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要准备迎接20年后的大衰退
中国的国企红利、制度红利、人口红利、城市化红利、城市化创新红利等已经显而易见地呈现颓势，不仅过往的发展速度难以维系，而且我们从决策层到社会各界普遍没有真正意识到挑战和危机的存在，许多人仍然沉浸在大国美梦中不可自拔。
四年前的2010年，中国GDP比日本54742亿美元多出4044亿美元，正式成为美国之后的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很多中国人为此着实亢奋了一阵子。随后，英国《经济学家》预测中国将在2021年重新成为世界最大经济体，美国《时代》周刊在一篇题为“中国世纪”的文章中甚至声称，中国的和平崛起已成既定事实，21世纪注定是中国的世纪。美国花旗银行一份最新的报告则预测印度将在2050年超过中国和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
但是，我们将很快发现，GDP总量世界第二将有可能是当代中国昙花一现的一个巅峰，它完全有可能迅速从世界第二的位置上开启一个相当长期的大衰退旅程。
站在2014的时间窗口上向未来眺望，也许英国《经济学家》和美国《时代周刊》当年的结论都得改写，因为中国的国企红利、制度红利、人口红利、城市化红利、城市化创新红利等已经显而易见地呈现颓势，它们正在全线消失甚至越来越成为未来发展的陷阱，不仅过往的发展速度难以维系，而且我们从决策层到社会各界普遍没有真正意识到挑战和危机的存在，许多人仍然沉浸在大国美梦中不可自拔。随着中国历史上千载难逢的最大也是最后一波城市化浪潮在20年后结束，中国这头沉睡了百年一直没有真正苏醒的狮子将有可能永远沉沉睡去。最迟20年，中国将要面临的是全线大衰退。这是有别于日本“失去的二十年”的真正的失去！因为在过往岁月里，我们的自然环境、社会的基础保障、教育的自由、人口增长等等，都已失去太多。不论走到哪里，中国人都堪称世界上最勤劳的民族，但再怎么勤劳，也抵不住国内不合理制度安排对人口资源、对人的创造力的毁灭性打击。
美国这样的超发达国家，GDP增速不可能像发展中国家那样快，一般维持在2%左右，有时2%都不到。中国过去几十年GDP增速平均每年将近两位数，但若以此来计算未来多少年中国GDP总量将赶超美国成世界第一，无疑只是在做一个简单幼稚的小学算术题。经济和社会发展有许多变量，这些变量随时随地都在发生变化，以往我们津津乐道自以为豪的“中国模式”，事实上正在遭遇戛然而止的短路风险。
中国过去用降低劳动力、土地和环境成本、用政府投资砸出来的GDP不值得夸耀甚至必将成为今后的包袱。在GDP总量突飞猛进的同时，是人均GDP排在全球105位的靠后位置，而且，我国货币供给（M2）平均增速将近GDP的2倍，于无声处强化了对弱势群体的剥夺。其不仅造成国进民退、官富民贫的格局，扼杀了国家创新力，而且“做大做强”的往往是一批扶不起的阿斗。
目前美、中两国GDP分别是167997亿美元和91813亿美元（2013年世界银行统计数字），美国要高出中国近一半。据世界银行公布的消息显示：美国2013年人均GDP为51248美元，中国人均GDP为6629美元；2014美国人均收入是43017万美元，中国为7476美元。差距依然巨大。而在国企红利、制度红利、人口红利、城市化红利、城市化创新红利等全线衰退之下，未来中国GDP真实增长率将长期处在7%不保的状态。
