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种演变不可阻遏
江棋生
今年10月下旬，我在家乡常熟对自己的新书作了最后校定；当月底，该书在香港面世。在书的“自序：良知是第一推动力”中，我写道：我将“点燃良知的烛光”取为本书的书名，一是表明这些年来，我自己所做的，无非就是这七个字而已。二是呼唤我的同胞，能不能将良知的点燃作为我们共同的底线？尽管我知道，良知也有它的软肋，即她有时候难以抗衡人对权威的下意识服从。但是，我真的认为，国人破拆或越离无形之心狱，逐步变臣民认命为公民抗命，从而在中华大地上驱动文明前行、迎来民主转型的第一推动力，确非良知莫属。
或许是一种应然的链接，或许仅是一种纯粹的巧合，就在几天之后的11月3日晚上，我在东方卫视的《东方直播室》节目中，耳闻目睹了一位退休检察官点燃自己良知、践行公民抗命的真实故事。
这位检察官名叫孟宪君，退休前任职于安徽省淮北市相山区检察院。故事发生在2005年，当时他被指定为一起经济案件的公诉人。在这起案件中，他和检委会成员一致认定当事人“无罪，同意不起诉”。然而，他们的意见被一位市领导强行否决，案件于2006年在相山区法院开庭一审。在庭审中，这位检察官当场正面回应法官，震撼性地如实披露：检察院的起诉，其根据是“无罪也要起诉”的上级要求！当法官询问孟宪君：当事人高尚挪用资金86万元证据何在时，孟宪君先生再次据实相告：这个数字出自“领导意见”！我相信，如果不是良知的力量战胜了恐惧，如果不是抗命的心志驱走了纠结，孟先生是不会公开说出那样的真话来的。
相山区法院一审判决高尚无罪之后的第9天，孟宪君被逼执笔，在良心的折磨下为相山区检察院写了抗诉书。随后，淮北市中级法院终按市领导的意图，二审判决高尚有期徒刑3年，缓刑5年；还将高尚挪用资金的数额，从86万元再次莫须有地推高为360万元。
这起错案被铸成之后，当事人高尚先后向安徽省高院和最高院提出申诉，要求启动再审程序。然而，蒙冤受屈的当事人长达7年的一再申诉，均被冷冷地关门落闸、“依法驳回”。2013年，已经退休4年但一直觉得俯仰有愧的孟宪君听闻此事，又一次震撼性地站了出来，他于当年11月1日到最高检自我举报，举报自己“办了错案”。
孟宪君创举式的自我举报，撬动了锈迹斑斑的案件重审之门。在他上京举报1年零19天后的2014年11月20日，安徽省高级法院开庭再审了高尚案。
再审结果人们不妨拭目以待，但是，孟宪君秉持良知开罪权力的公民行为，具有直指人心的励志力量和示范效应，必将鼓舞和鞭策更多的国人，去像他那样凭良心行事，过真实生活。而孟宪君的正直和担当，也足以使五毛们——无论是统一加餐的还是自带干粮的——的行径，更为令人不齿、遭人鄙视。
在中国大陆，计件领酬的五毛们雪藏良知、见利忘义，早已是丑闻一桩举世皆知，此处不必多说了。就说那自带干粮的周小平，顺着权力意志说话，满嘴跑火车，甚至故意胡编乱造，又有什么良知可言？而比周小平更为高级的自干五——王绍光和汪晖们，又有多少良知可言呢？在不久前完成的“中国新左派批判（二）”一文中，张博树先生精准而尖锐地指出：在对当代中国政治的讨论上，王绍光和汪晖一样都是权力的“抬轿”者，只不过作为“学者”，他们对中国现存政治制度的直接吹捧（王）或明批暗捧（汪），其水平远高于周小平这样的五毛，自然也就有更大的欺骗性和危害性。读完博树先生的透视性批判全文，人们不难得到一个“别无选择”的结论：高级自干五们向权力靠拢乃至献媚，原因不在于认知问题，而在于良知问题。
