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1108 by Eth on Mixcloud

    
    来源：《财经》杂志 作者：袁伟时

任何国家的文化只有在自由交流的情况下，才能扬长补短，避免僵化。文化的特点是在人们的自由选择中自然更替。除了外敌入侵、军事占领下的奴化教育，世上没有所谓“文化侵略”和“文化殖民”。
     　　
    传统文化热气冲天。合理的、极端的，纷纷出场。如何看待这一文化现象？从19世纪争吵到现在，该有一个清醒的小结了。为此必须纵看历史，横观世界，俯览现实，冷静思考几个基本问题。
    　　
    纵看历史：震撼心灵的三大景象
    　　
    检视中国传统文化，呈现在我们面前的是三大景象：
    　　
    第一，耀眼的辉煌。
    　　
    从商代起算至道光年间，3000多年的岁月形成了一个人口高达4亿多——世界第一、国土面积居世界第二的共同体，其思想文化的主要支柱是汉族的传统文化。这个灿烂的文化拥有世界最丰富的典籍，源远流长的各个思想流派，独特的文学艺术，在世界历史上占有重要一席的科学技术成就，至今仍在发挥重要作用的中医中药。这个文化大体上与当时的经济发展水平相一致，且影响超越国境，泽被东亚。如此等等，都已铭刻在人类史册上。
    　　
    第二，历史的危机。
    　　
    17世纪以后乃至更早，中国已经在社会生活的主要方面落后于世界先进国家。15世纪地理大发现改变了世界各大帝国并立并存的局面，以世界市场的开辟和扩大为基础，各国联系日益紧密，兴盛衰败层见迭出，包括中国在内的东方各国逐步沦落尤为明显。近年来，在反西方中心论的旗号下，历史分流说流行一时;仿佛东方并未衰落，而是文明类型的差别，并无轩轾之分。有些国人因此沾沾自喜，甚至为直至19世纪中国经济总量仍然高居世界第一之类的话语所陶醉，忘乎所以。
    　　
    先不说那些总量第一的估算是否可靠， 1825年世界总人口约10亿，而中国人口已接近4亿，占世界人口总数的40%。“按当期购买力评价法计算，1600年中国占世界GDP的比重约为四分之一。1840年下降到了不到五分之一。”“中国人均GDP在1600年时大约只有英国的40%，与美国(地区)比较接近;1700年不到英国的三分之一，略超过美国的70%;1820年不到英国的五分之一，略超过美国的四分之一;1840年为英国的16%，美国的五分之一。”这是值得夸耀的第一，还是令人痛心的落后？
    　　
    数字后面是制度落后、文化落后。一个无可辩驳的事实是：承袭宗法专制制度的大清帝国没有靠自己内生的力量转型为现代社会。更令人痛心疾首的是，从1840年起计算，仅仅辩论是不是应该接受人类创造的先进文化就花了60年!义和团闯了弥天大祸，京师第二次被占领，赔了巨款，大清帝国才开始老老实实全面学西方。主要障碍是中国传统文化和依据这个文化体系建构的社会制度。代表当时主流文化的朝野人士坚持什么？
    　　
    1.中国是天朝上国，只准以华变夷，不准以夷变华！这是儒家坚持的天经地义，核心价值！
    　　
    2.在儒家三纲六纪固化为制度后，人都成为等级差序格局下的臣民、子民，任何超出圣人和经典教导的行动都是不容许的。
    　　
    3.皇帝是最高无上的“圣上”，集全部统治权力于一身。只要他高兴，可以随时砍掉任何大臣的脑袋，死后也可以挖出来鞭尸。有些年代，他分给臣下较大权力;但这是随时可以收回的，而且分享者同样是大大小小的专制者，百姓没有相应得到更大的自由。
    　　
    于是我们看到的是：
    　　
    中国人不乏创办企业、发展内外贸易的冲动，但是官府的答复是两个字：不许！要办也只能官办！
    　　
    18世纪就有大臣给乾隆爷上书，不废除科举，人才无法生长。皇上置若罔闻！一代又一代的中国青少年，只能继续让自己的头脑被几部儒家经典箍死，现代文明的新成就要进入中国步履维艰！
    　　
    时至今天仍有自封或互相吹捧的儒家“大师”，信誓旦旦断言儒学可以医治中国乃至世界的痼疾。他们故意回避17世纪至19世纪中国向现代社会转型失败的主要障碍就是儒学！
    　　
    第三，危机来自自身的缺陷。
    　　
    古往今来的文化、思想、学术，都是在不断克服自己的缺失和弱点中前进的。可是儒学为主体的中国传统文化自我更新能力薄弱。
    　　
    1.儒学从诞生之日起就以灌输信条为特征，对异端缺乏宽容大度。它与权力结合后，更不准他人议论，“非圣无法”，罪不容诛！没有外来的冲击，堵塞了自我更新的道路。
    　　
    2.儒学自我定位主要是教化子民的工具，匡扶圣主的拐杖，汉以后就极少激烈的辩驳了。后果是形式逻辑不发达；怀疑和自由精神不足；儒生们以皓首穷经为荣，砍斫了儒学内生的自我更新能力。
