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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文明为何崛起？
—— 《文明》 序言
作者：尼尔·弗格森
唯有找到西方主导全球背后的真实原因，我们才有可能较为准确地预测我们所面临的日益迫近的式微和衰亡的危险。
（日前，著名历史学家、哈佛大学历史学系讲席教授尼尔·弗格森(Niall Ferguson)受聘清华大学，成为苏世民学者项目杰出访问教授。近期，弗格森正在北京讲学）
他不会将civilization (文明)，而只会将civility (礼仪)这个词收入他编写的第四版词典。我对他充满敬意，但我认为，civilization 是由civilize 派生而来的，从与野蛮这个词的相对意义上说，它比civility 更好。
——詹姆士·博斯韦尔
文明的所有定义、、、、、、结合了多种意义：“我是文明人，你属于某种文化，他是野蛮人。”
——菲利普·费尔南德斯– 阿莫斯图
拉塞勒斯的疑问
当肯尼斯•克拉克在他以“文明”命名的电视系列片中定义文明时，他向观众确实地表明了：他所说的文明指西方文明，其中又以从中世纪到19世纪的西欧艺术和建筑为主。在他给英国广播公司(BBC )拍摄的13部影片中，第一部以礼貌但又毫不含糊的姿态藐视拜占庭帝国的拉文纳、凯尔特人生活的赫布里底群岛、海盗挪威，甚至查理曼大帝出生的亚琛。以克拉克对文明这个词的定义看，从罗马帝国崩溃到12世纪文艺复兴之间的黑暗时代，根本就不符合文明时代的标准。文明从沙特尔大教堂的兴建(未完全竣工便于1260 年举行了落成典礼)而重焕生机，到他自己生活的曼哈顿摩天大楼直冲云霄的时代，又渐渐有了衰退的迹象。
克拉克这部极为成功的电视系列片首次在英国播放时，我才5岁，这个节目为英语世界的一代人定义了何为文明。那是卢瓦尔河城堡，是佛罗伦萨的宫殿，是西斯廷教堂，也是凡尔赛。从荷兰共和国崇尚的庄严肃穆的建筑内部，到巴洛克热情洋溢的建筑外观，克拉克以一名艺术史学家的身份娓娓道来，将其才智发挥得淋漓尽致。音乐和文学不时穿插进来，政治甚至经济素材也偶尔被援引。但很明显，克拉克所言的文明本质是高度的视觉文化。他的主人翁是米开朗琪罗、达•芬奇、杜勒、特纳和德拉克洛瓦。
基于均衡的原则，电视台在该系列片的名称中添加了“个人观点”这样的子标题。他没有意识到他的观点的言外之意——在某种程度上说，基督教以前的时代和东方是不开化的——即便从1969年看，这样的看法也值得怀疑。然而，此后40年又过去了，社会越发难以认同克拉克的观点，无论那是否为个人观点(而他略带优越感的令人讨厌的态度，就更没人接受了)。在本书中，我将提出更有相对性的、更宽泛的看法，我的目标是抛开那趾高气扬的架势，以务实的态度展开探索。我所谓的文明不仅涉及建筑飞拱，还体现在排水管道上(不要认为后者没有前者重要)，因为没有高效的公共排水管道，河流和水井就会成为霍乱弧菌的温床，城市也会因之变成死亡陷阱。无须辩护的是，我对艺术作品的文化价值与对艺术作品的价格一样感兴趣。在我看来，文明不仅涵盖少数一流艺廊中的作品，还包括比这多得多的内容。文明是高度成熟的人类组织。文明所涵盖的绘画、雕塑、建筑领域的成就，固然吸引眼球，引人注目，但是，如果我们对创造文明、发展发明、资助推动文明——及保留文明供我们顶礼膜拜的经济、社会和政治体制缺乏一定程度的了解，我们也难以理解文明的含义。
“civilization”(文明)是个法语词，1752年法国经济学家安•罗伯特•雅克•杜尔哥首次使用，4年后，法国大革命之父维克多•里凯特米拉波侯爵首次在出版物中使用该词。正如本节前面所述，塞缪尔•约翰逊倾向于“civility”，而不会接受“civilization ”这个派生新词。对约翰逊而言，如果“野蛮”有反义词，那么他在伦敦如此惬意地享受的城市生活(虽然有时也缺乏教养)便是了。一种文明，正如该词词源所表明的，是以城市为中心的，所以从很多方面看，城市正是本书的主人翁。但是城市的法律(民事或其他)与其城墙一样重要，城市的体系和惯例——其居民的生活方式(民间或其他)——与其宫殿一样重要。文明涉及艺术家的顶楼，更关乎科学家的实验室。文明涉及风景画，更离不开土地所有制形式。文明的高低不仅仅是以美学成就来衡量的，而且，毫无疑问更为重要的是，还以其居民预期寿命和生活质量来判断。生活质量问题涉及诸多方面，不是所有方面都可以容易地加以量化。我们或许可以推测15世纪时全球各地居民的人均收入，或推测出他们出生时的预期寿命。但他们的舒适度又如何呢?清洁度、幸福度呢?他们拥有多少衣服?他们每天得工作多少小时?他们用工资能买回什么样的食物?艺术品本身可以为我们提供相关线索，但无法就此类问题给出答案。
然而，很明显，一个城市不足以成就人类文明。文明是唯一的、最大的人类组织，虽然没有帝国的组织程度高，但比一个帝国版图更大。从某种程度上说，文明是人类作为一个群体，在应对获取食宿、抵御外敌时所作出的行为反应，但它也包含了文化习俗的特征，该文化特征常常但不一定表现为宗教形式，常常但又并不一定为共同语言。文明为数不多，但并非相隔千山万水。卡罗尔•奎格利列举过10 000 年来的几十种文明。在现代世界之前，阿达•博兹曼只发现了5种文明：西方文明、印度文明、中国文明、拜占庭文明和伊斯兰文明。马图•梅尔克总共列举了12 种文明，其中有7 种已消失(美索不达米亚文明、埃及文明、克里特文明、古希腊罗马文明、拜占庭文明、中美洲文明和安第斯文明)，其中5 种延续至今(中国文明、日本文明、印度文明、伊斯兰文明和西方文明)。什穆埃尔•埃森施塔特列举了6种文明，包括犹太文明。这几种文明像它们各自与其周边环境相互影响一样互动演进，构成了推动历史变革的最重要原因。它们之间相互影响时最引人关注的是，尽管外部因素繁多，但真正的文明似乎可以长时期保持自我的本色。正如费尔南•布罗代尔所言：“事实上，文明是所有历史中最为悠久的、、、、、、一种文明、、、、、、可以历经经济或社会的频繁变化而持久不衰。”
