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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楼兰”， 很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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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龙将军：中国文明是谁的爸爸和谁的爷爷
2014年10月18日
（一）
【英】韦尔斯 《世界史纲》第三十章“穆罕默德和伊斯兰教”不得不承认：
阿拉伯的实验化学家被称为炼金术士。他们在精神上还很不开化，因而将自己的炼金方法与成果都当做秘密而不予公开。这些炼金术士很清楚，如果他们的发现能够成功，将会给他们带来暴利，并对人类生活产生重大的影响。他们发现了有重大价值的冶金术，即合金、染色、蒸溜、药剂、香水、光学玻璃等工艺，但是他们寻求的两个主要目标却没有实现。第一个目标是“哲人石”――就是把一种金属元素变成另一种金属元素，从而用人工来制造金子的方法。另一个目标是“长生药”，他们一直在致力于发明一种长生不老之药。这些阿拉伯炼金术士艰涩难懂的实验，逐渐扩展到基督教徒的世界。最后，全世界都被他们的研究所吸引。炼金术士的活动渐渐地变成了一种社会性和合作性的工作，他们知道了交换思想的好处。继而，在经历了一个缓慢的过程之后，最后的炼金术士变成了最早的实验哲学家。这些古老的炼金术士所探寻的虽然是哲人石与长生不老之药，然而从结果来看，他们却发现了能使人类控制世界和自己命运的力量――近代实验科学的方法。
其实阿拉伯人的科学成果，是从中国的道士那里学来的，然后阿拉伯人又教化了西方人。关于这一点，《道教和物理科学》一书讲得很清楚了。
中国文明是阿拉伯人的爸爸，中国文明是西方人的爷爷。
（二）
【美】斯塔夫理阿诺斯《全球通史》第十三章“伊斯兰教的兴起”也招供：
“穆斯林在化学上所做的贡献，对科学的全面进步具有更为重大的意义。他们在巴比伦人、埃及人和希腊人的传统和实践的基础上，增添了印度人和中国人的广泛的化学知识；他们花费了大量的才能与精力，寻找古代的两种虚无缥缈的东西，即：能将贱金属变成贵金属的点金石和无限延长寿命的金丹。然而，穆斯林的论文表明，他们最先发展尖端实验技术，处理药物、盐类和贵金属。因此，他们能够发展地方化学工业，生产出苏达、明矾、硫酸铁、硝酸盐以及其他适用于工业，尤其是纺织业的盐剂。”
注意，“印度人和中国人的广泛的化学知识”一说中的“印度人”，完全是虚晃一枪。印度人也许在数学上还有点名堂，但在实验科学上却是白痴。世界实验科学的老祖，是道教的“白日梦”也就是“白昼飞仙”的精神促成的！道教的炼丹术和炼金术先是教化了阿拉伯人，然后又教化了西方人。
道教是阿拉伯科学的爸爸，道教是西方科学的爷爷。
（三）
在欧洲大陆处于中世纪的时候，西半球文明的中心发生了转移，转移到了阿拉伯地区，而回教的兴起明显在中国唐朝文明的刺激下产生的。至于近代西方文明，则是在直接吸收阿拉伯文明、间接吸收中国文明的基础上，才更上一层楼的。
具体在政法方面来说，827年始，阿拉伯人逐步占领西西里岛。在西西里岛传播回教法。1061年始，诺曼人逐步占领西西里岛。接触回教法。1066年，诺曼人征服英格兰。将回教法带给英格兰。
其实，所谓的“伊斯兰法系”的内容和《古兰经》完全不同，是比较文明一点的东西。例如其人权观念，完全与《古兰经》的神权主义对立，完全是吸收儒家思想的结果，因为其出现比《古兰经》晚了好几百年，是阿拉伯人沿着丝绸之路东侵的时候，从中国的剩余物资里拣了去的。
学术界承认：在人权方面，早期回教法学家在十二世纪前引进了许多进步的法学概念，比在这领域类似的现代观念为早。这些包括慈善信托与财产受托人之观念、同胞与社会连带观念、人的尊严及劳工神圣观念、协助贫困之观念、分担、照顾、世界主义、公平之劳资关系、公平契约、免于高利贷之自由、妇女权利、隐私权、权利滥用、法人、个人自由、法律之前平等、法定代理、不溯既往、司法独立、司法公正、有限主权、宽容及民主参与等。这些观念中，许多经由接触回教徒统治下西班牙与西西里公国（Emirate），及经由十字军东征及十二世纪拉丁文之翻译，而在中世纪被欧洲所采用。在早期回教法与法律学中，可看到不可让与权利之观念。回教法学家也有法治的观念，所有人平等受国家普通法之规范，无人超越法律，且官民一体，有遵守同一法律之义务。法官（Qadi）不可基于宗教、肤色、宗族或偏见对人有差别待遇。
有证据显示，洛克（John Locke）所主张不可让与权利与君权附条件说，在几世纪前早已出现在回教法。因此他的思想可能由于他听到回教研究教授Edward Pocoke所作讲演，而受到回教法之影响。在西方法律到了现代才承认之隐私权，在回教成立之初即为回教法所承认。”
