倍可亲

　　胡惟庸，在明朝乃至整个中国历史上都是个不能回避的名字。在论述中国官制的汗牛充栋的论文中大家经常可以看到：朱元璋一手炮制的“胡党”谋逆大案，使得丞相这个古老的官名在历史长河中彻底消失，也使皇权统治在明朝达到了顶峰。

　　顶着“造反”罪名而死的胡惟庸，细数起来，其实也蛮可怜的。

　　胡惟庸和李善长是同乡，他在反元建明斗争中没有留下过什么值得大书特书的事迹，在洪武三年进入中书省担任参知政事以前，当过知县、通判等小官，最高做到太常寺卿，只是个分管礼仪祭祀的清水衙门的长官而已。从清水衙门进入政务中枢，胡惟庸的飞跃速度简直像是坐上了直升飞机，而带他飞上天的人，正是他的老同乡李善长。

　　洪武三年过半的时候，李善长身体很不好，不得不在家病休，而此时的中书省大权都掌握在杨宪的手里。杨宪可不是淮人，而且还是检校的成员，作为淮人首领的李善长不能不为自己身后的小集团利益打算。大概李善长也从什么地方知道了朱元璋和刘基论相的事情，在痛恨刘基的同时，也了解到皇帝看好胡惟庸。正好胡惟庸是自己的老乡淮西人，于是李善长就向朱元璋上书保举，一来迎逢圣意，二来也能将淮人继续安插在政府最高机关里，可谓是一举两得。

　　洪武四年正月，李善长正式离开中书省，汪广洋升到右丞相的高位，胡惟庸则接替了汪某原本中书左丞的职位。史书上说胡惟庸在杨宪死后，“以曲谨当上意”，因此“宠遇日盛”，从此更加不把汪广洋放在眼里。

　　若说李善长是淮西集团的首领，那么胡惟庸就是这个把持朝政的小集团的第二把手。李善长本人虽然离开了宰相位置，但在朝堂上的影响力没有丝毫减退，各个部门的头头脑脑大多是他的旧部，要想搞好朝政，就必须和李善长搞好关系。胡惟庸本身就是淮人，他又一力结交李善长，相比之下，汪广洋这个非淮西集团出身的右丞相实在不好开展工作，也难怪他只能“无所建白”了。

　　胡惟庸可不打算放过汪广洋，胡惟庸和杨宪一样，一门心思要爬到权力顶峰，成为中书省的宰相第一人。杨宪被干掉以后，胡惟庸前面的绊脚石就只剩下汪广洋一个人而已，又岂能轻易放过？不过汪广洋的错处可不好找，此公小心谨慎，对于大小政务从不擅专，简直就是“尸位素餐”这个成语的最好体现。然而就在胡惟庸郁闷没招的时候，朱元璋却替他解决了这个难办的问题。

　　朱元璋也实在忍受不了汪广洋的碌碌无为，叫你压制杨宪，你反而被赶出京师，叫你主持政务，你把活儿都推给胡惟庸，我还用你干什么？——洪武六年(1373 年)正月，朱元璋以“无所建白”的理由罢免了汪广洋右丞相的职务，让他去遥远的广东行省当参政，转而让胡惟庸以中书左丞的职务把中书省的工作全都名正言顺地抓起来。这回汪广洋以为真正离开权力中心，可以保全性命了，但朱元璋并不准备让他如此逍遥，过了没多久，就又把他召回朝廷，让他做了左御史大夫。让这么懦弱的人当监察部门的最高负责人，对于炙手可热的胡惟庸来说，正是皇帝对他信重的表现。果然，汪广洋在左御史大夫任上和他以前在中书省毫无区别，一无建树，丝毫没有影响到胡惟庸的相权。

　　且说汪广洋被派往广东后没过多久，胡惟庸的侄女与李善长的侄子就商定婚姻，结为了夫妻，这样一来，胡、李二人就变成了间接的儿女亲家。有了这层亲戚关系，胡惟庸俨然已成了李善长在朝堂上的代言人，支使起李老大人在朝的旧部来如臂使指，顺手顺心。大概也因为这层姻亲关系，使得胡惟庸和朱元璋的关系也更加密切，洪武六年七月，胡惟庸升为中书右丞相，实至名归地主持中书省的政务。此时的中书省，自从李善长退休以后，左丞相的位置一直空缺着，而徐达虽然一直兼着右丞相的头衔，但他为人谨慎，加上常年带兵在外，政务方面是一点也不可肯沾，就这样，胡惟庸这个新的右丞相就变成了独相。