如果身处1411年，你可以环游全球，那么你极有可能为东方文明的生活方式而感叹。当时，明朝的紫禁城正在施工建设，同时，重新开启和改善大运河的项目已经启动;在近东地区，奥斯曼正在对康斯坦丁堡实施合围，并最终于1453年攻克了这个城市。拜占庭帝国正在苟延残喘。1405 年，枭雄帖木儿(跛子帖木儿)已清除了来自中亚的嗜杀游牧民族经常性的威胁——这是文明的对立面。对于中国明朝的永乐皇帝和奥斯曼苏丹穆拉德二世而言，未来是光明的。
相比较而言，1411 年的西欧可能会让你惊讶：难以忍受的落后状态，正从猖獗的黑死病瘟疫中逐渐恢复。1347~1351 年，黑死病一路向东泛滥，导致了人口规模的减半。而且，西欧仍然饱受恶劣的卫生条件之害，战争似乎永无停息之日。在英国，麻风病国王亨利四世谋杀时运不佳的理查二世得手，推翻了他的统治，成功地坐上了国王宝座。法国陷于内战，勃艮第公爵的追随者和被谋杀的奥尔良公爵的追随者相互大开杀戒。英法百年大战正要重启战火。西欧其他不得消停的王国，如阿拉贡、卡斯提尔、纳瓦拉、葡萄牙、苏格兰，情形似乎也好不到哪里去。穆斯林仍然统治着格拉纳达。苏格兰国王詹姆士一世在被英国海盗劫持后，还被关押在英格兰的监狱里。事实上，当时欧洲最繁荣的地区是意大利北部的城邦：佛罗伦萨、热那亚、比萨、锡耶纳和威尼斯。至于15 世纪的北美洲，倘若与中美和南美的阿兹特克、玛雅和印加文明——神殿高耸，道路向天际延伸——相比，那完全是混乱无序的蛮荒时代。在结束你的环球之旅后，如果此前你还认为西方可能会在接下来长达500 年中主导世界，那么在此刻，这种观念会被逐渐抛弃——那完全是不着边际的幻想罢了。
然而，幻想成了现实。
基于某种原因，从15 世纪末期开始，西欧的那些小城市在从拉丁语(还有一点希腊语)借来那些不纯的语言，以拿撒勒居住的犹太人的教义发展了他们自己的宗教，并从东方数学、天文学和科技中汲取知识后，催生了一种文明，而这种文明不仅能征服伟大的东方帝国，使非洲、美洲和澳大拉西亚 屈服，而且能使遍及全球的民族接受西方的生活方式——这种转变的成功，与其说是通过血与剑，不如说是语言发挥了更大的作用。
也有人对上述观点持有异议，他们认为，所有文明在某种意义上说是平等的，西方不能自认为自己占支配地位，比如具有欧亚大陆东部所没有的优势。但是，我们可以论证，这种相对主义观点是荒唐可笑的。此前没有文明曾取得过犹如西方主导世界这样的统治地位。1500 年，欧洲未来的帝国列强占据的世界陆地面积不足5% ，人口至多只占全球人口规模的16% 。到1913 年时，11 个欧洲帝国 控制的版图及其人口规模接近所有陆地面积及总人口的3/5 ，而且其经济总产值在全球经济总产值的占比接近3/4 (达到令人惊叹的74%)。英国人的平均预期寿命接近印度人的两倍。西方更高的生活水准即体现在更好的食物上，农业劳动者的情形也一样;也反映在更高的身材上，即使普通士兵和罪犯也不例外。我们已经看到，文明是以城市为中心的。以这个标准衡量，西方文明占主导地位。1500 年，就我们能得出的最佳结论看，全球最大的城市是北京，人口规模达60 万~70 万。当时全球最大的10 个城市中，只有一个(巴黎)是欧洲城市，其人口规模少于20 万。然而，到1990年，情形发生了惊人的大逆转。那时全球最大的10 大城市中，只有一个城市在亚洲，那就是东京。伦敦当时的人口规模为650 万，是全球超级大城市。西方主导世界的情形也没有以逐渐衰落及欧洲帝国的崩溃而收场。美国的崛起见证了东西方差距的进一步拉大。到1990 年时，普通美国人比普通中国人富裕73 倍。
此外，日益明显的事实是，在20 世纪下半叶，东方社会要想缩小不断扩大的收入差距，唯一的方式便是效仿日本，部分采用(虽然不是全盘照搬)西方的体制和运作模式。结果，西方文明便逐渐成为一种模版，世界其他地方都渴望以其方式实施组织管理。可以肯定，在1945 年前，全球存在多种发展模式——如果利用计算机知识打个比方，即操作系统——可供非西方社会采用。但是最有吸引力的模式都起源于西方：自由资本主义，国家资本主义，苏维埃共产主义。
毫无疑问，紧跟全球金融危机之后，很多人也探讨过以亚洲经济模式应对危机的办法。但是，就连最热心的文化相对论者也未建议，我们该回到中国明朝时代的体制。当前自由市场和政府干预的倡导者之间的争论，说到底，是可识别的西方思想派别之间的争论：亚当•斯密的追随者和约翰•梅纳德•凯恩斯的信徒，还有少数仍然坚持追随卡尔•马克思的忠诚死硬派之间的争论。这3 个人的出生地——克科底、牛津和特里尔，不言自明地说明了问题。在实践中，世界大部分地区现在都已融入西方经济体系。在这种体系中，如斯密所提出的，市场确定大多数的价格，决定货物的流动和劳动分工，但政府扮演了一种接近于凯恩斯所设想的角色：出手干预市场，试图平缓商业周期、减少收入不平等。
对于非经济体制而言，则没有值得争论的。在全球各地，大学机制都在向西方标准靠拢。医疗科学组织管理方式一样，从秘密研发直到第一线的健康护理莫不如此。如今大多数人都接受了牛顿、达尔文和爱因斯坦所揭示的伟大科学真理，即使不认同这些真理，他们在发现流感或支气管炎的症状时，也会急切地寻求西药的治疗。只有少数几个社会在持续抵制西方营销和消费模式的侵入及西方生活方式本身。越来越多的人吃的是西方食物，穿的是西式服装，住的西方风格的居所。就连西方所特有的工作方式——每周工作五到六天，朝九晚五，每年享受两到三个星期的假期——也渐渐成为通行的模式。同时，西方传教士竭尽全力向世界其他地方输出的信仰，已为1/3 的全球人口所接受，并在全球人口规模最大的几个国家中产生了可观的效果。甚至连西方所开创的无神论思想，也取得了惊人的发展。
每过一年，就有更多的人像我们这样购物、学习，像我们这样保持(或不顾)健康、祈祷(或不祈祷)。汉堡、本生灯、邦迪、棒球帽和《圣经》：不论你走到哪里，你都无法轻而易举地避开这些。只有政治体制领域才存在巨大的全球差异。
所以说，提出西方文明的崛起是耶稣之后第二个千年的下半叶唯一最重要的历史现象的，既不是“欧洲中心论”，也不是(与之对立的)“东方中心论”。这是不言自明的观点，而此中的难题在于这是如何发生的。在15 世纪后，西欧文明实力超过了从外面看来更具优势的东方帝国，此中的原因究竟是什么?很明显，仅靠西斯廷大教堂之美是没法给予充分解释的。