    　　
    3.与西方文化不同，中国传统文化自古以来把数学、逻辑、法律等学科排斥在教育体系之外，熟读儒家经典成为主要上升渠道，导致知识阶层视野狭窄，创新能力严重不足。
    　　
    如此等等都是包括儒学在内的中国传统文化明显至极的缺失，已经给中国历史的发展带来无法弥补的损失。
    　　
    令人寒心的是，当代儒学信徒仍然热衷灌输信条，俯伏在圣人脚下，在堵塞儒学前进道路的同时，继续充当愚民的工具。
    　　
    俯览现实：已摆脱被摧残、压制的处境
    　　
    如何判断当下中国传统文化的状况？
    　　
    它已摆脱了被摧残、被压制的处境，“国学”已是今日的显学。
    　　
    所谓国学不过是中国传统文化不准确和不恰当的表达。学术无国界。日本人造出“国学”一词，旨在压抑外来的儒学和佛学影响，抬高本土的神道和武士道。中国人跟在他们屁股后面鼓噪，意欲何为？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立即掀起的所谓“学术批判”、“思想改造”，至“文革”期间登峰造极，导致一场“破四旧”大劫难，破坏公私财产和文化遗产，折磨知识阶层，视生命为草芥，罪行累累。当下的“国学”热就其可以理解的一面而言，是对“文革”时期摧残文化登峰造极的野蛮行为的反弹。
    　　
    任何民族都应珍惜自己的传统文化。保护物质、非物质的文化遗产是政府的责任;继承和弘扬本国和世界的文化则是知识阶层的本职。中国人要不要传承自己的传统文化是个伪问题。传统是割不断的，它无所不在。除非你不说华语，不写汉字，传统文化无从回避。
    　　
    在看到和不能忘记过去的压制和破坏的同时，必须注意当下的变化。
    　　
    学术层面对儒学和其他传统文化的研究，早就不存在任何障碍；大批财政资金正源源不断注入这类项目。几个规模宏大、耗资巨大的整理典籍、研究古代文化的工程正在进行。夏商周断代工程；以《儒藏》为代表的文献整理和研究工作以及重修清史工程等等；乾隆时代编四库全书，望尘莫及!
    　　
    文化传统的重要组成部分——风俗习惯，也顺畅恢复。各地政府纷纷把一些民间庆典提升为当地的节日，娱乐和商业结合，煞是热闹。
    　　
    总之，经过30多年的拨乱反正，传统文化已上升为显学。说它仍然处于受压制或不被重视的状态，并不符合实际。细怿其意，不无过分抬高其地位或抵制他人议论它的是非得失之嫌。
    　　
    当下的危险：儒学冀图超越它不应和无力超越的边界
    　　
    任何民族的传统文化都有长短。正确的态度是扬长避短或扬长补短。
    　　
    修身是儒学之长。剔除不符合自由、平等的内涵，它多年凝结的道德规范、修身方法等等可以直接继承。与此紧密联系的与人相处的某些智慧，也有可取之处。培养浩然正气，坚持正义更是珍贵遗产。好些政治智慧也是值得珍惜的。
    　　
    问题是现在的某些儒学提倡者走的是歪道。
    　　
    第一，构筑抵制外来文化的思想堡垒。
    　　
    把所谓“国学”作为文化的聚焦点，就值得质疑。学术无国界。洋人研究中国传统文化算不算“国学”？20世纪从国外引进并已生根开花的人文学科和社会科学是不是“国学”？除了概念不清外，更可怕的是排外。
    　　
    改革开放以前，中国传统文化固然受难，更为残酷的攻击指向外来的现代文化。这一状况没有得到彻底纠正。
    　　
    一些国教派及其盟友——新左派今天仍叫喊反对“文化侵略”、“文化殖民”！研究“文化安全”也成了可以拿到大把政府资金的课题。
    　　
    任何国家的文化只有在自由交流的情况下，才能扬长补短，避免僵化。文化的特点是在人们的自由选择中自然更替。除了外敌入侵、军事占领下的奴化教育，世上没有所谓“文化侵略”和“文化殖民”。提出这样的概念旨在构筑限制文化自由交流的思想堡垒，在把自己打扮成爱国英雄的同时，推销自己从西方贩卖过来的极端思潮！
    　　
    文化同样不讲国籍。在这个领域只分真善美还是假恶丑。国人喜爱洋鬼子发明的电影、话剧、歌剧、芭蕾、、、、、、从小学习物理、化学等等外来科学、技术就危及国家安全了吗？或者是读莎士比亚是汉奸，看抗日神剧则成了爱国典范？一些人哄骗官员、忽悠百姓，说只要服食他们炮制的丹膏丸散，中国文化立马稳如泰山！其实那些直接或间接的封闭措施只能让中国人狭隘、猥琐，失去无所畏惧的创新精神，置中国文化于失去根基的危险地位。
    　　
    第二，一群挂牌或没挂牌的国教派崛起，玩弄“政治儒学”，要求把儒学变为国教，冀图排除他们认为不利于自己特权的各种学术文化。
    　　
    例如，他们鼓吹修改学术规范，把国际学术界公认的概念一一重新修改，把他们认为危险的思想因素一一剔除干净，建立“中国式”的概念体系。
