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的回答是：我的法治我做主
2014-10-29 多维
四中全会的《决定》几乎回应了所有关于中国法治改革的问题，尤其针对西方关于“党的领导”、“宪政”、“三权分立”这三大质疑，习近平不仅没有回避，都全面给出了回应，并且给出了解决问题的具体方法，而非仅仅停留在谈问题、喊口号上。只是这些回应具有明显的“习式特征”，回应的内容，也不能令持有西方意识形态和法治观念者满意。
一直以来，基于西方意识形态的法制观对中国的法治改革抱有三个期望。
第一，认为法治必须摆脱“党的领导”。在西方的传统价值观中，法律是上帝定下的规则，天然具有至高无上、不可逾越的权力，因此中国要依法治国就不应当预设任何前提，包括“党的领导”。然而，中国人历来是不信上帝的，只信“大人”。从古至今，事无巨细，全以“大人”的英明决断做数，法只是个量刑工具，不能指望它明辨是非。诚然，在这一历史背景下，中国法治几千年来一直存在“权大于法”的弊端，但如果因此就陷入“党大于法”与“法大于党”的二元思维，将中国法治改革理解为“权”与“法”的简单对立，则难免从“权”的极端步入“法”的极端。
在“权”的极端中，“党大于法”最终演变为“人大于法”，中国过去不适当地将一切权力集中于党委，党委的权力集中于几个书记，使得“党的领导”变成“各级领导的领导”，造成领导的“权”压制法、“言”代替法。但“法”的极端同样有害于中国，众所周知，伦理道德在中国社会是一套独立于法律之外、广泛被接纳认可的行为准则，其地位及其对中国人的约束力犹在法律之上。例如在西方，赡养法保障老人能够得到子女在物质上的供给，社工给老人精神上的安慰；然而在中国，仅有赡养法保障的物质和社会的关心并不能令老人感觉幸福，唯有基于“孝”的天伦之乐才被认为是中国人最终的归宿。又如在西方，亲朋之间的利益冲突不忌讳对簿公堂，然而在中国这个人情社会中，闹上法庭等于和一系列社会关系决裂，所付出的成本十分巨大。换句话说，在中国的国家治理体系中，法治体系虽是重要部分，但并非核心部分，更不是唯一部分，而其他部分仍有赖执政当局建立。因此，在中国特有的社会文化中，既要解决偏激的“党大于法”问题，又不能简单的用“法大于党”来处理中国问题。
四中决定对这个问题给予了明确的回答：党大还是法大是个辩证的关系。一方面，要“坚持党的领导”，以确保能够全面建立适合中国的现代化国家治理体系；另一方面，要“促进党员、干部带头遵守国家法律法规”，“把能不能遵守法律、依法办事作为考察干部重要内容”。可以说，这一回应，既从大方向上否定了将西方价值观照搬进中国，阐明了中国对法治在国家治理体系中的定位，并表明“坚持党的领导”正是为了保证能全面推进这一国家治理体系的建设，也给出了解决当下中国“权大于法”的“人治”弊端的方案，即一旦法治体系建立起来后，所有的党员必须在法律框架下活动，不仅要通过党内法规从严治党，而且要将守法纳入官员考核体系。
第二，认为法治必须先“宪政”。前文说过，在西方的传统价值观中“法最大”，这一价值观今天表现为对“宪政”的强调。“宪政”已不仅仅是将宪法作为基本大法，用于规范其他法律法规以及执政者的行为，而更是一种意识形态，带有上帝的味道，成为西方的信仰。
然而中国人从来没有这种信仰，也不必要现在强加这种基于上帝的法律信仰。因此四中决定对来自西方意识形态的“宪政”期盼的回应是，强调“坚持依法治国首先要坚持依宪治国，坚持依宪治国首先要依宪执政”，将宪法还原为现实中的基本大法，所有治国、执政、行政的具体行为要在宪法的框架下进行，保证宪法拥有最高的法律效力，但并不赋予宪法神一般的至高权力。
第三，认为中国司法改革必须“三权分立”。在西方的意识形态中，由于法律是上帝为人类定下的规则，因此上帝是最高裁判，摩西代表上帝当裁判，耶稣主持最后的审判，作为裁判者的法官自然拥有崇高的至尊地位，不受外部权力干扰，人人必须服从、无可置疑。在这一意识形态下，“三权分立”成为西方对中国司法改革固执的期望，认为若不“三权分立”则所有司法改革都是掩耳盗铃。
