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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爸是李刚”、“城管打人”、“征爹求包养”等剧情取代了汴河两岸的自然风光和繁荣集市，日前，这幅25米长的“新清明上河图”在网络上“火了”。创作者戴翔表示，他并非有意拼接社会“黑暗面”，而是想以这种方式引发思考并推动社会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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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明上河图·2013》日前在连州国际摄影展展出。22日下午广东省城乡规划设计研究院总工程师马向明前去观看，并发布微博。南都记者注意到，在局部画面中，不乏网络热点事件。一个画面中，乘奥迪短发衬衣男子被数十个古代人围住，车窗被打破，男子举着写有“我爸是李刚”的牌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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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有一长发红裙女子“圆圆”坐在地上，展牌上写着“征爹求包养”，牌上注明身高体重三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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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有两三个局部画面显示，穿着短裙和高跟鞋的女子在墙角招揽生意，随后大步走过注视墙面上“包小姐”字样的布衣男子身旁。女子左前方有小生模样者弯腰给身着警服者送银子，右侧一人在扬手歌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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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清明上河村里，一女子搀着拄拐老妇人望着前面的巨大横幅，“清明上河村别墅88万/m2起。”紧挨的墙上写着，“以合法补偿为荣，以漫天要价为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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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创作者戴翔介绍，在这幅作品中展现了约40个近年来的热点事件，每个都反映了社会的不同侧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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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翔还解释说，画面中有古今社会各阶层的诸多角色，将当下社会典型性事件进行一些戏剧性摆拍并置入其中，以反衬矛盾与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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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个受众会根据自己的阅历和价值观对作品有不同的看法，这很正常。”戴翔告诉南都记者，他理解网上的赞扬与批判，同时他指出，并非有意拼接社会的“黑暗面”以此抨击社会，“我是想以呈现引人思考的话题、推动社会进步的态度来介入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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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上对这件作品争议如潮。@淮泗静水说，“这是讽刺现实吗？”有网友称“清明上河图表现的是社会的繁荣，是美好、希望。请不要用你低端的讽刺来抹黑这一神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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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喜欢用纪实摄影手法去客观再现，而是喜欢用调侃手法，以摆拍为主。”创作者戴翔昨日告诉南都记者，他和两个助手从2011年底开始创作，直到2014年6月结束，两年半的时间里有上千人次参与拍摄。他说，拍摄中很多服装是自制的，道具和场景也颇费心思，除去时间成本，各种拍摄成本就耗费了8万余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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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学术性的摄影展。”马向明告诉南都记者，前日参展时大多数人认为创作挺有意思，“古代名画基础上运用现代摄影技术，加入对现代社会的批判。”马向明认为，这幅创作能引人深思，是好作品，随即拍摄部分画面上传微博。

环球人物



     贺龙被打倒后，正在清华就读的贺龙之子贺鹏飞也成了通缉的对象，而此时，贺龙的女儿贺晓明刚刚考入北京大学。为躲避追捕，他们隐姓埋名在往返天津和上海的运输船上做起了水手。最后在周恩来的努力下，学校终于解除了对兄妹二人的追捕，他们这才重新回到了大学校园。 本文摘自2008年6期《环球人物》，作者肖莹，原题为《贺龙之女忆“文革”海上逃亡40天》。

　　



　　贺龙与薛明

　　提起共和国元帅贺龙，人们总会想起他在战场上口衔烟斗，指挥若定的形象。在多数人心中，贺龙是一位“百战沙场驱虎豹”的英雄，具有“粉骨碎身若等闲”的风度：他两把菜刀闹革命，让敌人闻风丧胆；他喜欢体育，着迷芭蕾，爱看京剧、川剧，充满生活情趣……围绕贺龙的传奇总是讲也讲不尽。

　　在贺龙的子女中，有一个女儿“简直就是贺龙的翻版”，贴上假胡子，活脱脱就是“贺龙再世”。连笑的时候那眯缝的眼睛，都一模一样！ 她就是贺龙的二女儿贺晓明。

　　贺晓明现在的身份是贺龙体育基金会的主席。虽然基金会的大部分工作要等2009年才能全面展开，可她却忙极了，“忙着回归自己的生活，享受每一天的快乐”。贺晓明说，自己一直向往能过上平静的日子，可是命运无法选择，她哪里会想到，自己出生在这样一个将门之家。

