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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英时：从中国史的观点看毛泽东的历史位置
2014年10月29日
历史人物的评价本是一件最困难的事情，而论断一个刚刚走进历史的人物则尤为不易。中国人所常说的“盖棺论定”其实大有斟酌的余地。这句话的本意不过是说人的言行表现至死而告终结，不再能有反复而已。但对于死者的看法则往往要经过很长的时间才能得到“定论”，而且既“定”之后，仍难保不再发生反案的情况。我首先声明这点意思，以表示本文关于毛泽东的评论只是个人的一种偏见，绝不敢自视为“定论”。
毛泽东对于现代中国的影响之大已是一个无可置疑的历史事实，但这种影响的性质究竟如何则迄今尚在讨论的阶段。回顾自一九七六年毛泽东逝世以来的舆论变迁，我们不难发现一个极显著的客观趋势，即中国人对毛泽东的评价（包括中共官方在内）是愈来愈低；而且这一趋势还在继续发展之中。这里便透露出一个极值得注意的消息：毛泽东和其他二十世纪的大独裁者如希特勒、斯大林一样，其生前那种使人不可逼视的“伟大”，完全是由现实的权势所烘托出来的。权势随生命以俱去，剩下来的只是一片空虚。不但如此，毛泽东的死后命运较之希特勒、斯大林尚还有不如。
此中关键即在于他是中国人而不是西方人。西方有英雄崇拜的传统，希、史两人虽各在人间留下不少罪孽，而依西方的标准言，终不失为“英雄”，因此自有其可资后市欣赏之风姿。中国的传统则不重视英雄，对死者的情感端视其人是否留有足够的德业可供人去后之思。这恰好是毛泽东生命中最薄弱的一个环节。思念他的人当然也是有的，像江青、姚文元以至汪东兴、陈永贵之流，凡是在他生前得过好处的人现在自然会对他倍加怀想。但是这些“攀龙附凤”的人毕竟只是极少数。以中国十亿人口而言，毛泽东最后二十年中对他们所留下的记忆除了灾害与苦难之外实在别无他物。如果我们承认历史人物的评价是和绝大多数人心分不开的话，那么毛泽东的终极的历史命运是不能乐观的。
在这篇短论中，我不准备、也不能全面地评论毛泽东的功过问题。作为一个史学工作者，我只想是从中国史的观点来估定毛泽东的历史位置。毛泽东在生前一直以“革命”为标榜；通过他的一些极左的言论，他更在世界舞台上拥有一个最彻底的革命领袖形象。但是如果我们稍稍留心这四年来中国大陆所不断暴露出来的有关毛泽东晚年的言行，我们便不能不承认毛泽东最后并没有跳出中国传统的政治格局的限制。而且更不幸地，限制着他的正是中国政治传统中的那一部分——君主专制。所以他晚年依仗的不再是正式的官僚系统而是相当于传统的宦官、外戚之流的势力：如康生正是魏忠贤型的人物，而江青和她的党羽自然是诸吕、诸武一流的势力了。以行为而论，中国历史上的昏暴之君的特征如远贤臣、亲小人、拒谏饰非之类，毛泽东实无一不备，而且其程度则远过之。因为他所掌握的集权主义的权力结构是传统帝王所望尘莫及的。
我并不是说，毛泽东一切的思想与行为都在中国传统的笼罩之中。他确有其革命性的一面，而且是一个最彻底否定传统的革命者。但这只限于他在自觉的思想状态之下为然。在潜意识里他则不折不扣地是传统的俘虏。传统的一面在他早年的诗词中已有清楚痕迹，不过一直要到一九四九以后才全面地爆发出来。阿克顿（Lord Acton）的名言：“权力腐蚀人，绝对的权力则绝对腐蚀人”到现在为止依然是一个有效的政治原理。