    　　
    学术没有定论，任何结论和概念都可以修改或推翻。但是，这只能在国际学术平台上自由讨论、问难辩驳中决定是非。而国教派追求的是依靠权力，把自己的主张宣布为“中国式”的真理，排斥他们眼中的“异端邪说”。揣迎上意，冀图与权力结合，忽悠芸芸大众，用政治帽子压制不同意见，阻碍求真，这就是他们的逻辑。
    　　
    又如，他们力求修改现代社会基本制度，谋求少数人的特权地位。
    　　
    他们提出：国家最高权力掌握在通儒院、国体院和庶民院。通儒院由儒学之徒组成，领袖人选应由学者提名，检验他们对儒家经典的熟悉程度。国体院领袖由孔子的后代继承;其他成员则从圣贤、统治者和各大宗教领袖的后代中遴选。最后，庶民院应由大众选举产生或由各机构的领导担任。一项议案必须经过至少两院同意才能通过。最高原则是“保护儒家神圣合法性的首要地位”。
    　　
    说到底，就是他们这些自封的儒家大师和历代统治者及所谓圣贤的后代在国家最高权力机关中拥有否决权。自由、平等、民主这些现代社会的基本原则，通通被他们踩在脚下。
    　　
    问题是，你们凭什么要享有这些特权呢？捧着四书就可以向上爬的年代早已过去。宪政就是宪政，与儒学没有半毛钱关系。把宪政或政治与某种宗教联结，往往导致社会动乱不止。中东的乱局、ISIS的猖獗触目惊心；中国也不乏宗教极端主义者，千万不要玩火！不要以为这些是少数人的梦呓，他们出书、办报，有一群信徒并与新左派结盟。在尊重他们的言论自由的同时，必须揭露他们的谬误。
    　　
    为了支撑这样的错误理论，他们明目张胆伪造历史。西周在他们笔下成了儒家宪政的典范。可是，他们引以为据的文献，居然是早有定论的伪书：《古文尚书》。以考古成就为基础的西周研究硕果累累，竟被他们一一踏在脚下。如此藐视学术，令人吃惊！
    　　
    第三，他们哄骗乃至强制少年儿童读腐朽的《三字经》、《弟子规》。
    　　
    广州市教育局不久前就拨款几千万元在各校设置读这两部古代蒙学课本和其他儒学书籍的课程。有此类措施的地方比比皆是。这样的超出中小学教育纲要的措施恰当吗？为什么不用宝贵的资金建设书香校园，让学子们阅读全世界最好的儿童和青少年读物呢？
    　　
    先看《弟子规》。“事虽小，勿擅为”，“物虽小，勿私藏”！讲的都是行为规范。真的言行一致，培育出来的是事事看人脸色的小奴才。说了不做，变为小两面派！“亲有疾，药先尝。昼夜侍，不离床。”教孩子们这样做，出了事，要不要追究法律责任？“丧三年，常悲咽。居处变，酒肉绝。”这是儒学一贯推销的礼仪，2000年来制造了数不胜数的假孝子，真两面派。时至21世纪，为什么还要贩卖这些破烂？“非圣书，屏勿视。蔽聪明，坏心志。”养十万思想警察也办不到这一条。你们从幼儿园开始，就让孩子们相信这样的歪理，真是功德无量啊！
    　　
    再翻翻《三字经》。这部书全文1722字，涵盖了当时天文、地理和其他自然知识，道德规范和各种人文知识，包括中国的朝代、学术史、典籍史。就学术维度看，这些知识绝大部分都应更新了。就教育维度看，内容繁复，根本不是孩子们所能理解的。儿童教育的始点应该是培育他们的学习兴趣和怀疑精神，死读《三字经》与之背道而驰。“上致君，下泽民。扬名声，显父母。”它所传递的诸如此类的伦理观念，更值得斟酌了。
    　　
    更大的潜在危险：中国人会不会缺席轴心时代？
    　　
    再从全球的角度看看中国文化问题吧。上述种种行为的最大的危险是对外培植夜郎自大心态，对内灌输尊圣宗经和讲究尊卑等级的思维方法，压制人们的创造力。
    　　
    请允许我说个故事：1987年诺贝尔医学或生理学奖得主利根川进获奖后回到日本。当被问到为什么多数日本获奖者是在国外工作时获奖的原因时，利根川进回答：东方文化不利于科学发展。释迦牟尼说：天上天下，唯我为大。没有这种精神就没有世界第一。这与东方文化讲究尊卑等级是不相容的(大意)。他的箴言很值得中国人记取。
    　　
    日本文化在变化，思想自由度与欧美没什么差别了。他们获得诺奖的只有少数人在国外了。而中国人在学术领域依然与诺奖无缘。对挥舞大棒，在思想文化和学术领域把国界插入学术领域并说得天花乱坠的先生们必须大喝一声：你们贩卖的那一套限制自由，压抑创造，是毒害青少年的吗啡，为了中国的发展和13亿人的利益，请收起来吧！
    　　
    2000多年前的轴心时代，中国贡献了孔孟老庄和其他思想文化巨星，留下了无愧于时代的记录。人们说，新的轴心时代就要到来了，中国文化要在其中占有一席；为此中西文化必须融合。
    　　
    何时是新的轴心时代？这是几百年乃至千年后才会有定评。但有几条事实是可以肯定的。
    　　