　　死了杨宪，走了汪广洋，又和李善长结了亲家，胡惟庸可谓是志得意满。随着权势的增大，此公日益纵横跋扈，对于胆敢挑战他权威的人是一个也不放过。

　　胡惟庸第一个要对付的人，就是已经退休在家的刘基。朱元璋和刘基论相的对话，本来应该是极为机密的，但不知怎么回事，竟然弄到举朝皆知的地步——日后等到胡惟庸案发后，才有人想到可能是皇帝派检校故意传出的消息——别说刘基本就是淮西派的对头，单只这次论相，就足以使胡惟庸对刘基深恶痛绝了。

　　刘基自从洪武四年告老还乡以后，就一直安养在老家浙江青田，他深知检校无处不在，而朱元璋猜忌之心更从无休止，为了证明自己完全放弃朝廷之事，他从来不见当地官员。有一次，青田知县以布衣身份去见他，和他相谈甚欢，分别之时说自己是青田知县，对先生仰慕已久才来拜会，刘基一听马上下跪，口称小民，并从此再不见客，其幽居如是——可饶是他这么小心谨慎，但却仍没办法跳出混浊世事。

　　浙江和福建交界处有一个叫谈洋的地方，这地方离刘基的家乡不远，他不愿意这里不服王化，一向被盐枭所占据，就向朱元璋奏请设立巡检司进行管辖。盐枭不服，聚众作乱，刘基派大儿子刘琏将写清这件事情原委的奏章带到京师，没有经过中书省，而是直接送到了朱元璋的手里。刘基是聪明人，他知道胡惟庸和自己一向不对付，如果通过正常渠道，朱元璋很有可能看不到这份奏章——中书省有权在皇帝之前先拆看大臣的奏章，如果落到胡惟庸手里，这份文件肯定会被截留在中书省内。刘琏此时还没有功名，只是一介平头百姓，他只身来到南京城，怎么能把奏章交到皇帝的手里呢？大概是刘基过去认识的检校从中帮的忙吧。

　　然而胡惟庸马上知道了这件事——也不知哪位检校的功劳。绕过中书省直接向皇帝上书，这件事对于新官上任的中书执掌人来说，实在是太丢脸了，于是新仇旧怨一齐涌上胡惟庸的心头。胡惟庸立刻指使刑部尚书吴云上书弹劾刘基：“刘基曾经说谈洋这个地方有王气，他看中了，想死后把墓建在这里，当地百姓不肯让地，这才请求朝廷设立巡检司驱逐百姓，好拿到这块好地方。”——说看中一个地方有王气而把墓建在那里，这是封建时代对一个臣子最大的诬陷方法之一，王气只能皇帝本人有，做臣子的图谋这个就是要造反啊。古人迷信得很，祖宗坟地建在哪里是会影响子孙后代的大事，而王气这种东西来无影去无踪，却是诛心之论——你刘基不是以能掐会算出名吗？我们就用你拿手的法宝来坑你，况且这种玄而又玄的东西你还真不好辩解。

　　朱元璋不愧为一代雄主，他虽然也敬天祭天，但并非一个绝对迷信的人，当年李善长之所以能得到他的信重，不是因为说自己的老家和汉高祖刘邦的老家离得近所以有王者之气，而是李善长利用刘邦的故事激励了自己的缘故。因此朱元璋看到奏章后并没有如胡惟庸所愿的那样按造反罪逮捕刘基，当然，这种事情也不可能完全无视，于是象征性地处以了夺俸的处罚。但刘基在老家却坐不住了，他不顾老病之躯，千里迢迢赶到南京城，向朱元璋当面谢罪。

　　这一下羊入虎口。

　　刘基进京之后就病倒了，这一病经年，而胡惟庸并没有忘记他，也不会就此放过他。据说胡惟庸曾派医生到刘基那里去看病，刘基吃了医生开的药，“有物积腹中如拳石”，反而导致病势加重。到洪武八年三月的时候，这位能掐会算的刘伯温先生已经到了油尽灯枯的地步，朱元璋派人护送他返乡，当年四月，他就死在了自己的家乡。

