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城刁民建议说：“我们这儿流行什么的要证，换个城市工作要暂住证、卖牙签得要砍伐证，出门都别忘带身份证。但我们这儿从来都没有“人民证”。而我们这儿的很多机关都是为人民服务的。居民身份证，不等于持有者是人民，也就不等于相关机关必须拿咱们当人民。护照，那是让外国人看了好奚落、歧视咱们的。谁是人民啊？我自己算不算人民，您别笑话我，这我还真不知道。所以还是来个人民证吧。”
政治上可以维护社会和谐，现在谁是人民，谁是无产阶级，还真的搞不清楚。宪法说中国是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但没有定义什么是人民。不发人民证，人人不知道自己是不是被专政对象，大家好怕怕哦，不利于安定团结。如果连谁是人民都没搞清楚的话，人民民主专政成何体统？ ！又如何依法治国？如何依宪治国？ ！
问题人民是会变的啊，今天还是领导抗日战争的领袖，肯定属于人民吧，明天就成人民公敌了。今天是国家主席，明天就成了叛徒内奸工贼了。所以人民证需要年审，即增加财政收入，又保证了人民队伍的纯洁性。
来源：凤凰网
核心提示：1971年9月13日，时任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副主席、中国共产党中央军事委员会第一副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部部长林彪，乘坐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的一架256号“三叉戟”飞机从山海关机场强行起飞外逃，凌晨2点25分在当时蒙古人民共和国肯特省省会温都尔汗依德尔莫格县苏布拉嘎盆地贝尔赫矿区以南10公里处坠毁，机上9人全部死亡。 凤凰卫视4月22日《开卷八分钟》，以下为文字实录：
何亮亮：今天要跟大家介绍的是香港，也是我们凤凰集团属下的凤凰书品，出版的一套林彪元帅文集，今天跟大家介绍的是上册，因为全书一共是上下两册，这是迄今为止有关林彪最完整的一套文集，虽然还不能说是全集，因为作者有这样的一个介绍，因为林彪生前是严厉不许编印他的文章和语录，九一三事件之后，林彪著作和照片是被大量销毁，所以编选者们费了很多的心血，搜集了很多现在人们都没有见过林彪的著作。
有意思的是在这个地方，首先在书前面有一个林彪的小传，这个林彪小传，他用的不是中国官方的版本，也不是什么维基百科之类的版本，而是由李德写的，但是文章没有著名他的出处，题目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元帅林彪》，用简单的记述了林彪的生平，最后是说到，1971年8月间毛泽东巡视南方，同沿途各地党政领导人谈话中明示，九届二中全会上斗争是两个司令部的斗争，是党内第十次路线的斗争，所以1971年9月13日发生了蒙古温都尔汗坠机事件，林彪随即身亡，成为中国共产党内路线斗争的又一名殉葬者。
这本书的整理者之一是舒云，舒云写了一篇导读，就是关于林彪元帅文集的导读，这个导读里面当然有对于林彪的一生，还有对于林彪他的作品，他的文章，有很多的分析。
