的建议，但没有得到批准。高烧曾反复过几次，在少奇同志病情尚未得到控制的情况下，参加会诊治疗的专家被陆续叫回原单位。由于有限度的治疗，少奇同志的病情并未得到真正的好转。这次得病后少奇同志基本上就瘫痪不能走了，一直卧床到死。这次组织会诊抢救，报告了主席，主席有了批示：政治上划清界限，生活标准不降低。解放军总医院的两名护士只呆了两个月，8月初，由于某种原因调回总院，来接替她俩的是北京医院的曹兵、纪秀云同志。这两个同志对待少奇同志的态度比总院的要好，工作也比较安心。两个人一直护理到开完九大，1969年10月林彪“第一号令”之后，把少奇同志转移到开封，她们才撤出来。这俩人不仅护理水平高，而且处理问题果断，小的地方该用什么药，不经过医生就及时用上了。我们在旁边看着，定时给翻身，做按摩，舒筋活血，用酒精消毒，所以少奇同志在北京期间没有得褥疮，护理得很好。一个多月后，少奇同志的嘴张不开了，因此流食也就不能从口而入了。只好从鼻孔插橡皮导管，用注射器将混合奶（牛奶、高蛋白、麦乳精、可可等混合而成）注入体内，直到少奇同志逝世，都是用这种方法维持生命。

　　1968年10月党的八届十二中全会批准了由江青、康生等人一手操纵、凭伪证写成的《关于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罪行的审查报告》，作出“撤消其党内外一切职务，永远开除党籍，并继续清算刘少奇及其同伙叛党叛国的罪行”的决议。我和其他工作人员一样，思想压力更大了，来自外界的讽刺、歧视更多了。警卫局某些领导对我们也另眼相待，不少政治生活中应该享受的待遇也被剥夺了。

　　从卧床不起之后，少奇同志再没讲过一句话。我在这中间病了一段时间，住了一段医院。从医院回来以后，我就又参加值班，突然有一天，曹兵跟我说：“小贾，刘少奇找你呢。”我以为是在开玩笑。“真的找你，点名找小贾，你去吧。”我就进去了。哨兵就在门口，他得记录哇。少奇同志在床上躺着，已不能动了，我走到他床前问他：“有事吗？”他没有反应，只是瞪大了眼睛，我大声地又问了声：“有事吗？”少奇同志微笑了一下，在床上躺着摇了摇头，没有说什么。我说：“有事你就说，该怎么办还怎么办。”他又笑了笑，什么话也没讲。看着躺在病床上的少奇同志，久经折磨，身体已经非常瘦弱，原来左耳下的小瘤子也显得很凸出了。此时少奇同志难得的微笑却让人感觉是那样的辛酸和悲凉。这一情景，多年以后回想起来，印象仍特别深刻。这也是惟一的一次，自从和光美同志分离开之后，任何人没有找过。就这样一个事情哨兵也做了记录。由于受病的折磨，少奇同志常常紧攥着拳头，或者是伸开手指乱抓、乱撕，一旦抓住东西就死死不放。由于实在不忍心看他这种痛苦的样子，我们就把两个硬塑料瓶子拿给他，让他捏在手里。到后来，这两个塑料瓶完全变了形，被攥成了两个小葫芦！到了后期，少奇同志不再讲话，即使在遭受病痛折磨时，也是默默忍受。他是用沉默来表达自己心底的抗争。后来我想，这次找我来，也许就是想看看这个时候还有没有自己身边的人。要知道，身心俱疲的少奇同志已见不到一个亲人：自己的妻子身在何方？钟爱的儿女又在哪里？都不知道，也无从知道。承受这种孤独与凄凉又需要怎样的毅力呢？

　　转移开封

　　1969年10月17日晚上，汪东兴来了，把我们几个人召集到一块儿，在西会议室给我们传达：“中央有个决定，把刘少奇转移到外地去休息（后来才知道所谓休息是根据林彪的一号通令，把一些重要的审查对象分别转移到外地），到开封。”并说要告诉刘少奇。李太和到卧室就对少奇同志说了，但怕他领会不了，小于就用棉签蘸上墨水，在一张长条纸上写上：“中央决定把你转到外地去休息。”写好后拿到少奇同志眼前，少奇同志扭头不看。

　　之后开始分工，卫士组叫李太和一个人去，另外有高生堂（汪的秘书）和当时护理少奇同志的两位护士去，乘第二天晚上的飞机。叫我在家移交东西，于云德和李智敏去五七干校。

　　10月17日晚上，他们用担架把少奇同志抬到一辆救护车上，匆忙间，只给少奇同志穿了件上衣，连裤子、鞋袜都没穿，就裹了床被子。然后送到北京昌平机场，送上飞机。当晚，飞机从昌平机场起飞，夜航到了开封。