一九四九以后，在绝对权力的腐蚀之下，革命的毛泽东逐渐让位于传统的毛泽东了。这绝不仅是他个人的问题，事实上环绕在他周边的几乎没有人不把他当作开国皇帝那样奉承。不说别人，当我们读到许多有关周恩来如何“忠于毛主席”的小故事，我们首先想到的便是他们之间只有传统的君臣关系，而不是革命同志的关系。中国大陆上这几年来才开始反省中国“封建”传统何以如此根深蒂固的问题，实在未免迟了一步了。
目前中共官方对毛泽东的态度十分矛盾：一方面他们为了应付党内的困难不得不推崇他，但另一方面为了重新建立党在全国人民中的威信又不得不批判他晚年的一切作为。在这种情况下，中共于是大体上把毛泽东的政治历史划分为三个阶段：即开国有功、建国有错、文革有罪。
现在我们先谈谈应该怎样估价他的“开国之功”。今天中共的领导人包括邓小平在内都强调“没有毛主席就没有新中国”。这句话正确与否是要看我们如何理解“新中国”这个名词。如果说“新中国”是指中共政权统治下的中国，那么这句话当然是不错的。但是如果所谓“新中国”涵蕴着一种价值判断，以为没有毛泽东则中国今天将仍然在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压迫之下，那么这个论断则是很成问题的。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西方旧式的帝国主义、殖民主义在迅速的衰落之中，代之而起的是苏俄的新帝国主义和新殖民主义。所以，亚非地区大大小小无数的旧殖民地或被压迫的民族都一个个地获得了解放、并建立了新的国家。中国人民近百年来一直在寻求国家民族的独立自主之道，毛泽东当然也是其中之一人。但是在第二次大战之后，中国事实上已摆脱了旧帝国主义的直接压迫，而且至少在名义上已成为联合国的“五强”之一。毛泽东所建立的“新中国”只有对中国共产党才是有开天辟地的意义；对于中国人民而言，则不过是一个新的政权而已。这个新政权的成立颇藉助于中国近代民族主义的巨大力量，可是中国之成为一个独立的国家却并不是从一九四九年才开始的。从建立现代国家这一方面说，毛泽东的业绩不但没有超 越过孙中山，而且也比不上甘地、尼赫鲁在印度独立运动上的贡献。客观地分析，毛泽东的“新中国”在社会革命方面所表现的意义是远大于民族革命的。
毛泽东接受了“五四”以来反传统的思想洗礼；在自觉的层面，他是和传统全面决裂了的。但是，我在前文已指出，毛泽东并没有真的跳出传统的藩篱。以思想的内容而言，他是反“封建”的。但以思想的方式而言，他却把“封建”发展到了从来未有的高度。换一个角度，我们也可以说，他所运用的建筑材料全是新颖的，而他所想建造的地上天国则依然是陈旧的。正因为如此，他的“新中国”竟成为“封建主义”无限泛滥的重灾区。这样的国家对于绝大多数的中国人而言是没有“新”的意义可言的。
由此可见，就毛泽东的所谓“开国之功”而言，中国共产党的官方评价和一般人民的评价是大有距离的。这和汉代朝廷与民间对汉武帝的评价之截然异致，先后如出一辙。汉宣帝要颂扬汉武帝开边的功德，特别下诏为武帝立庙作乐。但是当时有一位儒生夏侯胜竟持异议，他认为武帝虽有广土斥境之实，其代价则是“竭民财力，奢泰亡度，天下虚耗，百姓流离”。总结一句话，武帝“亡德泽于民，不宜立庙乐”。（见《汉书•夏侯胜传》）中国人对于历史人物的尊重向来只注重一个标准，就是看这个人对人民有没有“功德”、是不是“遗爱在民”。让我们再举秦始皇为例。《三国志•王朗传》注引“朗家传”云：“会稽旧祀秦始皇，刻木为像，与夏禹同庙。朗到官，以为无德之君，不应见祀，于是除之。”