国企红利消失。中国国企红利过去16年以来一直占据国民经济半壁江山。1998年开始，朱镕基通过大幅度“抓大放小、减员增效”裁员近半、两年国家财政总收入的注资补贴和剥离不良债务、行政力量维护垄断地位等形式，迅速“做大做强”国企。但它终于难逃腐败低效的公地悲剧命运。信力建《中国赶超美国究竟需要多少年？》搜集的一组数字可堪玩味：“9月1日人民网报道：世界500强公司在2013年间，共有50家公司出现亏损，其中中国大陆16家公司跻身其中，亏损总额高达人民币377亿元。这16家公司全为国企。9月3日新华网报道：中国企业家协会资料显示：中国500强企业中，有43家出现严重亏损现象（有19家亏损超过19亿元）。其中42家是国企，只有一家是民企。9月1日，人民网刊出《上半年2030家上市公司获政府补贴，中石油蝉联补贴王》，文中透露：截至2014年4月3日，中国共有1934家上市公司发布了2013年报，其中获得政府补贴的公司有1350家，占比高达70%，补贴总额为716亿元。其中中石油又一次以51.74亿元的天量补贴，雄踞十大补贴榜首位，而中石化获得的补贴为7.9亿元，位居第四。近十年，‘两桶油’共获得政府财政补贴1258.83亿元。更严峻的现实在于：政府补贴上市公司的数额以每年20%左右的速度在递增：2010年为400亿元，2011年为470亿元，2012年为564亿元，2013年为716亿元。当今中国，世界500强和中国企业500强亏损排行榜中的中国企业绝大多数是国企；长期靠政府补贴过日子的‘补贴王’，绝大多数也是国企。例如：2013年政府补贴额最大的10家企业，有7家为国有控股企业。2012年A股十大补贴王中，国企占8家（新华网）。”长期以来，我们的国企原来是不断通过垄断价格、财政补贴敲骨吸髓民脂民膏的吸血鬼。也许只有彻底揭穿其“官僚资本”的本质，才能加深全社会对它的认识和警醒。
制度红利消失。改革开放以来支撑“中国经济奇迹”的“秘密武器”其实就是政府公司化，各地方通过降低土地、劳动力和环境成本招商引资，以此支撑起了巨大的投资浪潮。同时政府直接进行的基础设施建设投资，也常常因为过度投资和腐败推高成本而使GDP增量的“奇迹”单更加鲜艳。但是，接踵而至的产能严重过剩、环境污染与破坏和类似高铁3.4万亿元滚雪球似的巨额债务将长期困扰中国。我们不选择占地和投资十分之一于高铁的飞机进行基础设施建设，本身就是一个遗祸千秋的错误决策。并且这样的错误还在坚持：截至2014年6月底，铁总背负各类债务3.43万亿元，资产负债率超64%。全国铁路投资额仅达年度计划三成左右，开工情况并不乐观。
人口红利消失。上世纪50至80年代初的中国人口生育高峰，带来了改革开放这三十多年的人口红利。但是今天，1980年计划生育第一代出生的孩子都已经34岁了，接下来进入职场的都是农村二胎城市独生子女一代。高盛集团哈继铭日前指出，根据他们的测算，中国人口红利的拐点就在2015年，2015年是中国有工作能力的人在社会中的占比达到最高点，达到73%，比当年的日本还要高，但是由于之后的计划生育政策以及早期的光荣母亲政策会使得中国老龄化到来得非常的剧烈、非常的迅猛，劳动力大幅下降，所以会对经济增长构成很大的挑战。
人口是一切财富之源头和归宿。人口学是经济学最重要、最基本问题之一。更严峻的问题在于，在计划生育、城市化导致生养成本大幅度提高、个人主义、女性独立、不承认城市贫民窟、外来流动人口子女就学权利得不到保障等政策、法律、社会、文化多重因素“十面埋伏”下，中国人口生育率已处在世界最低行列而且仍在下降，远远达不到2.2的世代更替水平。照此下去，80、90、00后的晚年会非常悲惨！
据梁建章、黄文政先生的文章介绍，在过去200年里，特别是最近30多年来，中国人口的增长速度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中国占世界人口的比例在1820、1950、1980和2013年分别是35.0%、21.8%、22.1%和19.0%，且仍在大幅下降。虽然中国人口现在占世界的19.0%，但中国每年出生的新生儿仅占世界12.0%。在2.2的正常更替水平下，现有1.4的生育率意味着每一代人出生人口将减少36%。现行“单独二胎”政策杯水车薪，因为在城市化背景下，人们的生育意愿迅速下降。截至2014年5月31日，虽然绝大部分省市区都已经实施“单独两孩”超过2个月以上，但全国提出再生育申请的单独夫妇只有27.16万对，已批准了24.13万对，仅占符合条件的单独夫妻数量的2.5%。