其中，他特别讲到比方说文革和林彪的关系，我觉得这里边作者对于，舒云女士，他是研究林彪的专家，他对于林彪和毛泽东的关系当中，他更侧重了毛泽东，而对于林彪，特别是文化大革命这一部分，他强调的是什么？他强调的就是，这句话当然也是我们都很熟悉了，林彪当年对毛泽东的指示有这样的话，叫做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
舒云女士似乎就是把这句话作为林彪和文化大革命的一种关系，但是我想林彪对文化大革命就不完成是一个所谓理解要执行和不理解也要执行，林彪对文化大革命恐怕有他自己的看法，至于林彪和毛泽东的关系，更是耐人寻味的，特别是到了九一三事件之前，也就是庐山会议之后，毛泽东摆明了，他就是整林彪了，在这种情况下，林彪又是怎么样的一种态度？他实际上一直是要求想要见毛泽东，但是毛泽东就是不见他，但是林彪有个特点，他就是不检讨，他不检讨他不认错。
实际上，在本书下集也搜集了林彪写的最后一封信，是写给毛泽东的，但是这封信没有送到毛泽东那里去，实际上是表明了林彪并不想与毛泽东为敌，他不想和毛泽东对抗，而且是要求毛泽东高抬贵手，关于林彪这样一种被动挨打的态度，毛泽东其实也很清楚的，所以他在南巡的时候，他说林彪两次打电话写信给他们阻止了，就是阻止，他说的是叶群和黄永胜他们去反毛，他说阻止了，毛泽东和林彪的矛盾是毛泽东制造的，林彪似乎明白末日到了，他情绪低落，却是以不变应万变，他不打电话，也不与人联络，这种稳坐钓鱼台的态度，激怒了毛泽东，这也就导致了后来九一三事件。
我们看林彪，我这里给大家很简单的介绍一下是这样的，林彪在战略上，或者在战术上，有一个很有名的叫做一点两面三三制，还有四快一慢，这个在解放战争的时候，东北野战军打胜仗的一个很重要的法宝，从这个一点两面三三制和四快一慢可以看出来，一个是林彪的这种军事思想的特点，第二，就是他语言的特点，你说就是没有读过书的一个农民，他当了兵，他听到他上级跟他介绍一点两面三三制，他也就能明白是怎么回事。
所谓一点两面，就是在进攻的时候，抓住敌人的一点就来进攻，但是要从两面来包抄，这叫做一点两面，三三制是指解放军，其实大部分军队，一般班大概就十来个人，十来个人就分成三个小组，这三个小组既统一他又分散，在作战的时候，就可以保持相对的灵活性，这叫一点两面三三制。
关于四快一慢，四快一慢是林彪在，可以说是也是林彪的一种很重要的军事思想，他所谓四快一慢，他说实际上有战争以来，就已经有了这样一个道理的，只是人们过去可能没有去把他总结出来，他说四快一慢，第一就是向敌前进要快，就是进攻要快，第二，抓住敌人之后，进行准备工作要快，第三个快就是突破或者扩张战果要快，第四追击要快，就是进攻要快，准备要快，突击以后扩张要快，第四追击也要快，但是这四快，还有一慢，一慢是什么呢？一慢指的是，就是在准备发动进攻之后，要慢一下，这时候不要急于行事，林彪的军事思想就是你得沉得住气，这时候就管上级在骂，派了通讯员左催右催，这时候还是要沉住。
反正我要准备好了，我才打仗，这点跟毛泽东的军事思想又有相同的地方，就是不打无准备之仗，所以林彪这种军事思想确实是很有意思的，就是他让那些普通的士兵，都能够掌握他的军事思想，包括一点两面三三制，四快一慢，像我这个从来没有当过兵，更没有参加过解放战争的人，但是当时看到林彪讲话的时候，都能够记得住，也就是说，你从宣传鼓动的角度，甚至从现在舆论公关的角度来说，林彪元帅的这种本事，都是很超前的，他能够用非常精炼的语言就把这些军事思想，能够让普通的士兵都能够掌握，当然这不仅仅是理论，这也是在实际的作战当中被印证出来，这也就是为什么林彪，林彪其实在他的全盛年代，他当元帅的时候也才50来岁，他指挥解放军第四野战军，从东北打到中南，最后打到海南岛的时候，那时候他也才50岁出头，所以林彪军事思想在林彪元帅文集里面有很充分的表现。