在相关的后续报导中，我特别注意到：孟宪君先生点燃自己的良知，站出来力推错案的纠正，对此他并不感到恐惧；而且，他所接触的人，几乎都支持他的“自我举报”。这一事实使我感触良多，也使我在解读《辽宁日报》公开信事件上，有了自己独特的感悟。
11月14日，《辽宁日报》异乎寻常地发出了“致高校哲学社会科学老师的一封公开信”。信中指称，在被调查过的大学生中，80%以上表示碰到过课堂上“爱发牢骚”的老师，“法律、行政管理、经济学等哲学社会科学类课程，尤为突出。”……
这封一石激起千层浪的公开信，使我想到了什么呢？我想到了哈维尔对后极权社会的一段经典描述：
中学老师讲授他自己并不相信的东西，因为恐惧自己的前途不稳，恐惧丢失自己的饭碗；学生则跟在老师后面重复他的说教，因为恐惧不被允许继续自己的学业；……由于恐惧说“不”会带来的后果，导致人们参加选举，给（官方）推荐的候选人投赞成票，并且假装认为这种形同虚设的走过场是真正的选举。出于对生计、地位或者前程的恐惧，人们投票赞成每一项决议，或者至少保持沉默。
如果辽报公开信并没有夸大事实、危言耸听（我倾向于相信这一点），则对比两种不同的描述，可知中国社会已经发生了不容忽视的重大变化。什么叫“爱发牢骚”？就是对自己看不惯、不认可的东西不再保持沉默，而是有感而发，针砭时弊；就是不仅不讲授自己并不相信的东西，而且还揭穿、抨击那些可憎的东西。中国课堂上的老师“爱发牢骚”了，这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他们从双重人格的“夜间人”走向了单一人格的“课堂人”，他们不再是课堂上与官方保持一致，夜里对家人或挚友发发牢骚，而是在课堂上就表达异议，袒露自己内心的不同见解。在这里，我看到了一种质的飞跃。我要说，正是中国大学老师们敢在课堂上“发牢骚”，正是人们普遍支持孟先生的自我举报，正是戴翔先生力创《清明上河图·2013》，加上许许多多中华大地上的公民抗命行为，共同汇成了中国社会的历史性演变。
这场意义深远的演变，其最为深层的动力，来自良知激发勇气、勇气战胜恐惧。无论是当局将自干五邀为座上宾、将浦志强打成阶下囚，还是王伟光、逄先知和张全景轮番上阵施放“阶级斗争”和“阶级专政”的狼烟，由人的良知所引领、所推动的这一历史性演变，都是不可阻遏的。
2014年11月28日 于
北京家中
（自由亚洲电台11月29日播出）
（2014/11/28 发表）
一九七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下午，宋参谋通知我，要过年了，准备去洗一个澡。我很高兴地准备好换洗的衣服以及毛巾、肥皂等用具。上车的时候宋参谋没有去，而是指定了另一个排长和三个战士同我一起去。
一进浴室，就只见几个水管子全部都被冻住了，他们用柴烧了一个多小时也没有烧开。我说今天不洗了，等明天再洗吧。但是看守人员不准，用木柴烧了一大堆火，叫我先烤火。又等了好久，他们才浇开了两个水龙头，让我勉勉强强地洗了一个温水澡。
洗完澡以后，他们又叫我在那里接着烤火，说是要等外面天黑了以后才能回去，怕是有人看见。我说：“你们不是白天来的吗？为什么一定要等到天黑以后才能回去呢？”他们回答：“这是上面规定的。”