　　这一番争斗，朱元璋只在一旁看着，胡惟庸上蹿下跳的表演在他眼里和小丑没什么两样。此时的朱元璋，心里已经渐渐有了改组中书省、废除宰相制度的想法，但如此大动作非得有人祭血才行。胡惟庸做中书右丞相以后，收受贿赂、任意处分官员、截留奏章都是有的，但靠这些把柄来定他的罪，分量还嫌不够。

　　虽然也有人弹劾胡惟庸，但朱元璋不但不去追究，反而将这样的官员交给胡惟庸自己处理—— 朱元璋亲点的状元吴伯宗时任礼部员外郎，举朝逢迎胡惟庸的时候，他头脑十分清醒，始终不肯阿附，不仅如此，还向朱元璋上疏告发胡惟庸的种种不法行为。胡惟庸一怒之下把他贬了官，差点没把他整死。

　　到了洪武九年(1376年)的时候，胡惟庸在右丞相的位置上已经坐了三年。而朱元璋仿佛是为了让他更好地专权似的，这一年，中央政府撤消了中书省编制中的平章政事和参知政事这两个职位——平章政事就是副宰相，虽说多年空缺，位置此前可一直没有废除。同时，在地方上废除了元朝实行的行中书省制度，改由承宣布政使司担任地方行政长官，直接向中书省负责。本来在中书省的编制中，左、右丞相最高，其下分别为平章政事，左、右丞和参知政事，如今废除了平章政事和参知政事的职位，中书省只剩下了左、右丞相和左、右丞的编制，其下虽然增设了几个和地方布政使司相联系的位置，但不过是辅助丞相而已。这一来，胡惟庸在中书省，进而在整个大明朝，都可以说是获得了真正一言九鼎的权力。

　　仿佛是故意拉拢淮西派官僚似的，朱元璋也并没有忘记已经退休的首功之臣李善长——他把自己的女儿临安公主嫁给了李善长的儿子李祺，两人从此结成儿女亲家。为了给儿子办喜事，李善长喜洋洋地来到了南京城，这时候，沉寂多年的汪广洋突然跳了出来。

　　要说汪广洋此人在明朝初年担任地方官时还是颇有政绩的，对他的评价也不低——“廉明持重”。但不知怎么回事，每当他在中央任职时，就完全看不出当地方官时的智慧，从最早被杨宪排挤，到后来受胡惟庸的气，他都没有任何反击的意思，一直都老老实实的任人宰割。他这个左御史大夫，本来有着监察百官的权利，但他这几年似乎完全忘了自己还有这种权利似的，由得胡惟庸结纳百官、专横跋扈。但泥人也有土性子，到了洪武九年，临安公主和李祺完婚后，汪广洋突然发飙，他联合御史大夫陈宁上疏进言：“李善长恃宠而骄，十分放肆，陛下前些日子生病，有近十天没有临朝视事，他却不问候一下陛下的病情。驸马都尉李祺有六天不上朝，把他召到大殿，他也不肯谢罪，这是对陛下的大不敬。”——竟然直接把矛头对向了胡惟庸的总后台，朝中人人皆知的皇帝的大功臣、韩国公李善长。

　　真不知道汪广洋是怎么想的，按说这些年胡惟庸贪赃枉法的事情其实不少，他身为御史大夫，又和胡惟庸不对付，应该握有不少过硬的证据，找好时机一举将胡惟庸赶下台才是正事。结果他竟然以皇帝生病时李善长没有问候、驸马六天不上朝这种鸡毛蒜皮的小事跳过胡惟庸，直接去挑战李善长！或者，他是在用这种小事试探朱元璋对于李善长的态度吧。

　　其实朱元璋等这样的奏章很久了，奏章的形式是对的——弹劾功臣，但内容却实在不足以论罪——里边都是些鸡毛蒜皮的小事，如果因为这种事降罪于亲家，那也实在太说不过去了。不过在朱元璋眼里，好歹这回汪广洋总算是开窍了。

　　于是，李善长被扣去年薪一千八百石以示惩戒。不过，没几天又给他兼上“总中书省大都督府御史台、同议军国大事、督圜丘工”的差使，这几项的薪水加起来，比起被扣掉的年薪只多不少，更何况所谓“总中书省大都督府御史台、同议军国大事”，虽然不是宰相，但将国朝三大中枢机关一网打尽，党政军一手抓，根本就是荣宠到了极点……这一下任谁也看得出来，皇帝对于李善长的信重没有丝毫褪色，那些本来想跟着汪广洋后边跃跃欲试的人们立刻就沉默下来。