回教法对大陆法另一影响为无罪之推定，它是由法国路易第九在十字军东征，自巴勒斯坦回来，不久才引进到欧洲。 在此之前欧洲诉讼程序系由“以格斗胜负决定审判结果”即“决斗裁判”，（trial by combat） 或“神判法”（以有无天谴来审判，trial by ordeal）所构成。反之回教法系自始基于无罪推定。
“回教法学家形成之早期契约法引进正式合理性、法律合理性、法律逻辑及法律推理。他们也在契约法引进解除（Iqalah），目的不能完成或履行不能、不可抗力等观念。英国早期判例法即使履行变成不能，亦不可能因目的不能完成，去解除契约。大约在维多利亚女王时期，解除、目的不能完成及其他契约法律中心观念才传入英国法中。
新儒学是回教法学的爸爸，新儒学是西方法学的爷爷。 [博讯
梁京：陈子明走的太早了
2014-10-28
中国异见学者陈子明先生。（自由亚洲电台中文部资料图片）
Photo: RFA
在中国最需要政治家的时候，一位受到中国政治舞台所有人尊重的一流政治家却离我们而去。陈子明走的太早，也太不是时候了。
人是政治动物，人类的一切文明进步，都集中反映在政治文明的进步上。春秋战国时代，是人类文明史册上政治博弈最精彩的篇章之一。原因有两个，一是权力结构多元，另一个就是文字相通，来自不同身世背景的士子们，不受"国界"制约，共享一个广阔的政治舞台。在列国和士人的双重竞争之下，华夏文明思想活跃，人才辈出。这样的政治生态，其他文明在很长时间都不曾有过，西欧是在文艺复兴后，才出现类似格局，并最终推动了西方文明的崛起。
自从中国人迷上政治大一统，中国的权力游戏就再也没有春秋战国时代的那股灵气。道理不难理解，因为春秋战国时代的权力博弈后面有原创的"主义"之争，士子们对理想的天下秩序，有不同的想像和不同的哲理。而秦汉之后，有政治抱负的布衣士子们有术无道，失去了建构未来的想像力。中国的政治文化因此而不断退化，直到西方用大炮，轰开中国的大门。
清末民初，中国的权力之争再次获得丰富的思想营养，政治舞台出现了两千年不曾有过的活跃，一代才华横溢的风流人物随之脱颖而出。可惜的是，孙中山、陈独秀借苏俄之力，重启楚汉之争的老游戏。大一统的重建过程成为中国精英自我绞杀的过程。
在这场成王败寇的游戏中胜出的毛泽东，把这个自我绞杀的过程推向了极致。不过，毛的文革在制造灾难的同时也带来了"红卫兵"一代人的政治觉醒。在和平的环境下，如此规模的政治启蒙和觉醒，人类史上并不多见，而陈子明则是政治觉醒的一代人中最优秀的代表人物之一。
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陈子明难得地集中了优秀政治家的多种宝贵品质。最突出的，就是对公共政治的执著，而不是对追求权力和地位的执著。热衷政治游戏的人当然对权力感兴趣，但能够把对权力的兴趣与公众利益的追求以及对真理的追求始终结合在一起，非常不易。而陈子明做到了。
陈子明属于红卫兵一代中的幸运者。这些人一方面经历了文革风雨的历练，积累了平庸时代不可能的见识和人脉，另一方面，又得到了社会大转型带来的种种机会。作为一个有禀赋、有才干的人，陈子明有很多选择：做官、治学、经商、留洋。但他选择了一条风险最高，牺牲也最大的路：搞民间政治，也就是准备做合法的反对派。
起初，他可能料不到后面的坎坷，但当他放弃流亡，沉下心来在监视环境下读书写作的时候，显示了巨大的政治勇气和自信。这不仅赢得了志同者的钦佩，也给当局造成一种政治压力，让他们对这个政治"黑手"保持一定的尊重。
很显然，没有陈子明的不懈努力，当局不可能给他在大陆发表学术和思想文章的机会。陈子明争到了这样的机会，不仅证明了他的学术和写作水平，更证明了作为阶下囚的他与这个不讲道理的当局讲道理的能力。这是只有一流政治家才有的能力，也是当今中国最需要的能力。
中国的权力游戏，从来不缺自己不怕死也不怕别人死的玩家，缺的就是像陈子明这样自己不怕死，但为了天下苍生不计个人生死毁誉的政治家。这是因为，产生这类政治人物的概率本来就很小，而在中国严酷的政治环境下，这种卓越人物夭折的机会却很多。很多人期望，经历过苦难的习近平会是这样一个政治领袖，习近平自己的自我期许也很高。但是，把一切希望都寄于一人的想法是不对的，更何况习近平不断暴露出一些非常严重的问题，其中包括他的文革思维和话语，一意孤行的冲动。而他最近对周小平的推崇，则暴露了他不准备，也没有能力进行政治对话。这样下去，习近平将很快把中国引入政治危局。
正是在这个背景下，文革中政治觉醒的一代人，倍感失去陈子明之痛，因为他们最明白，要把中国人的苦难转化成政治智慧，要解救中国的政治危局，当下最需要的就是陈子明这样的民间政治家。因为这种人不仅在反对派中享有道德威望，在左右两边的知识分子中受到敬重，而且在长期的交手中赢得了当权者中很多人的由衷敬意。这不仅是陈子明个人的苦难和奋斗凝聚而成的政治资本，更是几十年来，无数中国人的苦难和奋斗凝聚的政治资本。而中国竟然在这个时候失去了陈子明。这不能不令我们在感叹陈子明早逝之余，对中国的未来增一层忧虑。
来源：自由亚洲电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