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初期毛有亲笔信给蒋，恭维奉承之至。但七十年来，对这封实证国共关系的信一直扭捏隐藏，足显中共对历史的虚伪态度，不惜以假史谎言长期行骗党内外。
1945年重庆会谈时在机场。左起：张治中、毛泽东、陈诚。
今年第六期的《炎黄春秋》，有一篇「毛泽东给蒋介石的一封信」，记述一九三八年九月二十九日毛泽东给蒋介石的一封信，此信当时由周恩来亲自从延安带到武汉给蒋介石。上个世纪的五零年代台湾公布了部分内容，八零年代公布原函影印件。中国在一九八四年意识形态最活跃，出版《第二次国共合作》图册时，收录了这封信，但是后来意识形态再度收紧，一九九三年出版权威的《毛泽东年谱》时，只简略提及，学术界就完全没有评论。
其中原因应该是信件一开始就说：「恩来诸同志回延安称述先生之盛德，钦佩无余。先生领导全民族进行空前伟大的民族革命战争，凡在国人无不崇仰。十五个月之抗战，遇挫愈奋，再接再厉，虽顽寇尚未戢其凶锋，然胜利之始基，业已奠定；前途之光明，希望无穷。」
当时中共正在召开六届六中全会，毛泽东在信中说：「因武汉紧张，故欲恩来同志不待会议完毕，即行返汉，晋谒先生，商承一切，未尽之意，概托恩来面陈。」
毛选删去毛三八年「投降主义」言论
这样一封拍蒋介石马屁，摆出拳拳之意的信件，怎能让国人知晓，有损伟大领袖的形象？尤其毛泽东一再批判蒋介石「片面抗战」，只有共产党才是「全面抗战」。所以即使在台湾公布影印本后，中国当时的专家也不敢评论，也不知道该如何评论？毛泽东是说假话的伪君子，还是当时也与王明一样犯「右倾投降主义路线」的错误？
这里有必要提到当时召开的中共六届六中全会。这个会议召开于一九三八年九月二十九日至十一月六日。 《毛泽东选集》第二卷的「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问题」与「战争和战略问题」，都是毛泽东在会上作的报告。文章的注释及其后所有的评论，都是说毛泽东在这个会议上批判了王明的投降主义路线。然而如果对照毛泽东给蒋介石的信件，毛泽东与王明又有什么不同？
其实毛泽东在六届六中全会的报告，当年叫做「论新阶段」，只是一九四九年出版《毛泽东选集》时，为了造神的需要，将报告割裂成几篇发表，趁机动手术删去了他的投降主义言论，而成完美的、一贯正确的「毛泽东思想」。
「论新阶段」的原文中有一些在《毛选》中被删去，例如：「全民族的第二个任务，在于号召全国，全体一致诚心诚意的拥护蒋委员长，拥护国民政府」； 「没有问题，统一战线以国共两党为基础，而两党中又以国民党为主干，我们承认这个事实。因此，我们是坚决拥护蒋委员长及其领导下之国民政府与国民党的，并号召全国一致拥护。」「没有问题，统一战线中，独立性不能超过统一性，而是服从统一性，统一战线中的独立性，只是也只能是相对的东西。不这样做，就不算坚持统一战线，就要破坏团结对敌的总方针。」「在目前，配合主力军为停止敌之进攻而战，在将来，配合主力军为实行反攻而战。」
毛在重庆高喊蒋委员长万岁
一九五零年代我在中国人民大学读中共党史系的时候，主要参考书是中国人民大学与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的两套参考资料，并没有「论新阶段」这个讲话。但是人大发给我们用马粪纸订成的A4大的油印参考资料，有这篇文章，但是因为纸张印制非常低劣，所以我没有兴趣看，错失当时分辨真假毛泽东思想的机会。当然，当时也了解一些出版《毛泽东选集》时有的文章被动了手脚，但都是从善良的愿望，认为这是为了有利于宣传毛泽东思想的「革命需要」。也可见当时对共产党的痴迷程度。
说到党史的参考资料，后来中宣部也出版了一批党史资料，也是A4大，没有装订而散装叠在三个牛皮纸袋里，由于数量有限，无法每人买一套，所以我的班级只有党员才能买，为此当时我闹了一下「情绪」，结果党支部的宣传委员（调干生）把她的一套让给我。里面有一篇毛泽东关于开展独立自主游击战争的密电，与上述的「配合主力军」作战背道而驰。
这些资料在我离开中国时都不敢带出，如今都失去踪影。一九八零年代初期，中宣部这三袋资料有出版成册，它的公开出版让我有些吃惊，难道中国真的开放了？我是在湾仔一家与托派有关的一山书屋看到的，售价两千港币左右，超过我当时的月薪，我由于经济拮据而没有购买。后来一山书屋也结束营业了。