　　当然也不能凉了敢于告发功臣不法行径的汪广洋的心，转过年来的洪武十年(1377年)，汪广洋再次进入中书省，升任中书右丞相。然而这次升官才真正寒了汪广洋的心——这个右丞相的位子是胡惟庸腾出来的，胡惟庸在当年正式被任命为大明朝最高行政长官的职务——中书左丞相。昔日自己的辅佐官，现在爬上去当自己的顶头上司，这回汪广洋彻底死心，再也不敢搞任何触怒胡惟庸或李善长的花样了。

　　胡惟庸终于位极人臣，而朱元璋的网也渐渐开始收紧。

　　洪武十年六月，朱元璋对着以胡惟庸为首的大明朝新政府领导班子训话：“凡是清明的朝廷，都是上下相通，耳目相连；凡是昏暗的朝廷，都是上下隔绝，聪明内蔽。国家能否大治，其实和这点有很大的关系。我经常担心下情不能上达，因此不能知道治政的得失，所以要广开言路，以求直言。”听到这话的新任中书左丞相胡惟庸还以为这只是每个开国皇帝的老生常谈而已，他并不在意，反正再怎么上下相通，广开言路，所有的表章奏疏中书省都是有权先过目的。

　　然而到了七月，一个大棒突然打到他的头上——通政使司正式宣告成立。这是朱元璋新创立的一个部门，所谓通政，乃是朱元璋将政务比作水，认为水需要流通才好，所以起名为通政使司。这个通政使司最重要的职能是“凡在外之题本、奏本，在京之奏本，并受之，于早朝汇而进之。”——所有的奏章必须先经过这个通政使司收纳整理，再转交相关职能部门。

　　这个新的通政使司的横空出世，正是朱元璋开始在制度上削弱相权的开始。明承元制，所有奏章都先进中书省，一般的小事就由中书省直接处理了——宰相给出意见后发往吏、户、礼、兵、刑、工这六部以及大都督府和御史台等各相关职能部门，若是大事，再呈给皇帝裁决。与此同时，所有奏章都不能直接呈给皇帝，什么东西能让皇帝看到什么东西不能让皇帝看到，都由中书省来决定。这，就是宰相制度最大的权力所在，也是朱元璋最不能容忍这个制度存在的根本原因。

　　通政使司的成立，宣告了朱元璋改变旧有制度的决心，给胡惟庸当头浇了一盆冷水。胡惟庸不是笨蛋，大概就是在这个时候，他逐渐意识到了朱元璋不会允许宰相再有以往的大权。先前废除平章政事和参知政事，原来不是为了自己，而是为了给设立通政使司铺路，这下将最能谋私的“奏事不许隔越中书”的老规矩改了，以后自己的日子怕是不好过了……

　　制度虽然改变，但旧的习惯一时很难完全扭转，何况虽然成立了通政使司，但宰相制度并没有消失。通政使司收上来的奏章还是要送到中书省，由丞相大人决断，朱元璋要想知道朝臣们的奏章都写了些什么，最终还是得依靠检校。

　　通政使司在最初成立的时间里基本上是作为中书省的秘书处存在的。朱元璋当然不能容忍这种情况，他在洪武十一年(1378年)跟六部的人说：“做皇帝的人深居独处，能明见万里，主要是由于他兼听广览，了解民情。胡元之世，政令都出于中书省，凡事必先关报中书，然后才奏闻给皇帝，元朝又多昏君，所以民情不通，以至大乱。这是我们要深以为诫的。”于是下诏，诸司奏事勿关白中书省，直接奏报皇帝。

　　这一下对于宰相权力来说是致命的打击，从根本上动摇了宰相专权的基础。胡惟庸之所以能够打压众臣，剔除异己，靠的就是旧制“奏事不许隔越中书”，这个制度方便他扣压奏章，欺下瞒上。六部长官本来有事情都是通过中书省和皇帝联系，但这个诏书使六部直接和朱元璋联系上了，若果真如此，则宰相的权力就会被完全架空。

　　扳倒那么多敌人，好不容易从建国初年的地方小官爬到国家最高行政长官的位置上，还没怎么好好享受呢，就眼睁睁地被皇帝一点一点削弱手中的权力，这是胡惟庸所不能接受的。与其坐以待毙，不如起而争之，反正都是个死，干脆铤而走险。