    第一，17世纪至今，中国没有出现一个能引领世界向上的思想家。而欧美有洛克、孟德斯鸠、托克维尔、杰斐逊、哈耶克、波普尔、罗尔斯、诺齐克、阿伦特、雷蒙·阿隆、、、、、、一系列光辉灿烂的名字。
    　　
    第二，新的轴心时代的伟大思想家必然与解决世界两大根本问题紧密联结：一是世界实现一体化。二是建设一个没有战争、没有贫困、没有污染的美好世界。
    　　
    第三，19世纪以来，中国经历了最长和最为艰辛的转型苦难，理应产生震古烁今的思想成果和震撼心灵的艺术。现实的答复是：没有！没有！
    　　
    关键是辽阔的神州没有让思想自由飞翔、自由碰撞的天地。国教派及其追随者所作所为，不管其主观意图如何，客观上是在学术领域挑起国与非国的边界，把思想锁进牢笼！
    　　
    东西文化融合与期望
    　　
    人们津津乐道东西文化融合。无数论者期待用东方文化或中国文化的价值观去纠正或弥补西方现代文化，从而出现思想和学术的奇迹。指望靠老祖宗的余荫飞天！
    　　
    让我说句企盼被证伪的话：这是又一个黄粱美梦。
    　　
    经过众多先驱努力，东西文化在各领域都已自然融合。
    　　
    扫描思想文化的各个领域，在中国，哪里还有纯粹的国产品？即使是国画，不也吸收了众多西方艺术的成就？
    　　
    一些学者期待用东方价值观念去纠正西方价值观的偏颇。可是，我们至今没有看到足以服人的证据。
    　　
    有人说：天人合一是东方重视人与自然和谐的特性。但命题的提出就是西方环境保护运动兴起后的事，创意是别人的；且天人合一的本义是天人之间的神奇感应，跟人与环境和谐与否毫无关系。这个套路与晚清一些先驱们的西学东源论，异曲同工。从议会到各种机器都是中国固有的，“礼失求诸野”，多好啊！
    　　
    有人说：“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是中国特有的，足以矫正西方的个人主义。可是，各大宗教几乎都有类似的格言。犹太教：“你不愿施诸自己的，就不要施诸别人。”印度教：“你自己不想经受的事，不要对别人做。”《圣经·路加福音》：“你们要别人怎样待你们，你们也要怎样待他们。”穆罕默德：“你自己觉得什么是痛苦，就该想到对别的所有人来说它也是痛苦。”心同理同，各民族人性相同，中国人没有什么特别。
    　　
    亨廷顿预言世界将陷入“文化冲突”。西方文明与所谓儒家文明冲突的预言没有实现。西方与伊斯兰教的冲突似乎真的惊心动魄；实际矛盾发生在文明人与少数宗教极端分子之间，包括多数穆斯林在内都反对那些极端分子。这是文明与野蛮的冲突而不是不同文化的冲突。
    　　
    应该认真进行各国文化的比较研究。各种文化之间应该平等对话，但是也应该坦荡地汲取他者的成就，学者更应有世界人的眼光，不被民族情绪遮蔽自己，冷静地分析各种文化的成败得失，才能取人之长，补己之短。
    　　
    期望奇迹从天而降是犬儒心态。
    　　
    当务之急三件事
    　　
    摆正被国教派弄歪的路标后，传承传统文化有很多事要做。在我看来，当务之急三件事：
    　　
    第一，提倡全民读书，建设书香校园。
    　　
    21世纪了。这个时候谈传统文化不要忘记时代背景。世界正在走向全球化，中国正在走往文明大国的路上。眼睛不要只盯着几部儒家经典，把世界各民族的经典都请进校园，培育世界公民，中国才会涌现世界一流的思想家、科学家、文学家、艺术家、人文学科和社会科学各领域的大家。
    　　
    请谨记：现代国家文化一定是多元的。文化选择权属于公民个人。只有在自由的环境下，各种文化才能共生并育，不会僵死。不能再走灌输信条的老路，中国传统文化传承也须臾离不开自由问难和辩驳。
    　　
    第二，捍卫汉语纯洁，医治新华体的痼疾。
    　　
    传承中国文化，少讲大话，请从注意汉语的简洁、准确或言简意赅开始。
    　　
    “举行会谈”，“进行会见”、、、、、、这是新华社惯用的句式。那些记者约会，不知会不会说：亲爱的，我们举行吃饭吧！
    　　
    记者们喜欢使用方言。提炼方言，丰富汉语是大好事，但要注意文化内涵。“一碗三十蚊”的美食您敢吃吗？改为三十文，与古货币单位衔接，还原这个粤语单词的本来意思会不会好一些呢？老板逃跑，变为“走佬”，与台湾一样写为“走路”，动词、名词定位准确，汉语不变味，多好啊！
    　　
    第三，改进语文课本。
    　　
    语文课本增加古诗文，这是好主意。比重如何，应该认真研究。请注意不要光增加文学篇章。要选一些实用文章，例如信函(尺牍)和其他应用文。中国大陆知识人在使用尊称和问候语中闹的笑话太多了，稍微注意，不难克服，问题在语文课本要改进。
    　　
    （作者为中山大学哲学系教授）

