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腐，每一场战役都是决战
最后，政协委员问他，什么时候我们这个反腐算成功？他答道：“制度建设。”这是8月25日王岐山罕见地受邀出席全国政协会议出现的一幕。自十八大起，截至2014年7月已有5万人违反八项规定被处理，截至四中之前已有18万党员干部受处分，54名省部级以上官员落马。多维新闻早前的独家数据统计显示，已有640余位官员被点名通报。而尤其是前朝重臣周永康、徐才厚及其牵涉的庞大利益链条。从香港六大中资国企审查，到全球“海外猎狐”行动风生水起，第二战场逐渐清晰可辨。
中共有一整套自我监督体系，但仍难以遏制腐败颓势
刘源的政治智囊、同样是红二代出身的张木生10月20日在谈及徐才厚案时公开声称，现在我们这么大的力度的反腐，仅仅是治标的，只是使现在相当一部分贪官不敢腐了，什么时候我们把不能腐和不愿腐的制度建立起来了，就算取得了阶段性的成果。这已并非第一个抛出反腐转折点的人。中纪委面临的不仅仅是一只只单兵作战的苍蝇老虎，而是要为整个弊病丛生积重难返的党政官员阶层编织制度牢笼。这是一次极具挑战性的“斗争”，而核心便在于扮演党鞭角色的纪检如何在中共此轮权力的顶层设计中获得授权调整，彻底扭转监督弱势的角色限制，在执行“家法”时更理直气壮。毫无疑问的是这场战役的“打击面”会更宽泛，阻力亦就愈大。
实际上，以顶层设计打破旧有权力分布格局的斗争，已然形成继国内反腐风暴、“海外猎狐”行动之后的三线作战。如果说前二者是运动战的话，那么三线作战便是对峙既得利益的阵地战，就是根本上瓦解腐败产生根基的歼灭战。没有这第三线作战，贪腐官员便是割了一茬又一茬的韭菜，用张木生的话叫做一次次的“断尾求生”总有尽头，用王岐山本人的话叫做防止腐败反弹是“输不起的斗争”。
在此次四中全会中，习近平的说明称“不能就法治论法治”，决定将中共“家法”提升至一个相当的高度，外有国法，内有党纪，“党纪严于国法”。可见，在中共当前的顶层设计中，法治之目的或者说目的之一便在于建立一套完整的权力约束机制。决策、执行、监督各归其位。王岐山在此次四中全会文件起草小组中担任副组长一职，明确地向外界传递了一个信号，这便是对中纪委权力的加冕。实际上，反腐风暴气势不稍减，进入根除腐败温床的纵深地带的同时，不得不进行战略考量。当然，有质疑声音担心中纪委会沦为权斗的工具，声称它可能成为类似的明朝时期东西厂特务组织，但这种猜测显然是有问题的。它注意到中纪委正在成长为一个实权部门，但未注意到，正是监督力量脆弱性导致腐败积重难返。
执掌“家法” 铁三角格局信号显露
王岐山被视为习近平的铁杆盟友，在私下王岐山曾透露，习近平交代给他的任务——坚守岗位、常抓反“四风”五年。而在此次四中全会公布的文件起草小组名单中也可看到王岐山的角色，本次四中全会副题的党建部分本来由刘云山分管，但此次由王岐山担任副组长可见所谓党建的重心还在于反腐整风。这一点自不必说。而正因为王岐山的战线越拉越长，后续更具有挑战性，而成就大事者最重要的莫过于用人。因此，新一届中纪委履职两周年在即，但高层人士已两出两进，实际上是中央各机构中调动最为频繁的。
“新任中纪委副书记刘金国妻子还是临时工”“唐山大地震时到邻村徒手挖人”“铁腕治警敢于查大案办要案”“像刘金国那样‘耿直得邪乎’”……中纪委四次全体会议中，公安部副部长刘金国成为一匹黑马。连日以来，当局喉舌不遗余力对其进行形象塑造，整个舆论场显得极为不同寻常。实际上，在三中、四中全会之间，中纪委高层一直有频繁的人事调整。2013年5月，中纪委副书记王伟调任国务院三峡工程建设委员会办公室副主任、党组成员（正部长级）。2014年1月，中央纪委第三次全体会议增选杨晓渡为中央纪委常务委员会委员、副书记。2014年10月，副书记李玉赋调任全国总工会党组书记。但这些人事变动当时都未掀起太多的舆论震动。