　　埋怨父亲的“话柄”

　　1942年，46岁的贺龙已是西北军区赫赫有名的司令员。那一年，他与26岁的薛明结婚，这是贺龙的第三次婚姻。这对革命夫妻携手走过27年的生活，从战争年代到和平时期，再到十年动乱。他们一共生有三个孩子：儿子贺鹏飞和两个女儿贺晓明、贺黎明。这个家庭还有一个孩子，是贺龙与第二任妻子所生的女儿贺捷生。

　　薛明对贺龙一直体贴入微。1947年冬天，解放战争正进行得如火如荼，已是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区司令员的贺龙，带着薛明住在晋绥军区司令部。由于战事紧张，贺龙几乎每天都忙得通宵达旦，薛明从不去打扰。

　　一天清晨，刚刚五点钟的光景，薛明的肚子剧烈疼痛起来，她意识到，一个小生命即将诞生了。为了不影响贺龙工作，薛明悄悄叫来接生员，她硬是紧咬着嘴唇，一声没出，安静异常地生下了孩子。隔壁屋中的贺龙，丝毫没有察觉。等到熬了一个通宵的他推门进来，才发现妻子身边多了个娃。

　　贺龙愣住了：“这是谁？”虚弱的薛明只是微微一笑：“刚刚生的，女儿。”薛明的平静，让贺龙感慨万分，“你可真行！”就这样，为了纪念妻子的坚强，贺龙取妻子的“明”字，给生在黎明的女儿起名贺晓明。

　　这段经历，也成为贺晓明日后“埋怨”父亲的一个“话柄”。不过，埋怨归埋怨，她心里很清楚，父亲喜欢孩子是出了名的。长征时期，不少红军干部不得已只能把自己的孩子丢在老乡家，而父亲却带着年幼的姐姐贺捷生，走完了长征。在贺晓明的记忆中，自己是全家唯一一个挨过打的孩子。“那时我6岁，因为淘气被心情不佳的父亲一把抓住，拿尺子在屁股上狠狠打了两下。就这么一次。父亲气消后，意识到冤枉了我，决定去北京开会时破例带上我，去见毛主席！”贺晓明永远忘不了，她如何在兄妹们“嫉妒”的目光中，前往北京。

　　“临走前，母亲专门到旧货市场给我买了件‘礼服’——一条绣着小和平鸽的紫色裙子。母亲千叮咛万嘱咐，见到毛主席要讲礼貌，可以给他唱我最爱唱的儿歌：小鸽子，真美丽，红嘴巴，白肚皮……快快飞到北京去。”

　　当贺晓明参观过天安门，坐着有轨电车，被父亲带进中南海菊香书屋的会客厅时，毛主席正坐在沙发上跟人聊天。“我紧张极了，不敢放开父亲的手，只是紧紧盯着主席，小声说了句：‘毛主席，您好’。”贺晓明清楚地记得：“主席笑着立起身说，你们家是‘一排明’吧？（因为妈妈叫薛明，我叫晓明，妹妹叫黎明），然后将我抱到屋中间，从桌上的一个小罐里抓出几颗糖递给我。”整个过程，贺晓明愣愣地，忘了说话。前后不过几分钟的见面，至今仍被她视为自己生命中的珍宝。

　　1954年11月，随着贺龙调任北京，贺晓明一家才在北京安定下来。

　　隐姓埋名当水手

　　每个人都有自己惧怕的事情，伟人的儿女也不例外。在贺晓明幼时的记忆中，最怕的就是父亲那如钢针般的胡子，扎得自己脸上刺痛。但后来贺晓明才体会到，“那原来也是一种幸福”。

　　1966年，林彪一伙凭空炮制“八·二五”反革命事件，江青高呼：“我们要造贺龙的反！”宣传车也喊出了“打倒贺龙”的口号——贺龙的家被抄了。1967年1月，周总理派人将贺龙夫妇安置在了京郊山区一处僻静的院落内，与世隔绝。然而，林彪一伙并未罢休，他们将黑手伸到了贺龙的住处。不久，林彪得知，71岁高龄的贺龙患了糖尿病。他和“四人帮”对贺龙进行了更凶残的迫害。他们以水源困难为由，连续45天断绝该处的水供应。大热天，每天只给一小壶水。一次，贺龙为了接雨水，不慎摔倒，扭伤了腰。剧烈的疼痛使他18天靠在椅子上不能动，大便也解不下来。薛明硬是拿着氧气筒上的导管，用嘴含着洗衣服的肥皂水为他灌肠，肥皂水把薛明口腔的粘膜都烧坏了。在那困难的日子里，薛明为了照顾好贺龙，长时间睡在地板上，不梳头，不洗脸，耳朵里竟然结了一层蜘蛛网……