谢选骏：申繻首开“轴心时代”论

2014年11月30

 （一）“轴心时代”的描述
    
    “轴心时代”（axial age，axle times，axial period）是德国思想家卡尔·西奥多·雅斯贝尔斯（Karl Theodor Jaspers，1883年——1969年）提出的概念。
    
    他在1949年出版的《历史的起源与目标》中说，公元前800至公元前200年之间，尤其是公元前600至前300年间，是人类文明的“轴心时代”。“轴心时代”发生的地区大概是在北纬30度上下，就是北纬25度至35度区间。这段时期是人类文明精神的重大突破时期。在轴心时代里，各个文明都出现了伟大的精神导师——古希腊有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以色列有圣经宗教的先知们，古印度有释迦牟尼，中国有孔子、老子、、、、、、他们提出的思想原则塑造了不同的文化传统，也一直影响着人类的生活。而且更重要的是，虽然中国、印度、中东和希腊之间有千山万水的阻隔，但它们在轴心时代的文化却有很多相通的地方。
    
    一般人认为，轴心时代的特点是“终极关怀的觉醒”，因为在那个时代，古希腊、以色列、中国和印度的古代文化都发生了“终极关怀的觉醒”，并产生了不同类型，决定了今天中国、西方、印度、伊斯兰等不同文化的形态。
    
    人们大都同意，轴心时代具有灵性觉醒的特点，迄今为止的人类精神，还没有超出轴心时代的范围。而这些轴心时代所产生的文化一直延续到今天。每当人类社会面临危机或新的飞跃的时候，我们总是回过头去，看看轴心时代的先哲们是怎么说的。
    
    （二）“轴心时代”的理解
    
    “轴心时代”似乎是一个无法超越的特殊时代。
    
    这是为什么呢？
    
    在我看来，“终极关怀的觉醒”并非轴心时代的主要内涵，因为，那些“没有实现超越突破的古文明”，如巴比伦文化、埃及文化，也是有其终极关怀的。且其文明的规模虽然比不上中国、印度，但较之希腊、以色列并不小，但它们为什么“没有实现超越突破”，反而难以摆脱灭绝的命运、成为文化的化石？
    
    这是为什么呢？
    
    我认为，轴心时代的精神实质，是“公平观念”的普及。正是公平观念的普及下，人类开始超越部落主义，具有普世情怀。
    
    例如对犹太人来说，“公平观念”体现为“外邦人的光”，对中国人来说，“公平观念”体现为“四海之内皆兄弟也”，对印度人来说，“公平观念”体现为“众生平等”，对欧洲人来说，“公平观念”体现为“上帝的爱”。而那些不能体现“公平观念”的文明，如埃及和巴比伦等，最终只能在外敌入侵面前灭亡，让位给比较能够体现“公平观念”的入侵者。
    
    “公平观念”并非高深学说，而是人的本能力量之一。
    
    2012年2月，伊利诺大学与宾州大学的科学家通过两项实验发现：一岁半的儿童已经懂得“公平”概念。
    
    科学家观察孩子是否会对不同的行为产生反应。
    
    在第一项实验中，有两只长颈鹿玩偶分别接受主持人给予的礼物，第一次主持人公平地分配了礼物，第二次则是只给其中一只。研究人员发现，当19个月大的孩子看到所有玩具都给了其中一只长颈鹿时，他们中的3/4都目瞪口呆，彷佛被眼前“不公平”的现象震惊了。
    
    第二项实验则针对21个月大的儿童，让他们观看2位大人收拾玩具。当儿童看到懒惰的人获得与收好玩具那个人同样的奖赏时，孩子们露出了不可置信的反应，几乎已到“傻眼”的状态。研究人员认为，儿童注视越久，代表他们认为眼前的行为“不应如此”。
    
    对此，研究人员斯蓉表示：“我们认为人类一出生就有着公平的观念。虽然在不同文化与环境长大后，这些标准与观念会改变，不过，资源要公平分享的观念是天生的。”
    
    （三）“轴心时代”的遗产
    
    “公平观念”并非高深学说，而是人的本能力量之一。
    
    但是，把“公平观念”贯彻到所有人类之中，却是轴心时代的特殊贡献。
    
    由于无法复原早期文明的社会，我们也就无法知道史前时期人们有关公平的看法。但是从任何一个社会的组织来观察，其内部全都通行着各自的“公平”，这就是所谓的“盗亦有道”：
    
    古代革命领袖盗跖的门徒向盗跖问道：“做强盗也有规矩和准绳吗？”盗跖回答说：“到什么地方会没有规矩和准绳呢？凭空推测屋里储藏着什么财物，这就是圣明；率先进到屋里，这就是勇敢；最后退出屋子，这就是义气；能知道可否采取行动，这就是智慧；事后分配公平，这就是仁爱。以上五样不能具备，却能成为大盗（革命领袖）的人，天下是没有的。”
    
    （“跖之徒问于跖曰：‘盗亦有道乎？’ 跖曰：‘何适而无有道邪？夫妄意室中之藏，圣也；入先，勇也；出后，义也；知可否，知也；分均，仁也。五者不备，而能成大盗者，天下未之有也。’”（《庄子·胠箧》，《新唐书·王世充窦建德传赞》：“其间亦假仁义，礼贤才，因之擅王僭帝，所谓盗亦有道者。” 明代的陈子龙《平内盗议》说：“盗之易治者，中多携贰，更相捕斩。今也数十万人，分数十枝，何以无相攻击者，何以无率所部降者，岂盗亦有道乎？” 郑振铎《集外·风涛三》：“盗亦有道！天下无道，赏罚征伐便自群盗出，呜呼！”为共产党革命作了最为生动的理论说明。）
    
    值得注意的是，盗跖和记录他的《庄子》，也都是轴心时代的产物。
    
    轴心时代的特点，还不是盗跖这种集团内部的公平，不是盗亦有道；而是超越集团和国家的公平，超越盗亦有道。
    
    轴心时代的特点，是几个文明中心突然“良心发现”或曰“产生了良心”，因此拒绝像早已文明那样能够毫不留情地对待和自己不一样的人。
    
    活跃在这几个地方的人们，开始用反省的方法、将心比心的方式，来面对自然和社会，产生了超越国家民族界限的世界宗教。现在人们把这些世界宗教叫做“高级宗教”，以便和部落宗教区别开来。而所有部落宗教的共同特点，就是极度赞扬自己、极度贬低他人。这些他人分别被中国人叫做“禽兽”、被希腊人叫做“野蛮人”、被犹太人叫做“异教徒”、被印度人叫做“贱民”。所以，以往中国称呼“英吉利”的时候，都要在这三个字左边加上反犬旁，以表示英国人不属于人类，“英国人，全是野兽”。
    