等到了天黑以后，我们回到楼里，刚一进门，那位副连长就说：“今天晚上有地震，不要上楼了，就在楼下休息、吃饭，现在我们正在给你做饭。”我感觉情况不对头，但是当时身不由己，又有什么办法呢？后来才弄清楚，当时他们正在楼上搜查我的东西，所以不叫我上楼。
刚刚吃完饭，团政治处的主任就来跟我说：“今天晚上，有‘中央首长’来同你谈话，你准备一下就走，要穿上衣服，免得受冻。”我心里想，“中央首长”找我谈话，可能是要解放我们了吧？心里好一阵高兴。
一出门，只见门口停着两辆吉普车和一辆警卫车。那位政治处主任带着几个警卫人员坐在前面的一辆吉普车上，让我坐在中间的一辆吉普车。宋参谋坐在前面司机旁边，我坐在后排，两边各有一个警卫员。后面是一辆警卫车，上面大约有一个排的部队。
车一出门，就向南走，然后转向东面。我不禁问宋参谋：“‘中央首长’找我谈话应该是在城里，北京城不是在西面吗，车怎么向东开呢？”宋参谋回答说：“走环城路好走。”我不相信，又不能问。越走离北京市区越远，我又问究竟到哪里去。宋参谋说：“到一个地方去，有首长找你谈话。”我说：“你们不要再骗我了。”宋参谋的态度比较冷淡，他说：“确实有首长找你谈话，在北面的一个地方。至于是什么地方，前面政治处主任知道，我们也不清楚。”
车到了沙河大桥，天空出现了月亮，外面的道路看得比较清楚，这时我才猜到，车是在往秦城监狱走。车越走，就越接近秦城监狱，就更加证实了我的猜测：是要把我关进秦城监狱了。
大约到了半夜十二点，看到前面有一个大城堡，高大的铁门和围墙，上面电网的红灯亮着。一进大门，只见有二十多辆车，我心里想，大概把我们黄、吴、李、邱全都弄到这里来了。
这就是著名的“无产阶级专政”的监狱——秦城监狱。秦城监狱是解放初期由苏联人帮助设计修建的，关押的差不多都是原来共产党自己的高级干部。
下车以后，就有几个人把我带到一座大楼二层楼上靠北面的一间牢房里。在这间约十步长、三步宽的牢房里，放了一张约有二尺宽、四尺长的“床”，上面已经铺好了被褥。有一个人开口，叫我坐在床上。接着又进来几个人，其中有押解我来的宋参谋和一个副连长。这时，外面走廊上挤满了人，乱哄哄的，也听不清楚他们在说些什么。
进来的几个人里，有一个是监狱的管理员，看样子顶多是一个连级干部，这就是宋参谋告诉我说的“中央首长”了。他向我宣布说：“中央决定叫你们到秦城监狱来学习、反省和改造，要遵守这里的一切规定。”
然后他们就开始交换我的个物品，并搜查我的全身。他们先把我的手表和身上的皮带拿走，再把衬裤上的裤带剪断拿走，还把衬衣上的钮扣也剪了下来，同时将洗脸盆、牙刷、缸子、牙膏统统拿走，把烟和茶叶没收，把我箱子里的东西统统翻出来，登记一遍拿走，搞了将近一个小时。
看到他们居然把我的牙刷和牙膏拿走了，我不禁发问：“用什么刷牙？”
答：“用牙粉。”
问：“用什么缸子？”
答：“用洋瓷碗。”
问：“用什么系裤子？”
答：“给缝上两条短带子。”
问：“长裤呢？”
答：“同样用短带子。”
问：“给看报纸吗？”
答：“给《人民日报》和《红旗》杂志。”
问：“可以看书吗？”
答：“可以借马列的书、毛主席著作和一些小说。”
问：“可以听广播吗？”
答：“我们这里没有这个规定，以后可以装一个有线广播，但现在没有。”
没等我再问，这个管理员就说：“不用问了，以后的一切，由我们负责安排，给你什么就有什么，不给就是没有，问也没有用。你要老老实实地服从监狱的管理和规定。”