　　这时我开始在家里搞移交，哪怕是一本书，一件衣服，都要一一登记造册，同时有中央警卫局办公室的两个同志协助。穿梭在自己曾经那样熟悉的环境中，如今已是物是人非。抚摸着书架上蒙尘的书籍，我的思绪万千。翻开上面醒目摆放的《毛泽东选集》，随处可见有少奇同志阅读时圈圈点点的笔迹，而少奇同志多次高举的表示向造反派抗争的《中华人发共和国宪法》，仍静静地躺在那里，少奇同志的办公桌前，只见宽大的桌面上散落着几张破旧的报纸，几支已经多时不用的铅笔孤零零地立在笔筒里，而从前在少奇同志超负荷工作时，它们可是须臾不可缺少的伙伴。整理少奇同志的衣物，更是让我心潮难平。出国时才定做的不多的几件衣服和皮鞋（这还是在我们的努力争取下才同意的）依然簇新。而拿起那件灰色泛白的半袖的确良衬衣，我的心蓦地在抽紧：7月18日和8月5日的两次批斗，少奇同志都是穿着它。这上面浸透着少奇同志的汗水，也蕴含着少奇同志心底的血泪。

　　从书房，到办公室，再到卧室，我依次地、仔细地翻检，登记。多少次，作为工作职责，我们曾清理、打扫这些地方，那时都是一种轻快的心情。而今天，当我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细致、更全面地接近少奇同志工作、生活过的每一处地方时，我的心里都有种说不出来的沉重甚至是煎熬。经过一段时间的紧张工作，终于整理完毕。我签过字，中央警卫局办公室的人也签了字，算是移交清楚。环视一遍已变得空旷、寂寥的福禄居，我深深地吸了一口气，算是做最后的道别。然后慢慢地关上两扇大门，上好锁，把钥匙交给了干部大队看管起来。他们通知我（那时不叫通知，是勒令）24小时离开中南海。我说不用24小时，两个小时我就走。我的行李也很简单，一个小破木箱子（现在还留着呢），一个铺盖卷儿。在凛冽的寒风中，我背起行囊上路了。从这一刻起，我离开了工作、生活了近10年的中南海，离开了留下自己欢欣与痛楚的福禄居。中央警卫局在西安门有一个招待所，我被指令到那里等待处理，这是1969年的12月份。一天，我见到了准备去上五七干校的李太和。一见面，太和对我说：“我们的任务完成了。”一听到这话，我的脑子里突然一片茫然，好像空气一下子都冷凝起来，半天才缓过神来。我明白，少奇同志已经走了。太和接着告诉我，当时火化时写的申请人是刘源，与死者的关系是父子。死者姓名写的刘卫黄，职业是无业。我忙问“骨灰怎么办了？”“就放在开封火葬场。”我说：“这事你可记清楚了，因为你是经手的。”他说还有专案组的人。太和还告诉我，当时死的时候，谁也不知道。因为没有鞋，他就给买了一双，身上穿的还是布做的制服。从1969年10月17日晚从北京转移到开封，到11月12日6时45分，仅仅26天，少奇同志带着病痛、带着悲愤离开了人世，就在开封市革命委员会机关一号楼形同监狱的小天井院里。临终时，身边没有一个亲人，哪怕是自己熟悉的人。新中国的开国元勋国家主席在告别人世时竟变成了“无业”！而在少奇同志含冤辞世的多年里，家人根本不知道他的任何消息。而中国广大的老百姓，更是对少奇之死毫无所知。这是怎样的人间惨剧啊。1970年1月26日，我被发配到保定胶片厂，离开了仍处在狂热、混乱中的首都北京。

　　在少奇同志离开我们30周年的日子里，打开记忆的闸门，缅怀他的不平凡的人生，带给我们的是不尽的思念。重述这些饱含血泪的往事，也带给我们对那段黑暗历史的深深反思。但愿少奇同志和许许多多的普通百姓付出的生命代价，能使今后不再有这种悲剧的历史重演。在20世纪即将过去的时候，站在新世纪的门口，我们不能也不应忘记一位共和国的领袖，他曾经历的悲欢荣辱及所承载的历史重负。而我们告慰少奇同志的最好的方法，就是把我们的国家建设得更加民主富强、人民生活更加幸福安康。我想，这也是少奇同志一生都在为之奋斗的事业和理想。少奇同志不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