　　在父亲被“打倒”后，正在清华就读的哥哥贺鹏飞也成了通缉的对象，而此时，贺晓明刚刚考入北京大学。鉴于当时形势的危急，兄妹二人迅速将身体虚弱的妹妹贺黎明，送到了廖承志家中托养。之后，他们连夜乔装打扮，骑自行车逃离北京城。

　　“就这样一路躲着、骑着，我们兄妹俩终于逃到了天津塘沽。”从此，在往返天津和上海的运输船上，多了一对名为“吴亮”和“李烈”的男女同学。“这是我们给自己起的化名，借着大串联的机会，我们上了运输船。”贺晓明回忆说，船上的大部分工种她都做过：在航海图上标注船只位置；利用星月辨航；在轮机舱里给船加油；在食堂给水手做饭；在甲板上和大家一起刷油漆、敲铁锈；每天清晨，她都要挨个去踢船员们的卧室门，然后高唱着“东方红，太阳升……”叫他们起床。

　　贺晓明每天忙得不可开交，从塘沽到上海，再从上海到塘沽，她和哥哥在海上一呆就是40多个日夜。暂时安定的生活，并没有减轻贺晓明对父母亲和妹妹的思念。每一次，当船舶停靠到塘沽港口，她便会小心翼翼地走进邮电局的长途电话格子间，和妹妹取得联系。之后不久，被关在京郊的贺龙夫妇收到了小女儿贺黎明的一封信：“我很好，很想念爸爸妈妈，哥哥姐姐隐姓埋名在海船上参加劳动，表现很好，八级大风也不晕船，水手们对他们很爱护……”对于久久不能和外界取得联系的贺龙夫妇来说，这封信无疑是他们得到的最大安慰：孩子们都还安然无恙！之后，在周总理的努力下，学校终于解除了对兄妹二人的追捕，他们这才重新回到了大学校园。

　　1969年6月9日，贺龙被迫害致死。“我们接到通知赶往301医院后，才知道父亲已经去世了。父亲的遗体什么时候火化，没有告诉我们；火化后，骨灰放在什么地方，我们也不知道。”回忆起那段痛苦万分的经历，贺晓明停顿了片刻，平静地说道：“那是一个无法用语言形容的年代……回头来看，也挺好，让我学到了很多东西。”

　　“被监管的对象”

　　作为贺龙的女儿，贺晓明的命运总是和父亲的工作、政治形势的变化密不可分。

　　1970年她大学毕业，因为身份的特殊，分配工作时贺晓明既不能挑、也不能争，只能眼巴巴看着好的单位都被人挑走。她背着简单的行李，只身到贵州，在雷山文教局做了一名收发员。“当时的县委书记说，‘你从北京来这里，就算到了最底层了，我们也就不把你往人民公社分了’。”这里面有他的好意，可日子久了，贺晓明却发现了另一层“玄机”：每当她想请假回北京探亲时，给她批假的并不是自己的直属上级教育局，而是武装部。她这才明白，自己当初之所以被留在这里而没有“继续下放”，还因为自己是“被监管的对象”。

　　和贺晓明一样，贺家的另外3个孩子也都在“文革”中受尽了折磨：大姐贺捷生被下放到石油部某研究院劳动“改造”，丈夫与其离婚，带着女儿一走了之；大哥贺鹏飞，患上了重病，却无法就医；靠着陈毅的仗义执言才被送进医院，捡回了一条命；可还没等到痊愈，中央文革领导小组又以“企图外逃”的罪名，将他和妹妹黎明一起送进了少年管教所；审讯半年后，贺鹏飞在那里又患上了心脏病；妹妹贺黎明，从少管所出来后，被下放到陕北“插队落户”。在那里，她被民兵一棍子打在腰上，落下了永久的伤病……

