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辑思维】改变人类文明进程的一口箱子
(2014-08-09 08:48:54)
何清涟:産能過剩成中國經濟“核威胁”-中國版馬歇爾計劃述评(1)
何清涟
編者按：這是何清涟爲美國之音撰写的评論文章。這篇特约评論不代表美國之音的觀點。轉載者請注明来自美國之音或者VOA。
2014年APEC會議，中國寄予厚望的“亚投行路線图”仍然停留在纸面上，加上墨西哥政府決定撤銷中國企业37億美元的高鐵大單，以輸出“過剩産能”爲主要目標的中國版馬歇爾計劃開局不利。面對産能過剩這一中國經濟的“核威胁”，北京还得想方設法脫困。
*中國爲何要实施馬歇爾計劃？*
國內不少评論谈到中國版馬歇爾計劃时，基本着眼于中國向海外投资。雖然會言及“輸出産能”，却有意省略“過剩”這個關鍵修飾詞。
這裏得先介紹何谓“馬歇爾計劃”。所谓“馬歇爾計劃”（The Marshall Plan），正式名稱是“欧洲复兴計劃”（European Recovery Program）。二战之後，欧洲各國遭受战爭重創，經濟瀕臨崩潰。美國爲了幫助欧洲盟國恢复經濟，並防止蘇聯和共産主義势力在欧洲進一步滲透和擴张，提出這一重建計劃。該計劃于1947年7月正式啓動，持續了4個財政年度之久。在這段时期內，西欧各國總共接受了美國包括金融、技術、設備等各種形式的援助合計130億美元（约等于2006年的1300億美元），爲战後复兴奠定了良好的基礎。因計劃推行时，喬治•馬歇爾擔任美國國務卿，因此命名爲“馬歇爾計劃”。
中國試图籌建亚洲基礎設施投资銀行，並以此爲核心，建立“丝綢之路經濟帶”和“21世紀海上丝綢之路”的“一帶一路”規劃，向國外大量輸出過剩産能，评論者將此稱之“中國版馬歇爾計劃”。不過，與美國馬歇爾計劃相比，無論是实施的國際环境、美國與欧洲等國的關系，还是美國對欧洲援助的性质等方面，二者均很不相同，唯一的表面相同點即輸出産能（技術、設備）。關于两者的不相同，有心的讀者可以去看童大煥那篇《评中國高鐵版馬歇爾計劃》，該文對两個計劃有比較分析。我在本篇文章中想分析的是：中國之所以需要馬歇爾計劃，原因是中國大多數産业都面臨严重的産能過剩，严重威胁中國經濟的正常运行。
*産能過剩爲何被視爲中國經濟的“核威胁”？*
所谓産能過剩（Excess Capacity），即生産能力的總和大于消費能力的總和。與美國当年主要是制造业設備輸出不同，中國的産能過剩主要集中于基礎設施（鐵路、公路等基礎設施）領域，以及房地産业的上下游産业。
中國的産能過剩几乎與中國經濟增長相伴而生，其産生根源可以這樣概括：投资是社會主義的，需求是资本主義的。所谓“投资是社會主義的”，指投资资金主要来源于政府资金或國有商业銀行的资金，投资風險最後轉化爲銀行坏帐，却無需借貸者真正承擔風險，國企老總無須承擔責任，即使是民企老板，破産後跑路的大有人在；所谓“需求是资本主義的”，即産能要有市場需求，如果有效需求不足，就會形成産能過剩。因此，中國的産能過剩有两個特點：
第一，産能過剩是政府幹預經濟的必然産物。中國經濟的增長往往與政府刺激政策相關，只要中央政府出台刺激政策，各地必然大上各種項目，這些項目具有極强的同構性，結果必然帶来严重的産能過剩。盡管中央政府希望通過宏觀調控抑止一些行业的過度增長，但往往徒勞無功，舊的産能過剩还未消除，又會産生新的産能過剩。2009年，全國人大財經委在一份調研報告中披露，自2005年以来，就有19個行业呈現不同程度的産能過剩， 其时國務院常務會議專題部署抑制産能過剩。但由于地方追求GDP政績的驅動，産能過剩無法抑制。到了2013年，無論是屬于高耗能的電解铝、鋼鐵制造，还是被視爲新兴産业的光伏太陽能和風電，以及造船和鋼鐵业中高端産品的矽鋼，均被业界公認爲“産能過剩”。