郭沫若晚年败笔：为自保即席献诗江青
2014年6月23日
来源：凤凰网
中国现代文豪郭沫若早年以其才情横溢、大气磅礴的诗篇震撼文坛，被称为“最能代表五四狂飙精神”的诗人。中共建政后却写下了一大批风骨尽失、简直不堪入目的诗文讨好毛泽东，被视为“无耻文人”的代表。然而，人们也应看到，即便如此，郭沫若仍然备受摧残，两个儿子在文革中惨死。笑蜀撰文《郭沫若晚年的败笔：为自保即席向江青献诗》讲述他的悲惨遭遇。
郭沫若原名郭开贞，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主将之一。代表作有《女神》、《地球我的母亲》等，并发起成立创造社。抗战期间创作了《屈原》等历史剧。解放后曾任国务院副总理、中国科学院院长、全国文联主席。
1958年4月21日《北京晚报》发表了一首诗：《咒麻雀》。诗云：
麻雀麻雀气太官，天垮下来你不管。麻雀麻雀气太阔，吃起米来如风刮……《咒麻雀》直白浅露，一点诗的意境没有，至多只能算作打油诗。而它的作者，竟是新中国头号文豪郭沫若。根据毛泽东的号令，当时全民动员围剿麻雀。时任中国文联主席、中国科学院院长的郭沫若，便带头创作了《咒麻雀》。遗憾的是，类似的败笔，甚至比这更大的文学上、学术上、政治上的败笔，在这位文豪的晚年不断地出现。个中缘由，发人深思……
为何从持论公允到“扬李抑杜” 这样的打油诗，郭沫若并非偶一为之。众所周知，著名的打油诗集子——《红旗歌谣》，主编即为郭沫若和周扬。1958年国庆，郭沫若又写了一首——《宇宙充盈歌颂声》。诗云：
广场浩荡人如海，丰碑巍峨天变矮。人间出现双太阳，天上地下增光彩。
这首毫无诗味的“诗”长达191行。至于郭沫若为歌颂大跃进而写的《百花诗》，许多地方连语言流畅都没做到，更惨不忍“读”。曾经写出《女神》的诗人郭沫若，在他的后半生中，只能写写这样的东西。纷飞的想象、澎湃的激情和对事物的深入探究，已经一去不复返了。
郭沫若同时也是著名学者，在文学、史学等领域堪称权威，著作等身。可在他的后半生中，再无巨著问世，倒是在“文革”期间，由人民文学出版社隆重推出了他的新作《李白与杜甫》。其中“扬李抑杜”的倾向，一望可知。在此之前，郭沫若对李白、杜甫本来有过公正的评价。
1953年4月，郭为杜甫纪念馆的题联是：
世上疮痍诗中圣哲民间疾苦笔底波澜
1963年春，郭为李白纪念馆的题联是：
酌酒花间磨针石上倚剑天外挂弓扶桑
那么，郭沫若为什么要突然180度大转弯呢？
这就要说到毛泽东。众所周知，毛泽东最喜欢“三李”（即李白、李贺、李商隐）的诗，“三李”中又最喜欢李白。对杜甫的诗，毛泽东一向不甚喜爱。1958年1月，在为大跃进作舆论准备的南宁会议上，毛泽东说：“光搞现实主义一面也不好，杜甫、白居易哭哭啼啼，我不愿看。”在游杜甫草堂时，毛泽东以不甚欣赏的口吻，说杜甫的诗是“政治诗”。毛泽东尤其不满学术界“扬杜抑李”的倾向，要翻这个案。一位70年代参加《辞海》中国古典文学条目修订的学者回忆，他听复旦大学教授刘大杰说过：“毛主席之所以有扬李抑杜的想法，那是因为前人对杜甫的诗注家太多，号称‘千家’；李白的诗注家太少，同为大诗人，注家相差却如此悬殊，觉得有点不平，而在他看来，李白诗的成就与价值又并不在杜诗之下。”
一向紧跟毛泽东的郭沫若，便响应号召，写了扬李抑杜的《李白与杜甫》。
