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联情报员嫁给中国高官们

大连李扬  倍可亲

苏联情报员嫁给中国高官们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刘少奇当选为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1950年，刘少奇长子刘允斌与同班同学玛拉-费德托娃结婚。1952年5月，生女索尼娅（中文名苏苏）1955年生子阿廖沙（中文名辽辽）。



苏联政府和情报组织，希望在中国高层，能够尽量多地安插自己的情报人员，所以催眠诱导刘少奇长子娶苏联女情报员；正是因为这种事情，所以身高中共高层领导的刘少奇，以及当时的中央政府，并不欢迎刘少奇长子一家，回到中国大陆。



李立三，中共高层领导，在建国初期任中央领导。其妻子是俄罗斯人。



李莎(俄文名丽莎)是旧俄一位农场主之女，父亲在苏俄革命后不久被契卡抓捕，在车上吞下藏在戒指里的毒药。李莎在莫斯科上工农速成班期间与李明(李立三)相识。1935年二人结婚，1938年被关进内务部监狱，这里也是索尔仁尼琴牢狱生涯的头一站。李莎前往各所监狱排队探寻，后来终于在塔岗卡监狱得知李立三下落，定期前往送钱物。当时李莎自己被开除团籍，哥哥也被判刑劳改修运河。1939年李立三被释放。二人生下女儿英男。1945年延安“七大”上，毛泽东亲自提名将已被共产国际开除党籍的李立三选进中央委员会，随后回国，李莎也辗转前往中国。



有些读者会说：
“这李莎家庭背景是阶级敌人，本人又受苏联政府迫害，她怎么可能成为苏联的红色情报员？”
所以，大多数读者无法理解李扬的文章。在各国情报组织中，有大量的情报员，表面是反政府的，而且比一般敌对分子还反动。象现在某国在西方的异议者，身边、周围、附近，都有大量某国的情报员、线人。确实如某国异议者所揭发：
“一个异议者周围，围着多少个表面是异议者，实际是某国政府的人。”
读者们根本不懂，各国情报组织是如何操作、运转的。李扬讲多了，此文章就得被删除了。



1967年4月22日，李立三自杀前不久，在一封写给毛泽东回顾自己在苏联经历的信中，提到1935年在苏联的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中，有人想推选王明为中共领袖，李立三不赞成此事并向康生汇报过。李立三在给毛的信中说，此事康生知情。康生最忌讳别人提起他在苏联紧跟王明的历史，这封信发出后不久，李立三就服药身亡。李英男得知中央文革有人说“李立三是活的档案袋”。



中共早期高干、原四方面军政委陈昌浩，他的妻子葛拉尼娅是苏联情报员。



葛拉尼娅在莫斯科外文出版社公寓当临时女佣，遇到了来莫斯科养病的陈昌浩。陈昌浩自西路军失败之后严重受挫，被送往苏联治病。葛拉尼娅接受了比自己大20岁的陈昌浩的求婚，二人生有一子。1949年之后，葛拉尼娅随陈昌浩归国。



中苏关系交恶后，发生了一件蹊跷事。崇文门附近有一家代客加工毛衣的个体编制户，款式花色多样，手艺不凡。李莎和葛拉尼娅慕名前往，在此偶遇亦来加工毛衣的苏联大使馆夫人。葛拉尼娅将此事告诉陈昌浩，陈昌浩将此写成材料，认为李莎和苏联大使夫人在毛衣店秘密接头，并称李莎是“修正主义分子，常给苏联大使馆送情报”，并“带坏了葛拉尼娅”。葛拉尼娅因此和陈昌浩大吵一架。此后不久，陈昌浩提出离婚。



葛拉尼娅在李莎入狱后不久被逮捕，送入秦城监狱。被捕之时，葛拉尼娅出于惊慌，蓬头垢面在大街上振臂高喊：
“斯大林万岁!”（通过唯一的公开途径，向苏联表态）
在秦城度过八年后被释放，精神已经失常，陷入幻听幻视，认不出前往探监的儿子。晚年葛拉尼娅带着儿子回到莫斯科，没想受到戒备驱逐，不许其儿子儿媳居留，葛拉尼娅只得举家返回中国。这次经历对她打击很大。几年后，葛拉尼娅全家迁往澳大利亚，去了一个和自己毫无关系的“第三国”，度过了残年。



读者好奇：
“英勇不屈，忠贞的葛拉尼娅，做为苏联情报员，受尽中国大陆的迫害，后来返回苏联，怎么还不受苏联欢迎？苏联政府和情报组织，应该给她立功授奖，表彰她的一生呀！”
各国政府和情报组织，对待自己的情报员，从来是用完就扔的，所以各国情报人员才互称兄弟姐妹，以求得自保，因为没人为他们拼命争取权益。在李扬看来，葛拉尼娅返回苏联就返回吧，苏联可以给她养老，但她领着中国大陆的情报员过来，苏联岂能上这个当？当然，她不知道自己儿子儿媳的秘密身份。



