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军网署名为“谢正平”的评论文章指出，“才厚其人，出身普通人家，考取名牌大学，从军几十年，也曾敬业也曾勤勉，一级级晋升至军委副主席，最后因腐而败沦为历史罪人”。文章中所描写徐才厚的形象，似乎是中共平民出生官员的现实写照，通过自身努力逐级晋升，跻身政坛高层。

　　事实上，自中共刮起反腐飓风后，中纪委打落的落马高官中平民出生的官员占比很高，其中官阶最高者如中共政法委原书记兼政治局常委周永康、中央军委原副主席徐才厚等。而平民官员与红二代官员悬殊的落马比例，引发外界探究，平民官员落马是因为无法抑制心中贪念，还是因为缺少背景，致使一朝失足万劫不复。

　　此前，中国几位知名“红二代”在接受香港媒体采访时，对这一现象的解释是“红二代”幼承庭训、亲历父辈不为利益所动的信仰和原则，不受贪腐侵蚀。这一说法立即引起舆论强烈反弹，逐渐演变成平民官员落马，“红二代”不贪的关于贪腐官员血统的争论。

　　关于“红二代”甚少涉腐，舆论有两种论调。其一是，邓小平后来提出的“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著名论断，导致“红二代”迅速致富。其二是习近平的“红二代”出身。有意见领袖认为，习近平上台凭借的是“红二代”的出身和势力，因此有些“红二代”试图裹挟习近平为他们看家护院，继续保持特权。

　　香港媒体认为，“红二代”里有从政的红二代和从商的“红二代”。从政的“红二代”的确较少贪腐，而从商的“红二代”则利用红色家族的关系和特权迅速致富。也许他们致富的过程并不违反中国制定的政策和法律，但是从社会公义和平等的价值观衡量，显然和现代公民社会格格不入。

　　新华社出版的《半月谈》曾发表一篇文章谈到红色富豪，指出红色商业家族大多从事需要审批的贸易、基础产业、能源、房地产等，借助权力赚取财富。香港《信报》评论说，这就等于向高干子弟大开绿灯，放手让他们去敛财，让他们去瓜分已经变成共产党“私产”的所谓“国有资产”。尽管大型国企成为王岐山反腐的重点目标，但是，最近大型央企、国企中的落马官员，多是是没有家庭背景和靠山的平民官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