这个问题表象的回答是(如果不叫赘述的话)，西方以其帝国主义扩张性统治了全球。如今，对于很多人而言，提到欧洲帝国列强所犯下的罪行，他们仍然情绪激动，义愤填膺，怒不可遏。论及罪行，这显然是事实，而且，本书也并没有剔除这些内容。同样明显的是，不同的殖民形式——通过殖民地还是强取豪夺，导致的长期后果是截然不同的。但是，从历史角度看，帝国并不能就西方统治世界给出充分的解释。在被马列主义所谴责的帝国主义出现很久以前，世界上就存在过很多帝国。事实上，16 世纪见证了大量的亚洲帝国崛起，实力显著提升，版图大面积扩张。同时，查理五世所构想的版图从西班牙直到低地国家的大哈布斯堡帝国的扩张事业失败后，欧洲支离破碎，四分五裂。宗教改革引发了一个多世纪的围绕宗教开展的战争。
对于16 世纪的旅行者而言，他们几乎无法忽略其所见证的与西欧截然不同的情形。除了安娜卡利亚 、埃及、阿老伯半岛、美索不达米亚和也门，苏莱曼大帝(1520~1566 年)统治下的奥斯曼帝国版图范围延伸至巴尔干半岛和匈牙利，并于1529 年兵临维也纳城门。更靠近东方的地区，阿拔斯一世统治下的萨法维帝国(1587~1629 年)将版图从伊斯法罕和大不里士一路扩张，直到坎大哈;而从德里到孟加拉的印度北部则在伟大的莫卧尔皇帝阿克巴(1556~1620 年)的统治之下。中国明朝有了长城的保护，似乎格外安全、平静。在万历皇帝(1572~1620 年)宫殿觐见的西方来访者，几乎没人会预见到，在万历皇帝死后不到30 年，这个王朝就倾覆了。弗兰德 外交使节——将郁金香从土耳其移植到荷兰的那个人——在自己撰写的从16 世纪50 年代的伊斯坦布尔开始记叙的传记中，曾忐忑不安地将西方四分五裂的状态与奥斯曼帝国“巨大的财富”作了一番比较。
不错，16 世纪时，西方在海外的活动紧张而繁忙。但是，对于伟大的东方帝国而言，葡萄牙和荷兰船员的所作所为似乎恰好是文明承载者的对立面;如果说得难听些，那么他们纯粹是威胁着“中部王国” 的最新出现的野蛮人，而且可以肯定的是，他们比倭寇散发的味道更恶臭。然而，除了印度纺织品和中国陶瓷品的上乘质量外，亚洲还有什么让西方人着迷呢?
直到1683 年，奥斯曼麾下的一支军队兵临维也纳——当时是哈布斯堡帝国的首府——城下，并坚持要求该城的人投降且皈依伊斯兰教。仅在围攻解除之后，基督教世界才开始通过朝向博斯普鲁斯海峡的巴尔干半岛，慢慢地削弱奥斯曼在中欧和东欧的势力，而且，所有欧洲帝国都是在很多年后才能与东方帝国主义所取得的成就相提并论的。东西方之间的“大分流”局面在其他地方形成的时间甚至更晚。南北美洲之间的物质差距，直到19 世纪才牢固地建立，而非洲大多数地区，除了少数几条海岸线外，也是直到20 世纪早期才被欧洲人所征服。
如果西方主导世界的现象没法用这种滥用的老提法来解释，那么，这纯粹是——如某些学者所认为的——好运使然吗?导致东西大分流发生的，是欧亚大陆西方板块的地理或气候吗?西方人难道得到了命运的眷顾，因而能跌跌撞撞地穿过最适合栽种富含热量的蔗糖的加勒比群岛?难道说“新世界”为欧洲提供了中国所没有的“鬼地”?难道仅仅是墨菲法则在发生作用，使中国的煤炭储藏比欧洲的难以挖掘和运输?抑或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国是其自身成功的牺牲品：掉进“高度平衡陷阱”，难以自拔，认为耕作者有能力为规模巨大的人口提供生存所需的足够粮食?还有人认为，英国之所以成为第一个工业化国家，这主要是因为其恶劣的卫生条件和疾病导致大多数英国人的寿命很短，结果富裕群体和有进取心的少数便具备了传播其基因的更好机遇，果真如此吗?
不朽的英国词典编纂者塞缪尔•约翰逊对西方主导世界的所有可能的解释都持反对观点。在于1759 年出版的《拉塞勒斯王子的故事》中，他笔下的拉塞勒斯王子如此问道：
欧洲人、、、、、、为何能如此强大?他们为什么能如此轻易地踏足于亚洲和非洲，进行贸易或征服?亚洲人和非洲人为什么不能入侵他们的海岸线，在他们的港口设立殖民地，将法令加诸他们的王室?让他们回家的风同样可以将我们带向哪里。
哲学家埃米莱科是如此回答的：
先生，他们比我们更强大，因为他们更博学;知识将永远驾驭无知，如人类支配其他动物一样。但是，对于他们的知识为什么多于我们的问题，除了无以解释的上帝意志赐予外，我不知道能给出什么其他原因。
如果知识能给人们提供航行船舰、挖掘矿藏、发射枪炮和治疗疾病的更佳方式，那么知识的确就是力量。但在事实上，这是西方人比其他人博学的原因吗?或许，1759 年之前，情形确实如此;1650 年后大约持续了两个半世纪的科技革新几乎全起源于西方。那么1500 年时呢?我们已经了解到，中国科技、印度数学和阿拉伯天文学数世纪来一直遥遥领先于世界。
那么，难道是更模糊的文化差异为西方人提供了必要素质，使之跳跃前进，将其对手抛在身后?这是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所提出的论点。这种论点有多种变体，如中世纪英国人的个人主义、人文主义和新教伦理，从英国农民的遗嘱，到地中海商人的账簿，再到皇宫礼仪准则，凡此种种都成了史学家寻求证据的来源。戴维•兰德斯在所著的《国富国穷》(The Wealth and Poverty of Nations )中提出了文化方面的原因。他认为，西欧在推动独立探究知识、发展科学验证方法、展开理性研究并加以传播方面处于世界前列。然而，他也承认，要使这种模式兴盛繁荣，我们还需要更多的东西：金融中介及良好的政府。情形越发明显：其关键在于机制。
毫无疑问，从某种意义上说，机制也是文化的产物。但是，因为机制固定了一套标准，机制通常使文化保持自我本色，决定着文化有助于形成良好的行为，而非相反。
在1500 年，欧亚大陆东西两边几乎不存在真正深刻的差异，对此，当今很多史学家都会认同。两地都较早地采用了农业、市场交换和以城市为中心的国家体制，但他们之间存在一个关键的机制差异。在中国，统一的大帝国根基一直在加强，而欧洲的政治却始终处于分裂割据状态。在《枪炮、病菌与钢铁》(Guns, Germs and Steel )一书中，贾德•戴蒙阐释了欧亚大陆始终领先于世界其他地区的原因。但是，直到他撰写论文《如何致富》(1999 年)，才给出了欧亚大陆一边领先于另一边这个问题的原因。他的答案是，在欧亚大陆平原上，统一的东方帝国妨碍了创新，而在河流遍布、多山的欧亚大陆西部，多个君主和城邦则进行着富有创意的竞争和沟通。