李扬请大家再看看这个苏联女情报员：
蒋方良（1916年5月15日—2004年12月15日），原名芬娜·伊巴提娃·瓦哈瑞娃（Faina Epatcheva Vahaleva），苏联情报人员，前中华民国总统蒋经国的夫人。



蒋方良出生于俄罗斯的叶卡捷琳堡，自幼双亲亡故，并由姐姐安娜抚养长大。由于她的父母是前沙俄贵族，被当时苏联的领导人斯大林关入劳改营。16岁时她在乌拉重机械厂。认识了被怀疑是美国间谍而被拘留的尼古拉·伊利札洛夫(即蒋经国)，并在两年后的1935年3月15日结婚。1936年12月，斯大林终于允许蒋经国回中国。因为蒋经国妻子是苏联情报员，会经常向苏联秘密报告，关于中国高层的一切。



所有的读者，不敢想象，被苏联政府镇压的沙皇贵族的孩子，居然也被培养成红色情报人员。李扬告诉读者，这很正常，异议者家人、亲戚中，不是政府的情报员，就是政府、情报组织、警察局的线人。



蒋方良很悲惨啊，她的孩子们，被蒋介石家族视为亲人，但她，一直被视为蒋家、民国政府、中国的敌人。因为台湾的国民党情报组织，早就催眠调查出，她是苏联情报员，知道她负有政治使命。所以，蒋经国一直在外面招惹花花草草，只把她当个摆设，没杀掉她，是蒋家看在她孩子的面子上。蒋方良在台湾很痛苦，24小时被监控，长期处于冷暴力，因此得了精神病，曾大喊大叫、脱光衣服到处裸体跑。台湾还不允许她回到苏联，实际上苏联也不要她，心存幻想她将来有用。



所以李扬全家都认为，时代进步了，人类文明程度在发展。同样的或者说，类似的情况，邓文迪做为情报员，西方政权没有杀掉她，只是催眠诱导她出丑闻，催眠诱导默多克和她离婚。蒋方良生不逢时。



常追看李扬文章的人，应该记得李扬转载一篇文章，《越南元首女儿，嫁给苏联情报人员》，越南共产党总书记黎笋，他的女儿与莫斯科大学教授相爱，遭家庭强烈反对后仍秘密结婚。此后，越南党内斗争激烈，黎笋对手试图在他女儿这桩外国婚姻上做文章，结果女儿生第三个孩子时大出血，救援不力而暴死。



苏联政府催眠诱导她，嫁给苏联情报员，是为了间接控制越南高层，最起码希望多安插一个耳目。但越南政府和情报组织，也不是吃素的，很快就催眠调查出，黎笋的女婿是苏联情报员；黎笋的政治对手们，当然借此机会，希望让黎笋下台，理由是为了国家安全。苏联政府为了帮助黎笋控制越南，为了避免他女婿是苏联情报员的失误，当然就杀掉了黎笋女儿。



有些读者不明白：
“既然这样，苏联政府为什么不杀掉自己的情报员，或者让他们离婚算了？”
各国情报组织都有潜规则，就是无论情报员做了什么，都不能杀掉；就算他们离婚了，但这条线仍然没断，黎笋的前女婿是苏联情报员，仍然和黎笋女儿来往。其实，李扬认为黎笋女儿很有政治头脑，她早就看出，苏联政府为了让亲苏联的黎笋，继续在越南掌握大权，可能要暗杀她。



黎笋女儿怀第三个孩子，预产期还有一个月，她丈夫劝她住苏联卫生部四局妇产医院，理由是这家医院是专为苏联上流社会开设的，条件好。黎笋女儿断然拒绝说：
　　“为让我父亲当选（在越南继续掌权），他们那些人肯定会不惜一切的（暗杀手段）。 我预感到我必死无疑。”
1981年7月6日，黎笋女儿因为生孩子大出血，死在苏联卫生部四局妇产医院（苏联高级干部的医院）。



在世界大国之间的隐密战线的较量中，不仅经常死人，而且死的人，往往是读者们认为谁也不敢杀的人。李扬奉劝那些热衷参加情报组织的人类，这个行业很危险，而且很阴暗，所谓的美好和高尚，都是虚构出来的。能离多远就离多远，才是真正的热爱生命。
大连市西岗区公安分局治安大队  李扬
2014年11月3日