人口红利消失意味着什么？日本就是前车之鉴。日本在20世纪50至80年代，是世界上最具活力的经济体，连续30年GDP的平均增长超过8%，在1990年的世界竞争力排名中位居第一。但是到了20世纪90年代，随着人口结构老化，日本企业的创造能力似乎突然停滞。相对于美国的高科技企业，日本企业显得保守而迟钝。先是半导体，后是软件、通信行业，最近是生物科技和新能源行业，日本企业在一个又一个新领域被美国和新兴国家赶超。日本的国家竞争力排名一路下滑到2008年的20几位。美国二战以后的婴儿潮和大规模高等教育投入，使其到20世纪八九十年代，培育了庞大的高素质年轻人口。这些年轻人创造了像微软、苹果这样的高科技公司。得益于20世纪八九十年代兴起的高科技企业，美国经济发展速度从90年代开始反超日本，重新成为世界科技创新的先锋。（梁建章《中国人可以多生——反思中国人口政策》）
1990年代，日本人均收入曾经高于美国20%左右，现在低10%左右，按购买力计算和香港差不多。日本最大经贸团体研究所认为日本可能在2050年前退出先进国家行列，原因是孩子太少了。
计划生育不仅会导致严重的经济问题，也会导致严重的社会问题。二胎政策不论在城市和农村推行，都有可能加剧第二胎的生男现象并有可能因此强化性别比失调。现代科技水平对鉴别生男生女的能力已经非常简单成熟而且廉价。茅于轼先生说：“在香港的朝圣山学会上，一位英国学者Andrea Den Boer研究中国人口中的性别比。由于重男轻女，女婴被打胎，下一代中严重缺乏女性。到2020-30年将有五分之一的中国男人终身不可能结婚。研究说明，男性每有1%找不到对象，暴力犯罪将增加3.7%。这将是中国无*****服的大难题。印度和我们差不多，也是男人太多。”大家都知道，印度的恶性强奸现象非常出名。
女性的独立对生育率也具有革命性的影响。女性越独立，生育率越低。一来她不要通过生育确立自己在家庭乃至家族中的地位；二来她也不靠生育来养儿防老；三来她追求自己的幸福，不再愿意把自己的一生都奉献给人类传宗接代的事业。城市化和女性独立都会大大降低生育率。因此我们事实上已经到了需要像世界上大部分发达国家一样补贴生育甚至需要由国家提供把孩子养到18岁的经济支持的时候了！
福无双至，祸不单行。在中国大陆人口生育率不可避免地下降的同时，是现有青壮年人口尤其是精英人群的海外大移民。薛涌在《中国的海外移民大潮》一文中写道：《华尔街日报》最近在一篇关于中国移民的长篇报道中引用香港一位移民专家的话说，到2020年，离开中国的人累计将有两亿！《华尔街日报》还提出了一个更为发人深省的问题：在历史上，崛起的大国从来是吸引外来移民的磁石。中国怎么越是崛起人口越外流？《华尔街日报》采访了若干中国企业家和有关专家，得出这么一条结论：法制不健全，企业家发家，可钻的空子很多。但是，一旦发起来后，过去让自己受益的制度，就成了对自身利益的威胁。一是这种制度保护不了自己的权益；但更重要的是，从第一桶金就不干净，呆下来还是夜长梦多。
但总体而言，投资移民海外的仍占少数，占绝对多数的是留学移民。中国大陆缺乏自由、公正、透明的法治环境，大学教育又严重缺乏自由思想——正常的教育和学术活动，兼容并包百家齐放是基本要求，非如此无以掌握全局视野，非如此无以培养理性思考能力。但65年来独尊马列的灌输式而非启发式教育模式，已经使一代又一代中国人丧失了起码的思考能力。大学充塞着连一篇文章逻辑都整不清楚的马列教授，混乱的思维让阶级斗争和阴谋论支配着人们的灵魂、蒙蔽着人们的心智。
因此，家庭较有经济能力并具备一定学习能力的孩子，纷纷选择出国留学。虽然其中将会有三成多一点的学成归国，但大部分还是会长期滞留国外。这部分人群，恰恰是最具创造力和创新力的知识和财富精英。