经过两汉三四百年之久，何以会稽独祀秦始皇？这当然是因为始皇曾于三十六年（公元前二一一）上会稽、祭大禹，又在会稽山上留下了著名的石刻文字。始皇和会稽有此一段香火之缘，因此后世民间对他还有所纪念。不过对整个中国而言，始皇毕竟是“无德之君”。王朗为会稽太守而禁民祭祀，其实也还反映了多数中国人的想法。秦皇、汉武诚然“略输文采”，但这两个人在毛泽东的心中仍然占有了重要的位置。
从对人民有“功德”的观点看，毛泽东显然并不能胜过这两人。尤其是汉武帝，晚年曾下轮台诏，自悔其好大喜功、残民以逞的种种作为，这更是我们在毛泽东身上找不到的质量了。
最后我也想略说几句关于毛泽东的“错误”与“罪恶”的问题。这一方面，许多人都已说过了，以后也还会有人继续深入地发掘。我只想把他和另一个历史人物作一对比，这就是他生前曾欣赏过的曹操。从我们今天的观点看，曹操绝不是一个反面人物。毛泽东一度表现过向曹操认同的意味，这大概是因为曹操不但有武功，而且还有文采，在中国文学史上占有一席之地的缘故。毛泽东的文学修养自然不能与曹操相提并论，但是他确是“虽不能至，心向往之”。以性格和才力而言，这两人都有不同。曹操毕竟生在汉末，虽然不信“天命之事”，尚非肆无忌惮之人。他至少还相信历史上尚有周公这种伟大的人格存在（见他的《述志令》）。毛泽东在极端过激思潮的激荡之下，则早已流入虚无主义一路。
据服侍他的人所写的一篇文字，他熟读历史，但是完全不相信历史上有什么光明磊落的一面。他留心的大概都是权谋机诈一类的东西。他以自己的心度古人之腹，因此认为历史记载都是假的，都不足信。史书中当然有虚饰，这是古今中外皆然的。可是如果一个人过分地发展虚无史观，满眼看去只见到“脏唐臭汉”，那么他便不可能对人性有任何信心，也不可能对人类未来抱什么理想。而毛泽东便恰好是这样一个人。
再以才力言，两人也迥不侔。许子将说曹操是“治世之能臣，乱世之奸雄”，大约可算得确评。但毛泽东则只是乱世奸雄而非治世能臣。以奸雄言，曹操远不是毛泽东的敌手；以能臣言，毛泽东却是连影子也没有。但更重要的是，毛泽东根本不曾为能臣，他终其一生只欣赏“人与人斗，其乐融融”的奸雄境界。
但是毛泽东和曹操在中国历史上所造下的最主要的罪恶则属于同一性质的。顾炎武评曹操说：“孟德既有冀州，崇奖跅弛之士。观其下令在三，至于求负污辱之名、见笑之行、不仁不孝、而有治国用兵之术者。于是权诈迭进，奸道萌生。、、、、、、夫以经术之治、节义之防，光武、明、章数世为之而未足；毁方败常之俗，孟德一人变之而有余。”（《日知录•两汉风俗》条）毛泽东由于无知所犯下的种种错误如“大跃进”、“人民公社”、“全民炼钢”都还是有形的、也是比较容易补救的。唯有他为了遂一己夺权之私，不惜玩弄纯洁的孩子们，搞所谓的“文化大革命”这一绝大的骗局，使大多数中国人今天都对中共政权基本上失去了信心，更使青年们对一切理想主义都不再发生兴趣，则几乎可以说是一个无可救治的精神崩溃症。