然而回归中国社会实践，不论是从当下最急迫的问题，还是从长远的社会治理来看，“三权分立”都不是必要选项。
诚然，中国法院判案容易受到权力的干扰，法官也没有将地方政府官员的干预置之不理的能力。司法机构不能免于政府官员权力干扰导致了司法不公，司法不公对社会公平产生了致命的破坏，成为当下司法改革最急迫的问题。然而，这一问题并不必须由“三权分立”解决。四中决定对此给予了明确的解决方案：“完善确保依法独立公正行使审判权和检察权的制度，建立领导干部干预司法活动、插手具体案件处理的记录、通报和责任追究制度，建立健全司法人员履行法定职责保护机制。优化司法职权配置，推动实行审判权和执行权相分离的体制改革试点。”如果这一解决方案得以真正实施，那么审判权和检察权的独立以足够消除大部分的司法不公。
从长远的社会治理来看，解决司法不公的问题也不是仅靠“三权分立”赋予法律绝对的权力所能办得到的，相反，在法律的绝对权力之下，司法同样会产生新的不公。两千年前，苏格拉底在以身殉法捍卫了法的绝对权威的同时，也昭示了在法的绝对权威之下，即使是伟大的哲人也对法的不公无能为力。今天，在市场万能成为一种价值观浸入西方社会的方方面面时，财富的差距也转化为法律的不公——金钱决定了律师的好坏，左右了官司的输赢。对这一弊端，四中的决定也提出了预防方案：“构建社会律师、公职律师、公司律师等优势互补、结构合理的律师队伍。”
综上所述，对西方意识形态的要求，四中决定从中国实践操作的角度一一予以回应：西方的要求不合中国的现实，决定不回避、不盲从的态度表明，解决中国法治改革的问题不在于别人怎么看、怎么说，而在于找到自己真正的出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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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赖喇嘛尊者参加跨宗教讨论，发表关于世俗伦理的公开演讲
2014年10月29日
作者：达赖喇嘛尊者办公室
译者：前哥大学生陈闯创
照片来源：达赖喇嘛尊者办公室
信息提供者：达赖喇嘛驻北美代表处贡噶扎西
英文原稿 阿拉巴马州伯明翰市，2014年10月26日
今天早晨在前往其他活动之前，达赖喇嘛尊者首先会见了从包括各亚特兰大、纽约、新泽西和明尼苏达等地来到伯明翰的350名藏人支持者。在谈及中国可能发生的变化时，尊者说现任中国领导层大都记得文革的磨难，而年轻一代在国外学习时又见识了自由和民主。尊者虽然同意以后这批年轻人掌权后中国会发生变化，但认为这恐怕要在10到15年后才会发生，一些民主人士期待这种变化很快到来恐怕只是一厢情愿而已。 与此同时，尊者希望西藏内外的年轻一代藏人获得良好的教育，这样有朝一日机会来临时藏人靠自己就能站稳脚跟。
尊者指出有很多藏人来到美国赚钱，这是值得鼓励的目标，但尊者也敦促这些人能将财富有意识地用在共同利益上。谈及文化问题，尊者说：
“作为一个流亡者，我在世界各地见识了很多人。虽然我的教育背景是佛教式的，但我从不认为我比他人逊色。这是因为我们藏族的传统丰富多彩。过去到西藏的游客大多只是来满足探寻异族文化的好奇心，但实际上我们藏人是在守护着博大精深的那烂陀传统，这种传统应视为我们世界遗产的一部分。另外，即便在个人层面上有一点也很明显，那就是心态平和是身体健康的最佳保证。”
在谈到街上支持多杰雄天一派的抗议者时，尊者说这些人是在行使他们的言论自由权利。对于有这么多人前来展现言论自由，尊者只想说“谢谢你们”。但既然今天没有安排佛法讲授，尊者说他想在这此见面会上专门讲几句话。他引用月称大师（Chandrakirti）的话说“阳光使莲花盛开，就像佛陀以话语驱散世间黑暗”。但尊者补充道：