　　“那十年，我们过得非常忐忑。那时的磨难，在每个家人身上都留下了烙印。”贺晓明的眼睛湿润了，她强忍着泪说道：“今天我还在网上查到一个非常庞大的‘文革’期间自杀者名单。那个时候，大家过得真难，可我们坚持下来了，从来没有想过‘我要跳楼了，要跳河了’。这可能也跟父母的影响有关吧。”

　　贺晓明还记得，小时候父亲教他们兄妹游泳，第一课就是直接往水里跳。“谁要是害怕、犹豫，就会被父亲直接推到水里，父亲一直在旁边大喊：“要勇敢！不做懦夫！”或许就是这种从小的磨炼，让他们兄妹都具备了超乎常人的承受力。“那时，我心中就剩下一个信念：打吧！骂吧！只要你们不把我整死，我就要看着你林彪怎么死，反正你得死在我前头！”这么多年，贺晓明说自己就是凭着这样一个信念才活了下来。

　　“人能活下来，不是件很复杂的事。”也正是因为这样，才有了后来的一幕：1971年，当林彪去世的消息通过电波传来，贺晓明对着天空久久凝望：“老天爷啊！谢谢你！”

　　难忘“体委主任”

　　1977年“文革”结束后，贺家人的生活终于恢复了平静，贺家子女也开始了真正属于自己的自由人生。贺晓明曾在媒体面前笑言，自己“工农商学兵”样样都干过，可“都没有修成正果”。一直到她退休了才发现，“已经是弱劳力”的自己，还想再做点什么。思来想去，她想起了父亲最爱的体育，创办了“贺龙体育基金会”。

　　“不知道为什么，虽然父亲在建国后当过国务院副总理、军委副主席，还主持过许多别的工作。但在许多人心目中，记得最清楚的就是‘体委主任’这一项。”

　　贺龙刚当体委主任的时候，中国毫无疑问还是个体育弱国。1953年3月，组建不到半年的中国乒乓球队出征布加勒斯特第20届世乒赛，这是中国乒乓球队在世乒赛上的首次亮相。贺晓明还记得，那次的比赛中，男女团体均列小组第四，单打比赛更是无一人闯过第三轮，“成绩让人憋屈”。回国后，身为体委主任的贺龙下达了“苦练八年，乒乓球要打翻身仗”的命令。

　　贺晓明的家，那时简直就成了体委的会议室。“荣叔叔（荣高棠，时任国家体委副主任）经常利用中午休息时间来我家，一边吃饭一边和父亲商定具体的战术安排、团体赛的出场名单、顺序等等。”因此，贺晓明有了比常人更多的机会接触体育，也就更多了一份对体育的热爱。

　　1961年在北京举办的第26届世乒赛，中国乒乓球大获全胜，男女两队一口气拿下了男团、男单、女单3枚金牌。“这是压抑了8年的一次大翻身！高兴啊！那时候我可是绝对的‘粉丝’！”贺晓明记忆犹新，“父亲刚参加完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的集体庆功宴，回来后就拨通了华侨饭店的电话，然后把话筒递给了我，‘你代表咱家，祝贺荣伯伯他们今天取得了胜利！’”

　　接到贺龙女儿的电话，国家队的队员们激动万分。第二天，大家将庄则栋夺冠的球桌送进了贺家。“那个台子太有纪念意义了，是能进博物馆的！”打那以后，这张乒乓球桌就一直陪伴在贺家兄妹身边，直至“文革”。只要有时间，贺龙总喜欢和儿女们切磋一局。

　　贺晓明最得意的是，她在这张球台上还以3：0的大比分，战胜了印尼体育部长的女儿。

　　2006年，退休后的贺晓明本着“不搞竞技”的宗旨，和妹妹一起注册了“贺龙体育基金会”，并决定“主要做全民运动和健身”。2007年3月23日，为纪念贺龙诞辰111周年，基金会还在湖南桑植举办了一场徒步越野邀请赛，起点是贺龙的老家洪家关，终点是芭茅溪盐局——当年贺龙元帅两把菜刀闹革命的地方。

　　“我的幸福标准特低”

