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立委萧美琴：海外台湾人出钱出力，大陆人欠缺
2014年11月18日
臺灣民進黨立委蕭美琴在本次采訪中談及臺灣民主的經驗，對中國（大陸）的民主運動有著重大的歷史意義。
首发于《博讯》杂志11月号
采訪地點：立法委員辦公大樓（臺北）
海外臺灣人為了臺灣的民主，出錢出力，大陸人做的不足
蕭美琴：看看臺灣的美麗島雜誌，應該好好研究早期的臺灣人，在美國多數是留學生，畢業後，因為講了或做一些事就回不來，就像你們的黑名單。他們也沒多少資源，他們出錢出力，就是為了臺灣的民主。他們也不要求有些什麼回報，就因為一個理念、因為一個價值而已。當我看到一個經濟條件比較差，卻願意奉獻金錢的人時，我會覺得不好意思。因為這種感動人的力量會渲染、會影響更多人。我們在民運界有沒有看到這樣的人呢？我相信少數幾個是有的、是很堅持的。
（討論：十萬拿六四綠卡，但看不到支持民主。蕭：那時我同學中，有些人也是如此）
現在你們在美國成千上萬的中國人，有從商、亦有在學界作研究，並非所有人都要看中國政府的臉色的。可是卻看不到你們為了國家的前途與改革，願意出一點錢、出一點力量，似乎沒有一個這樣的運動存在。在臺灣人，我們沒有放棄，我們還是願意出錢出力為臺灣的生存而努力。
插話:失敗過一次現在還沒有吸取過教訓還在原來的狀態下運行怪怪的。
蕭美琴：但我覺得不只是國家的存在與生存，還有民主的價值。我們決定臺灣的未來，不管這個政府是好是壞的，我們堅持主權在民。
怎麽看香港占中
問：您怎麽看香港占中、普選還有反對澳門立法就是照顧官員的立法。
蕭美琴：其實我覺得有一些元素，香港其實和臺灣是一樣的。有政治權利爭取的問題，但也有社會不公平及階級壓迫問題的存在，我們看香港其實就是一個警訊。有些人看香港在表面上覺得它好像很繁榮，整個人均所得高、高樓遍佈、國際金融中心林立、、、但在這些表象的背後，香港人的生活方式是不是也改變了，發生了很大的改變。當我們在臺灣討論服貿問題時，同時我們也在思考，難道我們也要變得像香港一樣嗎？人與人之間的關懷，和傳統的生活模式到哪裏去了，像你沒有辦法在香港的大街上再找到傳統的麵店，或者是傳統書店也都不存在。房屋租金昂貴到只有國際級的財團才有辦法在香港的重要街道上生存。一般庶民百姓的生活都已被擠壓到邊緣，這個是社會經濟面的。另外是有能力的、會講英文的、有國際金融、財政訓練背景的，或許可以生存的很好，但多數的香港人他的夢想是什麽？要做什麽？他的社會公平和正義在哪裏?