城市化红利消失。1949年以来中国一直实行严厉的反城市化政策，包括城乡二元户籍制度、知青下乡、大小三线建设等，这一切使得1978年改革开放逐步释放民众自由尤其是1998年城市住房私有化以后，中国城市化迎来井喷和补课效应。由此带动的住房、家电和家具等耐用消费品支出，是支撑过去几十年“中国经济奇迹”的第二大因素。
但同样因为过去城市化主要由政府主导，导致中国大地上城市面积扩张远大于人口扩张的局面难以遏制，城市化红利因此有变成城市化陷阱的风险，包括大量高铁沿线建设的“高铁新城”，相当多都有沦为鬼城、空城的危险。2014年全国楼市普遍陷入当代中国前所未有的滞销局面，银行惜贷是一个方面原因，相当多中小城市的过量供应则是更为本质的原因。
城市化创新红利衰退。城市化带来的创新能力为什么要从城市化红利中单独提出来？因为它对一个国家的未来起着生死攸关的决定性作用。本来，一个国家在正常的城市化时代，随着年轻人口大量进城，伴随着的往往都是人口聚集带来的创造力爆发，创新能力往往像核聚变一样不可遏止。这是产业由一二产业向第三产业转型的关键。但是当代中国的城市化65年来一直都是不正常的，到今天还是不正常的，因为政府做出的往往都是逆城市化的干预行动。独生子女政策导致年轻人口下降，超大城市对外来人口排斥导致年轻一代不敢多生育、同时过多时间和精力被迫用于担心和解决下一代的上学问题、导致他们无心无力安心创新，缺乏思想自由的大学教育对新一代创新能力的扼杀，精英外流，四位一体，共同窒息着中国城市化的创新能力。它对未来中国的影响将是非常致命的。北京在2014年拒绝了上万名外来人口子女上中小学（没有招满也坚决不让招）以后，继续把控人关口前移，2014年9月8日财新网报道，北京再掀“黑幼儿园”关停潮。像这样只顾短期个人政绩和迎合上峰旨意、不顾国家和民族未来的做法，古今中外非常罕见。以教育、医疗等公共资源不足作为生育政策不能放松和大城市拒绝外来人口子女的理由是完全站不住脚的。根据教育部发布的统计公报，1992年全国小学有71.3万所，到2013则减少至21.35万所，减幅达70%以上。大幅度缩减不仅发生在农村，也发生在城市。比如，从1995年到2012年，由于外来人口涌入，北京市的常住人口从1070万增长到2069万，而北京小学数量却从2867所锐减到1081所。为了控人，北京严厉打击黑幼儿园、严厉禁止民办中小学招收“五证不全”的外来人口子女，司马昭之心已是路人皆知。
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中国经济奇迹”走的都是粗放、高能耗、高腐败、高投入、高污染、高度两极分化、低效、低工资、低附加值的不归路，创新水平和能力极低。诚如信力建《中国赶超美国究竟需要多少年？》所言：2014年有260家制造业企业跻身中国企业500强，营业收入合计23万亿元，但净利润总计仅为4623亿元。利润极高的高科技数码电子产品和国际知名品牌方面，中国不但远远落后于美国、日本和西方许多国家，甚至被韩国远甩在后面。而美国则以世界4.5%的人口，创造了全世界近45%的经济生产力以及40%高科技产品。
美国这一切，惟自由、平等、博爱可以解释。自由的思想、自由的流动，平等的权利，天下一家的博爱情怀，才会有永恒的创造和奇迹。否则，所谓“中国模式”，不过是转瞬即逝的昙花一现。
早在2000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斯蒂格里茨就断言：21世纪影响人类进程有两件大事，一是以美国为首的新技术革命，一是中国的城市化。但是，我们不仅没有好好地利用城市化红利，反而由于一系列不科学、不合理、不自由、不平等的城市化决策，导致了我们红利变陷阱，机遇变挑战。如果一切不改弦更张，彻底回到更自由更平等更市场更法治的发展道路上来，我们将不得不迎接即将到来的中国大衰退。而且最为悲催的是，我们的80、90、00、10后以及他们的后代，都将被迫承受这种大衰退的后果，但他们却没有力量来参与和改变今天的决策。
我们将许以中国一个怎样的未来？我们这些50后、60后、70后，都准备好了吗？