无限崇拜领袖，难逃“文革”冲击 鲁迅去世后，毛泽东曾对郭沫若说，你要接过鲁迅先生的大旗，肩负起中国文化革命主将的责任。郭则表现得诚惶诚恐，不无忧虑地说：“我能吗？”他当时的“诚惶诚恐”并不都是出自谦虚，起码还有多半来源于他的不自信。
郭沫若对毛泽东无限崇拜，正因为如此，做毛泽东的老学生、好学生，就成了郭沫若后半生的唯一使命。以至于“文革”前夕，郭沫若为毛泽东《清平乐·蒋桂战争》手迹发表而撰文注解时，竟称毛泽东的诗词是“诗词的顶峰”，称其墨迹是“书法的顶峰”，与林彪的“顶峰论”正好形成呼应。最奇特的是，郭沫若论毛泽东诗词墨迹还能与毛泽东高度赞扬的林彪的“四个第一”结合起来：
……（毛泽东的墨迹）写得多么生动、多么潇洒、多么磊落，每一个字和整个篇幅都充满着豪放不羁的革命气韵。
在这里给我们从事文学艺术工作的人，乃至从事任何工作的人，一个深刻的启示，那就是人的因素第一，政治工作第一，思想工作第一，抓活的思想第一。这“四个第一”的原则，极其灵活地、极其具体地呈现在了我们的眼前。
但所有这些，并没有能够庇佑“文革”中的郭沫若。
“文革”“春雷”炸响前夜，郭沫若已成惊弓之鸟。从1965年年底开始，郭沫若不时接到向他挑战的来信来稿，比如对郭沫若《满江红·领袖颂》的诗句：“听雄鸡一唱遍寰中，东方白”，就有人叱责说：全国人民都唱《东方红》，你为什么要说“东方白”？用意何在？
还有人质问：“国防文学”是投降主义的口号，你为什么在抗战的时候支持这个口号？
置身危崖，满耳风涛。1966年中国科学院春节团拜和政协常委春节团拜，郭沫若都不敢坐到主席台上去。1月29日，他给中国科学院党组书记张劲夫写了一封辞职信。
郭沫若的辞职没有被允准。毛泽东否定了“二月提纲”，并在听取汇报时专就郭沫若问题发了一番议论。以往发动意识形态领域的“阶级斗争”，毛泽东总要把郭沫若当作保护对象，提出“不能批判郭老”。毛泽东还讲过，学术批判要有一个界限，要树立几个标兵，郭沫若、茅盾、范文澜、翦伯赞四个人不能批。这次毛泽东也重申“郭老、范老两老要保护。郭老是好人”，“功大于过”。但这次毛泽东的“保护”和以往不同：多了一个前提——两人“还是要作一点自我批评为好”。这就是说，不批判郭沫若，并不是因为他没有可批之处，只不过对他宽大为怀，但他应该有自知之明，应该率先请罪以争取主动。
“焚书”检讨震惊中外 这层深意，政治上一向敏感的郭沫若自不难领会。4月10日，《解放军报》公布了江青根据毛泽东授意炮制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攻击建国以来文艺界“被一条与毛主席思想相对立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专了我们的政，这条黑线就是资产阶级的文艺思想、现代修正主义的文艺思想和所谓三十年代文艺的结合。”郭沫若的大部分成名作品是在“黑线”专政时期创作的，建国以来他又一直位居文艺界高位，郭沫若因此更为惶恐不安。
4月14日，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三十次（扩大）会议在京举行，身为人大副委员长的郭沫若，在听了文化部副部长石西民所作的《关于社会主义文化革命》的报告后，即席做了自我检讨，把自己的作品整个儿否定了——“应该全部把它烧掉，没有一点价值”。