一九四九年的时候，中国人因为望治心切，曾对毛泽东和共产党寄过深望，尤以知识分子为然。他们之中绝大多数人都不惜牺牲个人的利害、抛弃个人的尊严，以响应毛泽东的号召，参加社会主义建设的行列。在一九五七年“反右”运动之前，中国社会上的一般风气确是比较淳厚质朴的。但是毛泽东却一再地欺骗他们、整治他们，并以搞“阳谋”而沾沾自喜，终于把这样一笔最宝贵的精神资源完全糟蹋掉了。根据我个人这几年来的体察，现在中国老一代的人大多是以平静的心情等待生命的终结，中年一代是有的彷徨苦闷，有的随世浮沉，年轻的一代则或者腐化颓废、或者愤世嫉俗、或者各谋一己的前程。总之，大陆上的中国人显然已失去了中共建国初期的那种共同的热情和理想。不但一般人民如此，中共的干部也不例外。三十年前“不怕苦、不怕死”的革命者今天已多堕落成保权保位、有家无国的官僚了。追源溯始，造成这一弥漫在全中国的精神崩溃症，毛泽东是不能辞其咎的。
借用顾炎武的话说，“毁方败常之俗，毛泽东一人变之而有余”。这当然并不是我故意夸大毛泽东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事实上，我们可以这样来看问题：单从权力的性格来说，毛泽东生前所拥有的威势主要是建立在两个历史凭借上面，一是明、清以来恶化了的皇权传统，一是近代西方传来的极权的政党组织。前者构成其权力的实质，后者提供了权力的结构。毛泽东既是中共领导阶层中传统观念最浓厚的一个人，又恰好占据了这一权力结构的枢纽位置，他之所以能把中国弄得天翻地覆是丝毫不足为奇的。
以上我从中国史的观点对毛泽东所扮演的历史角色略作说明。我所引的秦始皇、汉武帝和曹操三位都是毛泽东生前曾在不同阶段与不同情况中发展了自我认同的历史人物。他与这三人都各有异同，未可一概而论。但大体言之，所同者在过失方面，所异者则在功德方面。从文化精神言，前三人是肯定与否定兼而有之，毛泽东却代表了一种纯否定的精神。这大部分是时代的悲剧造成的，却不能完全归咎于他个人了。在结束本文之前，我还要补充一笔，中国史上和毛泽东的形象最相近者则是明太祖。我在七年多以前已一再指出毛泽东曾有意模仿朱元璋。就性格言，两人尤为肖似，都是阴狠、猜忌、残暴兼而有之。除了语录、红卫兵、整肃干部，以及因自卑感而迫害知识分子等仿制品之外，毛泽东师法朱元璋有时甚至到了亦步亦趋的境地。例如他所提出而在大陆上一度广为宣传的口号：“挖深洞、广积粮、不称霸”便完全是抄袭朱元璋的“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按：这是朱元璋克徽州后，由儒生朱升向他提出的。见高岱《鸿猷录》卷二“延揽群英”条）这样明显的模仿颇足说明毛泽东向朱元璋认同的深度远在前三人之上。这为心理史家（Psycho-historian）分析毛泽东的历史人格提供了极有意义的线索。
我很盼望将来有专治心理史学的人在这一方面作深入的探究。
来源：纵览中国
1957年夏天，中共中央决定组建高规格的，以朱德、董必武为首的中央监察委员会，与中央组织部在北京西单北大街198号合署办公。当时中组部已经在这个院里面了，两个部门的行政后勤管理合成一套。当时中央组织部大约有300人，中监委大约有120人，在五层的大楼里中监委占一、四两层。
我父亲李坚那时任中监委农村工作处处长，负责检查处理在三农问题上违纪违法的省级官员。我家也随之搬进位于西单的组织部宿舍，但是生活方式全然不变。
记得中组部大院里有一个行政楼，是座1920年代建造的小洋楼，我对之记忆清晰。因为1958年大炼钢铁，在那楼后面修了一个小高炉。我曾亲手摸过中组部、中监委干部们炼出来的所谓的“钢”。其蜂窝状的外形，经常让我联想到商店里卖的萨其马点心，只是拿在手里沉甸甸的。以我当时6年的人类社会生活经验，我知道那不是可以吃的东西，但是不懂得，那些有知识的大人们炼出这些东西，却又丢弃在院子角落里废弃不用，究竟是为了什么?