中国的国企红利、制度红利、人口红利、城市化红利、城市化创新红利等已经显而易见地呈现颓势，不仅过往的发展速度难以维系，而且我们从决策层到社会各界普遍没有真正意识到挑战和危机的存在，许多人仍然沉浸在大国美梦中不可自拔。
四年前的2010年，中国GDP比日本54742亿美元多出4044亿美元，正式成为美国之后的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很多中国人为此着实亢奋了一阵子。随后，英国《经济学家》预测中国将在2021年重新成为世界最大经济体，美国《时代》周刊在一篇题为“中国世纪”的文章中甚至声称，中国的和平崛起已成既定事实，21世纪注定是中国的世纪。美国花旗银行一份最新的报告则预测印度将在2050年超过中国和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
但是，我们将很快发现，GDP总量世界第二将有可能是当代中国昙花一现的一个巅峰，它完全有可能迅速从世界第二的位置上开启一个相当长期的大衰退旅程。
站在2014的时间窗口上向未来眺望，也许英国《经济学家》和美国《时代周刊》当年的结论都得改写，因为中国的国企红利、制度红利、人口红利、城市化红利、城市化创新红利等已经显而易见地呈现颓势，它们正在全线消失甚至越来越成为未来发展的陷阱，不仅过往的发展速度难以维系，而且我们从决策层到社会各界普遍没有真正意识到挑战和危机的存在，许多人仍然沉浸在大国美梦中不可自拔。随着中国历史上千载难逢的最大也是最后一波城市化浪潮在20年后结束，中国这头沉睡了百年一直没有真正苏醒的狮子将有可能永远沉沉睡去。最迟20年，中国将要面临的是全线大衰退。这是有别于日本“失去的二十年”的真正的失去！因为在过往岁月里，我们的自然环境、社会的基础保障、教育的自由、人口增长等等，都已失去太多。不论走到哪里，中国人都堪称世界上最勤劳的民族，但再怎么勤劳，也抵不住国内不合理制度安排对人口资源、对人的创造力的毁灭性打击。
美国这样的超发达国家，GDP增速不可能像发展中国家那样快，一般维持在2%左右，有时2%都不到。中国过去几十年GDP增速平均每年将近两位数，但若以此来计算未来多少年中国GDP总量将赶超美国成世界第一，无疑只是在做一个简单幼稚的小学算术题。经济和社会发展有许多变量，这些变量随时随地都在发生变化，以往我们津津乐道自以为豪的“中国模式”，事实上正在遭遇戛然而止的短路风险。
中国过去用降低劳动力、土地和环境成本、用政府投资砸出来的GDP不值得夸耀甚至必将成为今后的包袱。在GDP总量突飞猛进的同时，是人均GDP排在全球105位的靠后位置，而且，我国货币供给（M2）平均增速将近GDP的2倍，于无声处强化了对弱势群体的剥夺。其不仅造成国进民退、官富民贫的格局，扼杀了国家创新力，而且“做大做强”的往往是一批扶不起的阿斗。
目前美、中两国GDP分别是167997亿美元和91813亿美元（2013年世界银行统计数字），美国要高出中国近一半。据世界银行公布的消息显示：美国2013年人均GDP为51248美元，中国人均GDP为6629美元；2014美国人均收入是43017万美元，中国为7476美元。差距依然巨大。而在国企红利、制度红利、人口红利、城市化红利、城市化创新红利等全线衰退之下，未来中国GDP真实增长率将长期处在7%不保的状态。