　　贺龙有着丰富的个人特质，关向应同志曾向美国记者描述：“贺龙非常坦率和英勇，做起决定迅速而明确，有着巨大的自信；作为个人，他几乎如孩子般的坦白；他非常健康强壮，喜欢骑骏马，爱抽香烟，讲起故事来声情并茂。”作为他的女儿，贺晓明也是爽朗健谈。谈话中，她的脸上一直挂着贺家标志性的笑容，配上那件红色暗花的中式小外套，让人怎么都看不出，这已是一个年过六旬、又经历过那么多磨难的长者。对于这一点，贺晓明说：“经历是一笔财富，这个财富的获得很辛酸，很不易。不过现在，我该回归到我自己的生活了，我还有很多自己的事情没做呢！”

　　如今，贺晓明和已90多岁的母亲薛明，以及妹妹全家住在东直门附近的一个小院里。贺晓明很享受大家庭的生活，她回忆说，“哥哥在世时，我们都住在一起，每天下班回来，我总是先到哥哥屋里坐坐，喝上一杯侄女沏的热茶。”如今，贺晓明和妹妹之间也有个不成文的规定：尽可能不同时出差；晚上有应酬也要尽量推掉；每天，全家都要在家里吃晚饭。“母亲年龄大了，在家眼巴巴盼了一天，就是想晚上能和儿女们多说说话，总不能让她失望啊。和家人在一起，即使谁都不说话，能坐在一起也是一种幸福。”经历过“文革”后的破镜重圆，贺晓明将家庭看得格外地重。

　　贺晓明给自己下了个定义：“我是标准的共和国第二代，脑子里装着父辈第一代的思维程序，但还是要和第三代‘80后’、‘90后’接轨。”她“迫不及待”地想要享受现代生活为她带来的乐趣：刷卡消费、网上购物甚至举行party（聚会），这一系列新鲜、时髦的玩意儿，对她而言都不在话下。“我现在最想找一些‘90后’的孩子对话，再过两年，‘80后’的孩子们该‘老’了，我需要补充新鲜思想啊。”

　　从大风大浪中走过来的贺晓明，对生活有了另一层的感悟：“什么叫幸福？我幸福的标准特低，渴的时候有杯水，困的时候有张床，闷的时候有人陪，做个普普通通的人，享受普普通通的生活，这就叫幸福，这就够了！”

内心世界 塑造默克尔性格的人、事、物(组图)

澎湃



《纽约客》刊载的默克尔不同时期的肖像


       安格拉·默克尔是世界上最具影响力的女性之一。她生于民主德国，从一个在父亲严格要求下不会打扮、保守拘谨又成绩出色的小女孩，变成了莱比锡大学物理学系高材生，又从一位原东德“自由德国青年联盟”组织的地区领导走上国家政治最高平台，成为德国历史上第一位女总理并连任三届。《默克尔传：德国总理安格拉·默克尔和她的权力世界》这部经默克尔授权的传记，向全世界展现了默克尔这个东德女人的人生之路，该传记中文版即将由中信出版社出版。

       默克尔的强势与实力在西方媒体笔下越来越势不可挡，她能把原西德地区保守党“基民盟”的男性政治家收服地服服帖帖，还获得了“德国铁娘子”的名号。《纽约客》最新一期人物特稿把默克尔比作“当今世界最强大的女人”。在德国领导人中，默克尔起码有三大反常：一个女人（离婚、再婚、没有孩子）；一位物理科学家；来自东德。在《纽约客》的文字中，这些特征虽然令默克尔像是德国政治的局外人，也有助于她非凡的崛起，那些比她更有资历、更具权威且几乎都是男人的政客，往往因为低估她而付出不小的代价。

       在人们眼中，初入仕途时，默克尔拘谨而腼腆。多年来，公众演讲一直都是令这位公众人物头疼的事情，过了相当一段时间她才学会把手指环成钻石状放在小腹上以让自己轻松一点。从1991年以来就是默克尔摄影师的赫林德·科尔伯（Herlinde Koelbl）表示，镜头里的默克尔一直有点尴尬：“但你可以感受到她力量的开始。”

       一直以来，观察、研究默克尔政治主张与作风的人都不在少数。而《默克尔传》作者斯蒂凡·柯内琉斯，已跟随采访默克尔25年，作为唯一一位能够查阅默克尔私人资料的德国知名记者，他有机会看到一个不为常人所知的默克尔。在这本传记中，他从默克尔的童年讲起，不仅讲述了她爱旅行，喜欢交朋友，私下是个冷面笑匠，还向我们展示了默克尔在国际政治舞台上与萨科奇、奥巴马、普京等政治巨头进行斡旋的过程。书中讲到默克尔喜欢听歌剧，尤其喜欢瓦格纳谱写的与悲怆及命运有关的所有作品，瓦格纳的音乐世界，以及浪漫派沉重的题材，根本不像默克尔，无论是风格或个性，默克尔恰恰是瓦格纳歌剧世界的反面。      