那个年代，身处京城的我决不可能明白这一切狂热行为的后果是什么，也想象不到中国的基层百姓将会为此付出何等惨痛的代价。我只知道父亲脸上的笑容越来越少，整日沉默寡言;在家的时间越来越少，常常是一连几个月被派往各地。
终于有一天，我看到身边所有的人都变得郁郁寡欢，因为吃不饱饭。接下来，人们改变了问候的方式，经常以挽起裤腿，互相按压一下皮肉是否浮肿，来代替传统的“吃了吗”的寒暄。
三年困难时期，我十来岁，正是身体发育的时候，可是能记住的就是挨饿。我记得小学生一个月才给十几斤粮食的定量，印象中整天用秤称米蒸饭、熬粥什么的，就觉得老也吃不饱。饿得面黄肌瘦的我，整天心里想的就是一个字“吃”，脑海里常常把机关大院炼出的废钢渣，幻想成为大块的萨其马。
那时期，自己感受深的也有几件事。一件事是中央机关组织到内蒙古打黄羊，大家分黄羊肉。我父亲是个部门头头嘛，那年头的领导就得照顾点儿别人，所以他分的是羊的肺和脖子，没什么油水。但是炖出来的那个汤，觉得特别香。
另一件事是那年夏天，我父亲参加中央工作会议，住在离家不远的民族饭店。吃早餐前，他特地跑回家，带上我一起到饭店餐厅，把他饿肚子节省下的一张餐票给我用。饭后他问我，吃了几个花卷，吃饱没有?我说，我吃了6个，但没有了，所以还没有吃饱。其实我哪里知道，很多孩子却因为缺少一口粮食而永远失去了生命。
困难时期是何时结束的，我不清楚。只是有一次学校食堂宣布，从今天开始，又可以敞开吃饭了。那一顿饭，我永远不会忘记。我也不记得到底吃了多少，总之吃完饭，我已经撑得站不起来了，只能蹲在地上，一点儿一点儿地挪回宿舍躺下。
当历史进入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说它相当于一颗亿万吨级当量的核弹决不为过。
1967年的北京城，大字报可以说无墙不在。当时有个干部在中组部的院墙上贴出一张大字报称：1958年至1962年间，中国总计饿死3500万人,很快那张大字报就被人清除掉了。
虽然中组部大院和大字报那时对社会公众开放，但是在短时间内，恐怕没有几个人会在上千张毛笔书写的大字报中注意到那一段文字。但是，这消息却在中组部院内逐渐传开。
我就是那时候第一次听说了这个数字，只不过对3500万是个什么级别的“当量”并无感觉，因为在当时混乱多变的环境中，我们全家都面临着自身的生存焦虑。谁知，这个数字却直接关联着我家的命运。中组部、中监委院内的大字报写道：李坚是反党、反中央政策、反毛泽东思想的三反分子和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李坚是刘邓黑司令部领导下的黑帮分子，思想右倾，主张包产到户，主张在政策制定上考虑农民利益等等。
接着，造反派们重点追查的，就是我父亲当年调查安徽等地饿死人事件的问题。造反派们认为，查出饿死了那么多人，是给毛主席革命路线抹黑。最为严重的是，以我父亲名义写给中央的报告被刘少奇拿在了手里，成为刘少奇在七千人大会上质问攻击毛泽东、逼迫毛泽东认错的“黑炮弹”!