　　于是，胡惟庸开始策划谋逆，到了洪武十三年(1380年)，他觉得时机成熟，准备行动了……

　　洪武十三年夏天，胡惟庸向朱元璋汇报：“臣的家里出现了醴泉，此乃祥瑞之兆，希望陛下驾临臣的家中观赏。”所谓“醴泉”，乃是说泉水清香馥郁，如同好酒一般，胡惟庸说他家里中有一口井，井水突然变化，涌出的全是美酒。

　　闻听此事，朱元璋大感好奇，于是就在五月初二日从西华门摆驾出宫，前往胡府。然而皇帝的车队走了没有多远，突然看见一个人从道路旁边直冲出来，拦住了御驾。卫士们害怕此人是刺客，急忙冲上前去将其围住，拳打脚踢。然而这个人一手扳着马车，一手直指胡府，满脸是血也不肯松手。朱元璋觉得奇怪，仔细一看，原来此人是西华门内使，一个名叫云奇的宦官。

　　朱元璋让人把云奇架到自己面前来详加询问，可惜这个时候云奇已经被打得奄奄一息，说不出话来了。朱元璋见云奇一直指着胡府，料想此事必定与胡惟庸有关，于是转身返回西华门，登上门楼远远望去。

　　胡府距离西华门并不遥远，登高而望，亭台楼阁尽收眼底。不望还好，这一望可把朱元璋吓了一大跳，只见胡府中有很多披坚执锐的武士，全都埋伏在走廊两旁和墙壁后面。

　　“胡惟庸想造反！”朱元璋急忙分派士兵前往围剿，很快就捉住了那位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中书左丞相，随即将其押赴市曹正法。

　　这就是“云奇告变”的故事——而至于那位忠心耿耿的宦官云奇，据说因为伤势过重，没过多久就咽了气……

倍可亲

现在我们都知道这样一个常识，从国家制度来讲，国家主席是国家元首，在国家政治生活中居于最高地位，对内对外代表国家，是不可缺少的，虽然在中国共产党执政的中国，国家主席只是一个荣誉职务，但是，中国还是应该设立国家主席。然而，从1970年3月8日至8月25日，毛泽东先后七次提出不设立国家主席，且明确表明自己不当这个国家主席。毛泽东从未明确交代反对设国家元首的真实意图，实际上也根本说不出名正言顺的理由。在没有与其他领导人商量过的情况下，毛泽东为什么要擅自做出这一事关国家领导制度重大变更的决定呢？

　　毛泽东不当国家主席是可以理解的。1954年9月，在第一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上，毛泽东当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任国家主席。1958年底，任职将满一届的毛泽东主动辞去了这一职务，第二年，由他的接班人刘少奇接任国家主席。在刘少奇连任第二届国家主席一年之后，毛泽东领导全党彻底打倒了刘少奇。不妨设身处地地替毛泽东想一想，自己曾辞去这个职务，又把继任这一职务的人打倒了，那么，毛泽东还能再主动担任这个职务吗？无论如何，毛泽东是坚决不能当这个国家主席了。

　　毛泽东不愿意担任国家主席，可以让其他人去当啊。最早毛泽东有过这样的想法。这一想法他是在1969年8月和11月的两次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提及的。毛泽东当时认为国家还是要有个头，而他自己只当党的主席，国家主席这个头在政治局常委中产生。按当时的格局，政治局的人都认为这个头必是林彪无疑。但是到了1970年3月7日，毛泽东在读过周恩来送来的宪法修改草案和一封信后，却突然改变了主意，明确地对汪东兴说：“宪法中不要设国家主席这章，我也不当国家主席。”时隔两三个月，毛泽东的想法为什么变了呢？

　　中央委员们一再要坚持设国家主席，起初，并没有引起毛泽东的特别警惕，但是文革主将张春桥、姚文元则慌了，如丧考妣，跑到毛泽东那里，免不了要哭诉一番，如果要设国家主席，那就要恢复文革前的国家体制，造反起家的革命委员会成员就会遭到清算，林彪早对“笔杆子”恨之入骨，设国家主席，就是反党的政治纲领。这样一来，毛泽东就不得不认真考虑设不设国家主席这件事了。