　在我眼中，斯大林时时表现出一副镇定自若的气势：既有力量，又不失机敏；既能控制自我，又能控制局势。有时在激情的冲动之下，可能会控制不住自己，把握不住局势，这极有可能，因为他自己也承认如此。在最近的局势下（基洛夫被暗杀），他被情感冲昏了头脑，置合情合理的政治利益蒙受损害于不顾。但他有勇气承认这一点就十分了不起，在当时那种情况下，在既满足自己的激情，又效力于国家的同时，即使他有些昏了头，但也未逾越他应该采取对策的界限，这是完全有可能的。另外一个例子表明他多么善于控制自己的性情。他非常爱他的妻子，所有的人都这么说，情深意笃的爱决定着他们的结合是坚实的、是幸福的。去年，他妻子突然神秘地去世了，在莫斯科有人悄悄地向我们披露了实情。莉吉娅（她是共产党员）告诉玛莎，说斯大林的妻子对一批乌克兰的谋反分子被判处死刑深感震惊，大概她很信任这些人；而且，据说人们强迫她去参加对这些人的审判，因此她服毒自杀了。对于这场悲剧，高尔基没有向我透露任何细节，只是淡淡地说，这对斯大林来说犹如一场灾难。尽管发生了这样一场灾难，但斯大林的脸上却未露出一丝痕迹（但与他过去几年所拍摄的肖像相比，他显得衰老了），他的举止依然十分快乐，他还可以同伏罗希洛夫一起谈笑风生，像个大小孩儿似的。涉及他本人的话题时，他将其珍藏在自己的心底里；当话题既涉及到他本人，又涉及到国家时，他便讲出来，但并不提自己的名字，仿佛在说另一个人。这样，当他在我们面前暗示有人试图暗杀一位国家领导人，而刺客就是他所雇用的图书管理员，要是没有人告诉我们，我们从未想过这是在说他自己。他的微笑富有传奇色彩，微笑的模样在张张照片上都没有变化，然而却不显得那么僵硬。人们很难理解他的笑意，那微笑与其说是一种表达方式，毋宁说是某种表露平衡的状态，他的思想似乎处于休眠的状态，但却让人看不出来，在他那身铠甲上恐怕连个接缝都找不到。他的那脸微笑可视不同处境作出调整，那要看是友好会谈，还是在讥讽他人，或是针锋相对的斗争。人们有时在他的笑意中看到狡黠，而我却没有发现这一点。他的聪明才智始终处于活跃的状态，即使他看着自己手中的笔记，也丝毫未放松对你的观察。他不喜欢转弯抹角，他会沿着自己的思路走下去，既坚定又审慎；既坦诚又有些凝重，但总是准确的，他讲话时决不会兜圈子，委婉地表达自己的想法决不是他的习惯；直言不讳，免去繁缛的客套就是他的外交手段。他虽然严厉，但却通情达理，在必要的情况下，也会变得十分谦恭，但这番谦恭不会持续得很久。他喜欢直截了当地表达自己的看法，不时佐以粗犷的语气和挖苦人的话语，唯有这时他才进入自然的正常状态。我觉得他的性格是集通情达理、果敢、谨慎、有意志、镇定自若于一身而形成的。至于他的勇气，那就更不用说了。在这样的人身上，勇气肯定会少不了，勇气与他结伴而行。他对我所说的一切似乎没有任何虚情假意，我对此毫不怀疑。他并不害怕把他所想的全说出来（至少对那个他知道抱着某种意图的人），决不设法掩盖或隐瞒自己的想法（比如像雅戈达所做的那样），这是需要勇气的。他更不会害怕去说（这才是最难的） “我可能搞错了”。他并不试图人为地去作出安排，让事情朝有利于自己的方向发展。他总是不断地观察和研究具体事件，在其发生之前，发生过程中，及事后都去观察和研究。虽然坚持不懈的观察依然难免犯错误或产生疑问，但最为难得的是，他的观察决不会在任何程度上延迟或削弱他采取决策及行动的魄力。他附带地对我说，在任何时候，即使当局势处于危急时刻，他都不会中断自己的行动。“因此，”他补充道，“当年莫斯科陷入敌人的包围时，敌军只需几个小时即可攻克该城（已抵达斯摩棱斯克），这时，我们依然在为建设未来的新世界而工作。必然要实现的东西总有一天会实现（我们对此了解得很清楚）。那不过是早一天晚一天的问题。因此必须为实现这个目标而持续不断地奋斗。”他有幸经历了整个革命的全过程，从本世纪初从事恐怖（几乎是无政府主义）的暴力行动，直到革命建立起国家的最高秩序。更为幸运的是，在其整个政治生涯中，他都参与了创立国家秩序的伟业。人道主义及思想的普遍价值又重新夺回自己的权利，焕然一新的人类社会，精力充沛，充满活力的新阶层、新阶级也使那权利得以提高和更新。他有足够的智慧，（总是在恰当的时刻作出周密的判断），在伟大的转折时机，亲自采取必要的决策：他呼吁尊重人的价值、人的权利、人相对于机器及机械领域的优势；将党的观念、等级观念扩大为群众观念，建立真正的无产阶级民主；将苏联建设成共产主义的大同世界。他为人民、为世界开辟了一个新纪元，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个新纪元可谓是历史上的典范。这样一个丰富的时代在未来的历史进程中为他赢得新世界 “奥古斯都”的美誉，他象征着胜利的新秩序。