这个答案值得注意。不过，还不充分。只要看看标题为“战争的苦难”的铜版画就有大致概念了。这是洛林地区艺术家雅克•卡洛于17 世纪30 年代所出版的铜版画，似乎是在提醒世界其他地区宗教冲突的危险所在。17 世纪上半叶，欧洲小国内部及之间的竞争是灾难性的，不仅使中欧大片地区的人口剧烈减少，还将不列颠群岛拖入了长期的、消耗实力的冲突中，持续了一个多世纪。政治分裂通常就具有这种效应。如果对此持怀疑态度，问问前南斯拉夫的居民就知道了。毫无疑问，竞争肯定是西方统治世界的历史中所不能不提到的，但竞争不是全部内容。
在本书中，我想阐释的是，致使西方与东方地位截然相反的因素——全球霸权的主要原因——在于6 种可确认的结合了体制及相关理念和行为的全新结合体。基于简明阐释的考虑，我在以下6 个标题中予以概括：
1. 竞争
2. 科学
3. 财产权
4. 医学
5. 消费社会
6. 工作伦理
以当今计算机化语言来讲，在欧亚大陆的西方，少部分人口之所以能在500 年中的大多数时间中统治全球，是因为有6 种杀手级应用程序在运转。
现在，在你愤怒提笔写信驳斥我，认为我忽略了西方主导全球原因的某些至关重要的因素——比如资本主义或民主(或就此而论，枪炮、微生物和钢铁)——之前，请阅读以下给出的简明扼要的定义：
1. 竞争——政治和经济生活的分散，既给主权国家又给资本主义制度搭建了发射台。
2. 科学——研究、理解并最终改造自然世界的方法(此外还有其他原因)，使西方具备了优于世界其他地区的重大军事优势。
3. 财产权——以法治作为保护私人业主，并和平解决他们之间的争端的方式，为最为稳定的代议制政府提供了基础。
4. 医学——有了科学的这种分支，使西方社会(之后又使其殖民地)在医疗卫生和人口预期寿命方面有了重大提升。
5. 消费社会——在这种物质生活模式中，生产、购买服装和其他消费品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没有这种模式，工业革命将无法持续开展。
6. 工作伦理——从基督新教(还有其他来源)发展而来的活动模式和道德框架，为程序1 至程序5 所创建的存在潜在不稳的动态社会提供了黏合剂。
请别误解，这不是又一个能自圆其说的“西方胜利论”。我想阐释的是，西方之所以征服、殖民如此广阔的世界其他地区，不仅仅是因为西方具有的优势，西方劲敌偶然的劣势也是一大原因。比如，17 世纪40 年代，中国明朝治下，财政和货币发生危机，气候变化，传染病大肆传播，民不聊生，农民揭竿而起，明朝到了最危急的关头。这一切与西方无关。同样，奥斯曼帝国政治和军力上的式微更多是因为内部问题，而不是外部因素造成的。在南美情形逐渐恶化之际，北美的政治体制却在蓬勃发展;但是，西蒙•玻利瓦尔没能在拉丁美洲创建美利坚合众国却不是那些外国佬(gringo) 的错误。
关键问题在于，东西方之间的差异是体制性的。西方赶超了中国，从某种程度上说，是因为不论在政治还是在经济领域，西欧都存在更强的竞争力。澳大利亚、普鲁士甚至还有俄国，政府管理和军事效率日益上升，因为催生科学革命的网络是在基督教世界中出现的，而不是在伊斯兰世界中。北美洲以前的殖民地比南美洲的殖民地干得好多了，其原因在于，英国殖民者在北美建立了一整套与南美的西班牙和葡萄牙建立的截然不同的财产权和政治代议体系。(北方实施的是“开放的秩序”，而不是以满足追逐租金的极少数精英利益的封闭式秩序。)欧洲帝国之所以能渗透非洲，不仅是因为他们拥有马克沁机枪，还因为他们研制出非洲人也难以抵抗的热带疾病的疫苗。
同样，西方更早进行的工业化反映了其体制上的优势：早在蒸汽动力或工厂体系到来并传播之前，不列颠群岛就有发展为大众消费社会的可能性。即便当工业技术几乎可为全球国家所采用之后，东西方之间的差异仍然存在;事实上，其差距还进一步拉大了。欧洲人或北美人配备了全标准化的棉纺和织布机，因而也就能以更高的生产效率工作，他们的资本家雇主也能更迅速地积累财富，这是其东方对手所无法企及的。对公共卫生和公众教育的投资发挥了很大的作用；而在缺乏此类投资的地方，人们仍然过着贫穷的生活。本书的主旨便是探讨这些差异：为什么存在，又为什么如此重要?
截至目前，我或多或少都是在随意地使用“西方”和“东方”这样的词。问题是，我所说的“西方文明”究竟指什么，或到底在哪里呢?战后的盎格鲁•撒克逊人的白种新教徒男性，在某种意义上本能地将西方(也称为“自由世界”)的范围限制于相对狭窄的走廊——(毫无疑问)起始于伦敦，经来克星敦、马萨诸塞，又(可能)从斯特拉斯堡到旧金山。1945 年，从战场上开始，西方的第一语言便是英语，其次是结结巴巴咳出来的法语。20 世纪50 年代和60 年代，欧洲融合成功完成后，西方俱乐部的规模日益扩大。低地国家 、法国、德国、意大利、葡萄牙、斯堪的纳维亚和西班牙都属于西方，而由于我们持续地享受着古希腊哲学带给我们的恩泽，再加上近期希腊从欧盟欠下的更多的债务，希腊当然也属于西方的一员，尽管希腊后来才皈依东正教。
如果西方不仅覆盖伯罗奔尼撒半岛北部，而且包括北非和安纳托利亚的地中海南部和北部，又是什么情形呢?如果还包括人类首个文明发源地埃及和美索不达米亚呢?与北美一样同被欧洲人所殖民，又在地理上与之同属一个半球的南美，也是西方的一部分吗?那俄国呢?生活在欧洲部分的俄国人是西方人，而乌拉尔山之东在某种意义上属于东方吗?在整个“冷战”期间，苏联及其卫星国被称为“东方集团”。可以肯定，说苏联与美利坚合众国一样同属西方文明的产物，是有其理由的。苏联的核心意识形态与国家主义、反奴隶制和妇女投票权思想，大致上同样起源于维多利亚时代，是在大英图书馆的圆形阅览室中诞生并发展起来的。而且，从其地理范围上看，苏联也正好与美洲殖民地一样，同是欧洲扩张和殖民主义的产物。中亚的情形与南美一样，欧洲人统治着非欧洲人。从这个意义上说，1991 年发生的事件，不过是最后一个欧洲帝国的解体罢了。然而，塞缪尔•亨廷顿就西方文明给出的最新、最有影响力的定义，不仅将俄国排除在外，保留东正教的宗教传统的所有国家也都被通通排除。亨廷顿言及的西方，仅包括西欧和中欧(不包括信奉东正教的东欧)、北美(不包括墨西哥)、澳大拉西亚。希腊、以色列、罗马尼亚和乌克兰不包括在内，加勒比群岛也被排除，尽管事实上有很多岛的生活与佛罗里达一样西化。