我在上党史课时，老师数落王明的右倾错误时，包括他称呼蒋介石是「蒋委员长」，甚至计算他的一篇讲话中有多少个「蒋委员长」；然而抗战胜利后毛泽东到重庆谈判，也曾对蒋介石高呼「蒋委员长万岁！」对王明的批判，还包括他的「一切经过统一战线」，没有坚持中共的领导权等。然而上述毛泽东的演讲中，不也说「以国民党为主干」、「独立性不能超过统一性」吗？那不是说独立性必须服从统一性？但是，我并不认为毛泽东犯了右倾错误。同样拥护蒋委员长领导抗战，王明是真心的，或者三心两意，毛泽东则完全是假意，旨在解除蒋介石的心防，并让蒋介石在发放军饷与武器弹药时不会犹豫，从而扩张自己的实力。
「论新阶段」沦为中共的统战谎言
这种不择手段的说谎，充斥在中华文化的各种阴谋诡计中，毛泽东是实践的佼佼者，他领导的共产党自然也是如此。因此，不论对香港的统战，对台湾的统战，即使是毛泽东死后进入「新的历史时期」，也就是「新阶段」的统战，无论是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还是当今的习近平，只要他们继承毛泽东的衣钵，那么他们的「论新阶段」，无论是「肝胆相照」，还是「互相监督」，也都是充满统战谎言。
这种删改或阉割历史的手段，中共至今仍然一脉相承，所以不像西方国家三十年左右公开当年档案，苏联解体后也公开当年档案，爆出不少中共的卖国面目。但是就如这个「论新阶段」，历史已经过去七十六年，官方还是羞羞答答，要靠敢言的媒体或个人冒着政治风险来披露与评论，所幸世界进入网络时代，中共难以一手遮天了。
至于香港，基本法的出笼还是二十四年前的事情，开始实行也才是十七年前的事情，中共就以一纸白皮书来篡改，胆子可真不小。其实就是一开始实行没有几年，就以「当初立基本法之原意」来释法。这样子的基本法，还有什么公信力可言？所以现在干脆以白皮书来代替基本法了。也难怪在英国人教养下的香港人与他们的子弟会如此愤怒，出来抗议。
蒋介石即使不相信中共那一套，也还是斗不过毛泽东的权谋。如果香港的民主派还相信中共的承诺，如果台湾的马英九也相信与中共签署的协议，那么香港人与台湾人的的命运将比蒋介石更加不堪。蒋介石还可以偏安台湾终老，香港人、台湾人躲到哪里去？
—— 原载: 《开放》
袁世凯遗书的忏悔
公元1916年（中华民国五年）6月6日，生于河南周口项城，字慰亭、号容庵，先后当过清朝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军机大臣兼外务部尚书、内阁总理大臣、湖广总督，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首任大总统，时为“中华帝国”“洪宪皇帝”的袁世凯，因患肾衰竭与尿毒症，不治而亡，终年57岁。
就在1916年6月6日袁世凯临死前夕，他留下遗书一封：“恨只恨我，读书时少，历事时多。今万方有事，皆由我起。帝制之误，苦我生灵，劳我将士，群情惶惑，商业凋零，如此结果，咎由自取。误我事小，误国事大，摸我心口，痛兮愧兮。”
在这份遗书里，袁世凯对自己所作所为的一切表示了真诚的悔恨、歉疚，认为所有责任都在他一人身上。正所谓“人之将死，其言也善”！
（2013/04/12 发表）
文革中邓小平的一封信
主席：
前天，(八月一日)我第四次同全体职工一块，听了关于林彪反党反革命集团阴谋叛乱的罪证，和关于陈伯达反共份子、托派、叛徒、特务、修正主义份子的历史材料，使我更加感到，如 果不是文化大革命和广大深入的群众运动这面无比巨大的照妖镜，这样迅速地把这帮牛鬼蛇神的原形显照出来，特别是如果不是主席这样从他们的世界观以及他们的 政治观点和阴谋活动，及时地查觉出他们的反动本质和极大的危害性，并迅速地把他们暴露于光天化日之下，如果一旦他们完全掌握了党和国家的最高权力，那不但 我们的社会主义祖国会变到资本主义复辟，而且会使我们的国家重新沦入半殖民地的地步，更不知会有多少人头落地。没有疑问的，那时，革命的人民和真正的共产 党人最终会起来把他们打倒，恢复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制度，但是这要经过多长的痛苦的历史反复啊!言念及此，真是不寒而栗。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在打倒了刘少奇反革命的资产阶级司令部之后，又打倒了林彪、陈伯达这个反革命集团，再一次为党和国家消除了最大的危险，使我不禁欢呼文化大革命的伟大胜利，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
