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不能，敢不敢公开提出“依宪治国”？不是一个简单的政治口号问题，而是关乎一个国家的政治性质问题。“依宪治国”就是“民主国家”。但是此前，国内舆论场中，有一些“专家学者”突然高喊“依法治国”，其主要目的，是要用“依法治国”来否定“依宪治国”。他们认为：今日之中国，只能搞“依法治国”；不能搞“依宪治国”。这是为什么？道理很简单：如果提出“依宪治国”，必然会涉及“公民权利”等问题。而只提“依法治国”，就所以避免这个麻烦。为此，笔者撰写了《“依宪治国”与“依法治国”有什么不同 》。同时，在《“依法治国”的口号存在着“政治漏洞”》一文中，明确指出： “依法治国”这句口号,确实存在着一些“政治上的漏洞”,这会给个别官员留下“人治”的“腐败通道”，某些官员，可以为了自己的个人利益（或者小集团利益），随便简单地搞个地方性的“法律法规”，打着“法治”的旗子，去危害群众利益。（在现实中，这种例子已经有很多了。）因此这不是简单的文字上的不同，而是根本的实质上的不同。 其实，封建社会的口号，也是“依法治国”，所谓“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同样强调“法治”。因为“法”的真正作用在于“治”，在于管理老百姓。
而“依宪治国”不仅起着规范全体公民（包括官员）的行为，同时又保障公民能正常行使“宪法中已经规定的公民权利”。“依宪治国”，就是要让“官员的行政权力”和“公民的民主权利”都能在“宪法的笼子”内得到正常运行。有人认为，“公民的民主权利”会制约“官员的行政权力”，不利于 “官员权力”的行使。其实，正是这种“制约作用”，才能防止官员滥用权力，防止“权力变质”。
笔者在许多文章中呼吁“尊重国家宪法 ，实行民主新政”，前些时在《“依宪治国”才是疏导社会矛盾的正途》一文中指出，实现“依宪治国”，不仅能产生良好的国际声誉，而且具有实际的政治效果。“民主国家”的唯一标准，就是公民能正常行使“宪法”中已经规定的“公民权利”。如果真的让“官员的行政权力”与“公民的民主权利”都在“宪法笼子”内正常运行，就可最大程度上减少和避免一些不必要的社会矛盾。公民（各个不同阶级阶层）之间的利益矛盾与斗争，完全可以按照宪法规定的合法途径，及时通过和平的方式得到解决，阶级斗争将不再充满暴力和血腥。因此，在确立“人民民主专政”基础之上的“依宪治国”才是疏导社会矛盾，缓和阶级斗争的正确途径。
当然，尽管已经公开提出 “依宪治国”，但是要真正做到“依宪治国”，仍然任重道远。某些“官员”甚至一些“学者”，对于新型的“依宪治国”在短时期内很难接受，因为他们长期的生活习惯，已经形成了特有的思维模式，无法认可“权力”也要受到约束这一现实。其实可以冷静想一想，如果一个国家连自己制定的“宪法”都不敢承认，不敢履行，这种“失去规范和监督”环境下的官员能正常吗？所以说“依宪治国”，才是对官员真正的爱护和保护。
我们常说“制度自信”。 有了“制度自信”，才有“制度进步”。“自信”是健全完善的前提，只有对自己认可的政治制度发自内心的真正自信和拥护，才会主动积极地争取使其逐步完善完美。完善的制度才有完美的社会。“制度决定前途”，完善的政治制度，良好的社会环境，才能修复“道德体系”，才能重建“是非标准”，中华民族才有美好的明天。“四中全会”公报中说的非常对，“人民权益要靠法律保障，法律权威要靠人民维护”。所以，真正实现“依宪治国”，才能得到人民群众的认可和支持。站在人民群众的立场上，才有“自信”的强大底气。立场决定态度，理直自然气壮。因此中国可以向国际社会宣布：中国人民对自己的政治制度充满自信，中国是一个民主的国家。 [博讯来稿]