　　毛泽东自然会想起刘少奇当国家主席时，他大权旁落的处境了。从1959年到文革开始，随着党中央主席与国家主席职务的分离，相互的协调程度不断下降。国家主席刘少奇在国家政治生活中却显得越来越活跃，其地位和作用也越来越突出，在某些时候，甚至成为了事实上的最高领袖。实际上，刘少奇之所以曾成为事实上的最高领袖，本不在于其担任国家主席这一虚职，而在于其主持中央一线的工作，并做出了成绩，从而形成了巨大的威望。但刘少奇的国家主席头衔可能已经成了毛泽东心中挥之不去的梦魇。如果再设立国家主席，只能是由林彪来担任，而林彪和刘少奇关于发展生产力的观点是相似的，甚至是相同的，虽然符合国情民意，但却不符合毛泽东文化大革命的施政纲领。那样一来，林彪就可能成了第二个刘少奇，刚刚打倒了一个，又产生一个，一向深谋远虑的毛泽东怎能不担心呢？

　　更让毛泽东震惊的是，在庐山会议上，林彪设国家主席的主张，得到了几乎所有中央委员的拥护，连汪东兴都拥护，在设国家主席的问题上，毛泽东差点成了孤家寡人。而且，林彪和与会绝大多数代表都把矛头对准张春桥，“九届二中全会”上各地区组一致声讨“阴谋家”，形成了群情激愤的气氛。这表明，林彪的威信已经相当高了，几乎到了一呼百应的地步，这简直就是“大有炸平庐山，停止地球转动之势”，毛泽东一定认为问题严重了，联想到林彪在自己准备的九大政治报告里，要抓建设、搞国强民富的理论，毛泽东一下了明白了，林彪在接班后，一定要“给所有被打倒的人平反”，一定会否定自己晚年的革命果实——文化大革命，这太可怕了，也是毛泽东绝对不能允许的，林彪必须拿掉。接班人已经拿下了一个，再拿下一个又有何妨！

　　在毛泽东看来，这个国家主席是万万不能设的。所以，毛泽东在第七次提出“不设立国家主席”时，雷霆震怒，“大有炸平庐山，让地球停转”之势！“你们继续这样，我就下山，让你们闹；再不然，就辞去党中央主席职务。设国家主席问题就不要再提了，让我早点死，就让我当国家主席，谁坚持设，谁就去当。反正我不当。” “你把庐山炸平了，我也不听你的。你就代表人民？我是十几年前就不代表人民了……你把庐山炸平了，我也不干，你有啥办法呀？”确实，中央委员们是没有什么办法的，当时，红太阳的个人权威已经推至登峰造极的境界，他们早被红太阳的龙颜大怒吓坏了。当毛泽东公布了一份大字报“我的一点意见”， 这几乎等同于一言九鼎的“圣旨”，同时不惜揪出陈伯达以“杀鸡吓猴”时，众多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们只有违心地高呼“万岁”、“坚决照办”。

　　非但如此，一辈子纵横捭阖的毛泽东还把这件事安在林彪头上，成了林彪的一大罪状，这就是林彪出事后中央文件说的，“设国家主席，是林彪的反革命政治纲领”。 就这样，林彪的穷途末路在此时已经注定了。正如《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文化大革命”部分所写的那样，“后来据说毛深谙林彪的目的是让中央同意在新宪法中保留国家主席，如果毛坚持拒绝担任这一职务，就由他自己担任。真是这样的话，全会开幕前毛在政治局常委会议上的讲话，可能是故意告诉林彪，他只不过是自己不想担任这一职务，并非真的反对设置这个职位。这样，林彪和他的支持者们将从中得到鼓励，从而刺激他们提出设置国家主席的建议。而这就会为他们准备足够的绞索。”

　　看看，我们的伟大领袖运筹帷幄就是如此地高深莫测，巧妙地利用设立国家主席这件小事，就胜利地粉碎了林彪反革命集团的阴谋，并为彻底打垮他们奠定了胜利的基础。我们这些无名鼠辈就只有高山仰止的份儿了。

倍可亲

　　一、从法理名义上看

　　　　志愿军并非中国正式派出的正规军队（中国政府公开否认是自己派出的）。

　　而战场敌人则是在安理会决议下，由十六国组成的联合国军。

　　即是说：一群未得到政府授权的中国人，自做主张地（也即非法地）跑到外国土地上，在一个外国政权（斯大林）的装备下，为保卫另一个外国政权（金日成），与联合国作战。（那这是什么性质的武装团体呢？）。