对于林彪和陈伯达，我没有什么重要材料可揭发，特别是对于他们的历史我一无所知，只能回忆一下平时对他们的感觉。
对林彪，我过去觉得他很会打仗，我不相信什么百胜将军，不打败仗的将军是没有的，事实上他也不是每战必胜的，但认为他毕竟是一个军事能手。他的沉默寡言，我也觉得是一个长处。在历史上，我知道他犯了两个错误，一次是在长征时，他同彭德怀搞在一块，反对毛主席的领导，他历来标榜自己是反对彭德怀的，但在这样非常困难的关头，却同彭德怀结成同盟，搞秘密串连，如果没有主席的威望和坚强的领导，不知会成什么局面。再一次是抗美援朝，这也是一个严重的政治关头，他又出面反对主席的极端重要的政治决策，并且拒绝到朝鲜作战，按说他是比彭德怀要适当的人选，而他竟拒绝了，在实质上说，他是怕美国，不相信会打败美帝，不相信自己的正义立场和自己的力量。这两件事，一直到八届十一中全会，在大家的自我批评的空气中，他才轻描淡写地说了一下。
在全国解放后，我从一些事情中，逐渐觉得他是一个怀有嫉妒心和不大容人的人。这我是从他对罗荣桓、刘伯承等同志的态度中看出的。刘伯承同志在军事学院的教学方针中是有缺点和错误的，批判是应该的，但是林彪和彭德怀一块对刘的批评不是与人为善的，林在军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更是声色俱厉的，他们甚至说刘在二 野没起什么作用，似乎只有我在那里起作用，当时我曾为此说过，没有那样能够很好合作的司令员，我这个政治委员也起不了什么作用的(我记得在常委也说过)， 对我这个态度，林彪当然是不高兴的。罗荣桓同志同林彪是老战友，按说他们应该是很好的，罗荣桓同志为人的朴实、诚恳和厚道，是大家所知道的，罗在干部中是 很有威信的，林彪就说过，四野干部有事都找罗，不找他。记不得是在一九五几年，罗荣桓同志曾指出林彪在宣传毛泽东思想中，只强调老三篇，是把毛泽东思想庸俗化，林彪非常不高兴，从此对罗的关系很坏。至于对贺龙的关系，大家是知道的。
对于罗瑞卿问题的处理，我是有错误的。在罗瑞卿问题出来前，我一直认为罗瑞卿同林彪的关系是不会坏的，我一直觉得罗是林的老部下，罗当总长又是林推荐的，应该没有问题，所以，当一九六六年初(一九六五年十二月)林 彪提出罗瑞卿问题时，性质是那样严重，我的感觉是很突然的。而在叶群向我叙述罗瑞卿如何反对林彪，如何企图夺权时，又夹着一些罗如何轻视我的话，我听了并 不舒服，我总觉得其中包含了一些个人的东西，在方式上多少带一些突然袭击的性质，这多少影响我在处理罗的问题犯下那样不容宽恕的错误。
对于林彪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现在看来，他的确是为的打着红旗反红旗，是准备夺权、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的步骤，但是过去我一直认为他抓得对，抓得好，比我好得多。我过去的最大错误之一，就是没有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但是，过去在两点上我一直是不同意的，一是林彪只强调老三篇，多次说只要老三篇就够用了，我认为毛泽东思想是在一切领域中全面的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只讲老三篇，不从一切领域中阐述和运用毛泽东思想，就等于贬低毛泽东思想，把毛泽东思想庸俗化；一是总感觉林彪的提法是把毛泽东思想同马列主义割裂开来，这同样是贬低了毛泽东思想的意义，特别是损害了毛泽东思想在国际共产 主义运动和反对国际修正主义运动中的作用，我从阿尔巴尼亚同志的态度了解到这一点，我是赞成强调毛泽东思想对于马列主义的继承、捍卫和发展作用的。
对于军队建设，我过去一直肯定林彪在这方面的作用。过去我只觉得他在强调人的决定因素的时候，忽略了军事技术和战术的训练。林彪多次说，只要人不怕死就会打胜仗，这是正确的，又是片面的。在文化大革命中，我见到“毛主席缔造的、林副主席直接指挥的”这样的提法，觉得有点刺眼，只觉得这是提高林彪威信的提法，不敢有别的想法，现在原形毕露，才恍然大悟了。