他们搜查了我以后，就叫我休息，然后把两层门，一道铁门和一道木门关上就走了。我一个人在里面，头脑发涨，血压升高，手脚冰凉，恶心欲吐。没有手表，也不知道脉搏到底跳多少下。就这样，一直到天亮，我也没有闭上眼。
过去在历史书上看到的情景和戏剧、电影上看过的情景，在我的身上再现了。当然过去是满门抄斩，抄家灭九族，锒铛入狱，打入天牢。现在是进步多了，起码不是杀头。但是不论功、过、是、非，连事实缘由，都是次要的。一切服从政治需要，这才是真谛啊！
我实在想不出送我到这里的理由。毛主席、周恩来在世，恐怕是不会送我到这里来的。一切事实翻来覆去已经清查了五年，事实难道还不清楚吗？我没有参与“政变”，我没有反党反毛主席，大量的事实还不够吗？相反，正是因为我没有用头脑去分析，没有保留地执行了毛主席、林彪、周恩来和当时的中央的一切指示。在这个问题上，包括汪东兴在内的当时其他中央政治局委员的所作所为，并不会比我少，他们的心里应该是有数的
我思前想后，能送我到这个地方来的，当然主要是华国锋、叶剑英、汪东兴了，当时只有他们三个人是说了算的。华国锋不熟悉我们，叶剑英虽然熟悉，但“文革”中有一段时间“靠边站”了，有些情况不了解，我也不怨他。但是汪东兴，我们共事多年，无话不谈。当时，我们十分支持你的工作，很多事情是你鼓励我们做的，在庐山上共患难。我们的情况你不了解吗？到了这个时候，“四人帮”倒台了，却竟然把我们送进大牢，是出于什么需要？是要把我们当作替罪羊吗？凭良心自问，你内心里不受到自责吗？
我从十五岁起参加革命，跟着共产党、毛泽东，几十年的枪林弹雨，拼命工作，什么样的危险都遇到过，什么样的后果都想到过，也随时准备为党的事业而献身。但是唯独没有想过，要为党的事业这样“献身”，要坐共产党自己的大牢。要做一个全党共株之、全国共讨之的大坏蛋，忍受一切屈辱，受到这样的折磨。
我只有把这一切和满门抄斩和灭九族来比较，这还算是比较幸运的。这一切不怨天、不怨地，只是自己的运气不好。我想到了谭震林的“三个不该”，至于是不是“不该参加革命、不该跟毛主席、不该活到六十岁，”我并不一定同意。因为不参加革命、不跟毛主席我也是死路一条。但是思考再三，有一个不该，就是不该到中央工作。可怨谁呢？
第二天，就是一九七七年的元旦了，这是我一生中最感屈辱的一个新年。早上，他们给我拿来了两个馒头和两片咸菜，我一口也没有吃。整天我都拒绝吃饭，心想你们既然要置我于死地，我就死了算了！
他们派医生给我量血压、做心电图，但是什么也不告诉我。我要求给我吃一点安眠药，医生也不给，最后给我打了一针。但是我仍然不能入睡。后来，他们又给我输入了一瓶液，到了晚上，我睡着了。就这样，我一直不吃不喝地睡了两天。到一月三日，他们才有一点着急了。他们拿来一碗牛奶，硬是灌我喝了下去，又给我打了一针葡萄糖。我才从迷糊中醒了过来。
到了上午十一点钟起床以后，就有一点想吃饭了，情绪也稳定了一些，想到我还是要活下去。所以中午饭打来的时候，一碗米饭、一碗白菜，我都吃了。到了晚上打来两个馒头、半碗萝卜，我也吃了。吃完就睡，但是还是睡不着。我要求医生给我吃安眠药，医生给了我一粒速可眠，看着我吃了下去他才走开，但是仍然睡不着。我又要求医生给我打一针，叫我再睡一天。经过大约两小时的周折，医生于当晚十二点来给我打了一针，之后我才睡着了。
一月四日，我醒得比较早，但是仍然让我睡到七点开饭时才叫我起来。管理员告诉我，以后我每天在走廊上活动，等天转暖了，可以到室外活动。以后我牢房外面的铁门不关了，只关里面的木门。