我父亲居然是提供反毛主席黑炮弹的人，那还得了!这是我幼小心灵上的重负，一直是个心结。当时，我反复追问，父亲都不说。直到多年以后，父亲在回忆中才把此事详细说了出来。以下为父亲李坚的讲述。
工作组三赴安徽
从1954年我在华北局纪委任农村工作处副处长算起，到1965年去大连搞四清，整整11年里，我每年在家的时间不超过1个月。也就是说，我这10年都在全国各地奔波工作。
我们的工作方法主要是跑两头：一头是各省省委，另一头是农村基层。省委这一头是开会、听汇报，农村那一头就在公社或者生产队与农民“三同”(同吃、同住、同劳动)，就是要掌握第一手材料，向中央汇报。
当年，中国农村大批患浮肿病、大量死亡的根源，是搞人民公社，吃集体食堂，以及浮夸造假、虚报高产等等。这些因素如果是在个别时间、个别地点起作用，影响可能有限。但是在大跃进那么一个特定的形势下一起爆发，造成的合力作用就太可怕了。
1960年春天以来，干部群众不断给中监委写信，反映安徽一些群众生活困难，有些已经得肿病死亡。之后，安徽省监委副书记刘作垣来中央监委开会，反映了安徽饿死人的问题。
中监委常务副书记王从吾和中监委常委们对这些群众来信极为重视。当年，委派审理处处长刘力生、信访科科长张珉和李竹林等同志到安徽潜山县了解群众生产和生活情况。8月，派张珉、曹思恒去安徽宿县、萧县、全椒县了解情况。11月，派审理处副处长李振海去安徽阜阳地区临泉等县了解人口外流等情况。但是，中央派出的这些工作组仅查出问题严重，却无法查实饿死人的具体数字。
由于安徽的问题极其严重，中监委第二书记董必武曾亲自到阜阳地区调查。为了对董老封锁消息，当地领导派汽车沿公路来回巡逻，不许死者家属戴孝，不准在掩埋死人的地方起坟头标志。一发现有人死在公路上，就赶快把尸体拉到砖瓦窑场埋掉，其状非常悲惨。
12月，中共中央书记处根据中监委反映的情况，再派出以中监委候补常委、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王维纲为首的联合工作组到安徽了解肿病死人的问题。工作组成员由团中央杨海波、内务部朱农、公安部李震、中办王愈明、中监委刘力生和张珉、中组部段学夫等多人组成。不久，安徽省委书记处书记兼省监委书记曾庆梅、蚌埠地委副书记单敬之为了掩盖肿病死人的真实情况，向中央告工作组的状。仅仅一个月后，联合工作组就因此而被迫撤回。
1960年12月28日至1961年1月3日，王从吾主持中监委会议，听取赴安徽工作组的汇报。王维纲、杨海波、王愈明、朱农分别汇报了蚌埠、阜阳、芜湖和安庆地区的群众生产生活情况。安徽的曾庆梅、单敬之也参加了这次会议。
这次会议之前，王从吾向中组部部长安子文作了汇报，反映了安徽省委不但不向中央报告情况，还派人监视中央工作组活动、向中央“告黑状”的问题。因此，中央政治局委员谭震林、柯庆施一同找曾庆梅、单敬之谈话，严厉地批评了他们，并拿出安徽凤阳县委办公室主任张少柏的检举材料，指出了饿死人的问题。曾、单二人表示承认错误。
1961年1月3日，王从吾在中监委党委会上说：“1月2日，我与曾庆梅、单敬之谈话指出：一、你们回去后一定要彻底揭开盖子口。二、封锁消息不对，单敬之要写出书面检讨报中监委。三、对张少柏同志应该予以表扬。党内这样的人不是多了，而是少了，在那种情况下敢于说实话是好同志。你们要保证，不准对他打击报复。四、安徽省委为什么不向中央报告情况?这是违背党章规定的。”曾庆梅当时表态，称完全同意工作组的意见，准备检查扣压人民来信的问题，并承认向中央告工作组的黑状是错误的。
但这次会议后，安徽省委仍然认为中央工作组调查了解的问题“不属实”。于是，中监委再派我带领第四次中央工作组，前往安徽。
实地调查