     
【选摘】

（本文选自《默克尔传》第四章：内心世界 塑造默克尔性格的人、事、物，有删节。）

爱瓦格纳，沉默、自律

       默克尔爱听歌剧，尤其喜欢瓦格纳谱写的与悲怆及命运有关的所有作品，《特里斯坦与伊索尔德》（Tristan und Isolde）是她最欣赏的歌剧，而且是海纳·米勒的那个版本。东柏林变天之前，剧院常客默克尔极可能早就注意到这位导演的作品了。米勒诠释的瓦格纳的爱情悲剧，曾六度在拜罗伊特节日剧院上演，默克尔认为这个演出“几近完美”。她喜欢特里斯坦，大概是因为这位王子从来就不抱着获救的希望，唯有死亡可以让他从残缺不全的爱情中解脱。

       《尼伯龙根的指环》也是如此，默克尔对这出歌剧的评价简短且一针见血：“如果事情一开始就错了，反而可以成就某些人，但永远都不会回到好的结果上来。”默克尔是绝不向命运屈服的，却用激昂的话语来形容瓦格纳：“事情无法从出口倒转回来，这让我觉得悲痛。起步对，步步皆对。”

       这是这位总理最好的人生座右铭。一开始就要做对，一步接一步，有条理、有计划，从容不迫——这就是她的目标，或者至少她是这么要求的。她与财政部部长朔伊布勒分享的工作格言是：立刻从结果开始思考事情。对于不可避免、注定要发生的事件，默克尔谨慎恐惧，她不希望被驱使，希望能控制并影响事态的发展。瓦格纳轩昂的风格、强而有力的音乐世界，以及浪漫派沉重的题材，根本不像默克尔：无论是风格或个性，默克尔恰恰是瓦格纳歌剧世界的反面。也许正因如此，她才允许自己爆发最后一团不理性的火花，为音乐痴狂。如同她小时朝思暮想的每一位典范人物一样，这些人全都是与她生活距离遥远的人：花样滑冰运动员、舞者、明星。

       只要观察默克尔一段时间，就不难看懂她，她的身心状况与特质还算能让人略窥一二。她不装模作样、不莽撞任性、不自吹自擂，也不垂头丧气；她不大声喧哗，更不会阴晴不定。要列举默克尔不会怎样，实在很容易。但如果这些特质全都相互冲突，那么到底哪些特质才适合她？她的个性又是怎么形成的呢？

       大多数人看默克尔，都说她“稳如泰山”“很正常”，那么为什么大家还对她这么感兴趣？可能人们都认为，在外界认识的默克尔背后，说不定还存在另外一面，倘若全部可以看得一清二楚，她就不会成为总理了。难怪这个问题一再被提出来：真实情况如何？真实的她究竟是什么样子？

       答案很乏味：默克尔，其实就是我们看到的那个样子。隐于公众形象之后的她，也没有什么天大的秘密。想要好好研究她，一点儿都难不倒政治评论者以及长时间追随她的人。她身上有不少正面的特质——有好奇心，准确说来是求知欲强、好学。她在思索一个问题时，首先会全面彻底地了解那个问题。无论思考的是养老金计算公式、房市泡沫还是南海争议，她都要看事实。即使反面没有任何论据，她还是会去了解事情的反面。2012年7月8日，她与新当选的法国总统奥朗德于德法和解50周年纪念日会面，这给她上了第一堂城市关系历史课。她会研究外国对话伙伴的生平经历，认真搜寻他们的个人资料。

       她与印度总理曼莫汉·辛格也培养出真挚的私人关系：辛格的政治资历让她印象深刻，而他沉静得体的举止以及父亲般的镇定自如更让她难忘。一个默克尔身边的人说，一旦她不再因为新的经验感到惊讶，“就表示一切都结束了”。安排行程的人会考虑到总理的喜好，也知道如何满足她。默克尔每一次出国访问，几乎都是以造访学术单位画上句号——她在印度尼西亚拜访了海啸警报中心，在加拿大则参观了海洋研究院。