    是“世界宗教”，而不是“终极关怀”：才是对于“国家民族的部落主义文化”的超越和突破。这些超越和突破，后来在蛮族的不断入侵下，不断遭到拉回甚至扑灭，不过始终没有遭到完全的消灭。人的良心一旦产生，就始终存在了。而“良心”的重要特征之一，就是“怜悯”，怜悯几乎是一切高级宗教的特征。而怜悯的能力，正是通过反省的方法、将心比心方式，逐步获得的。这是“灵魂镜像”的结果。灵魂镜像就是给灵魂照镜子，因此体悟到一切思考都不是灵魂本身，而只是灵魂的镜像。并且，从这种思考和冥想出发，进一步推论出别人也像我们自己一样，“拥有灵魂”，因此“是应该得到我们尊重的人”。
    
    在这种意义上，我们也可以说：轴心时代的意识特征就是世界主义、人类一体。
    
    正因为如此，轴心时代迄今为止还是无法超越的，因为世界主义、人类一体还没有实现；各个国家民族依然周期性地从世界主义、人类一体的崇高境界把自己不断拉回，重新堕入部落主义、种族歧视的避难所。
    
    我们需要重新学会怜悯。
    
    怜悯我们自己，也怜悯一切他人，并从怜悯中得到恩惠和平安。
    
    （四）轴心时代的内省精神
    
    轴心时代为什么会强调公平呢？我认为这是和它的内省精神分不开的。
    
    鲁国的大夫申繻在公元前700年前后，就否定“天”具有降灾降妖的惩罚职能，这在世界历史上都是名列前茅的，甚至可以说申繻首开“轴心时代”：他认为，“妖由人兴也。人无衅焉，妖不自作；人弃常则妖兴，故有妖。”他认为灾异和祸患，都是人类行为失去常态而引起的。这与伯宗说的“民反德为乱，乱则妖灾生”，立场是一致的。
    
    郑国的子产曾明言“天道远，人道迩，非所及也。”指出遥远的天道，难以干涉近在甩咫尺的人类行为，周的史嚣更从历史发展和国势兴衰的角度总结了“神”与“人”对人类事物的影响：“国将兴，听于民；将亡，听于神。”短短两句，内含的启蒙精神却异常深入，“神”，已被理解为社会人类的一种属性。孔子“不语怪、力、乱、神”的态度和上述言论参照相比，并无真正的新内容，甚至有所退步；他是以“不语”来作回避，怯于正面的批判。
    
    申繻（音须），鲁国大夫。繻为其名，申为其氏。申繻在春秋中出场次数不多，其事迹见于鲁桓，鲁庄两朝，只有三件事，但每件事都表现出其人之睿智博学。
    
    一、论取名
    
    鲁桓公六年（公元前706年）九月，其夫人文姜生下长子姬同（后来的鲁庄公），鲁国为此举行了隆重的祭祀和庆祝仪式。在行礼之前，桓公向博学的申繻请教给自己的嫡长子，未来的鲁国国君取什么名字。申繻答曰：“名有五，有信，有义，有象，有假，有类。以名生为信，以德命为义，以类命为象，取于物为假，取于父为类。不以国，不以官，不以山川，不以隐疾，不以畜牲，不以器币。周人以讳事神，名，终将讳之。故以国则废名，以官则废职，以山川则废主，以畜牲则废祀，以器币则废礼。晋以僖侯废司徒，宋以武公废司空，先君献，武废二山，是以大物不可以命”。公曰 ：“是其生也，与吾同物，命之曰同 。”
    
    这是目前所见的关于中国古人取名的第一次总结。名字的种类有五：
    
    （1）所谓信，就是初生时所带来的特殊标记。比如身上的胎记，手掌的特殊纹路，乃至特殊的日子，等等。比如唐叔虞，其手掌纹路有字形曰虞，故名之曰虞；鲁季友出生，其手掌纹路有字曰友，故名之曰友。诸如此类。
    
    （2）所谓义，就是以祥瑞之字名之。如周文王名昌，周武王名发，皆此类也。
    
    （3）所谓象，就是以相似之物名之。如孔子名丘，据说是因为“生而首上于顶”（史记 孔子世家），脑门比较高相关土丘，故名之曰丘。
    
    （4）所谓假，就是以万物之名假托之意。如春秋时很多人名曰杵臼（宋昭公，晋之公孙杵臼），就是取杵臼之坚实不坏之意；孔子名其子曰鲤，亦此类也（似取鲤鱼跃龙门之意）。
    
    （5）所谓类，就是取和其父亲类似的名字。如鲁桓公和其太子同日而生，故名之曰同。
    
    另外申繻还说，取名字有一定的忌讳回避原则，最好不要以大的，重要的事物来命名。因为依照周人风俗，对神的名字是要避讳的，所以国君之类的重要人物死后为神，将进入祖庙接受祭祀，他的名字就必须避讳。所以用国命名就会废除国名，用官命名就会更改官职之名，用山川命名就会改变山川之名，用牲畜命名就会废除祭祀。比如晋僖侯名司徒，故僖侯之后晋国就不再置司徒之官；宋武公名司空，他死后宋国就废掉了司空之官；鲁献公姬具，鲁武公姬敖死后，具山，敖山（都在鲁国境内，在今山东省蒙阴县）也得跟着改名。
    