我从1960年起，担任了中监委农村处处长。我本来就是在农村长大的孩子，加上多年的农村实地调查，让我既了解农民的愿望和心声，也清楚一些共产党基层干部欺下瞒上的各种招数。因此我们事先就商议好，在前往合肥途中，火车到达蚌埠站之前，就突然提前下车。我、张珉、刘正荣三人分头行动，搞得前来迎接陪同的那位安徽省委干部措手不及。
我自己走下公路，沿土道朝村子里走。才走了几百米，就看到有死人躺在路边。一个男人头戴皮帽子，好像是从北面走过来后死在那里。还有一个妇女骨瘦如柴，躺在地上奄奄一息。
进入村庄之后，我说明来意，群众立即向我反映了饿死人的惨状。随后，闻讯赶来的村镇干部们又提供了书面材料和肿病死人的数字。这样，我掌握了第一手的情况和这些数字材料，接下来与安徽各级干部交谈就容易了。
当时的安徽控制在时任华东局第二书记兼山东、安徽两省省委第一书记曾希圣手里。大跃进、放卫星、谎报亩产万斤粮、刮共产风、强行搜刮农民家中存粮等等，安徽都是搞得最绝、最狠的重灾区之一。待到出现饿死人的后果和责任，曾希圣所做的就是掩盖真相。
他听说我下来调查，就派人秘密监视我们的行动。安徽发生大批人口饿死问题后，省委常务书记桂临西指示省监委要顶住中央工作组的压力，说不能从省监委这里打开缺口，并派省监委副书记陈×监督，对我们这次的中央工作组继续封锁消息。各级政府给农民规定了多项强制性纪律，如死了人不准立坟头，不准穿孝衣;活人不准逃荒，否则抓住就是流窜犯等。我调查途中，就亲眼看见一串串被绳子捆住、由武装民兵押解的逃荒者。
这种情况下，我们找当地同志谈话，经常是到野地里个别谈话，这样才能尽量减少当地干部惧怕曾希圣打击报复的心理。蚌埠地区监委一个叫邓×才的老红军向我反映，蚌埠地区1960年春天的饿死人数在100万左右。我们又到了凤阳，找到张少柏，又到了定远，都是采取秘密私访的办法了解情况。
之后我又乘安二飞机到了阜阳，和我同行的是安徽省监委干部李东汉。他告诉我，曾希圣把持的安徽省委大搞浮夸风，虚报粮食产量，明明连农民的口粮都不够，还要向外调运粮食。在阜阳，据地委书记魏超云汇报，当地饿死人数也是100万左右。
即使在高压下，安徽党政军内也有一批有良知、有正义感、为民请命的干部。时任安徽省监委副书记、老红军翁可业，为人正直刚烈。他找到我说，要拼死向中央反映真实情况。但是他有一个条件。他说：他讲出实情后，曾希圣肯定会整他，因为前有庐山会议上的彭德怀为鉴。他说他儿子叫翁京生，如果他被曾希圣整死，希望我能够帮他儿子找份工作，给他一条生路。我答应了他。翁可业1960年春天已经调查了蚌埠15个县饿死人的情况，他将相关的书面材料(复写底稿)以及其他人搜集整理的材料提供给了我。他还满腔悲愤地对我说：“饿死这么多人，安徽已经被曾希圣搞成什么样子了!”汪瑜(安徽省军区司令员的夫人)等几位在省监委工作的女同志，也都支持他向中央反映情况。
我根据这些线索，再顺藤摸瓜，下去核实。由于大搞公社化，办食堂集中吃饭，收缴了各家各户的铁锅炼钢铁，以至于大食堂断炊关闭。这时，当地老百姓做饭连锅都没有，我看到农民们在家里只能用陶土瓦罐之类的容器煮些野菜树皮吃。到后来，所有长在地里的植物都吃光了。我的笔记里当时记载有许多人吃人的事例。当时那种惨状，今天的人们简直就无法想象。
从生产队到公社，再到每个县，统计数字逐级汇总，最后，得出安徽全省饿死人350万这个数字。
经过这些工作，我基本做到了心中有数，最后才到合肥与省委有关领导正式见面。
以个人名义写报告
情况调查清楚之后，我们回到了北京。我在中监委的办公会上汇报，安徽省饿死人的数字是300多万。
回北京后，我又派张珉、张顺参加了安徽省召开的全省监察工作会议。他们与各县参加会议的同志逐一核对了饿死人的数字，最后的总数超过了300万。
中组部部长安子文、中监委常务副书记王从吾、中监委常委刘澜涛听了我的汇报后，让我写一个书面材料。我写出了《关于安徽肿病死人、封锁消息、大批惩办干部的情况报告》。