在上海组织人马起草《五一六通知》的康生如获至宝，电话指令《光明日报》尽快发表郭沫若的检讨。这篇全盘否定自己和全盘否定知识分子的检讨书备受毛泽东青睐，于是，大笔一挥：同意见报。这篇奇文就在4月28日《光明日报》上登了出来，题目是《向工农兵群众学习，为工农兵群众服务》。5月5日《人民日报》全文转载；全国各报也都相继转载。
郭沫若的奇文一经公开发表，国内知识分子瞠目结舌，国外舆论更是一片哗然：中国要“焚书坑儒”，中国第一文豪郭沫若支持焚书坑儒。郭沫若的个人形象、中国的国家形象受到了难以估量的伤害。许多日本友好人士甚至要求专程到中国访问郭沫若，看他是否被迫发表“焚书”言论。郭沫若事先也没料会有此种反响，不得不出面为自己申辩。这年6月下旬，在北京召开了有53个国家和地区的一百六十多位作家参加的亚非作家紧急会议，郭沫若以中国代表团团长的身份，作了题为《亚非作家团结反帝的历史使命》的长篇发言。在发言的最后部分谈到自己4月14日的检讨，特别就“要把自己写的东西全部烧掉”作了解释：
……我说用今天的标准看来，我以前所写东西没有什么价值，严格地说应该烧掉。这是我责任感的升华，完全出自我内心深处的声音。但我把这话传播出去，出乎意外地惊动了全世界。有不少真挚的朋友对我表示了深切的关怀，我向他们致以谢意。但在资本主义国家和现代修正主义国家的报纸和刊物上，却卷起了一阵相当规模的反华浪潮。他们有意歪曲我的发言，借以反对我国的文化大革命。有趣的是日本有一位批评家，说我是被迫检讨，要烧自己的书，比二千多年前焚书坑儒的秦始皇还要残暴和傲慢。
郭沫若声明：这种指责是没有道理的——“作为对人民负责的革命作家要不断进行自我改造，不断进行严格的自我批评，在我们这里是极其平常的事情。”
但是，不管郭沫若自己如何申辩，他的那个检讨，确确实实是他一生中最大的败笔。
最苦涩的作品——即席向江青献诗 就在郭沫若作为中国代表团团长在亚非作家紧急会议上阐述文化大革命的“伟大意义”时，北京大学已经开辟了一个专门批判郭沫若的专栏，那里贴满了“打倒郭沫若”的大字报，大字报甚至贴到了郭沫若寓所门前。流言蜚语更是纷至沓来，其中编造得最离奇最恶毒的，是指控他不久前为长篇小说《欧阳海之歌》题写书名中的“海”字，隐有“反毛泽东”的字样。红卫兵为此到郭沫若寓所门前示威，“勒令”他限期交代“反毛泽东”的弥天大罪。
事实上，红卫兵兴师问罪，并非自发行为，而纯粹是中央文革煽动的。5月25日，《人民日报》等报刊重新发表1944年1月9日毛泽东《看了＜逼上梁山＞以后写给延安平剧院的信》，信中原有的“郭沫若在历史话剧方面做了很好的工作，你们则在旧剧方面做了此种工作”两句竟被删得踪影皆无。毛泽东这封信的手迹，建国初曾公开发表，广为人知。在红色恐怖席卷中国的背景下删去广为人知的这两句话，绝对是个危险的信号，实际上是暗示公众：郭沫若“有问题”，尽可大胆冲击。郭沫若看出此层深意。便有了另一个最大的败笔——
6月5日，亚非作家常设局纪念“讲话”讨论会闭幕式上，实际领导这次讨论会的东道主、中国文联主席郭沫若竟被安排在后排就座。戚本禹到会作长篇讲话，郭沫若不仅要洗耳恭听，还必须向戚本禹鞠躬致敬，在闭幕词中说：“戚本禹同志为我们作了富于启发性的报告”，“不能不表示衷心的感谢”。这个闭幕词标题就是《做一辈子毛主席的好学生》。
郭沫若意犹未尽，竟即席朗诵一首诗：“献给在座的江青同志，也献给各位同志和同学。”他在诗中这样称颂江青：“你奋不顾身地在文艺战线上陷阵冲锋，使中国舞台充满工农兵的英雄形象。”那个写出了《请看今日之蒋介石》的郭沫若，那个敢于挑战一切强权、敢于挑战一切压迫的斗士郭沫若，竟然在公开场合、竟然当着那么多中外知名人士的面，毫无掩饰地阿谀一个政治暴发户，仅仅是为了自保。这其实又岂止是郭沫若一个人的悲剧！