第二、中央政府的調控政策，往往制造更多的産能過剩。以中國鋼鐵行业爲例，近十几年来雖經几度“輪回”，但一些地方總能找到辦法逃過抑制。例如前几年，政府政策規定，對鋼鐵産能淘汰的標准是200立米以下高爐，本意是想將小鋼廠淘汰出局，但很多小鋼廠就改成300立米、500立米甚至更大的高爐。後来，淘汰標准提高到300立米，企业也水涨船高，再往大了改造。這種爲適應國家標准的改建，結果造成國內鋼鐵的实際産能越来越大。目前的情況是：鋼鐵制造行业産能過剩已持續好几年，中國企业的增産意愿仍然旺盛。2013年中國鋼鐵産能過剩3億噸，约爲欧盟産能的2倍。據中聯鋼網统計，2014年中國有24座新增高爐投入运行，年設計産能爲3500萬噸。雖比2013年新增加的7000萬噸減少了约一半，但在行情低迷的情況下，産能仍將持續被增强。
近两年房地産投资減速，與房地産相關的水泥、鋼鐵、平板玻璃、铝合金等無一不處于産能過剩状態。不僅如此，根據發改委陆續下發的文件，焦炭、電石、甲醇等煤化産业，多晶矽、維生素C、風電設備制造等無不如此。有分析稱，中國已經找不到几個不過剩的行业了，産能過剩成了中國經濟的“核威胁”。
爲何抑制過剩産能如此困難？除了前面分析過的投资體制问題之外，地方政府的考慮主要有两點，一是淘汰産能會引起大量失业，導致社會不稳定，這與政府維稳目標相悖。以河北省爲例，按該省任務安排，唐山市5年內要削減鋼鐵産能4000萬噸，將導致十几萬人失业。二是債務風險。当前中鋼協會员企业的負債率高達70%左右，貸款總額達到1.3萬億元。加上非會员企业，全行业債務總額可能超過2萬億元。如果让企业退出，債務窟窿很大。
*亚投行籌建爲何困難重重？*
從中國本身的情況考慮，向外輸出過剩産能似乎是可行之道。這是习近平履任之後開始與周邊國家谈判籌建亚投行的主要動力 。
2013年，习近平在印尼訪问时，提出爲促進亚洲經濟一體化進程，中方“愿向包括東盟國家在內的本地區發展中國家基礎設施建設提供资金支持”， 倡議建立亚洲基礎設施投资銀行。按中國的設想，各國要從事基礎設施建設，融资困難是主要障礙。據估算，2011-2020年間，亚洲地區基礎設施建設需求存在8萬億美元资金缺口，有强大的需求，只要中國愿意做供應方，達成協議並不困難。此後經過數輪多邊谈判，今年10月24日，中國、印度、哈薩克斯坦、越南等21國代表在北京簽署籌建亚投行備忘录，預計亚投行能在2015年內完成章程簽署和生效工作，在2015年底前投入运作。
中國倡建亚投行遇到的困難是多重的，一是一些亚太地區主要經濟體對此缺乏兴趣。亚投行備忘录簽署时，亚太地區的四個主要經濟體日本、韓國、印尼和澳大利亚缺席該簽署仪式，其中印尼是東盟（ASEAN）10個成员國中唯一的缺席者。二是美國日本都持反對態度。有報道稱，美國曾要求其盟友謹慎考慮加入亚投行。亚洲開發銀行總裁中尾武彥幹脆表示，不欢迎成立一家目的基本相同、由中國牽头成立的另一家區域性銀行。没有由中國主導的亚投行從事貸款业務，中國向外輸出過剩産能的計劃实施會很困難。
（續篇將分析中國版馬歇爾計劃的实施爲何將勞而無功）
谢选骏：林肯之死是美联储的胜利
2014年11月21日
一、美联储
“联储会”的全称是“美国联邦储备银行”。
林肯之死明明是“美利坚邦联”的复仇行动，怎么又和“美利坚联邦”（“美利坚合众国”）的联储会发生了关系？
说来话长。
联邦储备系统（Federal Reserve System, Fed），全称美国联邦储备系统（美联储），也称美国联邦准备理事会（联准会），是美国的中央银行体系。由美国国会通过1913年的《联邦准备法案》而创设，以避免再度发生类似1907年的银行危机。