那么，“西方”的含义就远远不是一个地理范畴了。它是一套标准、行为和机制，彼此的界限极为模糊。此中的含义是值得深思的。如果亚洲社会效仿日本明治时期的做法，或效仿如今亚洲其他各国似乎都在实践的做法，热情地接受西方穿着和从商的规范，那么亚洲社会事实上也有可能属于西方俱乐部吗?曾经很时髦的一种观点坚持认为，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在西方核心和外围之间强加了一种永久存在的劳动分工。但是，如果整个世界最终以西化收场，至少在表面和生活方式方面如此，情形又如何呢?抑或，正如亨廷顿提出的著名观点那样，其他的文明或许更有活力，尤其是华夏文明(指大中华) 和伊斯兰文明?他们采用西方运营模式，其西化程度究竟怎样我接下来探讨。
关于西方文明的另一个困惑是，四分五裂似乎是其一个与众不同的特征。2000 年来临之初，很多美国评论人因为“逐渐变宽的大西洋”——“冷战”时期将美国和西欧同盟团结在一起的共同价值观正日益破裂——而牢骚满腹。在亨利•基辛格担任美国国务卿时，当美国政治家希望与欧洲对话时，他该给谁打电话的问题如果比以前更明确了的话，那么，如今谁代表西方文明拿起话筒沟通的问题则更难回答了。然而，美国和“老欧洲“之间目前的裂痕，与过去它们在宗教、意识形态，甚至在文明本身的意义上的鸿沟相比，其程度还较轻，关系还算和睦。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德国声称自己是为更高层次的文化而战，是为了抗击俗气的、强调物质主义的英法文明(文化与文明的区分是由包括托马斯•曼和西格蒙德•弗洛伊德在内的学者所作出的)。但是，德国在战争第一阶段焚烧鲁汶大学图书馆并即刻处死比利时平民的做法，是难以调和这两种文明的。而英国宣传者反过来将德国人贬为为文明社会所不容的“野蛮人”，并将这场战争称为获取自由奖章的“捍卫文明的大战”。如今，我们对“西方”整体文明的探讨，比在1918 年时探讨来得更有意义吗?
最后，值得我们记住的是，西方文明此前已式微并没落过一次。欧洲、北美和近东地区各处所留存的罗马遗迹，就能充分地说明这一点。西方的第一个版本——西方文明1.0——在所谓的“新月沃地”(从尼罗河峡谷一直延伸到幼发拉底河和底格里斯河的交汇处)诞生，在雅典民主政治和罗马帝国时达到鼎盛。我们当今文明的关键要素——不仅涉及民主政体，还包括体育竞技、算术、民法、几何学、古典建筑风格，以及现代英语中比例极大的单词——都起源于古老的西方。在其鼎盛时期，罗马帝国体制的完善程度之高，令人称奇。谷物、制造品和钱币在从英国北方直到尼罗河上游地区的经济范围内流通，学术研究欣欣向荣，有颁布的法律，有医学，甚至还有如同罗马图拉真广场的购物商场。但是，这个版本的西方文明逐渐衰落，并在公元5 世纪时因为蛮族的入侵和内部的分裂，以不可思议的速度衰亡了。在一个世纪的时间内，庞大的帝国大都市罗马塌毁没落了，引水渠道已破败不堪，五光十色的市场被遗弃。如果没有拜占庭图书馆的支撑，没有爱尔兰的僧侣，没有罗马天主教堂的主教和神甫——也不应忘记阿拔斯•哈里发所起的作用，古典西方学识将会丧失殆尽;如果没有他们的维护和指引，西方文明将不会在推动文艺复兴的意大利重新焕发生机。
西方文明2.0 即将面临的命运是式微和衰亡吗?从人口学的角度看，西方社会的人口长期来都只占世界总人口的少部分，如今，其人口规模显然在减少。美国和欧洲经济体曾经傲视全球，现在，它们真的面临着被中国在20 年甚至10 年内超越的风险，而巴西和印度与中国的距离也不会太远。在从伊拉克到阿富汗的大中东地区，西方“硬实力”似乎在苦苦地勉强支撑，情形正如就自由市场经济政策达成的“华盛顿共识”逐渐瓦解一般。始于2007 年的金融危机也似乎表明，强调实施以债务拉动零售的疗法的消费社会，其核心思想存在着根本缺陷。曾经似乎是西方事业关键的以勤俭节约为特色的新教伦理，全都消失了。同时，面对新世纪即将到来的环境大灾难，西方精英陷入了深深的恐惧之中。
而且，西方文明似乎也对自身失去了信心。从1963 年斯坦福大学开始，不断有知名大学停止为大学在校生开设经典的“西方文明”历史课程。中学也一样，西方崛起的宏大历史也逐渐遭遇冷落。“得益于”教育学者以“新历史”之名提升“历史技能”而非灌输知识的狂热，再加上教学大纲改革流程所造成的预期之外的后果，太多的英国中学生中学毕业时，竟然只知道一些毫无关联的西方历史片段：亨利八世和希特勒，还了解一点儿有关小马丁•路德金的历史。针对一所知名英国大学历史系一年级学生展开的调查表明，只有34% 的学生知道(西班牙)无敌舰队进攻英国时，英国君主是谁;只有31% 的人知道布尔战争的地点;只有16% 的人知道指挥滑铁卢战役的英军指挥官是谁(认为是尼尔森而非威灵顿的人数比例比知道的多一倍);而且，只有11% 的人能说出19 世纪的任何一个英国首相的名字。在对11~18 岁的英国少年所进行的类似调查中，17% 的人认为克伦威尔参加了黑斯廷斯战役，有25% 的人把第一次世界大战发生于哪个世纪搞错了。此外，在说英语的世界，认为他们该学习的是其他而非自己的文化的人大有人在。1977 年随航海家宇宙飞行器被送往外太空的音乐样本，特别录制了27 支音乐，其中仅10 首出自西方作曲家之手，其中，不仅包括巴赫、莫扎特和贝多芬，还有路易斯•阿姆斯特朗、查克•贝里和盲人威利•约翰逊。大英博物馆馆长于2010 年主持了“从100 件物品中”看世界历史的节目，那100 件物品中仅有30 多件是西方文明的产物。
然而，自1500 年以后，世界其他地方都在逐渐为西方所征服是不争的事实，如果有哪种版本的世界文明史对此轻描淡写，那就是偏离靶心了，因为这部分内容是最需要阐释的。直截了当地说，在基督降临后的第二个千年的后半叶，西方的崛起是极为突出的历史现象。这是构成现代历史核心的历史。或许，这是史学家得着手解决的最为复杂的难题。而且，我们不仅仅是为了满足好奇心才去解决这个难题。因为唯有找到西方主导全球背后的真实原因，我们才有可能较为准确地预测我们所面临的日益迫近的式微和衰亡的危险。
—— 原载: 《东方历史评论》