　　所以，谈判桌上的双方，是朝鲜对联合国。志愿军处境尴尬（一支名义上没有自已的政府而依附于朝鲜政府的军队）。

　　因此，从法理名义上看，朝战胜败，与中国无关。

　　二、从国际政治上看

　　　　志愿军当然受中国政府指挥。但，中国小兄弟要听苏联老大哥的。有关朝战的大政方针，毛泽东、金日成都要向斯请示（“请示”一词为毛泽东之原话），战略大局由斯大林作最后决断（见前苏解秘档案）。换言之，朝战的战争最高决策权在斯大林。

　　苏联出决策出装备。中国出人命出钱财。朝鲜出人命出土地。

　　而联合国方面，是以美为首的十六国参战，四十多国家提供后勤支援。

　　所以，这不是中国与美国单挑，而是社会主义阵营与西方阵营的一次集体对决。中国在其中，为牺性最多之一员大将（并非主帅）而己。

　　中国不是为民族利益而战（联合国军并无进攻中国之计划），而是为社义阵营的集体利益而战。

　　结果：两个阵营打成平局。从哪儿来，还回哪儿去了。

　　三、从国家利益上看

　　　　开战前，美己不管台湾，我军打下台湾只是几年内的事了。朝战使美军协防台湾，由此台海成为迄今未能解决的大麻烦。

　　开战前，朝岛无美军，战后出现美军长期驻扎。

　　当志愿军雄赳赳地跨过鸭绿江之时，印度军队也悄悄地开进麦克马洪线以南中国领土（1950.11）。朝战结束，印度也完全占领了这片中国土地。

　　开战前，中国是美苏都想爭取的国家。开战后，由于毛泽东的“一面倒”，认苏为“老大哥”，自居小弟，被西方认定为苏之卫星国。于是开始封锁防范：

　　泰国邀美国签订军事协定（1950.10）；菲律宾同美国签订《美菲联防条约》（1951.8.30）；美、澳、新签订《太平洋安全条约》（1951.9.1）；旧金山和会通过《对日和约》、日美签订《美、日安全条约》（1951.9.8）；美台签订《军事协调谅解协定》（1953.9）；美韩签订《美韩共同防御条约》（1953.10.1）；美、英、法、泰、菲、澳、新兰、巴基斯坦签订《东南亚集体防御条约》（1954.9）；美国、巴基斯坦签订《美巴防御援助协定》（1955.1.11）、柬埔寨同美国签订《军事援助防御协定》（1955.5.15）。这些条约明显都是针对中国的，美国势力合法地延伸到整个亚太、南亚地区。

　　1950.7.20，美国取消了所有已经核准运往中国物资的许可证，对中国实行全面战略禁运。 1951.5.18，联合国通过了对中国和朝鲜实行禁运和经济封锁的决议。1951.10.27，巴黎禁运机构增设专对中国实行禁运的委员会。到 1953.3，对中国实行禁运的国家达45个。

　　本来，二战中，中国已成世界大国（联合国四个创立国之一，反法西斯同盟在远东的统帅部）的影响，到此丧失殆尽。中国得到的是一个比开战前更恶劣的周边环境。（顺及，延至毛泽东逝世，中国已混成了“第三世界”国家）

　　中国死伤几十万青年人，还欠了一屁股军火债（苏式武器不是白送的），最后退出朝鲜，什么也没得到（中国人命是白死的）。

　　四、从历史角度看

　　　　朝穷韩富，未来如何面对朝鲜人民？

　　中国与韩建交，与美联手搞垮苏联，又何必当初。

　　五、从战场战果上看

　　　　尽管双方伤亡数字，各有说词，但，有三点是双方公认的：

　　中方死伤人数超过美军。

　　中方被俘人数超过美军。

　　中方一次歼灭美军之最大规模，从未超过营级以上。而美军则创过一次歼灭我军一个师（180师）的规模纪录。

　　有种宣传词，说我军用小米加步枪打败了美军的飞机大炮。这种说法显然不客观，当时我军装备为苏式武器（尽管是买来的），与美军武器属同代产品。如果说我军用小米加步枪去打美军的飞机大炮，那我军的飞机大炮在干什么呢？

　　另种宣传词，说是我军之朝战，“始于鸭绿江，止于三八线”，算赢了。这种说法，阿Q 在于双重标准。如用社义阵营对西方阵营的标淮看，是“始于三八线，止于三八线”，打成平局。如用中国与美国单挑的标准看，中国是“始于鸭绿江，止于鸭绿江”（停战谈判被迫撤出朝鲜，朝鲜未控制在中国手里）。而美军是“始于日本海峡，止于三八线”（现在还在那里），基本上也算平局。