“批林批孔”又将他推上风口浪尖 林彪自我爆炸后，毛泽东要发动批林批孔，郭沫若因为尊孔，又成了“革命”对象。1973年春，毛泽东写了一首批评他的顺口熘：
郭老从柳退，不及柳宗元。名曰共产党，崇拜孔二先。
毛泽东还把他读过5遍的郭沫若的史学名著《十批判书》翻了出来。在同王洪文、张春桥谈话时，毛泽东说：“郭老不仅尊孔，而且是反法。尊孔反法，国民党也是一样啊！林彪也是啊！我赞成郭老的历史分期，奴隶制以春秋战国之间为界。但也不能大骂秦始皇。”
毛泽东指令：赶排大字本的《十批判书》，供“评法批儒”之用。
更坏的消息又传来了，8月5日，毛泽东让江青记下他的新作——《读封建论·赠郭老》：
劝君少骂秦始皇，焚坑事件要商量。祖龙魂死业犹在，孔学名高实秕糠。百代多行秦政制，十批不是好文章。熟读唐人封建论，莫从子厚返文王。
毛泽东对江青说：历代政治家有成就的，在封建社会前期有建树的，都是法家。这些人都主张法治，犯了法就杀头，主张厚今薄古。儒家满口仁义道德，一肚子男盗女娼，都是主张厚古薄今的。
1974年1月25日，郭沫若被指定参加北京“批林批孔”动员大会，江青毫不留情地点了郭沫若的名，说他的《十批判书》不对，说他对待孔子的态度和林彪一样。在公开场合被点名指责，这在郭沫若的历史上可说是空前绝后。
郭沫若不得不抱病捉笔，写两首诗给毛泽东，以为回答：
春雷动地布昭苏，沧海群龙竞吐珠。肯定秦皇功百代，判宣孔二有余辜。十批大错明如火，柳论高瞻灿若朱。愿与工农齐步伐，涤除污浊绘新图。
读书卅载探龙穴，云水茫茫未得珠。知有神方医俗骨，难排蛊毒困穷隅。岂甘樗栎悲绳墨，愿竭驽骀效策驱。最幸春雷惊大地，寸心初觉识归途。
《十批判书》是郭沫若在抗战时期写成的，主要是影射和鞭挞蒋介石的独裁统治。几十年后的郭沫若当然再没有当年的锐气，只好毫无保留地接受毛泽东的裁决，表示要用毛泽东的“神方”排除自己头脑中的“蛊毒”。
多亏周恩来挺身相护，郭沫若终于度过了“文革”劫波，但却付出了极其惨重的代价——1967年4月，郭沫若的小儿子郭民英在音乐学院被人揭发“特殊化”，愤而自杀。第二年4月，大儿子郭世英又在中国农业大学遭绑架关押，受尽酷刑后含冤去世。接连失去两个爱子，郭沫若肝肠寸断。从郭世英惨死的那天起，郭沫若经常伏在案头，用颤抖的手，一笔一划地抄写儿子的日记，把对爱子深深的父爱和内疚，融进那厚厚的手抄本中。
胡适批毛泽东《蝶恋花》：没有一句通
2014年6月23日
来源：明镜网
1959年3月11日，胡适读到大陆出版的毛泽东诗词，他在当天的日记中写道：
“看见大陆上所谓‘文物出版社’刻印的毛泽东《诗词十九首》，共九叶。真有点肉麻！其中最末一首即是‘全国文人’大捧的‘蝶恋花’词，没有一句通的！抄在这里：
游仙·赠李淑一
我失骄杨君失柳，杨柳轻飏直上重霄九。问讯吴刚何所有，吴刚捧出桂花酒。寂寞嫦娥舒广袖，万里长空，且为忠魂舞。忽报人间曾伏虎，泪飞顿作倾盆雨。
我请赵元任看此词押的舞、虎、雨，如何能与‘有’韵字相押。他也说，湖南韵也无如此通韵法。”
随着海峡两岸交流胡适日记的整理出版，才使笔者有机会读到这则有趣的记载，于是才有了下面的文字。