联邦准备系统包括：“联邦准备系统理事会”（Board of Governors of the Federal Reserve System）、“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Federal Open Market Committee）、“联邦准备银行”（Federal Reserve Banks）、约三千家会员银行、及三个谘询委员会（Advisory Councils）。美国联邦准备系统是以私有形式组织的行使公共目的的私营银行系统。美国政府虽不拥有美联准的股份，但美联准的94%利润（2009年总利润为450亿美元）转交给美国财政部，剩余6%用于给会员银行发放股息；同时，美国政府任命美联准的所有高级雇员。本•伯南克（Ben Shalom Bernanke）为现任美联储理事会主席。
美国最早具有中央银行职能的机构是1791年获批的美国第一银行和美国第二银行。1837年至1862年间的“自由银行时代”美国没有正式的中央银行，而自1862年至1913年间，一个私营的国家银行系统起到了这个作用。
美联储是由美国国会在通过欧文-格拉斯法案（Owen-Glass Act，又称联邦储备法案）的基础上建立的，由伍德罗•威尔逊总统于1913年12月23日签字。
二、林肯之死
亚伯拉罕•林肯（Abraham Lincoln，1809-1865年），政治家，第16任美国总统（任期：1861年3月4日-1865年4月15日），是首位美国共和党员总统。林肯是美国历史上最伟大的总统之一。他与美国国父，第一任总统乔治•华盛顿、独立宣言起草人兼第三任总统托马斯•杰斐逊、进步主义运动领导人兼第二十六任总统西奥多•罗斯福一起被刻在了拉什莫尔山国家纪念碑上。他也是美国历史上首名遇刺身亡的总统。
1865年4月14日星期五晚上10点15分，在艰难困苦和重重危机中度过了四年残酷内战的林肯总统，终于在五天前迎来了南军将领罗伯特•李将军向北方格兰特将军投降的胜利消息，总统高度紧张的神经一下子松弛下来，兴致颇高地来到华盛顿的福特剧院看表演。10点15分，凶手潜入没有守卫的总统包厢，在距离林肯不到两英尺的后方，用一把大口径手枪向总统的头部开枪，林肯中弹后倒向前方。第二天凌晨，林肯总统去世。
奇怪的是，总统的包厢本来是有锁的，但这锁在几天前被弄坏了，却没有人报告此事。更奇怪的是，警察约翰•派克本来应该是守在大厅通往包厢的必经之路上的，但是他对看戏毫无兴趣，所以躲到另一个房间去喝酒去了。所以当布斯轻易进入包厢后，就能够平静地把枪瞄准了林肯的左耳和背脊之间、、、、、、共开枪八次，林肯被击中六次，其中五次击中要害。然而1675名观众中，只有很少人听见枪声，甚至坐在旁边的林肯夫人和几个陪同看戏的人都没有对枪声太震惊。因为布斯选择了戏剧的高潮处开枪，演员的大笑和枪声混杂在一起很难听清。可见刺客是多么地从容不迫，几乎是畅通无阻。
刺客约翰•威尔克斯•布斯（John Wilkes Booth，1838年5月10日－1865年4月26日）是一名美国戏剧演员，他于1865年4月14日刺杀了林肯总统。布斯同情南部邦联，对南北战争的结局甚为不满。他跳到舞台上时大叫：“这就是暴君的下场！”（拉丁语：Sic semper tyrannis，也是弗吉尼亚州的格言）当时全场皆惊。在逃脱的过程中被国旗绊倒，受伤的他在一处兵营附近被士兵发觉，拒捕而死。临终遗言：“告诉妈妈，我为祖国而死。”
但是在布斯的马车里，发现了很多用密码写成的信件和一些犹大•本杰明的私人物品，这个犹大是当时南方政府的战争部长和后来的国务卿，也是南方金融方面的实权人物，因为他和欧洲的大银行家们过从甚密，后来逃到了英国。刺杀林肯事件被广泛认为是一个大规模的阴谋。参与阴谋的可能有林肯的内阁成员、纽约和费城的银行家、南方的政府高官、纽约的报纸出版商和北方的激进分子。
据悉，这次刺杀行动如果加上策划、设计、道路疏通、环境勘察等等，一共至少九个人。
三、林肯之死是美联储的胜利
亚伯拉罕•林肯去世时仅五十六岁，他的遗体在十四个城市供群众凭吊了两个多星期，后被安葬在“王子地”普林斯菲尔德（Princefield）。