国企红利消失。中国国企红利过去16年以来一直占据国民经济半壁江山。1998年开始，朱镕基通过大幅度“抓大放小、减员增效”裁员近半、两年国家财政总收入的注资补贴和剥离不良债务、行政力量维护垄断地位等形式，迅速“做大做强”国企。但它终于难逃腐败低效的公地悲剧命运。信力建《中国赶超美国究竟需要多少年？》搜集的一组数字可堪玩味：“9月1日人民网报道：世界500强公司在2013年间，共有50家公司出现亏损，其中中国大陆16家公司跻身其中，亏损总额高达人民币377亿元。这16家公司全为国企。9月3日新华网报道：中国企业家协会资料显示：中国500强企业中，有43家出现严重亏损现象（有19家亏损超过19亿元）。其中42家是国企，只有一家是民企。9月1日，人民网刊出《上半年2030家上市公司获政府补贴，中石油蝉联补贴王》，文中透露：截至2014年4月3日，中国共有1934家上市公司发布了2013年报，其中获得政府补贴的公司有1350家，占比高达70%，补贴总额为716亿元。其中中石油又一次以51.74亿元的天量补贴，雄踞十大补贴榜首位，而中石化获得的补贴为7.9亿元，位居第四。近十年，‘两桶油’共获得政府财政补贴1258.83亿元。更严峻的现实在于：政府补贴上市公司的数额以每年20%左右的速度在递增：2010年为400亿元，2011年为470亿元，2012年为564亿元，2013年为716亿元。当今中国，世界500强和中国企业500强亏损排行榜中的中国企业绝大多数是国企；长期靠政府补贴过日子的‘补贴王’，绝大多数也是国企。例如：2013年政府补贴额最大的10家企业，有7家为国有控股企业。2012年A股十大补贴王中，国企占8家（新华网）。”长期以来，我们的国企原来是不断通过垄断价格、财政补贴敲骨吸髓民脂民膏的吸血鬼。也许只有彻底揭穿其“官僚资本”的本质，才能加深全社会对它的认识和警醒。
制度红利消失。改革开放以来支撑“中国经济奇迹”的“秘密武器”其实就是政府公司化，各地方通过降低土地、劳动力和环境成本招商引资，以此支撑起了巨大的投资浪潮。同时政府直接进行的基础设施建设投资，也常常因为过度投资和腐败推高成本而使GDP增量的“奇迹”单更加鲜艳。但是，接踵而至的产能严重过剩、环境污染与破坏和类似高铁3.4万亿元滚雪球似的巨额债务将长期困扰中国。我们不选择占地和投资十分之一于高铁的飞机进行基础设施建设，本身就是一个遗祸千秋的错误决策。并且这样的错误还在坚持：截至2014年6月底，铁总背负各类债务3.43万亿元，资产负债率超64%。全国铁路投资额仅达年度计划三成左右，开工情况并不乐观。
人口红利消失。上世纪50至80年代初的中国人口生育高峰，带来了改革开放这三十多年的人口红利。但是今天，1980年计划生育第一代出生的孩子都已经34岁了，接下来进入职场的都是农村二胎城市独生子女一代。高盛集团哈继铭日前指出，根据他们的测算，中国人口红利的拐点就在2015年，2015年是中国有工作能力的人在社会中的占比达到最高点，达到73%，比当年的日本还要高，但是由于之后的计划生育政策以及早期的光荣母亲政策会使得中国老龄化到来得非常的剧烈、非常的迅猛，劳动力大幅下降，所以会对经济增长构成很大的挑战。
人口是一切财富之源头和归宿。人口学是经济学最重要、最基本问题之一。更严峻的问题在于，在计划生育、城市化导致生养成本大幅度提高、个人主义、女性独立、不承认城市贫民窟、外来流动人口子女就学权利得不到保障等政策、法律、社会、文化多重因素“十面埋伏”下，中国人口生育率已处在世界最低行列而且仍在下降，远远达不到2.2的世代更替水平。照此下去，80、90、00后的晚年会非常悲惨！
据梁建章、黄文政先生的文章介绍，在过去200年里，特别是最近30多年来，中国人口的增长速度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中国占世界人口的比例在1820、1950、1980和2013年分别是35.0%、21.8%、22.1%和19.0%，且仍在大幅下降。虽然中国人口现在占世界的19.0%，但中国每年出生的新生儿仅占世界12.0%。在2.2的正常更替水平下，现有1.4的生育率意味着每一代人出生人口将减少36%。现行“单独二胎”政策杯水车薪，因为在城市化背景下，人们的生育意愿迅速下降。截至2014年5月31日，虽然绝大部分省市区都已经实施“单独两孩”超过2个月以上，但全国提出再生育申请的单独夫妇只有27.16万对，已批准了24.13万对，仅占符合条件的单独夫妻数量的2.5%。