对于陈伯达，他的历史我一无所知，甚至在延安写的三民主义概论我也不知道。我对陈的印象是，这个人很自负，很虚伪，从来没有自我批评。他会写东西，我从来没有听到他赞扬过别人写的好东西。对于能写的别人，他是嫉妒的，例如对胡乔木。他经常的口头禅是“我是个书生，不行”，这就是他唯一的自我批评。他看不起没有他参与过的文章或文件。如果他提出过什么不正确的意见，而后来被批判了，他不再说就是，从来没听他说他在那件事搞错了。例如，他对工业七十条说过不好，他究竟对哪些不同意呢?没听他说过。我只知道他在工业方面提出了两个主张，一个是搞托拉斯，一个是要搞计件工资制。搞托拉斯，我们试验过，这意味着工业的更加集中，对于发挥地方积极性的方针是有很大矛盾的。搞计件工资制(他为此专门在天津搞了个调查材料)是意味要进一步地搞物质刺激，这肯定不如“计时工资与计件工资相结合”的 制度好。以后他不说这两个东西了。因为他提出七十条不好，中央曾指定他负责修改，后来我还催问过他几次，他始终迟迟不搞，不知他葫芦里卖的什么药。写批判 苏联修正主义一批文章时，由于是在康生同志那一个班子写的，陈伯达一直没有兴趣参加。只在搞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二十五条时，由于指定他主持修改，才积极起 来。总之，这类的事，还有不少，只是细节记不起来了。陈伯达多年没有主持过什么工作，对他这样一个握笔杆子的人，总要原谅些，所以我对他的印象只是一般 的。至于他在主持文化大革命中的事情，特别是九届二中全会的事情，只是在听了中央文件的传达后，才知道像他这样一个坏蛋，以往那种表露不是什么奇怪的。
主席知道，林彪、陈伯达对我，是要置之死地而后快的。如果不是主席的保护，我不知会变成什么样子的了。
我同全党全国人民一道，热情地庆祝在摧毁了刘少奇反革命资产阶级司令部之后，又摧毁了林彪反党反革命集团的伟大胜利!
关于我自己，我的错误和罪过，在一九六八年六七月间写的“我的自述”中，就我自己认识到的，作了检讨。到现在，我仍然承认我所检讨的全部内容，并且再次肯定我对中央的保证，永不翻案。
我历史上最大的错误之一，是在一九三一年初不该离开红七军，尽管这个行为在组织上是合法的，但在政治上是极端错误的。
在抗日战争时期和解放战争时期，我基本上执行了毛主席的正确路线，当然 也犯过一些个别的错误。
我另一个最大的错误，是在到北京工作以后，特别是在我担任党中央总书记之后，犯了一系列的错误，一直发展到同刘少奇一块推行了一条反革命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总书记的工作，我作得很不好，没有及时地经常地向主席请示报告，犯了搞独立王国的错误。在六○、 六一年困难时期，我没有抵制三自一包四大自由等资本主义的歪风，没有遵照主席指示抓好三线的基本建设，使不该下马的也下了马，推延了具有十分重大的战略意 义的三线建设。在工业建设方面，我主持搞的工业七十条，没有政治挂帅，没有把主席的鞍钢宪法作为指针，因而是一个错误的东西。在组织上，我看错了和信任了 彭真、罗瑞卿、杨尚昆这些人。特别重大的是我长期没有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揭露我和批判我，是完全应该的，它对于我本人也是一个 挽救。我完全拥护主席的话：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完全必要的、非常及时的。
我犯的错误很多，在“我的自述”中交代了，这里不再一一列举。我的错误的根源是资产阶级世界观没有得到根本改造和脱离群众脱离实际的结果。
在去年(一九七一年)十 一月我在呈给主席的信中，曾经提出要求工作的请求。我是这样认识的：我在犯错误之后，完全脱离工作，脱离社会接触已经五年多快六年了，我总想有一个机会， 从工作中改正自己的错误，回到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上来。我完全知道，像我这样一个犯了很大错误和罪过的人，在社会上批臭了的人，不可能再得到群众的信任，不可能再作什么重要的工作。但是，我觉得自己身体还好，虽然已经六十八岁了，还可以作些技术性质的工作(例如调查研究工作)，还可以为党、为人民作七八年的工作，以求补过于万一。我没有别的要求，我静候主席和中央的指示。
衷心地敬祝
主席万寿无疆!
邓小平
一九七二年八月三日
（2013/10/05 发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