“佛陀既没有洗去因果报应，也没有消除事物的结果；
佛陀不是将见解灌输给比尔，而是通过教育别人面对现实为其带来自由。”
尊者说四圣谛解释了苦难的因果以及通往幸福的途径。这是佛教独特的传统，在巴利文和梵文的佛教教义中都有。此外，梵文教义里还展示了“双重真理”的问题，因为外观和现实之间是有差异的。这个概念其实和现在量子物理学的观点很想象，因为量子物理学认为当你试图寻找客观真实时就注定了不会被发现。
尊者带领大家念诵常见的经文以从佛陀、达摩、僧伽处寻求保护，并产生菩提心的觉醒心智。在念完观世音菩萨和文殊菩萨的心咒后，尊者分别与各团体的人合影留念。
在附近的阿拉巴马剧院，市长威廉·贝尔（William Bell）欢迎尊者的到来，他对2000名观众说他之前就希望尊者能参加伯明翰50周年庆典活动，但很遗憾尊者的行程早已排满当时不能光临，不过很兴奋的得知尊者愿意另寻时机前来。
主持人鲍勃·塞尔曼（Bob Selman）简要介绍了出席跨宗教讨论的嘉宾：纽约大学的大学神职人员哈立德·拉蒂夫阿訇（Khalid Latif）， 保罗神父团（Paulist Fathers）主席埃里克·安德鲁斯（Eric Andrews）牧师，纽约市协和神学院（Union Theological Seminary）第16任也是第一任女性院长海悦琼斯牧师（Serene Jones）， 基督教传媒集团都市事工CEO卡尔赖特牧师（Carl Wright）和美国著名的正统犹太教拉比Shmuley Boteach，最后是一位简单的和尚、西藏精神领袖、诺贝尔和平奖得主达赖喇嘛尊者。塞尔曼介绍了讨论会的流程是每请尊者回答一个问题后，就由其他嘉宾中的一位进行点评。
马丁·路德·金在其著名的《伯明翰监狱来信》中说“等待”往往意味着“从不”，塞尔曼问到，既然如此，那我们对于人权问题应该有多少耐心或是不耐烦呢？尊者回答到：“我们都希望过上幸福的生活，这也是我们的基本权利。但我们为获得幸福所作的努力应符合现实，不然我们往往得不到满意的结果。我们需要全方位的检查我们的目标。在完整地评估目标能否实现之后，我们还要判断是很快还是很久才能实现。有些很容易就可以做到，那我们应该立刻去做。但也有些事情需要更多的时间，这时我们就要耐心等待一下。我们必须即面对真实又保持坦诚，这样会吸引来自更多人的道义上的支持。在等待行动期间的耐心也是慈悲心的一种，而急躁则会导致失败。”
尊者还说他欣赏美国人直爽的态度，但也注意到有些年轻人在应该冷静时却非常兴奋，这样不好。赖特牧师在评论时提到几十年前马丁路德金博士写就其信时伯明翰还是一个“不公正就是法治”的地方。
接下来一个问题是讨论仁慈和慈悲心的重要性。尊者告诉观众说尽管他母亲是一个农民的妻子而且是文盲，但她非常善良。她的子女从未见过她发怒。
“既然我们现行的教育体制是以物质主义为导向的，我们应该另找办法如何在学校传授内在价值。无论哪一种宗教是多么的美好，总不能满足每个人的需要。所以我们需要一种更为普世的途径来教授真善和慈悲。这样的试点项目正在温哥华和英属哥伦毕业省进行，我希望如果这些项目是成功的，最好能得到广泛的推广。我们人类是社会动物，因此感情和仁慈是确保我们生活在幸福社会的关键因素。”
阿訇哈立德·拉蒂夫在回应中说同意尊者的观点，没有哪一个宗教能完全掌握我们的内在价值。他还讲述了自己参加纪念9.11事件9周年时的一件事情，当时他身着警服，但也头戴伊斯兰式帽子和留着浓密的须发。当时副总统拜登即将出席这场仪式，身着深色便衣的安全人员试图拦阻阿訇参加，因为他们认为“我这身特殊的装扮看起来不应该出现在这种地方，但我知道如果我还击的话，事情会更早。但这时，站在我旁边的一位9.11事件失去儿子的母亲主动为我辩解，这就是慈悲的表现。”
下一个问题起自哲学家科内尔·魏思特（Cornel West）的一段话“绝不要忘记正义就是公众眼中的爱情”。