据公开资料，刘金国是此次中纪委副书记8人组中第二位非纪检系统成员。今年59岁的刘金国是河北昌黎人，自1992年出任河北省秦皇岛市公安局局长之时起，深耕公安政法战线系统已达22年。2005年3月，刘金国进入公安部。调任中央纪委之前，刘金国为公安部副部长、党委副书记（正部长级），纪委书记、督察长，在公安部领导成员中排名第三，位于公安部长郭声琨和公安部党委副书记、常务副部长杨焕宁之后。2013年12月，时任中央防范和处理邪教问题领导小组副组长、办公室主任李东生因涉嫌严重违纪被免职，刘金国随后补缺李东生兼任该职。刘金国曾当选中央电视台“2011年度感动中国人物”。当时颁奖词称，“每逢重大突发事件，刘金国都亲临一线指挥”。2008年汶川地震中，刘金国担任公安部前线总指挥；2010年大连新港输油管线原油泄漏发生火灾，刘金国在前沿指挥七个小时，同年被国务院记个人一等功。颁奖词还形容，刘金国“两袖清风，一心为公”。“单位分给他一套房子，需要交4.6万元的集资款，刘金国只能找银行贷款”，“担任领导职务的几十年，刘金国的38个亲属无一跳出‘农门’”。
在此次当选中纪委副书记后，官方媒体便不遗余力地将刘金国塑造为两袖清风，甚至无力在北京定居，妻子仍旧为临时工的廉吏角色。不排除当局正是要树立一个这样的当代典型。更为值得注意的是，他本人与王岐山的关系比较密切，而且正是早前成立的周永康专案小组副组长辅助组长王岐山。在今年7月份开始的海外猎狐行动中，刘金国同样扮演着重要角色。显然，刘金国的这次上位是对他的一次高度肯定和再重用。
至于海外呼声颇高的刘源上将原本便以绊倒军队巨贪谷俊山而声名大噪。尽管在此次四中全会和中纪委四次全体会议中，刘源都未能如外界所想在仕途上更上层楼，执掌军队反腐纪检大权，但是有相当的信息传递出积极信号。四中决定中明确“改革军队纪检监察体制，以及完善军事法律人才培养机制”，这被视为暗指中央军事委员会纪律检查委员会调整的信号。
多维新闻在此前的多篇报道中曾披露刘源在习习近平的人事布局中可能发挥重要作用，甚至由中央军事委员会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一职跻身中央军委。实际上，按照当前的组织序列，中央军委纪律检查委员会“隶属”于解放军总政治部，接受中纪委、中央军委的双重领导，书记一职因为由总政治部主任或者副主任兼任（目前担任该职务的便是兼任中纪委副书记的杜金才上将），所以在军队反腐上尤其是监督更高层次正大军区级军头时便可能作为有限。以扳倒谷俊山一案为例，彼时的总后勤部副部长刘源上将与谷俊山应属同一系统同一级别，正是他在军队内部举报无果之下越级直接向习近平、胡锦涛上报，并获得支持，艰难地将谷俊山拿下，而掌握人事大权的总政治部非但未能发挥作用，甚至连总政治部本身便被视为徐才厚的传统势力范围，被用来以卖官鬻爵，公开出售军衔。
治病切记用好医，好医善养不在治，中共纪检体系已经获得空前规模的权力扩展，未来关注点是如何进一步巩固和扩展，并发挥效能。刘金国来自政法体系，刘源若能代表军队，不妨期待他们在大老虎纷纷落马后能在另有一番作为。
揭秘：习近平背后的神秘“站台人”(多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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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向低调沉默的中共党内元老、97岁的宋平近5个月连续曝光3次。这位1917年出生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前任常委是中共党内硕果仅存的95岁以上高龄元老之一，另一位是曾经担任过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的万里，1916年出生，现年98岁。 