当时流传甚广的一个说法是，布斯并没有被杀死，而是被放走了，后来埋葬的尸体只是一个和他长得很像的南方士兵，当时手握重权的战争部长埃德温•斯坦顿（Edwin Stanton）掩盖了事实真相。乍听之下，这又是一个荒谬的阴谋论说法。但是，当战争部长的大量秘密文件到1930年代中期被解密之后，历史学家吃惊地发现，真相竟和民间传说高度吻合。
第一个深入研究这些惊人史料的是历史学家奥托•爱森斯默（Otto Eisenschiml），他发表的《为什么林肯被刺杀？》震动了当时的史学界。后来，西奥多•罗斯科（Theodore Roscoe）出版了影响更广泛的研究结果，他指出：
十九世纪大量有关刺杀林肯事件的历史研究，对福特剧院的悲剧描述更像是在展示一部大型歌剧、、、、、、只有少数人将其作为一个谋杀事件来看待：林肯死于一个鲁莽的罪犯手中、、、、、、罪犯得到了经典的法律惩罚；阴谋论被扼杀了；美德最终取得了胜利，林肯也“属于过去”了。但是，刺杀事件的解释既不能使人满意也难以令人信服。事实表明，林肯之死的相关罪犯一直逍遥法外。
刺客的孙女伊左拉（Izola Forrester）在她的回忆录《这个疯狂的行动》（This One Mad Act）中提到，她发现“金色圆圈骑士”（Knights of the Golden Circle）的秘密记录被政府小心地收藏在一个文件库里，并被战争部长埃德温•斯坦顿列为机密材料。林肯遇刺后，任何人都不允许接触这些文件。由于伊左拉与布斯的血缘关系，以及她作为专业作家的身份，她最终成为第一个获准查阅这些材料的学者。她在书中说道：
“这些神秘的旧文件包，被隐藏在存放‘阴谋审判’的遗迹和展览的房间角落的一个保险箱里。如果不是五年前，我偶然跪在（那个房间的）地上翻阅资料时看到了保险箱的一侧，我可能永远都不会发现它们（秘密文件）。这里（的文件）与我祖父有关。我知道他曾是一个秘密组织的成员，这个组织就是由比克利（Bickley）建立的‘金色圆圈骑士’。我有一张他（祖父）的照片，是和他们一起照的，他们全都穿着全套的制服，这张照片是从我祖母的《圣经》中发现的、、、、、、我还记得祖母曾说过她的丈夫（布斯）是‘别人的工具’。”
“金色圆圈骑士”和纽约的金融势力到底是什么样的关系？林肯政府内部有多少人卷入了刺杀林肯的阴谋？对林肯遇刺的研究怎么会长期系统性地偏离正确方向？
林肯的遇刺和一百年后的肯尼迪遇刺颇为相似，同样都是大规模的组织协调，全方位的证据封杀，系统性的调查误导，真相始终隐藏在一片浓厚的历史迷雾之中。
林肯被刺后，在国际金融势力的操纵下，国会宣布废除林肯的新币政策，冻结林肯新币的发行上限为不超过四亿美元。
1972年，有人问过美国财政部，林肯发行的四亿五千万美元的新币到底节省了多少利息？经过认真计算，几个星期之后财政部的回答是：因为林肯发行美国政府自己的货币一共为美国政府节省了四十亿美元的利息。
综合来看，北部联邦和南部邦联这“两个美国”之间的“南北战争”，也体现了国际金融势力与美国政府之间激烈争夺美国国家货币发行权和货币政策的控制权。在南北战争前后的一百多年的时间里，双方在美国中央银行系统的建立这个金融制高点上进行反复的殊死搏斗，前后有多位美国总统和国会议员丧命。直至1913年，美国联邦储备银行系统的成立，最终标志着国际银行家而不是美国政府取得了决定性胜利。
德国铁血首相俾斯麦曾经对此评论说“林肯的死是基督徒世界的重大损失。美国可能没人能够沿着他伟大的足迹前行，而银行家们将会重新掌握那些富有的人。我担心外国银行家以他们高超和残酷的手腕会最终得到美国的富饶，然后用它来系统地腐蚀现代文明。”
俾斯麦的看法是否正确，可以说是见仁见智；但是林肯之死是美联储也就是国际银行家们的胜利，看来是毋庸置疑的了。因为林肯一死，国际金融势力操纵的联储会就使得国会废除了林肯的新币政策，并冻结林肯新币的发行上限为不超过四亿美元、、、、、、这很难说是一个历史的巧合。