欣赏沉默寡言的人

       默克尔会分析她对世界的认识，评估论据，尽可能多地搜集事实，再权衡出一个净值。这种辩证的天赋有个问题：默克尔偏好引导、平衡，不重视无关紧要的个人感觉。她跟冲劲十足的政治家以及所有理论家，恰恰是明显的对照，与经常冲动做决定的施罗德有着天壤之别。默克尔赞叹施罗德具备那种自己不曾有过的能力，并越来越尊敬他。她大概会这样说，“这家伙才华横溢又精力旺盛”，然后脑海中始终有一股淡淡的得意，因为她赢了他。施罗德是灵光乍现的大师，德国少数具有敏感的直觉的政治家之一。对于她的前一任，默克尔找到了赞美他的话，想象着自己与他参加一场体育竞赛。

       如果有人拥有她所没有的能力，她会绝对佩服，譬如施罗德的直觉。他有一种独有的敏锐，总能在正确的时刻说出正确的话，但她没有这种敏锐。她比较喜欢孜孜不倦、向前推进的精神，这点也有问题：万一对手不像她这样钻研理智上可以领会的论据，逻辑架构便无从发挥功能，于是双方的论点便无法相互制衡，也就找不出折中的办法。

       例如，希腊应该节约120亿欧元，并制订出改革方案，这简直是个看不到尽头的过程，也让默克尔失去了信心。她在数不胜数的欧盟理事会会议中，也在希腊人面前，讲述改革及节约开支的道理，使反方的论据越来越薄弱。然而这样一来，政治将沦为市场，她一点儿也不喜欢这样。她最喜欢的名言佳句中，有一句非常明白易懂：“一言既出，驷马难追”，默克尔由衷地认同沉默寡言，她自己也一向守口如瓶。一次她在电视访谈中说：“我们的社会吝于保持沉默，这个社会实在变得太吵了。”

       她认为在有些时刻，保持缄默是一种高尚、正派的表现。然而在政治上，沉默经常有被迫的意味。例如，2005年大选期间的一天晚上，施罗德在电视上与围桌而坐的重量级政治人物，慷慨激昂地预言默克尔的优势太少，何况又遇上他带领的政党，所以她永远都当不了总理。假使那时默克尔反诘过去，想必就完了，因为有可能演变为一场无人幸存的对决。她在那晚成为施罗德的牺牲品，反倒使基民党团结起来，在大家都不看好她的情况下最终当选总理。沉默，即安静沉着，“对我来说是非常美的东西”。

       从各方面看，默克尔其实都是个话匣子，她喜欢谈天说地，享受美好的对谈。经常陪同她出访的发言人和幕僚，除了具备专业知识之外，也必须能谈些政治以外的事，比如足球、音乐、歌剧、艺术、历史。默克尔赏识有学养、能刺激她动脑筋的人。

       但在人际交往方面就不同了，特别是开诚布公方面。默克尔在跟自己信得过的人相处时，会直率说出自己对第三人的意见。所谓“信得过“，主要指总理府内的亲密圈子，办公室里的人、幕僚、发言人、早晨会谈的人。另外几位政治圈的同伴，如党主席弗尔克尔·考德、朔伊布勒与德迈齐尔两位部长，也都是信得过的人。所有她信得过的人，都能对外界保持沉默，这是忠心耿耿的一项证明。默克尔担任总理初期，时常听取外界意见，邀请外部专家学者共进晚餐。如今这样的行程逐渐变少，因为太天马行空、夸夸其谈了。不久前一位教授与她见面谈欧洲政事，隔天早上，半个柏林都知道这位教授去见过默克尔，想来他短期内不会再受到邀请了。

当她安静下来，就危险了

       若有人不符合默克尔的期待，她也会变得非常冷淡、怠慢，甚至挖苦对方。这时，当她安静下来，就危险了——总理府的人说，若她越来越安静，就表示她快要爆炸。她不会尖叫，只会用尖酸的话给对方以惩罚。如果一个问题在她心中发酵已久，而她忍耐多时的那个讨厌鬼恰恰又惹毛了她，她就会像海鳗一样离开洞穴，在正确的时机发动攻击。大多数时候，只有少数人见识得到她这种坚定不移的冷酷性格：共事者或政坛内与她争论的人，能和她一起决定职位的人，以及——我们不得不残忍地说——她不再需要的人。最近她就以这种方式，除掉了环保部部长诺贝特·勒特根，因为他在北莱茵—威斯特法伦州议会败选后不愿辞职，于是她就将他雪藏起来。勒特根就是不愿正视现实，而败选的污点也会成为内阁及环保政策上的负担。