以后，除了每天三顿饭和他们有事打开牢门以外，其它时间牢门是一直关着的。我蹲在这一米宽的牢狱里，什么也看不见。这里的条件比卫戍区差远了，但是为了活下去，为了有朝一日能澄清自己的问题，我决心什么样的苦也要吃下去。脑子里什么也不想了，只要搞好身体。为此我在牢房里，不断地活动身体，早起早睡，每天在牢房里甩手锻炼，饭后就在房间里走一千步。“放风”时，我就在走廊上来回走一个小时。吃饭时，不管什么样的饭菜，只要能维持生命，我就把它吃下去。
到了秦城，我们就都没有了名字，只有号码。我的号码是“七六〇二”，大概是一九七六年进来的第二号。我想“七六〇一”大概就是黄永胜了。但是在秦城监狱关了五年，我们从来没有见过面。无论是在监狱里，还是在“放风”的时候，我一直都没有见到任何其他的“囚犯”。这里好像是一个只有看守和我的世界，与世界上的一切都隔绝了。这所监狱里究竟关押了多少人，我不知道，但是好像不少的人都进过这里。监狱设计的如此巧妙，竟然谁也见不到谁，真是一个杰作。
这样，我的思想慢慢地安定了下来，想到自己所受到冤屈和不公平的待遇，我决心不管处在什么样的境况中，都一定要顽强地生活下去。
收音机被没收，广播是听不成了，学习英语也就半途而废。书也全被没收了，一本也不给看。为了消磨时间，也为了保持自己的正常思维，我把每天仅有的一份《人民日报》都一字不漏地全部看完。后来，他们又发给我一套简装的《毛泽东选集》，我又反复地学了几遍。
在牢记房里，钢笔、毛笔、铅笔什么都没有，写字也写不成了。有一天我用筷子蘸水在水泥地上写字，卫兵看见了马上就予以制止，还要看我写的是什么。当他看到我写的是“毛主席语录”时，就告诉我，不准在地上写字，更不准在墙上写。
牢房里没有桌子和凳子，墙上也没有钉子，我的衣服和碗筷都放在地下，就有许多小虫子往里面爬。吃饭的时候，再洗一下。监狱里给一个塑料水壶，每次送饭的时候给我打一次开水。还给一个小盆子，把洗脸毛巾、牙刷和牙粉放在盆子里。洗衣服也用这个盆子，但衣服不能拿出去晒，就晾在铁门上，让它阴干。牢房里有一个碗大的水池，上面有一个水龙头，洗漱就在这里。另外大小便也都在牢房里。
一九七七年三月，第一次允许我到楼下的院子里活动。他们在一棵大树下面，划了一个五尺见方的圈子，叫我在圈子里走了一个小时。我在散步的时候，看到院子里有许多土坑，上面盖了一些草垫子，坑里有一张张的木板床。我猜可能是唐山地震的时候，给“犯人”们住过的。
经过大楼出门的时候，我看见有一排高大的围墙，上面没有顶棚，外面有铁门，都上了锁。我当时想，可能是“犯人”们洗澡的地方。但后来他们叫我也到这里，我才知道，这是“放风”的地方。这样，“放风”的时候，谁也见不到别人。这样的“房子”每间大约五平方米左右，墙高约七、八米，墙厚七十到八十厘米，里面长满了草。每一排大约有十五到二十间。另外，围墙的上面修成了一条走廊，互相可以通。上面有两个哨兵看守着“犯人”，还有一个流动的带哨的人。
每次“放风”的时候，一个管理员押解一个“犯人”，关进一间“放风室”里把门锁上，他们就走了。等到“收风”的时候，再来将门打开，叫人回去。“犯人”每人带一个小马扎，如果不愿意走动，就可以坐下休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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