大陆杂志《博客天下》10月29日刊文称，2014年9月30日晚，在中国国务院举办的国庆65周年招待会上，宋平现身，作为“从党和国家领导职务上退下来的元老”，与中共中央现任7常委一起坐在主桌上。宋平身体依然康健，和比他小9岁的江泽民相比也并不显老。 文章称，这是今年宋平第二次在公开场合露面，上一次是在6月中旬的北京。当时身着白衬衣、黑色布鞋的宋平，拄着拐棍出现在北京的一项慈善活动上。活动的主题是“帮助贫困地区的孩子圆上学梦”。宋平到场是用自己的实际行动为慈善事业站台。 最初该基金会官员向宋平汇报时，宋平主动为其起名为“圆梦班”，报道称，宋平此举一方面是让贫困地区的孩子圆梦，此外，也是对习近平中国梦的呼应。在为圆梦班题词时，宋平先后题了3遍，最后才选定了一个版本。时隔一周，宋平又接受了中国官媒《人民日报》的专访。这也是中共十八大之后，宋平一次较密集的曝光时段。 2012年11月8日，95岁的宋平身穿灰色中山装，以中共十八大主席团常委的身份亮相。这也是宋平第四次担任中共党代会主席团常委。自1992年卸下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职务，宋平分别在1997年召开的中共十五大、2002年召开的中共十六大和2007年召开的中共十七大上担任了党代会主席团的常委。 和三代领导人发生联系的人 宋平被称为中共党内的最大伯乐，他是一位承前启后者。作为周恩来的政治秘书、邓小平和陈云信赖的人，他还发掘了胡锦涛。宋平在甘肃为官9年，1981年开始担任中国国家计划委员会副主任，后成为中国国家计划委员会主任，兼国务委员；1987年，他担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并成为中央政治局委员；1989年开始担任中央政治局常委，直到1992年卸任。 宋平成为从甘肃走出的第一位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也正是从他开始，甘肃这块边远贫瘠的地区成为中国政治的高地。胡锦涛、温家宝、吴仪等都曾在甘肃任职。
 宋平 在公开报道中，有一种说法将宋平称为“中国政坛最大的伯乐”，因为他发掘了胡锦涛。陆媒《南风窗》在2002年的一篇报道中提及，宋平1977年开始担任中共甘肃省委第一书记时，于1968年进入水电部甘肃刘家峡工程局房建队劳动的胡锦涛已经在甘肃待了9年。1979年，宋平到甘肃省建委亲自主持座谈会，时任甘肃省建委设计管理处副处长的胡锦涛出面汇报。 胡锦涛条理简要、数据清楚的发言与众不同。当宋平问起一些方向性问题时，胡锦涛的观点与建议更让宋平欣赏。1980年，胡锦涛即出任甘肃省建委副主任。陆媒《人民日报》旗下杂志《环球人物》报道称，“胡锦涛业务素质过硬，为人稳重谦虚，处事低调，群众基础好。在举才荐才的过程中，受到了身为中共甘肃省委第一书记宋平的肯定和鼓励。” 这个副厅级职位成为胡锦涛政治生涯快行线的开始。1982年，担任共青团甘肃省委书记3个月后，胡锦涛来到中共团中央，担任中共共青团中央书记处书记，全国青联主席；1984年，成为中共共青团中央书记处第一书记；1985年，42岁的胡锦涛出任中共贵州省委书记，成为当时中国最年轻的省委书记。由此可见，宋平在胡的仕途上帮助之大。 宋平从来没有担任过中共总书记，政治局的排位也相对靠后，但他特别受到邓小平和陈云的信赖，在很多问题上给他们提供过建议。宋平和邓小平工作上的交集可以追溯到1950年代，当时宋平担任计委委员，邓小平则担任中国国务院副总理，分管经济和财政。在1975年邓小平第二次短暂复出、整顿经济之时，在甘肃任职的宋平也在调整省内的企业。 他解放了一批懂经济和管理的官员，并进行技术革新和改造。在邓小平又一次被罢免职务时，宋平保持了沉默，没有对他进行负面评价。据时任中共广东省委书记任仲夷回忆，在破除全国思想路线方面的阻力时，甘肃的宋平是头两位表态支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惟一标准”的中共省委书记之一。 “两个凡是”出炉后，邓小平提出“我们必须世世代代地用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来指导我们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1978年5月，陆媒《光明日报》发表了著名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惟一标准》一文。 宋平甚至在《光明日报》文章发表之前就已经表态。1978年4月初，宋平在兰州高等院校领导干部的一次理论讨论会上指出，“要把我们的工作搞上去，就要解放思想，敢于冲破禁区。检验真理的标准只能是实践，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宋平关键时期雪中送炭，他也并不是一个人在支持邓小平。宋平和陈云的私交很好，他第一次见到陈云是在1938年3月，延安中共中央组织部的窑洞里。“当时，陈云担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后来，我在马列学院学习、工作，多次听陈云同志讲党课，读过他的一些文章。” 在“大跃进”掀起的浮夸风浪潮中，陈云和宋平难得地保持了一致。1959年春，在一次讨论钢铁生产指标的会议上，宋平根据矿石、煤炭、运输、设备等实际情况，讲了自己的看法，认为当年要完成1,800万吨的钢铁生产指标有困难。讲完之后的宋平感到莫大的压力，但会散后，“陈云拍着我的肩膀说：质量，质量。”后来，在陈云的主持下，过高的钢铁指标被压了下来。宋平曾回忆说，陈云病重之时，他曾几次到医院探望。最后一次，“他（陈云）在病床上叫着我的名字，不能说更多的话了。” 1996年，作家叶永烈通过宋平之子宋宜昌向其求证：为什么甘肃在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中会在全国领先？有没有来自北京的“关系”在起作用？宋宜昌给予了答复：“当时甘肃完全是独立发起的，并没有北京的‘关系’在起作用。叶永烈说，由于宋平在“真理标准”论战中，“态度鲜明，加上他的工作业绩，后来被调往北京，（十年后）出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 那个在别人身后的人 他穿中山装和布鞋、出门不带警卫随从，希望别人叫他同志，他不是一个在前台的人，但是对他看中的人或者事，他总是积极站台，隐在他们身后默默支持。宋平是最后一个身穿中山装拍摄标准照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这使得西方有人认为宋平是一位中共保守派。
 宋平被誉为中国政坛最大的伯乐 与宋平不同，曾担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胡耀邦曾积极推荐官员穿着西装。灰色的中山装是宋平惯常的穿着，退休后他往往脚上穿一双平底布鞋，天冷时外套也不过是一件陈旧的皮夹克。他不显山不露水，近乎没有存在感。宋平曾亲自修改并签发一份关于作风问题的规定，要求：报纸、广播、电视等媒体以宣传人民群众活动为主，对各级官员的活动都要尽量压缩。官员下基层不搞迎来送往等。而宋平本人严格遵循这些规定。 1972年，宋平到基层视察时，地方政府自作主张杀了一只鸡，他付了50元的伙食费，只要求最普通的馒头和烩菜。但也有特殊的时候。1978年5月，宋平在地方考察时，中午吃馒头，喝开水。晚上回到招待所，发现了一盘当时还很稀罕的苹果梨。他让立即撤掉。时任县委书记韩正卿说，这是从东北朝鲜自治州引进的品种，让宋平品尝一下，以便支持苹果梨在民乐的发展。后来宋平多方协调，令民乐县的苹果梨产业很快发展起来。