青年毛泽东对新文化运动主将胡适很尊重仰慕，与他有不少交往，也受到他的一些进步思想的影响。1918年8月19日，毛泽东应读师范时的老师、时任北大教授的杨昌济之召来到北京，被推荐到北大图书馆做助理员的工作。从美国归来的大名鼎鼎的胡适此时就在北大任教。在这期间，毛泽东曾不失时机地抽空旁听胡适的课。胡适在文章中称毛泽东是他“从前的学生”，此话不假，虽然他仅比毛泽东大两岁，毛泽东在长沙创办“自修大学”就是受了胡适的影响，他在给朋友的信中说，自修大学“这个名字是胡适之先生造的”。他还亲自登门拜访胡适，向胡适求教。胡适1920年1月15日的日记中就有“毛泽东来谈湖南事”的记载。1936年，毛泽东接受美国记者斯诺的采访时说，五四前后，“我非常钦佩胡适和陈独秀的文章，他们代替了已经被我抛弃的梁启超和康有为，一时成了我的楷模”。
想不到多年以后，在台湾的胡适仍然“关心”着这位“从前的学生”、现为一国之尊的毛泽东。这次谈的是“学生”的诗词，着重议的是发表不久的“新作”——《游仙·赠李淑一》(后改为《蝶恋花·答李淑一》)。胡适说这首脍炙人口的《蝶恋花》“没有一句通的”，此话讲得太过，已不是什么诗歌评论，恐怕已是赤裸裸的诋毁了，可谓“胡说”、“胡批”。相信读者自有判断，无须赘言。
至于他所说的这首词的押韵问题，如果单从“纯技术”要求的角度来看，胡适之言，自有一定道理——因为他“论证”得也很“严密”，还请教了湘籍著名语言学家赵元任，最终得出了就是照方言也不押韵的结论。“蝶恋花”词牌要求上下阕同调，五句四仄韵，共八个韵脚，且要求在同一韵部。对照这一要求，毛词的确“出格”了。上阕的[柳、九、有、酒]属上声二十五有韵，下阕的“袖”属去声二十六宥韵。上声二十五有与去声二十六宥通用，同属词韵第十二部，这是符合词律要求的。然而下阕的[舞、虎、雨)这三个韵脚字均为上声七麌韵，属词韵第四部，明显和上阕四个韵脚字以及下阕“袖”字不同韵。严格对照词谱，这首词的确“破韵”了。所以从严守规则的要求来说，胡适的批评是不错的。
这样的韵脚犯忌，一向重视用韵、深谙格律的毛泽东自然很清楚这一点。1958年12月，他在“作者自注”中说：“上下两韵，不可改，只得仍之。”“不可改”说明毛泽东是为了不因韵害意而“破格”。如此用韵，意与声谐，浑然天成，所以也就“只得仍之”了。诗言志，既然格律是为了表情服务的，“情动绳墨外，笔端起波澜”(臧克家语)，这时又何必胶柱鼓瑟呢？不见诗意、没有诗味的句子，即便合律，也不是诗。这首《蝶恋花》虽“破韵”，却能很好地表情达意，所以也就不必削足适履了。毛泽东在遵循词律的大前提下，根据表达需要而作点灵活变通，不也可以看作是他“旧体诗词要发展，要改革”诗论的一种艺术尝试吗？所以从创新发展的角度来说，胡适的批评未免太死板、太苛刻了。
胡适就在当天的日记中还有“写《自由与容忍》，勉强写成”(后正式发表时题目改为《容忍与自由》)的记载。这位崇尚容忍和自由的大学者在写这篇后来一发表就受到赞扬的好文章的同时，在批评“学生”诗词的问题上，却似乎显得一点宽容、容忍都没有。在这一点上，“老师”没法和“学生”相比了。1956年2月的一天，毛泽东在怀仁堂宴请出席全国政协会议的知识分子代表时说：“胡适这个人也顽固，我们托人带信给他，劝他回来，也不知他到底贪恋什么？批判嘛，总没有什么好话，说实话，新文化运动他是有功劳的，不能一笔抹杀，应当实事求是。21世纪，那时候，替他恢复名誉吧。”“学生”并没有全盘否定“老师”，对其评价还是十分公正的。这恐怕胡适做梦也想不到的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