现在，国际金融势力寄生在美国的身上，一旦美国不济，这些寄生虫就会离开即将沉没的大船而另觅寄宿国家，从而加速美国的沉没。但愿这只是杞人忧天。
2012年6月7日 博讯首发
我和王长龙是老相识，他热情举荐，又有官方的支持，政治上似乎已开始解冻，写作也有了自由度，可要表现一个真实而又敏感的人物，仍旧会触动我党我军宣传口的阶级斗争导火索，在受领任务时，我不无顾忌地向王表示：“我绝不会给您惹是生非，遇到麻烦我就甩手。”
我早知道林彪女儿林立衡（豆豆）被“发配”在河南郑州。此前数年，一位河南作家对我说过，他的一位亲戚在郑州汽车制造厂一分厂工作，和豆豆在一个办公室，还桌对桌。有了这一难得的关系，我先去了郑州。
汽车厂是纪登奎抓的点，造反派当家，豆豆在汽车厂虽担任革委会副主任，但因是个特殊人物，一直受到公安部门的监控。我想起有个战友在郑州市当公安局副局长，就上门找他，正巧，他分管监控全市的“地富反坏右”，豆豆就是他掌控的重点人物。他告诉我，豆豆属中央监控对象，到郑州落户后，省公安厅对她的“安全”有严格的约束，她的日常行动，由汽车厂革委会指派得力的专人给予“保护”，不经允许不得离厂，经批准外出必须有人随从。
当初，市局严控豆豆，还建有专为监控豆豆的日志，记录汽车厂天天报上来的豆豆活动内容，如：
×日×时，到传达室取报即回，无异常发现。
×日×时，一女工进林豆豆家，一小时后出来，待查。
×日×时，有人夜间送一盒点心，置放在林豆豆家的窗台上、、、、、、
这都是些浪费精力的无效劳动。后来省局也嫌烦，也不干了。
这位局长战友还给我讲述了两个政治笑话：
豆豆刚进厂，正赶上“反击右倾翻案风”，郑州市在体育场召开群众性的批判大会，指名要豆豆参加。那天，主持会议者宣布省市革委会领导人名单之后，大概是为了加大讨伐邓小平的声势，提高了嗓门又宣布说：“到会的还有林彪女儿林豆豆！”这下像炸了窝，引起一片骚动，都伸头四望，发现观众席中有个女军人，误认是豆豆，纷纷围过去看稀罕，会场乱成了一锅粥、、、、、、从此，汽车厂成了风景线，每天都有一大群人守候在厂门口，等着一睹豆豆的尊容。
还有一件是豆豆刚安家时，搬运工人抬的一只木箱很沉，就传言说是一箱黄金，林彪留下的遗产。市公安局派人查实，是豆豆的一箱书。
近些年，省市公安厅局对豆豆监护已有很大的松动，豆豆仍然深居简出，除了上班下班，偶尔到食堂打打饭菜，很少与外人接触。这位局长对我很通情，保障我的采访顺利，要我以总政名义向厂方提出是来向豆豆访谈“九一三”事件的，让厂方向他作出请示报告，他当然会高抬贵手。
我依照局长公事公办的组织程序见到了豆豆。她患皮肤过敏症住在省中医院，初见她，真像是林彪基因的遗传，体形纤小瘦弱，身着一件天蓝间白花的对襟短衫，俨如一家庭主妇，憔悴的脸庞，仿佛刻记了她15年的悲情岁月。
豆豆做过编辑、记者，现在换了位，她懂得如何应对我。最初几天的交谈，我提示，她叙说。
经验告诉我，只追求律师一样的效应，为林彪去做无罪辩护，访谈只能走进死胡同。我决定让她走出医院，逛大街，见她结识的新老朋友，松动她封闭的精神。像老朋友一样，开襟见怀地谈起她的家事、境遇和她不幸的沦落、、、、、、
在三年磨难中的豆豆
1971年9月13日林彪从北戴河出走后，惊动了世界，举报这一事件的豆豆和她的未婚夫张清林，10月4日被召回北京玉泉山（这里是中共中央常委的住地）接受高规格的秘密问讯。审问人是毛泽东的机要秘书谢静宜，她带来毛的安抚的口信：
豆豆：
不要伤心，你是立了大功的，你们家分两派，我在一个月前就听说了，好好注意身体。
毛泽东
10月6日
谢静宜开出一张要豆豆交代的清单，内容有：“九一三”事件的经过；林彪手令怎么来的；《五七一工程纪要》的幕后；林彪和刘少奇、邓小平等人的关系；特别要追查9月12日晚上叶群和周恩来通话的内容——这是毛最担心的自己的卧榻旁，是不是还睡有“中国的赫鲁晓夫”？