《山海经》与美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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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雨蒙
一
我最早知道《山海经》与美洲有关系一事，是在连云山所著《谁先到达美洲》一书中，读到一则介绍：
美国学者墨兹博士研究了《山海经》，根据经上所说《东山经》在中国大海之东日出之处，他在北美，试着进行按经考察，经过几次失败，他一英里一英里地依经上记过的山系走向，河流所出和流向，山与山间的距离考察，结果胜利了。查验出美国中部和西部的落基山脉，内华达山脉，喀斯喀特山脉，海岸山脉的太平洋沿岸，与《东山经》记载的四条山系走向、山峰、河流走向、动植物、山与山的距离完全吻合……
真是令人惊讶：一个美国人，研究了中国学者都难以读通的《山海经》，并且据此实地勘察，发现了中国古人早已到达美洲！
这件事的确让我着迷。
后业，我又读到贾兰坡老先生为这个美国博士的著作《淡淡的墨痕》（《PALE INK》，中文译著名为《几近退色的记录》）所撰写的序言。更令我惊讶的是，那位凭借双脚踏勘美洲几列山脉的美国学者竟然是位令人尊敬的女士。或许是不同译者的译名，使连云山先生将亨利艾特·墨兹误认为男性；或许是觉得独自一人冒险走遍四列山脉的人不可能是一位女子。有的译者将这位女博士的名字（Henrietta Mertz）译为亨丽艾特·茉芝，这样，中国读者一看便知是位女性。而《人民日报》驻海外记者袁先禄在一篇题为《墨淡情浓》的访问记中，将被访者的名字译为：亨丽埃特·墨茨。
据我所知，袁先禄先生是中国大陆第一位访问默茨博士的资深记者。遗憾的是，当我辗转寻访到袁先禄先生的夫人姚堤女士时，方才得知袁先生已然病故；而默茨博士呢，在袁先禄八十年代初访问她时，已经八十多岁，如今二十年过去，想来她已不在人世，令人黯然。好在袁先禄先生留给我们一篇《墨淡情浓》①，读了这篇访问记，我们好象跟随着袁先生一起，在风和日丽的芝加哥东南湖滨造访了默茨女士。
还有她留下来的那本浸透她心血的著作。
在这本书的原著序里，默茨博士回忆道，她是最先受到维宁（Edward Vining）有关著作的影响，并仔细研读了维宁翻译的中国古代典籍《山海经》。于是，“《山海经》里的这些章节引起了我的注意。我也着手对证古本，一里又一里地循踪查对并绘出地图……”
真是令人汗颜！一部中国上古流传至今的宝贵典籍，却是由一些欧美学者用尽心力地在进行着再发现。
《山海经》是世界上最古老的一部地理历史著作。清代毕沅考证其“作于禹益，述于周秦，行于汉，明于晋”。然而由于其成书年代过早，且奇闻怪事、神怪传说等夹杂，难于考证，故而二千多年来，一直有怀疑者认为该书“闳诞迂夸，奇怪 傥”，连司马迁也说：“至禹本纪山海经所有怪物，余不敢言之也。”清代纪晓岚编《四库全书》，干脆将《山海经》归于志怪小说一类。鲁迅也因该书记载了很多巫师祀神的宗教活动，而认为《山海经》“盖古之巫书”。而疑古大师顾颉刚则更予以全盘否定。当然也有如西汉刘向、刘秀（歆）父子校订该书时，给汉成帝上表，力陈《山海经》“皆圣贤之遗事，古文之著明者也。其事质明有信。”
近年来学界对《山海经》的呼声日高。有的学者研判《山海经》，认为书中有关种种山神乃“鸟首人身”、“羊身人面”、“龙首鸟身”、“龙身马首”、“人面蛇身”等等，其实是原始初民的图腾神像和复合图腾神像，源于先民特有的图腾崇拜。这个解释是合理的。至于巫师的祀神活动，是上古部落族日常必有的宗教活动。巫字本意就是指上通天文、下知地理的人，是代替人们承接天意的人，故而原始初民社会，部落酋长往往兼具巫师职责，率领万民祀神。
至于《山海经》中记载的大量神话，也绝不能以貌似怪诞而简单地贴上神话标签，不重视其所传述的历史内涵。其实原始初民正是通过神话传说，将重要的历史事件和人物记录下来。《孔子集语·子贡第二》引《尸子下》，讲了一则孔夫子解读神话的故事。有一次，子贡问孔子，过去，传说黄帝有四个面孔，你信吗？孔子回答，这是黄帝任用了四个与自己意见相同的人去治理四方，他们彼此不用协商就和谐一致，这就叫四面，并非黄帝真有四个面孔。这似乎为我们解读《山海经》中的神话提供了一种方法。
倒是美国学者默茨直截了当地指出《山海经》中大量的有如旅行记录般的客观记载：“谁如果仅仅念上几句这样的‘神话’，就会清楚地感到写这些话的人是诚恳的……一里又一里，里程分明的记录绝不是心血来潮的梦想，也不是捕风捉影的幻境。扎扎实实的、客观的事实是：‘过流沙往南100英里，曰秃山，大河东流。”②这里没有什么奇想。
于是，在反复研读推证后，默茨背起行囊上路了。她要像中国古代的旅行者一样，用双脚去丈量勘测那些山脉。她的方法是：《山海经》中的中国古人让你向东，你就向东，让你走三百里，你就走三百里，看看会发现什么。
这位思维完全是开放型的美国女性又带给中国学者一个困窘。她写道：“约在公元前三世纪，中国人开始在国内核对《山海经》所描写的某些山脉，但未能找到。学者们在全国寻找线索而一无所获，于是只好作罢……”
就目前所见资料看，中国人研究《山海经》还只是考证史料，查找地图。
人们发现，《山海经》中，《南山经》已写到浙江绍兴界：“又东五百里，曰会稽之山……”晋代郭璞注云：会稽之山，“今在会稽山阴县南，上有禹冢及井。”而会稽正是现在绍兴的古称。而《北山经》则写到了河北界的太行山和 沱河：“北次三经之首，曰太行之山。”
“木马之水出焉，而东北流注于 沱。”“空桑之水出焉，东流注于 沱。”
而《东山经》中所到四条山脉多无可考，因中国东部乃冲积平原，何来四列山脉，默茨所说的中国人“开始在国内核对《山海经》所描写的某些山脉，但未能找到”，指的主要是《东山经》所列的山脉。
于是，默茨便“心安理得地越过大海”，到美洲去踏勘了。
默茨历经艰难险阻，踏勘的结果是：
第一列山脉，起自今美国怀俄明州，至得克萨斯的格兰德河止，共12座山。将古华里换算为英里，与《东山经》中第一列山的距离完全相符。
第二列山脉，起于加拿大的曼尼托巴的温尼泊，止于墨西哥的马萨特兰，共17座山。距离与《东山经》第二列山脉相合。
第三列山脉是沿海岸山脉的太平洋沿岸，完全走太平洋海岸航行，起于阿拉斯加的怀尔沃德山，至加州的圣巴巴拉，共9座山。距离也与《东山经》所列第三条山脉相符。