這次事件的導火線在公民權利的爭取，普選權利的爭取，但中國卻又在此時提出白皮書，我個人認為這是種挑釁。這個白皮書指出權利是由我（中共）賦予，你有多少權利是由我(中共)決定，不是你(香港人民)決定，它就是這樣告訴香港人。對臺灣人而言，我們沒有辦法接受這種父權，澳門也是如此，他就是一種政經裙帶關係。幾個月前，經濟學人中有一個排行榜，政治經濟結構是由少數一群人在壟斷的情況，臺灣是全世界排名第八名。這個影響力和比例是非常高的，所以我覺得臺灣的社會有很多的不滿，包括現在連勝文的處境為什麽這麽困難。政治跟經濟力量相互交錯所形成的一個社會影響力，在臺灣已經成為一個包袱，因為人民的不滿已經累積到一定程度。我覺得一樣的現象在香港和澳門其實都存在，香港和澳門又多了一個連基本選舉的權利、基本的公民權都被剝奪的問題。我們當然很關心，很多人都想要去香港，可是我們知道我們不可能拿到簽證。我認為臺灣人都應該好好的關心和關注在香港公民權益到底是進步還是衰退。在一國兩制的看板之下，香港人的生活到底有怎樣的改變，而且我們不能只看表象，不能只看他們展現出來的繁華那一面，我們要了解多數香港人的感受。
趙：謝謝！
（根據趙岩採訪錄音整理，限於篇幅，內容略有刪減）
李平：习近平在香港的另类民主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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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联三位代表拟北上向中共领导人表达要求真普选意愿，并发表致李克强的公开信，竟被注销回乡证而未能登机，遑论入境北京。他们今后与被放逐海外的民运人士一样，只能北望祖国，不得其门而入，显示中共已落下与学联、泛民对话的闸门，在香港普选问题上推行习近平特色的民主试验已难以逆转。港人还要指望与习近平、李克强对话，让他们施舍普选，让他们撤换特首吗？与其如此发习李梦，不如回到学联罢课时的起点：「希望在于人民，改变始于抗争。」
习近平与奥巴马上周二夜游中南海后，中国官方近日透过微博披露了部份习奥委会内幕，显示习近平的民主观与国际社会认同的普世价值相去甚远。习近平特色的民主有两大要点：一是「我们讲究的民主未必仅仅体现在『一人一票』直选上」；二是「我们必须代表全体人民」，为此要有广泛的民主协商过程，而且要几上几下。对比之下，中共在香港普选问题上的落闸过程，显然是习式民主的试验过程：既有一人一票，又不是简单、真正的直选；既定了筛选机制，又要几上几下地协商。
这种自相矛盾的民主观，仍有其内在的一贯性，即「加强党的领导」。不简单地接受一人一票，是因为无法操纵，或者操纵成本太高，特别是对于13亿人口的中国来说，就算容许一人一票选举地方首长，也必定要经过筛选，以确保中央的意愿，或者说中共领导人的钦点可以实现。
言必称代表全体人民，无非是为民作主的代名词，而不是由人民自己作主。习近平不是说，要有广泛的民主协商过程，要几上几下吗？怎么在香港普选问题上就一锤定音、不可撼动了？他在纪念政协成立65周年大会上致辞时不是说，「涉及一个地方人民群众利益的事情，要在这个地方的人民群众中广泛商量；涉及一部份群众利益、特定群众利益的事情，要在这部份群众中广泛商量」？怎么在香港普选问题上就不与泛民商量、不与学联商量？无他，只要可能有违「加强党的领导」，就没得商量。
习近平主政后，在内政外交上完全摒弃了韬光养晦的传统，强调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但在香港问题上完全不复有邓小平当年提出「一国两制」的政治自信。如果说，香港回归后头15年曾进行「两制」试验，那么，梁振英上台以来就开始转向「一国」试验，更多地按照「一国一制」的固有观念、思维来看待和处理香港问题，在重要文件、报告中避提「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甚至凡事套上主权论、国家安全论、外部势力论。
当香港的管治影响中共权贵家族利益时，当香港的管治牵动中共高层权斗时，习式民主的试验自然会偏向极左、偏向「一国」，令港人争取真普选的道路更加险峻。历时50多日的占领运动，已到了被清场的最后时刻，难以再支撑学联要求与港府、与中共领导人对话，中大民意调查更显示逾六成受访者认为占领者应全面撤离，第一阶段的占领运动就此宣告失败吗？习式民主试验就此宣告成功吗？
答案并不取决于金钟、铜锣湾、旺角占领区何时被清除，而是取决于市民继续抗争的勇气、策略。被拘捕的留守者、自首的占领者，可望把法庭辩论演变成争取真普选的论战，延续国际社会对港人争取真普选的关注，也为泛民议员明年在立法会否决假普选方案、为占领运动明年卷土重来延续人气。如果香港能为中国的普选探索道路、提供经验，绝不会是由领导人钦点候选人、由中共为民作主的习式民主，而应是符合普世价值的真普选。「我要真普选」的狮子山精神，不会随占领区的清除而泯灭，更不会因中共的打压而泯灭。
来源：苹果日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