豆豆只回答了一条：林彪是被叶群、林立果诓骗上飞机的。
谢静宜认为豆豆是在舍车保帅，她凛然告诉豆豆：“你要放明白，毛主席派我来不是来听你宣传的，你交代好了，还能给你保留《空军报》副总编辑的位置。”
谢要豆豆不要再冥顽不化，和家人划清界线，再立新功。
谢是毛泽东身边了解外界的一只眼，文革中，“六厂二校”是毛泽东狠抓阶级斗争的试点，谢敬宜是联系人。谢更熟悉空军内部的派系争斗。她的丈夫苏延勋，原是空军的机要局长，因反对老司令刘亚楼已“靠边站”。毛请他吃饭安抚他，要他继续留在空军：“看看他们会对你怎么办？”苏把搜集“小舰队”的异常活动都通过自己夫人报给了毛，这些信息在毛林之争中（特别是毛南巡前后），起了特殊作用。
豆豆坚持不改自己的说法，谢静宜口含天宪也难以应对豆豆的不屈，唯一能惩治的，就是下令撤销她俩六菜一汤的优待，一日三餐送来战士食堂的大锅饭菜。
豆豆也写出不少交代，在谢静宜看来都是在避重就轻，不是毛泽东所要的。其中，有毛林关系对毛不利的言词，谢静宜看了，大为光火：“这是放毒，要是把这些告诉群众，你们是在犯罪！”
她要完成钦命，不得不天天来施压，争吵。谢看到久拖难有成果，想出新招软化张清林，把她俩分开，各住一座楼。要张清林站在毛主席革命路线上跟她合作：“为党立功，交代出了成绩，毛主席高兴了，会接见你的。”
三人苦争苦斗了半年，张清林被迫起草了一份交代，谢静宜修改后交豆豆重抄，送给了毛泽东过目。
1972年8月26日晚上，周恩来带领李德生、纪登奎在人民大会堂接见豆豆。还有总政副主任田维新、副总参谋长张才千、中央警备局局长杨德中在座，谢静宜做记录。
周恩来开场说得很亲和：“主席要我和你们俩谈谈，我拖了几个月，今天我代表主席来见你们。”
接着，周批评豆豆：“听说你们和谢静宜同志吵架了？她是代表毛主席的，你们做得不对嘛。”
周又询问豆豆9月12日晚上一些情况后，转入正题：
“豆豆，你在北戴河向我报告，林彪的出逃，都是老虎搞的，他是副统帅，谁还能命令他？老虎在“‘九一三’前我还见过嘛、、、、、、”
豆豆不放过这一机遇，向周恩来陈述林彪是怎么被骗出走的，没说几句，周不容分说，拉下脸来训斥豆豆：“你林立衡的思想作风，完全是你林家的那一套！、、、、、、”
纪登奎也跟着指责：“林立衡，你不要自认为是很清白的！”
对豆豆的执迷不悟，周要领导专案的李德生对豆豆继续管束。李说：“我要出国。”
周当即宣布由他亲自管理豆豆，并要豆豆回空军去接受群众的再教育。
豆豆回到空军，空军派出著名女飞行员诸惠芬等三人来轮番地“帮助”。中组部部长郭玉峰和公安部副部长李震三天两头来查案情。豆豆在高压下精神崩溃了，服用了一把安眠药，经301医院抢救后，把她交回空军报隔离审查。
豆豆被视为林彪留下的“钉子”，由空军报组织人大会批、小会斗。
为防止她再自杀，把她关进一个只有8平方米的房间，派专人日夜监守。房间内昼夜开着灯，不准挂蚊帐，她身上被蚊子咬得遍身是肿块，看守人每天端来一盆稀释的敌敌畏泼洒在地面上。屋内空气污浊，又数月不见阳光（看守人在墙上挖了个小洞，每天让她伸出手臂晒半小时的太阳），豆豆掉了6颗牙，头发掉了一半，体重剩下70多斤。在自己生死存亡关头，她向毛泽东写出求救信。
1974年7月31日，由空军政委高厚良来向监禁中的豆豆传达毛泽东的最高指示：
解除对林立衡的监护，允许她同张清林往来，他们与死党有区别。
经政治局讨论，决定把豆豆下放到农场劳动锻炼。
8月初，豆豆和张清林一起来到黄河滩上，这里是空降15军43师的农场。豆豆改名叫张萍。
最初安排豆豆的劳动是给果树打农药，农药引起她皮肤过敏，浑身红肿瘙痒。后改为牵牛种地，牛不听她使唤，又让她锄草、喂猪、做酒。一天忙活8小时。
空降15军政委张纯清来看望她，同情她的处境，要她给毛泽东写信申诉。豆豆说：“我不会再写信了，我会活着，我活着历史也活着。”
1975年10月5日，中央组织部和空军干部部派人来农场，向豆豆宣布邓小平的指示：