人口红利消失意味着什么？日本就是前车之鉴。日本在20世纪50至80年代，是世界上最具活力的经济体，连续30年GDP的平均增长超过8%，在1990年的世界竞争力排名中位居第一。但是到了20世纪90年代，随着人口结构老化，日本企业的创造能力似乎突然停滞。相对于美国的高科技企业，日本企业显得保守而迟钝。先是半导体，后是软件、通信行业，最近是生物科技和新能源行业，日本企业在一个又一个新领域被美国和新兴国家赶超。日本的国家竞争力排名一路下滑到2008年的20几位。美国二战以后的婴儿潮和大规模高等教育投入，使其到20世纪八九十年代，培育了庞大的高素质年轻人口。这些年轻人创造了像微软、苹果这样的高科技公司。得益于20世纪八九十年代兴起的高科技企业，美国经济发展速度从90年代开始反超日本，重新成为世界科技创新的先锋。（梁建章《中国人可以多生——反思中国人口政策》）
1990年代，日本人均收入曾经高于美国20%左右，现在低10%左右，按购买力计算和香港差不多。日本最大经贸团体研究所认为日本可能在2050年前退出先进国家行列，原因是孩子太少了。
计划生育不仅会导致严重的经济问题，也会导致严重的社会问题。二胎政策不论在城市和农村推行，都有可能加剧第二胎的生男现象并有可能因此强化性别比失调。现代科技水平对鉴别生男生女的能力已经非常简单成熟而且廉价。茅于轼先生说：“在香港的朝圣山学会上，一位英国学者Andrea Den Boer研究中国人口中的性别比。由于重男轻女，女婴被打胎，下一代中严重缺乏女性。到2020-30年将有五分之一的中国男人终身不可能结婚。研究说明，男性每有1%找不到对象，暴力犯罪将增加3.7%。这将是中国无*****服的大难题。印度和我们差不多，也是男人太多。”大家都知道，印度的恶性强奸现象非常出名。
女性的独立对生育率也具有革命性的影响。女性越独立，生育率越低。一来她不要通过生育确立自己在家庭乃至家族中的地位；二来她也不靠生育来养儿防老；三来她追求自己的幸福，不再愿意把自己的一生都奉献给人类传宗接代的事业。城市化和女性独立都会大大降低生育率。因此我们事实上已经到了需要像世界上大部分发达国家一样补贴生育甚至需要由国家提供把孩子养到18岁的经济支持的时候了！
福无双至，祸不单行。在中国大陆人口生育率不可避免地下降的同时，是现有青壮年人口尤其是精英人群的海外大移民。薛涌在《中国的海外移民大潮》一文中写道：《华尔街日报》最近在一篇关于中国移民的长篇报道中引用香港一位移民专家的话说，到2020年，离开中国的人累计将有两亿！《华尔街日报》还提出了一个更为发人深省的问题：在历史上，崛起的大国从来是吸引外来移民的磁石。中国怎么越是崛起人口越外流？《华尔街日报》采访了若干中国企业家和有关专家，得出这么一条结论：法制不健全，企业家发家，可钻的空子很多。但是，一旦发起来后，过去让自己受益的制度，就成了对自身利益的威胁。一是这种制度保护不了自己的权益；但更重要的是，从第一桶金就不干净，呆下来还是夜长梦多。
但总体而言，投资移民海外的仍占少数，占绝对多数的是留学移民。中国大陆缺乏自由、公正、透明的法治环境，大学教育又严重缺乏自由思想——正常的教育和学术活动，兼容并包百家齐放是基本要求，非如此无以掌握全局视野，非如此无以培养理性思考能力。但65年来独尊马列的灌输式而非启发式教育模式，已经使一代又一代中国人丧失了起码的思考能力。大学充塞着连一篇文章逻辑都整不清楚的马列教授，混乱的思维让阶级斗争和阴谋论支配着人们的灵魂、蒙蔽着人们的心智。
因此，家庭较有经济能力并具备一定学习能力的孩子，纷纷选择出国留学。虽然其中将会有三成多一点的学成归国，但大部分还是会长期滞留国外。这部分人群，恰恰是最具创造力和创新力的知识和财富精英。
城市化红利消失。1949年以来中国一直实行严厉的反城市化政策，包括城乡二元户籍制度、知青下乡、大小三线建设等，这一切使得1978年改革开放逐步释放民众自由尤其是1998年城市住房私有化以后，中国城市化迎来井喷和补课效应。由此带动的住房、家电和家具等耐用消费品支出，是支撑过去几十年“中国经济奇迹”的第二大因素。