在这份报告里，我将安徽饿死人的总数(截至1961年3、4月间)正式上报为300万。我主要考虑到两点：一是有少数县、乡我没能亲自去核实，依据的是这些县、乡报告的数字;二是事关重大，还是以稳妥保守为好。
我将材料上报王从吾，王从吾跟安子文商议过，中监委副书记钱瑛也有明确指示。领导决定，由中监委办公厅对原报告略加修改后，以我个人的名义，报送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邓小平。由于当时国内政治形势极为复杂多变，中监委、中组部的领导们这样做，也是迫不得已。
我这个官儿，古代叫监察御史，要想干好，就不能怕死，一要对百姓负责，二要对历史负责。万一最高领袖怪罪下来，我作为调查的执行者和报告的写作者，最直接的责任当然要由我来负。
报告同时送交了曾希圣和华东局第一书记柯庆施阅。据悉，他们看到材料后大怒，说我调查的情况没有先向安徽省委和华东局汇报，是告安徽省委的黑状。而且，翁可业等人后来还是挨整了。
好在后来刘少奇同志看了报告后，严令安徽每个县都要如实报告饿死人的情况，有再不报告者，开除党籍。
1962年初的七千人大会上，毛泽东批评一些领导干部，搞一言堂最终会霸王别姬——主要就是针对曾希圣说的。有材料披露，刘少奇后来曾手持一份报告对毛主席说：饿死这么多人，历史要写上你我的，人相食，要上书的!
那份报告，指的就是安徽饿死人的报告。
“执行了刘少奇路线”
可是刚刚吃上几年饱饭，文化大革命又开始了。1967年和1968年，中监委的造反派们不知从哪个渠道得知了我写的这份报告，他们对我最为愤怒的一点就是：“李坚在调查安徽饿死人事件时，估计了一个庞大的死人数字，为刘少奇攻击伟大领袖毛主席、逼着毛主席认错检讨提供了黑炮弹。”
1969年，由康生的亲信郭玉峰控制的中组部业务组对我所做的干部审查结论是：“李坚在中央监委工作期间执行刘少奇路线。在文化大革命运动中，经过革命群众揭发和立案审查，犯了走资派的错误。现将审查结果报告如下：攻击农村合作化，刮单干风，特别是在三年整风困难时期，他到安徽、山东、河南等省，深入了解干部违法乱纪、群众生产生活和整风整社问题。最为严重的是，1961年3月，李坚根据王从吾的指示，到安徽搜集和估计了一个庞大的死人数字。这个材料经王从吾、钱瑛密谋，以李坚个人名义送材料到刘少奇资产阶级黑司令部，为刘少奇在七千人大会上猖狂攻击无产阶级司令部提供了炮弹。”
我是在农村里长大的孩子，再苦再累的劳动我也不怕。可是，说我“估计”了一个庞大的死人数字，我永远不服。
调查安徽饿死人，我是一个县一个县地走，一个村一个村地走，一个生产队一个生产队地核实数据，最后汇总出来350多万这个数字。我反复考虑之后正式上报为饿死人300万，怎么能说是估计出来的数字呢?
况且我作为党的纪检监察干部，当时的想法就是对人民负责，为冤屈饿死的亡灵负责。一定要把真实的情况上报给中央，让中央领导知道基层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这是我做农村监察工作的职责所在。至于真实数据给了中央之后会怎样，那不是我所能预料得到的。
文革结束后，安子文自安徽流放地返京，临时住在北京前门饭店。我作为下级看望上级，心里想的是问候领导的健康和在安徽数年的生活状况。不料进门一见面，安部长开口第一句话就说：“你那个饿死300万人的数字，我核实过了，应该是350万。”
我解释说，我调查的数字也是350万，只是在当时那种环境下，出于各种考虑，才正式上报为300万。
(本文根据对李坚及其子李卫平的访谈、李坚与李卫平的多次谈话以及李坚当年的几份手稿编写而成。)
—— 原载: 水煮百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