恢复组织生活，恢复真名，按干部待遇安排到地方工作。
豆豆提出回北京的请求被拒绝，只能去人生地不熟的郑州。
走访知情林彪的近百人
一个月的访谈，我想要得到的林彪参与一些上层斗争的事甚少，多年来，社会对林的晚节褒贬不一，生发出许多的小道传闻，豆豆虽有个人刻骨铭心的沉痛记忆，却无法作出一些关键史实的确切说明。不是豆豆不想谈，是她谈不出来。她虽生活在优渥的帅府，但处处都是政治藩篱，她受阅历和学识所限，无法深入父亲胸怀中的另一个世界，特别是那些叱咤风云的军事斗争，和残酷又阴暗的政治博弈。
我决定扩展访谈范围，回到北京，拉网式地采访林彪的方方面面。先找到前东北野战军司令部的一些老人，战争年代，他们和林彪朝夕相处，都退休在家，如副总参谋长阎仲川、总参作战部部长苏静、某国防工程负责人蒲锡文、上海市委副书记陈沂等。林彪的老秘书中，我拜访了潜艇工程基地主任夏桐、卫生部副部长谭云鹤、建国后林办的工作人员。我还走访了8341的警卫人员、专案组、“小舰队”和知情人。更高层的有林的老部下萧克、耿飚、任思忠（广州军区政委），专案领导人李德生。
我还想走访“九一三”事件中被称为“四大金刚”的黄、吴、李、邱，他们经受过特别法庭的审讯，也许会从愤懑的胸中吐露出些真情。可他们都不在北京，是军事法院把他们交给了军区看管，黄永胜在青岛，吴法宪在济南，李作鹏在太原，邱会作在西安。我决定先去见李作鹏。李在东野是林身边的作战处长，东北战场他是最知情的人。李作鹏可能是急于要摆脱自己背负的沉重枷锁，得知我要见他，就给公安部写了封揭发信，说我到太原向他了解林彪的历史，是筹谋为林彪翻案。此信转到了总政，总政怕火烧“阎王殿”，不去清理批准出书的宣传部，反来抓我一个编辑当祭品，责令我停止对林彪有关的一切采访活动，要我保持晚节，并写出书面检讨。
这突如其来的横祸加身，我像是狠狠地挨了一闷棍！我向找我谈话的领导人表明：我师出有名，是解放军出版社聘请的，组织出版这部书，有你们宣传部的批示，我没有过错，更不承担任何责任，绝不会给总政写出一个字的检讨。
最终，由《星火燎原》编辑部担当了责任，写出了书面检讨。
我的一支秃笔却给封了，采访笔记也锁进了箱底。很快，就给我下达了退休命令。
还原真实的林彪，路漫漫其修远
上世纪90年代初，我走进了《炎黄春秋》编辑部，被聘为副主编。在编委会中，有不少是从旧意识形态营垒中冲杀出来的老革命，他们谆谆地教化我，要我摒除党文化，远离“立场观点”的偏见，用刘知己的“不掩恶”、“不虚美”的理念重新审视林彪。
老革命们解放了的历史观，又燃起了我重写林彪的热情。我的一位邻居曾是审理“林彪反革命集团”专案的材料组成员，是他把全军批判揭发林彪的材料，编辑整理成十大捆，存入西山军委档案馆。这是难得的“宝藏”，我试图走进档案馆查阅，那里已高挂禁牌：林彪一案的材料不得解密。
我不甘心碰壁，几年功夫，通过搜集知情人的眼见耳闻，获取了大量可信的史实，证明林彪在“九一三”事件中是无罪的。林彪在我心目中已不再是一个十恶不赦谋害毛泽东的罪魁祸首；“林彪反革命集团”根本不存在；《五七一工程纪要》证明了林立果的“小舰队”是一帮对中国前途很有先见之明的人。
我由此猛然醒悟到，执笔写众望所属又关卡森严的大部头，首先得把推进粪坑里的“死魂灵”扒拉出来冲刷，还原林彪真人的模样。这对我来说，是一项要去翻越历史穷山恶水的艰巨工程。
我有自知之明，没有能力去作为，我只能把走访萧克、耿飚、李德生等熟知林彪的高层领导人的言论，逐字逐句地记录在案，也原汁原味录下林彪身边的参谋、秘书工作人员对林的记忆。这些可贵的资料，我都没有公开，仍旧在做缜密的研究，考证它的原由，琢磨它的真实性。多年的编辑经验告诉我，若要把历史真相全盘托出，很可能会被兴师问罪，所述史实要是稍有偏差，读者更不会饶恕你。