尊者从阿訇的经历谈起，说所有主要宗教都传递关于爱的信息，“这当然也包括作为世界上主要宗教之一的伊斯兰教。一个穆斯林朋友告诉我，一个真正的穆斯林必须爱所有安拉创造的事物，导致暴力流血事件的人就不再是真正的穆斯林了。另外，圣战（jihad）的真正定义是与我们自身的破坏性情绪作战。在9.11事件一周年纪念时，我恰巧在华盛顿特区，就应邀参加了追悼仪式。我当时就说虽然这一惨案的肇事者都有穆斯林背景，但不能因此认为负面化整个社区的做法是合理的。我说每个社区都有作恶的人，不论是基督徒，犹太教，印度教还是佛教社区里。事实上，现在就在外面还有人抗议我，但不能仅凭借这些人的行为就对所有佛教徒错误的下结论。”
尊者说正义事关维护他人的合法权利，必须意识到其他人同样有权利幸福。如果认识到这一点，我们就能把爱扩展到别人，将他们视作兄弟姐妹。琼斯牧师表示同意，说正义就是爱在行动。对哈珀·李的小说“杀死一只知更鸟”的引用使安德罗斯牧师回忆起阿提卡斯律师（Atticus）的话“你永远不能认识一个人，直到你站在他的立场并与之同行。”尊重接着说我们应该铭记所有人类之间的同一性，并且意识到我们是互相依存的：
“如果你让别人快乐，你会很高兴。如果你让别人不快乐，你就惨了。”
拉比Boteach为迟到而道歉，还说我们不是简单来听尊者的话还要感受他的存在。拉比直白地说到不能接受把宽容（tolerance）这个词仅理解为容忍他人所作的一切，他认为我们需要一个时代的多民族社会以通向更人性化的未来。曾有犹太朋友对他说伊斯兰教是一种意图伤害犹太人的暴力运动，但他的回应是当犹太人在1492年被赶出伊比利亚半岛时，只有奥斯曼的穆斯林谁为犹太人提供了避难所，而且邀请犹太人返回耶路撒冷的萨拉丁（Saladin）也是穆斯林。
当属于新噶当派NKT/ISC的一个在场抗议者出于对多杰雄天派的支持，突然从后座间发难时，观众们对此行为表示了反对。又是拉比Boteach大声喊他下场，斥责他这样破坏了几千人前来听取尊者教导的机会，而且这样侮辱尊者的行为很无礼。
在场面平静下来后，
尊者提起我们是否应该统一宗教，统一对真理的认识。尊者说，不管我们喜欢与否，世界上有各种不同的宗教传统，都在传递关于爱、慈悲、宽恕与容忍的信息，尽管各宗教的哲学观点还存在差异。尊者断言，对于个人来说“宗教唯一，真理唯一”的念头是可以接受的，但在更大的社会层面上我们有必要考虑多种宗教和真理体系并存的情况。
阿訇哈立德·拉蒂夫感谢尊者和其他与会嘉宾参加这样一个宝贵的跨宗教间讨论，斌感谢伯明翰市和市长组织这样的活动。
在和其他嘉宾一起与市长威廉·贝尔共进午餐后，尊者驱车来到地区棒球场，那里有上万人在烈日下等待聆听尊者就世俗伦理发表演讲。尊者称观众们为兄弟姐妹，并介绍了他一生的三大追求。首先是提醒人们我们都是人类大家庭的一员，大家是一样的，彼此都是兄弟姐妹。第二是促进宗教间和谐，因为无数的人在过去和现在都正在从各自宗教信仰中获益，不论是哪一种宗教。最后，既然我们都是兄弟姐妹，我们有同样的愿望和权利获得幸福，那就要展示如果通过世俗伦理来获得幸福，而世俗伦理是建立在共同经历、常识和科学发现基础上的。
他解释说，我们大家都生自母亲，也都在母爱中成长。常识就使我们观察到，无论贫穷或富裕，一个有爱心的家庭是幸福的，而一个为怀疑和焦虑所困的家庭往往是不愉快的。科学研究正在积累证据表明冷静的头脑和善良的信对我们身体健康和一般的福祉都有好处。
尊者总结到：“就是这样，我非常荣幸能在马丁路德金工作过的城市发表演说。我见到了他的遗孀并和她讲话，他的成就至今让我敬佩。对我们这些在世的人来说，重要的是将他的精神活出来。谢谢。”
明天，尊者讲离开伯明翰，前往费城和普林斯顿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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