    鲁桓公听了申繻的道理，有了主意：“这孩子的出生，和我是同一今日子，也给他命名叫‘同’吧。”
    
    （鲁桓公六年，桓公向申繻询问取名字的事。申繻回答说：“取名有五种方式，有信，有义，有像，有假，有类。用出生的某一种情况来命名是信，用祥瑞的字眼来命名是义，用相类似的字眼来命名是像，假借某种事物的名称来命名是假，借用和父亲有关的字眼来命名是类。命名不用国名，不用官名，不用山川名，不用疾病名，不用牲畜名，不用器物礼品名。周朝人用避讳来奉事神明，名，在死了以后就要避讳。所以用国名命名，就会废除人名，用官名命名就会改变官称，用山川命名就会改变山川的神名，用牲畜命名就会废除祭祀，用器物礼品命名就会废除礼仪。晋国因为僖公而废除司徒之官，宋国因为武公而废除司空之官名，我国因为先君献公、武公而废除具山、敖山二山之名，所以大的事物不可以用来命名。”桓公说：“这孩子的出生，和我在同一个干支，把他命名叫做同。”）
    
    二、桓公如齐
    
    鲁桓公18年（前694年）春，桓公想和夫人文姜一起到齐国访问。申繻坚决反对。文姜与其兄齐襄公瓜葛不清之类的传闻，估计在鲁国已经不是新闻了，妻子红杏出墙，丈夫总是最后一个知道的。于是申繻找到一个堂而皇之，义正词严的理由劝说桓公不要去齐国：女有家，男有室，无相渎也，谓之有礼。易此，必败。
    
    其实申繻的话里已经委婉的道出了男女相渎的内情，以及此行的风险。但鲁桓公没听出来，也许是被文姜迷倒了，不愿意相信吧。总之，鲁桓公还是义无反顾的踏上了去齐国的不归之路。在齐国，他终于伤心地发现了妻子和他大舅哥的奸情，齐襄公也因为奸情败露，而派公子彭生暗中将鲁桓公杀死在归国的路上。
    
    三、论内外蛇斗于郑南门
    
    这件事大约发生在鲁庄公8年（前686年），在郑国都城的南门有两条蛇缠斗，结果城门外的蛇把城门内的蛇咬死了。这件怪事传遍了各个诸侯国。到了鲁庄公14年（前680年），原先被赶下台但割据于栎邑（郑国的大邑，在今河南省禹县）多年的郑厉公杀回来郑国都城，杀死了国君子仪，重新执掌郑国。
    
    城内的合法政府居然斗不过割据城外的流亡政府，联系起六年前内外蛇相斗的怪事，鲁庄公不由得怀疑这里面是否有妖怪在作祟。所有他就问申繻：：“犹有妖乎？”申繻对曰 ：“人之所忌，其气焰以取之，妖由人兴也。人无衅焉，妖不自作。人弃常则妖兴，故有妖 。”
    
    其实申繻是不太相信有妖怪存在的。这一点和孔子类似（《论语》“子不语怪力乱神”），也是儒家对待超自然现象的一贯态度。申繻说：人都是畏忌妖怪的，所以人的气焰萎顿时，妖气就张扬；人的气焰炽烈时，妖气就偃息。妖怪只有在人失常态的时候才会兴风作浪。只要做好人事，行得正，走得直，妖怪是不能奈何人的。
    
    其实郑厉公能够战胜子仪，主要是因为国人的人心向背，以及国际上的支持。硬要和内外蛇相斗的怪诞之事联系，是不能了解事实，也无法指导未来的。申繻能以务实清醒的态度点拨国君，在当时迷信蒙昧的时代，是非常难能可贵的。
    
    在谢选骏看来，轴心时代还是“从王国到帝国”的转接器：轴心时代的主轴似乎是反省与怜悯，但是其前提却是“把别人也当作人来看待”，因此产生了自我的内省与部落之外的感情、、、、、、我认为，这是“从王国到帝国的心理准备”；而不是“饱食终日”才能“推己及人”的结果、、、、、、轴心时代在不同地区（中国、印度、波斯、以色列、希腊、罗马帝国、阿拉伯沙漠），出现的时有先有后，最早的如中国在公元前700年前后，最晚的如阿拉伯世界，要到七世纪伊斯兰教的兴起。
    
    （五）文字记载的普及化促成了轴心时代
    
    不论公平还是内省，都是基于个人主义的兴起。
    
    轴心时代与个人主义：轴心时代的创举，是基于以下一个人们忽略的事实，那就是文字的普及，从庙堂走向民间；这就提供了一种不同于“官学”的“私学”──私学是轴心时代一切原创思想的核心，他们的原创并不在于“前无古人”，而在于“史无前例地记录了下来”、、、、、、孔子说自己“述而不作”，并非自谦，而是实事求是。
    
    “文字对于伟大思想的产生并不是必需的，但却是有益的、、、、、、这是否意味着轴心时代是一个‘证据的陷阱’？圣贤们的思想之所以变得如此具有影响力，完全是因为他们最终被书写成文？”──如此看来，孔子以及所有轴心时代作家的幸运就在于：他们时代的文字已经发展到足以记录复杂的“思想对话”的地步。
    
