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iruma 最经典
消息树
相信喜欢轻音乐和钢琴演奏的人都对于Yiruma这个名字不会陌生。小编自己本身也很喜欢Yiruma作曲的风格和演奏的气氛。先后自己试着弹奏他的曲目，都被深深地吸引了。这一次就把他的经典之作放上来，让大家一起来欣赏一下。VIDEO
宋明清专制下的异同
SHOWERDI 倍可亲
一般人看历史，都倾向于大而化之——比如封建社会的宋元明清都是一回事，顶多就大巫小巫，全都是“略输文采稍逊风骚只识弯弓射大雕”的糙人在治理国家。目的嘛，当然在于说明“俱往矣，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然而，这种大而化之的看法，除了将历史化为混沌一片模糊不清外，并不能帮助我们真正鉴古知今使人明智。比如，有异族统治与本族统治之别的宋元明清实际上就很不一样，值得细加厘清。
陈独秀蒙冤60年五顶帽子是谁给戴 的？ 1949-2009年60年间，陈独秀著作出版经历了内部限制印发与公开出版发行两个截然不同的阶段。前一个阶段，陈独秀作为戴着右倾机会主义、投降主义、托派、叛徒、汉奸等5顶帽子的反面人物，他的著作只供少数人批判，而无法与广大读者见面。1980年代后，随着历史问题的拨乱反正，陈独秀的大多帽子已陆续摘掉，他已成为学术界公认的正面人物。2004年4月30日，胡锦涛在中共中央纪念任弼时百年诞辰讲话中郑重地将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改作
“共产国际和陈独秀右倾错误”，陈独秀在人们心目中的正面人物形象，似应合法化了。
对于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陈独秀，1949年以后，官方对陈独秀是基本上否定的。除了给他扣上右倾机会主义和右倾投降主义的帽子以外，对他在新文化运动当中的作用都从来不提，从来不讲他1915年创办《青年杂志》（后来改为《新青年》），他在新文化运动中的作用从来不反映。只讲李大钊、毛泽东，李大钊的作用当然重要。最早提出陈独秀问题是在1979年。1979年、1980年发了一些文章，重新肯定陈独秀在新文化运动当中的作用。陈独秀一共有五顶帽子
——叛徒、汉奸、托派、右倾机会主义和右倾投降主义。今天我们就讲讲陈独秀的这五顶帽子：
其一顶帽子，汉奸。80年代中期，首先摘掉的是“汉奸”的帽子。“汉奸”的帽子最早见于1936年2月份的《救国时报》，有人说“中国的托派是拿着日本人津贴的汉奸”（但是没点陈独秀的名字）。10月份，伍平在《救国时报》发表文章，说“陈独秀就是拿着日本津贴的汉奸”（伍平是谁？我不清楚）。《解放》周刊、《群众》周刊和《新华日报》也发表了一些文章。最厉害的是康生在1938年1月份的《解放》周刊发表的文章《铲除日寇侦探民族公敌的托洛斯基匪徒》，这篇文章有两万多字，是针对陈独秀写的。该文实际上是根据苏联的肃托精神来的，因为当时苏联正在公审托洛斯基分子拉迪克。文章前一部分讲苏联的托洛斯基分子，后一部分讲中国的托洛斯基分子。康生文章的依据就是1936年伍平的文章。开始陈独秀没说话，武汉大学校长王星拱等八人联名质问《新华日报》和《群众周刊》，说你们有什么根据说“陈独秀是拿着日本人津贴的汉奸”？这个事闹得中共很被动。《新华日报》还不认错，发了一篇短评，毫不讲道理地说陈独秀就是汉奸。后来陈独秀自己要诉诸法律了，周恩来委托徐特立去做陈独秀的工作，才平息了这件事情。研究者根据文献材料，把陈独秀“汉奸”的帽子给摘掉了。事实上，不仅说陈“汉奸”毫无根据、子虚乌有，而且相反的，陈独秀发表了许多关于抗日的言论和主张。《毛选》原来的版本在《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中有一个注释，原来的注释说托陈取消派是说托洛斯基分子、汉奸，1986年出版的《毛泽东著作选读》，那个注释改了，就是原来托陈取消派是日本汉奸，是根据苏联审判托洛斯基分子的错误结论得出来的，等于就给翻过来了，这顶帽子就给摘掉了。
第二顶帽子：叛徒。紧接着就是“叛徒”的帽子，更是子虚乌有。所谓“叛徒”，一个是抽象地说他在大革命时期，把领导权拱手让给了国民党新右派，出卖了革命；还有就是说他1932年被捕，被关到国民政府监狱，做了叛徒。他一共被关了五年，1937年出来的，期间没有发生任何因为陈独秀的被捕而使中共首脑机关或其他机关遭破坏的事情。相反倒是出狱以后，蒋介石一度邀请他出任教育部次长，被他拒绝。所以，这顶帽子在80年代初期也摘掉了。
第三顶帽子：托派。“托派”这顶帽子没法摘，因为他确实当过几年的中国托派领袖。关于“托派”的帽子，从苏联解密的文件来看，托洛茨基都要平反。如果不带价值判断的话，陈独秀肯定是托派领袖，他确实当过几年托派领导人，后来因为托派内部矛盾，也被开除了。最后剩下的两顶帽子就是“右倾机会主义”和
“右倾投降主义”。
第四顶和第五顶帽子：右倾机会主义和右倾投降主义。这两顶帽子摘得非常艰难，从80年代中期一直摘到现在，笔墨官司打得非常多，为此成立了陈独秀研究会。陈独秀研究会影响很大，自动参会的人每年都在增加，这个研究会包括相当一批研究党史的人，大家纷纷为摘掉陈独秀最后两顶帽子打笔墨官司。陈独秀研究会还办了一内部的刊物，前年被取缔了。近几年，学术界关于陈独秀的研究突破更多，这是由于苏联的档案大量被解密，国际共运的档案大量被披露。过去给陈独秀扣帽子的时候，说陈实行“右倾投降主义”，向国民党新右派让步，比方说国民党二大、中山舰事件、整理党务案，这叫三大让步。其实这些事件的经过非常复杂，共产国际及其代表、联共中央及其顾问在其中起了关键性作用。有研究者统计，从1924年国民党一大召开（国共合作开始），一直到1927年国共分裂，在这三年多的时间里，仅联共中央发布的关于中国革命问题的决定、指示就有122个，联共中央政治局召开的关于中国革命问题的会议738次，这还不包括共产国际执委会的文件和会议。这表明，原来加在陈独秀头上的所谓向国民党新右派退让的政策和主张，其实来自共产国际、联共中央、苏联顾问、共产国际代表，而不是陈独秀自己的主张，相反，陈独秀跟共产国际一直有不同的看法。所以一些研究者认为给陈独秀扣上这两顶帽子毫无道理。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在2001年出版的《中国共产党简史》中给陈独秀摘掉了一顶帽子——右倾投降主义，保留了一顶——右倾机会主义。但仍有研究者强烈批评这部《简史》：为什么还给陈独秀戴“右倾机会主义”的帽子？2002年出版的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著的《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的修订本，还是保留了“右倾机会主义”的帽子。但是有些研究者已经把它摘掉了，在他们编写的中共历史著作中，已经不再说陈独秀是“右倾投降主义”，连“右倾机会主义”都不提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