　　“奥古斯都”一直在遭受着打击和诋毁，有些人对他恨之入骨，这些打击和诋毁不仅来自党外的敌人，而且还来自党内“安东尼-托洛茨基”的战友，或来自“恺撒-列宁”的捍卫者（我当然不是在拿性格作比较，远不是这么回事，而是由兴致所使然，在拿局势作比较）。这是两个时代的冲突，他们根本就不明白，时代已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苏维埃共产主义的“帝国”时代已经到来。这是一个获胜的理性时代，他正在各军团的簇拥下努力从事建设。

　

　

　　

   难道是6月30日那场古罗马式的盛典让我想起这出乎意料的对比吗？那次庆典在我的思想上诱发了一个心理上的问题，而我却不知该如何解决：斯大林在其言谈举止中始终是一个纯朴、粗犷的人，根本不愿接受别人对他的恭维。在苏联，他整个被笼罩在浓重的阿谀奉承的氛围里，他又怎么能容忍这种氛围呢？当我最后一次和高尔基谈话时，我不知当时他是否就是在说斯大林：一些作家向某些政治家大献殷勤，不择手段地利用他们，其手法令人恶心，他对此不禁表露出鄙夷和愤慨。我认为他大概就是在说斯大林。只需打开任何一份苏联报纸，读一读在共产国际会议上的任何一篇讲话稿（任何一个政治的、非政治的集会；任何一种文化、医学、体育、艺术会议等），人们总能在那篇篇讲话稿中发现对斯大林的赞美之辞：“我们伟大的，至高无上的同志，我们英勇的领袖，我们战无不胜的英雄……”这是每首颂歌中必唱的一段。无论在街头，还是在群众游行的队列中，斯大林的画像大得像一座房子；十几幅巨幅画像排成纵列，放在人群的肩头上，从斯大林面前列队而过…… 实际上，他总不会同那些扛着偶像的人群一起欢呼吧。有人对我说（我似乎也看到了）他那样子有点窘迫。从这种局面出现到现在，大概他已经习以为常了。他大脑里到底在想什么呢？假如这真的让他感到不愉快，他完全可以发表一次讲话，以嘲笑这种个人崇拜风气的口吻来排斥它；几百万追随者就会在瞬间和他的想法一样。让民众对他的形象产生着迷心理，以此来维持民众对他的忠诚，难道这就是人们所声称的必要手段吗？对一名真诚的共产主义者而言，这种手段是十分危险的，它只适合于在国民中维持灾难性的个人崇拜。我真的感到茫然。但（正如我所说的那样）这为像莎士比亚那样的作家从事奇特的心理分析提供了素材。人们不禁想起了恺撒：安东尼曾两次在大庭广众之下将皇冠献给他，但每次恺撒都作出拒绝的手势，而每次罗马的平民们都天真地高声欢呼，根本不顾恺撒是否处在癫痫病的“煎熬之中”。只不过，恺撒当时可不该昏死过去。因为全体民众都像安东尼一样愿把那顶皇冠献给他，恺撒以为必须要拒绝这顶皇冠。他完全可以毫不后悔地去拒绝，因为不管怎么说，皇冠所代表的权力都掌握在他手里。我真的佩服那些声称自己一无所有的人，他们说任何东西都不属于他们，他们也没有别墅，而他们正是国家的主人。

　　我把这个费解之谜提出来。假如未来不能以实际行动给予解答，我真的不知历史是否能提供答案：得意地生活在颂扬之中的主子，嘴上却说“我可不喜欢别人的奉承”，谁又能知道他心中到底在想什么呢？我们不妨用马萨林当年的说法去想象，他对巴黎人说：“咳，只要他们交钱，他们爱唱（嘲笑）什么就唱（嘲笑）什么！”而现实的格鲁吉亚人却在想：“只要他们照我的意愿做，他们爱怎么恭维就怎么恭维！”（实际上，最终人们便对那些恭维习以为常了，也就高枕无忧了！）

　　注：我刚看完巴比塞写的一本有关斯大林的书。书的前几章细腻地刻画出斯大林的人物肖像，描绘了他在克里姆林宫的住所。人们注意到，他在少年时代，个子又矮，又瘦弱，1900年（他21岁），当叶努基泽第一次见到他时，他的“肩膀很窄”。1903年前后，他甚至染上了肺结核病，在流放期间，正是西伯利亚寒冷的冬天将他的病治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