和苹果梨类似的故事后来还在宋平的职业生涯中发生过几次，无论是人或者事，只要宋平觉得确实优秀，往往会悄悄站在身后加以支持。 1981年，熟悉经济工作的宋平重回中国国家计划委员会，宋平思路清晰，记忆力甚强。他讲话语调平缓，措辞严谨，手头并没有任何资料，在谈话中引用大量数字却准确无误，剖析问题条分缕析，颇具说服力。当时中国处于计划经济体制转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过渡期，宋平主张经济体制的改革和对外开放。1984年，宋平在向六届人大二次会议作关于1984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草案的报告时提出，要改革计划管理体制，把大的方面管住管好，把小的方面放开放活。 在谈到国家基本建设计划管理体制必须改革时，宋平说，今后中共中央主要负责安排关系国民经济全局的重要骨干项目的建设，其他项目逐步下放给地方安排，同时会放宽项目的审批权限，简化项目的审批程序。这些措施都体现着宋平的“简政放权”思想。 1987年担任中组部部长后，宋平积极推动干部交流。他认为，这可以让干部们开阔眼界，对丰富知识、积累经验、提高领导水平都有好处。3年后，中共中央推出《关于实行党和国家机关领导干部交流制度的规定》。这对培养选拔人才产生了极大影响，几乎成为现在政坛人才培养的一种固定模式。 中国两条“基本国策”都和宋平有关 1990年，宋平兼任中国计划生育协会会长，在1991年他建议并由中共中央确定，每年人大会议期间中央专门召开一次人口与计划生育工作座谈会。在1990至1998年宋平任中国计划生育协会会长期间，中国计划生育协会各级组织由50万个发展到100万个，会员从2,000万发展到8,300万，这个组织为社会提供避孕、优生等服务，在当时节制人口被认为是脱贫致富的关键一环。所有的宣传也都是“先修路、少生孩子多种树”。 长年在西北工作的宋平对修复植被和治沙也非常关心。1984年5月，钱学森首次明确提出沙产业的概念。沙产业指以太阳为直接能源，靠植物的光合作用进行产品生产的体系。1995年9月，宋平亲自询问钱学森沙产业理论及其发展情况。当时，中国科协等部门正筹划在甘肃召开河西走廊沙产业开发工作会，当听到钱学森因行动不便不能出席会议时，宋平当即表示：“河西开会，我去参加。” “现在我不管事了，来这里就是摇旗呐喊，推动一下这个事业。对于沙产业，我完全是个外行，不懂，没啥可讲的，但我总认为这个事情很重要。”宋平在会议上说。此外宋平“保护环境”的著名事迹还包括，中国七届人大一次会议上，在主席台上主持大会的他曾经把粤剧演员红线女的字条“请邓小平同志不要在主席台上吸烟了”交给邓小平，后来邓小平果然从此不在主席台上吸烟。 1992年，74岁的宋平卸任常委职务。宋平曾以中共十四大人事安排小组名义,向中央和邓小平、陈云提出选拔胡锦涛为新一届政治局常委的建议。 习近平背后的“站台人” 前台三年之后，他仍然做了那个站在年轻人身后的人。离开领导工作岗位后，宋平回归日常生活，他平日喜欢读书和散步，也爱好游泳。退休之后的二十多年，宋平往往只在国庆和中国共产党成立纪念日的逢十大庆上出现，这次国庆65周年，按照一般规则是“小庆”，但97岁的宋平仍然和和江泽民、李鹏、朱镕基等“更年轻的元老”们出现在宴会上。 台上年轻的总书记他并不陌生，事实上两人渊源颇深。除了都是清华校友之外，宋平还和习近平的父亲习仲勋曾经共事过，在习仲勋担任国务院副总理兼秘书长时，宋平是国家计委副主任，二人在工作上早有联系。 根据已有资料，1980年习仲勋以国务院副总理身份访美时，时任甘肃省委第一书记的宋平随同习仲勋出访，他们被当时的纽约市市长分别用左右手紧紧搂住。在现有已公开的一张照片中，在夏威夷土著人的招待之下，他们开怀大笑。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