    孔子的例子也许最能说明这个问题，他承认自己没有多少原创性，所以《论语·述而》说，“子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窃比于我老彭。”但是，为什么孔子声名卓著，而老彭这位“殷初一位热心社会教育的贤大夫”却默默无闻呢？在我看来，是因为文字的普及，及时记录了孔子的言行；而老彭却因为与文字无缘而失传了——殷初那时的中国文字尚不足以记录人们的言行举止。
    
    难怪孔子以文王的继承人自居：公元前一千年左右，文王周易、武王革命、周公制礼作乐、西周诸篇大诰的写作、、、、、、所表达的信息是明确的：人需要通过自己的内省和行为，而不是通过崇拜和祭祀，来获得上天的恩宠——这其实是二十世纪人们所说的“轴心时代”的精神；只是，比地中海东岸的轴心时代要早了几百年，因此不为现代欧洲人所知。
    
    中国的象征：周文王姬昌：昌平是北京郊区的一个县城，“昌平”的含义是“文王平安”──昌平已经成为“第三期中国文明的起点”。
    
    （六）轴心时代与“第二代文明”
    
    此外，仔细观察一下，轴心时代还是“第二代文明”的产物。
    
    我想起在1986年出版的《神话与民族精神──几个文化圈的比较》一书里，我曾引用了一个“文明的世代”的概念，也就是说，比较原创的文明属于“第一代文明”，然后依次为“第二代”、“第三代”、、、、、、：
    
    第一：如果把史诗发展看作世界现象而不是孤立现象，两大希腊史诗显然比《吉尔伽美什》更为成熟庞大。“第一代文明”埃及没有产生过真正完整的史诗；同为第一代文明的苏美尔（Sumeria）有了雏型的史诗，“第二代文明”巴比伦有了成熟的史诗；“第三代文明”希腊有了伟大的史诗。这里的发展线索是有迹可循的，直接的证据就来自地下的泥板文书。
    
    第二：在印欧体系神话系统中，希腊体系神话比印度的紧凑，但不如北欧的集中，什么原因造成了希腊的“适中”呢？我们认为，这可能是由于：印度雅利安文明属于第二代文明，希腊文明和北欧文明则分别是第三、四代文明，据此是否可以推断“文明世代越晚则体系神话的系统性越强”呢？印度体系神话不及希腊的集中、希腊体系神话不及北欧集中，不是可以印证这一点吗？
    
    在1986年出版的《神话与民族精神──几个文化圈的比较》一书里我还指出：
    
    “埃及、巴比伦、中国、印度，都没有一个统一的、包罗万象的神话系统。相比之下，巴比伦神话比埃及神话、印度神话和中国神话更丰富更有系统。这多少由于，埃及和中国都是自发的第一代文明；巴比伦和印度虽是第二代文明，分别从苏美尔人和哈拉帕文明继承了基本的模式并吸取了诸多的元素，但它们都不及希腊神话的系统性强──没有形成一个类似希腊奥林匹斯神系（或北欧阿司特加神系）那样的一元化的万神体系。因此，可以说希腊神话（以及受它影响、后来居上的北欧神话）的系统性，在古代世界中为最。”
    
    同时我也注意到了：“先秦时代的中国，具有自发的第一代文明（如殷文化）和孤立的第二代文明（如周文化）的特征，它孤悬远东，从古代先进民族文化那里所获甚少。神话的历史化、政治伦理化的过程过早、过深地开始──导致现存的‘纯粹’神话材料支离破碎、断烂不全。历史化的体系神话（帝系传说）也充满政治伦理控制的精神，因而显见缺乏宗教、神话方面的经典，故中国未经历史化的宗教神话在古代各民族神话中最为缺乏系统。中国文化具有世界最早的非神倾向，这不同于反宗教的宗教如毛泽东思想，但其政治化与实用化等特性确实显著，而政治意识和历史意识的过早觉醒，则与中国孤立的第二代文明所处的历史背景、地理背景有关。首先，周人入主中原后，需要多方地压制原住且文化较高的东方民族（殷及其盟国）的反抗，因而大力改造当时的宗教与神话，以期适合自己以少制众的政治利益。其次，周统治集团及其继承者，如春秋时的北方诸侯与战国诸王及秦汉诸帝等，面临着一个共同的问题，必须应付北方万里边疆上的经常威胁。所以，我们发现古代中国北方诸国文化的非神倾向和现世的政治精神，要比南方诸国文化的类似倾向强烈得多。战国以降，南方文化日益受到北方文化的影响，双方差距日渐缩小。但南方文化中的意识和幻想精神，仍然强于北方。从诗歌到佛学的极为广袤的领域，或多或少都体现出如此的特点。”
    
    这样，经过反复思考，不难确认：
    
    轴心时代是第二代文明的产物。
    
    也就是说，苏美尔——巴比伦和埃及，由于他们是早期文明，带有过多的历史因素，因而反倒缺乏了接受新的启示的能力了。
    
    这主要是由于传统因素的强大，已经遮蔽了良知良能原创性能。
    
    第一期中国文明在秦汉以后丧失了来自本土的活力，一再需要外来灵感的刺激（第二期中国文明需要佛教、第三期中国文明需要基督教、、、、、、），也是出于同样的原因。不过中国西周以前的早期文明不如苏美尔——巴比伦和埃及那样成熟，倒也给了第一期中国文明一个轴心时代的机会。
    
    这就是历史的宿命？ [博讯来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