　　其实朝战的嬴家是三个国家，而与中国无关，当然，与美国也无关：

　　苏联：成功把中国诱入与西方决裂的道路，使自己在南边有了一个充当屏障的小兄弟。又顺手把因二战结束而积压无用的大批军火卖给了这个小兄弟。

　　台湾：死里逃生。

　　日本：本等待美苏中等同盟国的严惩，反因朝战，与美化敌为友，得到政经扶助，崛起东亚。并因之拥有实力地位，迫使大陆与台湾竞先对日示好，在签和约与建交时大占便宜（如不赔款不割地）。

　　朝战的最大输家其实是毛泽东。

　　毛泽东的人生业绩，本可再增两个辉煌。

　　一是攻台，攻台将使毛泽东成为历史上又一次统一中国的开国之君。

　　二是接班，象金氏父子那样，让岸英接班。

　　这两个机缘，“生前统一全国”，“死后继承香火”，均失落在朝鲜战场上了。

〈自由廣場〉〈李筱峰專欄〉台灣十大蠢事

2014-11-08

和幾位朋友聊天，話題談到台灣的「愚蠢言行」，包括有宗教信仰、選舉行為、救扁方法、國家認同等面向。茲整理聊天內容，列舉十項蠢事如下（編號雖有先後，但愚蠢程度則一）：
一蠢：用真錢換假錢，再把它燒掉（這是指燒紙錢，有人認為此舉不僅愚蠢，而且浪費資源、破壞環境、危害國民健康，極不道德；不過有人認為此乃關乎生死的信仰，不能以理性要求，可說見仁見「蠢」）！
二蠢：將神話人物當做神明來祭拜，如豬八戒（出自西遊記）、哪吒（太子爺，出自封神榜）。如果這些捏造的對象可以成為神明，那麼編造的米老鼠、唐老鴨、頑皮豹、招財貓、小叮噹、hello kitty、史迪奇等等，是不是也可以立廟祭拜？
三蠢：為了想像、編造（後設建構）的「中華民族」政治神話，而阻撓、破壞真實的民主台灣的獨立自主。
四蠢：國民黨與北京當局唱和「一個中國」，且其「一個中國」（「中華民國」）還包括蒙古、尼泊爾等。以虛幻不實的「中華民國」和真實存在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共享「一中」，讓專制中國有併吞民主台灣的口實，將台灣「中國化」，而非「國際化」，愚蠢至極。
五蠢：宣稱「政治歸政治、經濟歸經濟」。這個藉口讓中國的金流、人流、物流透過ＥＣＦＡ、服貿、自經區，湧入台灣，以便他們「以經促統」、「以商圍政」（但有人說，四蠢與五蠢不是真蠢，而是投機自私）！
六蠢：台獨運動中有極少數者呼籲，不可參加中華民國體制內選舉，不但不該參選，也不該投票，甚至說「中華民國流亡政權體制下的政黨應火速解散」。此言論看似反中華民國體制，但國民黨樂死了，果真如此，國民黨一定每選必贏，中華民國體制勢必永垂無疆！
七蠢：有少數扁迷為了阿扁不能出來，竟然怪罪民進黨和蔡英文救扁不力，甚至扣他們「與扁切割」的帽子。馬英九心中樂死了，關扁不但可以給綠營染�簟肛澑�」的色彩，還可以讓綠營內部罵小英和民進黨，真是一舉多得！於是馬英九繼續關扁（根據六蠢、七蠢，國民黨一定繼續執政，阿扁就繼續關著！有人懷疑這種言行是出自國民黨的臥底）！
八蠢：有賄選人抱著關公神像買票，要收錢的人當著關公面前發誓收了錢就要投票，不可欺騙關公。愚蠢選民怎不想想，關公也看到賄選人在買票。難道「忠肝義膽」的關公也幫忙賄選？
九蠢：一個「曾經殺人無數（二二八、白色恐怖）、侵占近千億國產成為黨產（至今仍不歸還），且政商勾結」的政客集團，竟然還有那麼多台灣人繼續投票給他們。如果台灣人繼續愚蠢，就別抱怨這個「政商結構體」長期賜我們吃黑心油（有人說，許多人根本沒感覺有什麼「曾經殺人無數、侵占國產成為黨產」的政商結構體）。
沒感覺有什麼「曾經殺人無數、侵占國產成為黨產」的政商結構體？那應該是台灣的第十蠢吧！（作者為國立台北教育大學文化研究所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