第四列山脉，起于华盛顿州的雷尼尔火山，经俄勒冈州到内华达州北部，共8座山，距离与《东山经》第四列山相合。
于是默茨宣告：“过去2000多年一向被中国人认为是神话的《山海经》，不是神话，而是真实的文字记录。珍藏在中国书库中的这部文献提供了充分的证据表明，早在公元前2000多年中国人便已到达美洲探险，而这些材料迄今为止一向是很缺乏的。”
对于默茨的考察结果，中国学者能说什么？我们可以不相信，可以认为是“臆说”，但反驳必然无力，因为没有中国人也象默茨那样，迈开双脚丈量中国东部山水，找出《东山经》所列四条山脉到底在中国何处？
最有力的办法还是依旧给《山海经》贴上神话的标签，置于故纸堆中，不予理睬！
可叹，中国历史上，像徐霞客一样的旅行家实在太少了。一句“父母在，不远游”，羁绊了中国人的步伐，也限制了我们的创造力。
二
其实剔除《山海经》由于年代久远，出现错简、残简、漏简等错生命线，其内容之可信，屡使后人称奇。
《山海经》古传有三十二篇，西汉刘向、刘秀（歆）父子最早校订此书时，定为十八篇。这就是我们今天看到的《山海经》。
刘秀最后校订完成《山海经》十八篇后，为此专门给皇帝上表，其内容今日可看做一篇出版内容简介：
……《山海经》者，出于唐虞之际。昔洪洋溢，漫衍中国，民人失据，（崎岖）于丘陵，巢于树木。鲧既无功，而帝尧使禹继之。禹乘四载，随山（刊）木，定高山大川。益与伯翳主驱禽兽，命山川，类草木，别水土。四岳佐之，以周四方，逮人迹之所希至，及舟舆之所罕到。内别五方之山，外分八方之海，纪其珍宝奇物，异方之所生，水土草木禽兽昆虫麟风之所止，祯祥之所隐，及四海之外，绝域之国，殊类之人。禹别九州，任土作贡，而益等类物善恶，著《山海经》。皆圣贤之遗事，古文之著明者也。其事质明有信。……
接下来，刘秀为了向皇帝说明“其事质明有信”，还举了两个例子。其中一例是：
孝武皇帝时尝有献异鸟者，食之百物，所不（肯）食。东方朔见之，言其鸟名，又言其所当食，如朔言。问朔何以知之，即《山海经》所出也。
刘向、刘秀（歆）父子是中国历史上已知最早校订《山海经》之人。他们看到过的《山海经》是“凡三十二篇”，而我们今天看到的《山海经》是经他们校订删编而定的十八篇。对于《山海经》，刘氏父子应最有发言权的。何况为此皇帝上表，是“臣秀昧死谨上”，岂敢胡言乱语？
今日事实证明，《山海经》确实“其事质明信”。现举几例，真让人称奇：
其一，在闻名于世的四川三星堆文化遗址发掘中，考古人员在一个祭器坑中发现许多保存完好的象牙，而今日成都平原又不是野象栖息地；遗址中还出土了很多玉器，而成都平原并不出产玉石。翻开《山海经》便可找到答案。《山海经·中次九经》指出：“岷山……其兽多犀象，多夔牛”；“岷山……其上多金玉，其下多白珉。”白珉即是白色的硅质类岩石。这就指明了三星堆遗址中象牙和玉石器的来源。而三星堆出土的人首鸟身青铜像，也与《山海经·中次八经》中的山神形象相合。
其二，清末民初曾任清朝政府和尼国政府驻外使节的欧阳庚先生之子欧阳可亮，耋年曾跟随其父在中南美洲生活多年，相识不少印第安人，曾有一段奇特的经历，现将欧阳可亮先生的自述摘录如下：
“笔者耋年在海外，与殷地安人（欧阳可亮认为印第安人实应为殷地安人，有殷人之意）家庭同吃同住同学同游六年，1926年6月15日，与欧阳可宏三哥、可祥五弟，受殷福布族招待，派二十名殷福布族青年水手划船，从墨西哥支华华（CHIHUAHUA）州的支华华市支华华村的甘渊汤谷（即 谷）23人上船，一路上有800公里地下钟乳古水道，实入《山海经·大荒东经·大荒南经》之大壑、甘渊、归墟、咸池，而不自知。由黑（墨）齿国（即墨池国）之尤卡坦半岛科潘河上岸，出墨池（归墟），到拉文塔太阳神庙遗址。见日出杲杲，朝阳东升于穹桑树上，殷地安群众已集数百，礼拜太阳。20名水手也站立挺身，仰面朝天祈祷。回去时，仍由大壑、咸池，进入地下钟乳水道，在墨池归墟饮‘合虚山长寿甘泉的甘露水 ，见有地下水道岔口，钟乳下垂滴水，蔚为壮观。一水手说：这岔道是天元（TIENYUEN）日月山，常羲（CHANGSI）妈妈正在浴月，一月方至，一月方出。三哥问：怎么墨国也有轩辕呢？答：这是海外天元。指又一钟乳大岔水道说：这是羲和（SIHO）妈妈浴日的地方，共有22个地下岔道，一进去，迷了路就出不来了……我们兄弟3人1927年才回中国学汉语，当时只会说西班牙和殷地安语，23人谁也没读过《山海经》，后来才知道水手讲的同《山海经》记的多有暗合，很是惊讶……
1926年这次游历终生难忘，因我童年和殷福布族等殷地安人生活，彼此互称殷地安，自言中国人，确信美洲‘印第安’人，就是中国商殷人和少昊、夸父等中华先人的裔胃。③
其三，再说到默茨。默茨在《山海经·大荒东经》中读到开篇一句：“东海之外大壑”，并《海外东经》中羿射九日神话之源：“十日所浴，在墨齿北，居水中。有大木，九日居下枝，一日居上枝。”默茨认为，“大壑”便是美国科罗拉多大峡谷——“他们在四千年前称之为‘大壑’，我们今天称它为‘大峡谷’。人们站在大峡谷边上眺望，无不为它瑰丽的景色所感动。印第安人对此不能无动于衷，中国人不能，我们也不能。”默茨进而推断道：中国关于羿射日的神话，其出处无疑就在《山海经·海外东经》。“我相信终有一天会发现，射日的故事最早发源于某一印第安人的部落，是印第安人讲给中国人听的。中国人将印第安人关于峡谷怎样形成的神话，作为大壑（大峡谷）的神话带回来……印第安人是想解释峡谷是怎样来的，想弄清为什么会流金铄石，五光十色。对诗情画意的中国人来说，这故事听来是讲得通的……应该承认，神话的根子就在美国大峡谷。”
默茨的推论虽然大胆，却不无根据。现在我们吃惊地得知，在美国大峡谷附近的印第安部落中，确实流传着十日神话。徐松石教授经搜集考证，指出：“美洲也有墨西哥境十日浴于扶桑汤谷的故事。又有加利福尼亚沙士太印第安族的十日传说。据谓狗酋达（犬形神人）创造天地日月，造成十个太阳和十个月亮。他们本来是轮流出现的。后来有一个时候，十个太阳白天并出，十个月亮夜里并悬。弄到日间则热似焦火，夜里则冻似寒冰……人民十分痛苦。狗酋达就出来毁灭了九个太阳和九个月亮。然后人类生活得以恢复常态。”