在这几天之内引起了极大的震动，出乎大家意料之外的。本来香港的学生和民主派人士已经要进行对中国关于香港特首直选的问题提出抗议，从9月27号到今天，变化为什么很大呢？
从我自己个人的见证来开始。我从去年的时候就跟中文大学新亚书院有约会，我要在今年9月27日早晨10点到12点，向新亚书院提出一个学术讲演，我的题目是讲“新亚书院和中国人文研究”。
我的题目和政治没有关系，可是当时新亚的院长强调，我除了讲演一个小时之外，还要一个小时答复听众的询问，听众有5丶6百人。
在讲完我的主题之后，我当然讲的是中国人文研究，中国的人文精神，钱穆先生，唐君毅先生提倡的， 要士大夫能负担起社会的责任来，在国家社会有重大问题之后，读书的人要特别出来说话，这是中国的一个老传统。新亚的最早的教育也强调这一方面，就是要用人文主义来吸收中西文化，造成一个民主自由的社会，但是又和中国的人文传统互相配合，是这样一个理想的想法。
在这个讲演完了之后，问题之多是出乎我的意料之外的，而且问问题的人除了少数中年人老年人以外，基本上都是年轻的孩子，都是十几岁二十岁的中文大学新亚书院的学生，都是19岁到21丶22岁之间。他们的问题集中在讲香港的公民抗议方面，我因为做学术演讲，同时新亚书院是中文大学的一部分，中文大学又是政府的学校，所以我不能说的太露骨，我只能强调现在的知识人对继承中国的传统，对于切身利害，对于整个社会，整个社区，对于整个香港社会的将来有很大的责任，不能不负担起来。我只能讲到这里为止，并没有鼓动他们去做公民抗议，根本就没有提到“占中”这类问题，他们虽然提出“占中”字样，我都没有答复。所以我相信我的说法是相当温和的。
在公民抗争运动还没有发生之前，青年学生的心理状态是非常清楚的，他们的心态就是不能够过分的受委屈，觉得做一个现代的人，应该让正义能够当家，每个人得到公平的待遇，这个公平的待遇是他们所争取的。
所以，香港未来的民主决定在于候选人是谁的问题，候选人如果是中共口袋里的人，大概不可能有真正的民主自由出现。但是怎么样争取一般的人可以得到提名，提名香港人多数所向往所需要的人，这是个很大的困难。因为共产党的人民代表大会既然公开站出来说这句话，当然是代表了中共中央的意思，也就是代表了习近平和他的政治局常委的共同意见。
共产党所利用的香港人的心理的一个弱点，就是怕香港乱，乱了以后经济受影响，经济受影响后家里收入就减少种种。对于这些顾虑在催泪弹使用之后就不存在了。大家觉得我们与其做个奴隶样的，委委屈屈地活下去，还不如奴隶抗争，抗争结果如何，我们可以不计较，抗争一次失败，我们可以再次抗争。所以这就把香港的公民抗争运动扩大到一个最高的限度，可以说是香港有史以来，过去香港也有过很多游行反抗，但是都没有这次这样受到世界的重视。
所以我觉得香港的这次运动是特别值得重视的，所以《纽约时报》的报道上特别强调说这是一个没有领袖，但有秩序的抗争，这个有秩序的程度到了你不能想象的地步。所有的垃圾，所有脏东西他们都收拾的干干净净，还有一些人特别为收拾垃圾出来，把街道打扫干净。这些作风可以看出他们是真的和平的，但是非常坚决的要争取他们的权利，争取他们的前途。
从这个层面看香港的公民抗争达到了一个最高的文化水平。这就远远超过了当初“六四”时代，人们一哄而起，还有些人对共产党存有幻想。这一次所有参加的人都没有幻想，都知道共产党一直是不会让步的。所以在这个态度之下，这个抗争就发生了很重大的改变，而这个改变我相信在中国民主运动史上将来要占一个特殊的地位。
—— 原载: RFA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