但同样因为过去城市化主要由政府主导，导致中国大地上城市面积扩张远大于人口扩张的局面难以遏制，城市化红利因此有变成城市化陷阱的风险，包括大量高铁沿线建设的“高铁新城”，相当多都有沦为鬼城、空城的危险。2014年全国楼市普遍陷入当代中国前所未有的滞销局面，银行惜贷是一个方面原因，相当多中小城市的过量供应则是更为本质的原因。
城市化创新红利衰退。城市化带来的创新能力为什么要从城市化红利中单独提出来？因为它对一个国家的未来起着生死攸关的决定性作用。本来，一个国家在正常的城市化时代，随着年轻人口大量进城，伴随着的往往都是人口聚集带来的创造力爆发，创新能力往往像核聚变一样不可遏止。这是产业由一二产业向第三产业转型的关键。但是当代中国的城市化65年来一直都是不正常的，到今天还是不正常的，因为政府做出的往往都是逆城市化的干预行动。独生子女政策导致年轻人口下降，超大城市对外来人口排斥导致年轻一代不敢多生育、同时过多时间和精力被迫用于担心和解决下一代的上学问题、导致他们无心无力安心创新，缺乏思想自由的大学教育对新一代创新能力的扼杀，精英外流，四位一体，共同窒息着中国城市化的创新能力。它对未来中国的影响将是非常致命的。北京在2014年拒绝了上万名外来人口子女上中小学（没有招满也坚决不让招）以后，继续把控人关口前移，2014年9月8日财新网报道，北京再掀“黑幼儿园”关停潮。像这样只顾短期个人政绩和迎合上峰旨意、不顾国家和民族未来的做法，古今中外非常罕见。以教育、医疗等公共资源不足作为生育政策不能放松和大城市拒绝外来人口子女的理由是完全站不住脚的。根据教育部发布的统计公报，1992年全国小学有71.3万所，到2013则减少至21.35万所，减幅达70%以上。大幅度缩减不仅发生在农村，也发生在城市。比如，从1995年到2012年，由于外来人口涌入，北京市的常住人口从1070万增长到2069万，而北京小学数量却从2867所锐减到1081所。为了控人，北京严厉打击黑幼儿园、严厉禁止民办中小学招收“五证不全”的外来人口子女，司马昭之心已是路人皆知。
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中国经济奇迹”走的都是粗放、高能耗、高腐败、高投入、高污染、高度两极分化、低效、低工资、低附加值的不归路，创新水平和能力极低。诚如信力建《中国赶超美国究竟需要多少年？》所言：2014年有260家制造业企业跻身中国企业500强，营业收入合计23万亿元，但净利润总计仅为4623亿元。利润极高的高科技数码电子产品和国际知名品牌方面，中国不但远远落后于美国、日本和西方许多国家，甚至被韩国远甩在后面。而美国则以世界4.5%的人口，创造了全世界近45%的经济生产力以及40%高科技产品。
美国这一切，惟自由、平等、博爱可以解释。自由的思想、自由的流动，平等的权利，天下一家的博爱情怀，才会有永恒的创造和奇迹。否则，所谓“中国模式”，不过是转瞬即逝的昙花一现。
早在2000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斯蒂格里茨就断言：21世纪影响人类进程有两件大事，一是以美国为首的新技术革命，一是中国的城市化。但是，我们不仅没有好好地利用城市化红利，反而由于一系列不科学、不合理、不自由、不平等的城市化决策，导致了我们红利变陷阱，机遇变挑战。如果一切不改弦更张，彻底回到更自由更平等更市场更法治的发展道路上来，我们将不得不迎接即将到来的中国大衰退。而且最为悲催的是，我们的80、90、00、10后以及他们的后代，都将被迫承受这种大衰退的后果，但他们却没有力量来参与和改变今天的决策。
我们将许以中国一个怎样的未来？我们这些50后、60后、70后，都准备好了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