现在，我们似乎可以说，美国西部的大峡谷，与《山海经》所记“东海之外大壑”方位地貌相合。而流金铄石的大峡谷应为古人眼中日出之处。大峡谷附近的印第安人与中国人有着相似的十日神话传说。至于是否古时来到大峡谷的中国人将印第安人的十日传说带回去，演变成羿射九日的神话，恐怕只能做为默茨的推想而难予考证。
三
《山海经》确实是上古先民认知世界的记录，其囊括的范围大大超越了现今的中国本土。如若不然，《山海经》又如何被分为“海内”、“海外”与“大荒”等不同地域而分别叙述呢？
我们应该注意到，在《海内经》和《海内南经》、《海内北经》、《海内西经》、《海内东经》诸篇中，已可以大致看到一个“海内”的轮廓，这个轮廓的东南角已达“会稽”，西北角已达“凶奴”、“东胡”，西南角甚至达到“天毒”（晋郭璞注：天毒即天竺，按指今印度），而东北角则明确记为“朝鲜”与“倭”。
请看：“盖国在钜燕南，倭北。倭属燕。”“朝鲜在列阳东，海北山南。列阳属燕”。晋郭璞为此注曰：“倭国在带方东大海内……”“朝鲜今乐浪县，箕子所封也”这就指明《山海经》之《海内北经》提到的“倭”和“朝鲜”即今日的日本和朝鲜、韩国。
既然古时已将日本和朝鲜列于“海内”，那么，《海外东经》、《大荒东经》所到达的地方，必然远于日本和朝鲜。而在日本、朝鲜以东会是哪里呢？答案不言自明，当然应是美洲。
《海外东经》记载的“汤谷”“扶桑”“黑齿国”等，必是美洲，因有其它典籍的记载佐记——《东夷传》载：“倭国东四千余里，有裸国，裸国东南有黑齿国，船行一年可至也。”
至于《大荒东经》所载“东海之外大壑”，更非美洲莫属。《列子·汤问篇》云“渤海之东，不知其几亿万里，有大壑焉，实惟无底之谷，其下无底，名曰归墟。”
而中国古人到达东部如此之远的地方，之所以“质明有信”，并非虚妄，乃是因为有人双脚丈量的结果。
《海外东经》记载道：“帝命竖亥步，自东极至于西极，五亿十选（万）九千八百步。竖亥右手把算，左手指青丘北。一曰禹令竖亥。一曰五亿十万九千八百步。”
晋郭璞注：“竖亥”为健行人。清郝懿行注：竖亥右手把算，算当为 。《说文》云：“ 长六寸，计历数者”。而“竖亥右手把算，左手指青丘北”，这就鲜活地描写出古时测量大地者的生动形象。
“自东极至于西极”，气魄何等之大！“东极”在哪里？《大荒东经》载明，在“日月所出”之处；“西极”在哪里？《大荒西经》载明，在“日月所入”之外。《大荒西经》记载，“日月所出”之山和《大荒西经》所载“日月所入”之山各有六处之多，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古人观察一年中不同时间，太阳出升和降落的方位稍有不同。看来，命竖亥测量由东极至于西极的里程，也许与制定历法有关。
还有一个情况值得注意，与《五藏山经》所记大量山名有所不同，《大荒东经》记载的许多山名都不象中国的山名，比如：
“大荒东南隅有山，名皮母地丘”。
“东海之外，大荒之中，有山名曰大言，日月所出。”
“大荒之中，有山名曰鞠陵于天、东极、高瞀，日月所出”。
“大荒之中，有山名曰孽摇 羝。”
“大荒之中，有山名曰猗天苏门”。
“东荒之中，有山名曰壑明俊疾，日月所出。”
“大荒东北隅中，有山名日凶犁士丘。”
上述这些中国人听来很怪的山名，无疑是外域山名的音译，是对当地土人所称山名的直译音录。如果是“海客谈瀛”式的神侃海聊，没必要编些古怪的山名。这倒从一个角度，证明古人确确实实到达了《大荒东经》所记载的地方。
这里应该提到默茨博士在美洲的踏勘中，发现的几处古代石刻。一处位于加拿大的阿尔柏达，一处位于美国北达科他，还有一处在亚利桑那的“四角”（Four Cornnrs）。这些石刻文字明显与古玛雅象形文字不属于一个系统，反而与中国商殷之际的甲骨文极为相似，有些文字简直与甲骨文相同。难怪北达科他商业与工业开发署，曾向全世界宣告：“中国人曾一度访问过北达科他”；并且在1972年再版的《关于北达科他的种种事实》一书里，附以有关中国人这次探险的记载。④
在北美洲发现的这些古代石刻，很可能就是古人“自东极至于西极”测量大地所留下的遗迹。要知道，“五亿十万九千八百步”，是一个相当遥远的距离。如果不以古时测量步算（据说旧时丈量土地时左右两脚各向前迈一步为一测量步），仅以普通行走，两步为一公尺计，五亿步当有2.5亿公尺——已有20万公里以上了，其行走距离，早已远远超出中国本土，可以环绕地球几圈了！如果考虑古人行走时翻山越岭、涉水渡海，不可能以直线行走，“自东极至于西极”距离的记载是可信的。
并且，这项巨大的测量工程，不一定像有些学者所说的需要几代人才能完成，而是可以由一批同代人或一个部落的同代人便可完成。前些年，上海有位徒步走遍全中国的壮士余纯顺。笔者虽然没有仔细核查过他的有关资料，但以他经历过的几乎走遍中国大陆上的每一个市县、行走时间历时八年的情况看，他所走过的里程相加，相信已可以绕地球一圈。远古的健行人恐怕日行不止百里，若按日行一百华里计，一年约可走三万多华里，三年便可行走十万华里，足以绕地球一周。从《大荒东经》和《大荒西经》两篇记录来看，其叙述风格如出一位亲历者之手。可以推想，古时健行人完成了“自东极至于西极”的壮举，将大荒之东和大荒之西的所见所闻记了下来，并讲述给别人，因此才有了《大荒东经》和《大荒西经》。
伟哉，华夏先人！
默茨博士研读了《山海经》，并亲自踏勘美洲的山水河流之后，由衷的赞叹：
对于那些早在四千年前就为白雪皑皑的峻峭山峰绘制地图的刚毅无畏的中国人，我们只有低头，顶礼膜拜。⑤
而今天，我们还赶得上祖先的脚力么？
注：
①《人民日报》1982年6月6日第七版
②原译文如此，与《山海经》有出入
③《中华祖先拓荒美洲》198页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④默茨《几近退色的记录》第10页
⑤默茨《几近退色的记录》第10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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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地》 (2001年第二十三、二十四期合刊)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