       如果有些人担任的职位并非由她决定，而她又迫切需要他们时，她在那些人面前的态度就不一样了。如结盟党派的主席，或其他国家的领导人。她不容许自己表现得冷淡，甚至禁止自己流露出好恶。她永远不会在喜欢的人选的排行榜上，把小布什排在奥巴马前面。事实就是这样，她无法改变，只能接受。

       默克尔把政治支持者及反对者分为两类：一类能够沉默不语，另一类则不能。欧债危机刚爆发时，总理府频频邀请各党派领袖交换意见，很多专家尚被蒙在鼓里，默克尔都一一坦白相告。缄默乃最高戒律，因为这段时间以来大家都学到了一件事：市场对每一则谣言都会迅速反应。默克尔与2013年德国全国大选的对手施泰因布吕克有过一段耐人寻味的沉默经历。2013年，施泰因布吕克担任财政部部长期间爆发了银行危机，联邦政府以非比寻常的行动力，几乎在一夜之间提出了存款保证。那时他俩保密到家，而且引以为乐，但两人也曾度过互不信任的阶段。

       默克尔与社民党主席弗兰克-瓦尔特·施泰因麦耶或者绿党主席特里廷共事时，在政务上均运作良好。联盟之外的人不容易得到总理府的信任，而反对党想当然会将默克尔的亲信视为危险人物：反对人士可以尽其监督之责，要求执政者理解他们的要求，但政治责任及功绩不会落到他们身上。与社民党组成联合政府时，她与外交部部长吉多·韦斯特韦勒能做到彼此信赖，但即使在自己党内，也非时刻都能保持坦率。之前默克尔的外交政策，还必须与国防部部长卡尔-特奥多尔·楚·古滕贝格共同商议，那时许多内部讨论的细节都会流露出来。不过，自从古滕贝格下台后，一切就平静多了。

在交友上高度自律

       默克尔在交友方面高度自律，外界很少听闻谁是她的知心朋友。汉堡的社民党政治人物克劳斯·冯·多纳尼应该就是其中之一，还有人说“歌剧朋友”也是。属于其密友之列的人，都绝口不谈此事。默克尔对共事者始终保持距离，即便是办公室主任鲍曼，和她也一直都以“您”互称，从不直呼名字。倒是有几位政治圈的同事，默克尔习惯以“你”相称，包括韦斯特韦勒、施托伊贝尔和霍斯特·塞霍夫等人。

       默克尔在基民党内以“你”相称的朋友就多了，但也有些人，她吃了秤砣铁了心，就是一直称“您”，比如说朔伊布勒。朔伊布勒是她之前的党主席，绝非冷酷严峻之辈，但两人互称“您”，而且保持着些许不信任的疏离。有一次，两人为了一张欧元公投的宣传海报一起亮相，前党主席说了一句话：“意见不是永远相同，但要一直走在共同的路上。”此话不假，也许因为当年她在未告知的情况下，于《法兰克福广讯报》刊登与科尔决裂的公开信，让朔伊布勒无法释怀。又或者，前一年默克尔刊登了一小则家庭广告，公告她与绍尔举行了婚礼。朔伊布勒事前对婚礼一无所知（双方父母及兄弟姐妹也被蒙在鼓里），这让他觉得被刺了一下。在私事方面，默克尔有时的确很怪异。

       两人在2012年年初会面了一次，悄悄找到一条走进群众的小径，却也因此产生了更大的效果：默克尔问朔伊布勒，要不要一起上电影院看《逆转人生》（Ziemlich beste Freunde，直译为《最好的朋友》）？真巧，《逆转人生》是一部佳评如潮的感人电影，叙述被禁锢于轮椅上、贵族出身的菲利普和他不拘小节的黑人看护人之间的故事。朔伊布勒犹豫了一下，是否可以与妻子之外的女人看电影？最后两人神不知鬼不觉，潜入了波茨坦广场一家电影院的观众席。总理与财政部部长就像是“最好的朋友”，之后还去喝了一杯，一起看足球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