我还看到，要使“九一三”事件回归真相，最大的困难，是中共中央向全党发出定性林彪“叛党叛国”的1971年57号文件，和印发全党数落林种种“罪行”的三批材料，以及持续数年之久的“批林批孔”，掀起亿万军民的大批判运动已“深入人心”，要转变被颠倒了的舆论，非我单枪匹马所能做到，唯一的办法是鼓动有识之士参与拾柴，只有熊熊的大火，才有可能照亮历史的本来面目。
这些年来，研究林彪的人越来越多，凡是有志者找上门，我都诚心地接待，告知他们我的所得，提供资料，安排对当事人的采访。他们中大多是国内外读者十分信赖的。其中值得我推崇的，一位是澳大利亚华裔学者孙万国，他的《古有窦娥，今有林彪》较真实地反映了“九一三”事件始末；另一位是美籍学者丁凯文，经他多年搜集汇编的《重审林彪罪案》，集纳了国内外知名学者对林彪事件提出的质疑和评述，引起世界舆论的强烈反响。还有一位是美籍华人司马清扬，他是化学博士，用业余时间从大量史料中研读梳理中共人物，和丁凯文合作写出《找寻真实的林彪》，又独立著述了《周恩来与林彪的终极对比》，他的分析是深入的、公正的，能独到真实地把握住林彪的政治品貌，在众多记叙林彪的著述中，我认为他的书令人折服。
再一个是中新社老记者高瑜。她是最早向国内外介绍“九一三”事件和林豆豆落难的。2011年9月初，我们在北京郊区召开了“九一三”事件40周年反思会，邀请当事人和家属26人、专家学者18人，畅谈了“九一三”事件的发生、由此引发的变故，以及今天的认识。我请高瑜来主持会议，并写了报道。
历年9月，国内官报都要例行组织批林的文章，但在去年，全世界5300家网站转载北京“九一三”事件反思会的消息后，国内的批林即刻销声。
与这些真诚的、有责任感的学者相比，舒云走的是一条邪路。署名“舒云整理”的《林豆豆口述》在香港出版后，我知情很晚，是豆豆的夫君张清林打电话给我，指责舒云在书中弄虚作假，编造史实，未经他和豆豆的允许就贸然出书。张清林很是愤然，表示准备对舒云提出侵权诉讼。我问豆豆是怎么回事？豆豆说，舒云没对她说过出书的事，更不知书的内容。正好此时，我的一位朋友弄来这部书，她看了，说是一部大杂烩。我赶紧借来一读，内容确实杂乱，大都是用旧文组装。全书不过26篇文章，其中24篇，早在26年前我就读过，有1980年豆豆给中央的申诉信，1982年她来北京就“九一三”事件的真情实况向中央领导做的陈述，还有她在文革前和文革中的10篇旧作，另两篇分别摘自张云生的《毛家湾纪实》和官伟勋的《我所知道的叶群》，为她的境遇鸣不平。唯有说理不清的《为林彪元帅辩护》和添枝加叶的《林豆豆披露“九一三”事件真相》两篇算得上口述，却是出自舒云之口。
为了“丰富”书的内容，舒云对旧文做了大量的“翻新改造”，掺杂当今词语，虚拟情节细节，随心所欲地演绎。其中《给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黄火青的信》，就是舒云“深加工”“整理”出来的，其内容的混乱，让人难以卒读。我在1986年采访林豆豆时，就见过这封信的底稿。那是在1980年中央宣布决定公开审理“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后，豆豆写给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黄火青的信，文中都是申诉人有条有理地用事实在为林彪一案的冤情做出辩护，没有谴责批判的用语。舒云为出书，篡改了原信说理的主旨，变成了一篇声讨特别法庭的檄文。
舒云走近林彪，是半路出家的，不具有史家的严谨，最初出现的错误，我是谅解的。她本应接受教训，敬畏历史，在自己前进的路上做出更为艰苦的探索，花大气力从大量的口述中获取真实而有价值的史料，舒云却求利心切，在书中大胆妄为地编造情节，又窃走我写成的资料加以滥用，失去了学者应有的人品和操守，玷污了史学研究真诚的风气。（刘家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