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5日，中央政治局召开了一次会议。当外界普遍将焦点对准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前夕召开的这次会议将释放何种宏观经济信号时，官方新闻稿末尾“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10个字，起初并没有引起太多关注。

几个小时之后，新华社于零点零分将一条重磅消息正式放上网，此时，短短的“其他事项”等几个字，已经扩展成了五百多字的新闻稿，主题就是周永康被开除党籍、移送司法。而在接下来的一段时间，这条五百多字的新闻稿，将在全球发酵成为五百万、五百亿量级的海量信息。

尽管已经是凌晨，不少手机客户端还是打破常规，第一时间向许多已经或准备进入睡梦的用户，推送了这条消息。这种被称为“半夜鸡叫”的新闻发布手法，并不是新事物。以往曾有很多敏感消息是选择在这个时段才由官方正式公布。之所以这样做，一来国内读者已经休息，大众不会第一时间进行热议，获得延时效果，一定程度上减少震荡；二来，更主要的是，由于报纸都已经进入了排版印刷的最后关头，没有时间再组织大量评论、解读，只能简单照登消息，外围报道只能再隔一天之后再见报，这样就给了社会舆论一个相对充分的消化、缓释的空档期，公众关注度经过一整天之后也逐步降温。不过在资讯高度快速传播的网络时代，这种做法的传统效果已经打了一定折扣。但相较于白天发布，延时和缓释效应仍然存在。

“12.5”和“12.6”：幸运数字的黑色幽默

对于即将迎来72岁生日的周永康来说，“12月”本来是他的幸运数字。1942年12月，“周元根”生于江南水乡。1985年12月，刚刚过完43岁生日的周永康被任命为石油部副部长，从此跻身部级高官行列，在通向权力金字塔的道路上迈上了一个重要台阶。1996年12月，末代石油部长、中石油首任总经理王涛退休，当了11年副手的周永康扶正。1999年12月他又由国土资源部部长外放四川省委书记。

从12月5日到12月6日，无从知道周永康这一夜是怎么度过的，也许对于早已被控制调查的他来说，这只是一个普通的夜晚。但对于围观的网民而言，周永康正式失去了“同志”的身份，变成了被检察机关正式立案侦查、逮捕的嫌犯。

“12.5”和“12.6”，对于周永康来说，也是极具戏剧色彩的两个数字。2002年，已经在十六大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的周永康与四川干部们“深情告别”的日子正是当年的12月5日。彼时的他，踌躇满志，或许已经看到了自己更灿烂的政治前途，或许也在为自己已经完成在四川的政商版图布局感到志得意满。第二年的这一天，2003年12月5日，一个叫詹敏利的女人悄然变成了四川天丰公司的控股股东，在当时四川水电开发的黄金时期，这家刚成立一年的小公司却屡屡击败财大气粗的央企而中标项目。如今，大家都知道，詹敏利是“神秘商人”周滨的岳母，周永康的亲家。这是周永康家族权钱游戏的一个缩影。

2007年12月5日，周永康第一次以政治局常委身份出席了中央经济工作会议。2011年12月5日和6日，作为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政法委书记的他出席了在宁波举行的全国领导干部接待群众来访工作经验交流现场会。如今负责侦办周永康的公安、负责立案批捕的检察院以及将来负责审判他的法院，当时都是这位“政法王”的下属。世易时移，角色转换之大，令人感慨。

然而就像西方一句谚语所说，幸运总有用尽的时候。2012年12月5日，在十八大上刚刚当选中央候补委员20天的四川省委副书记李春城被中纪委调查，拉开了十八大后重拳打虎的帷幕。对于将迎来七十大寿的周永康，这一定是一份非常糟糕、寒意逼人的“生日礼物”。但当时，外界还并没有将他与周永康联系起来。但一年之后，一切都变得非常清晰。

2013年12月6日，在无锡老家的周家二弟周元兴因“非国家工作人员巨额财产来历不明”被抄家。当月，公安部副部长李东生、四川省政协主席李崇禧先后落马。今次政治局会议又首度正式披露“2013年12月1日，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召开会议，听取了中央纪委在查办案件中发现的周永康违纪线索情况的汇报，决定开展相应核查工作。”正是在这一天，中央办公厅领导向周永康、贾晓烨夫妇宣布了令他们惴惴不安、但迟早要来的决定。

“12.5”和“12.6”，两个原本幸运的数字，如今成了对周永康的无尽嘲讽，这颇具黑色幽默的转变，都源自于无限膨胀的贪欲。周永康和他政商帝国的各位政客和商人，包括蒋洁敏、李东生、李崇禧、李春城、郭永祥、王永春、李华林、冀文林、余刚、谈红等等，都已全部被双开、逮捕，同为笼中之虎。

同病相怜：又一场薄熙来式的审判？

作为第一位在卸任之后被移送司法的前政治局常委，被立案侦查、逮捕对于周永康意味着什么？没有先例。但最具有参照意义的人物无疑是薄熙来。两个人都曾经一样的独断专行，一样的野心勃勃。周永康在担任政治局常委时，也曾身临重庆，对唱红打黑赞不绝口。甚至到了2012年全国两会，就在薄熙来已经风雨飘摇之际，周永康仍亲临重庆团为其站台打气。

回顾薄熙来案的处理过程，从2012年4月10日被中纪委立案调查，到9月28日中央政治局审议通过了中纪委的审查报告，开除其党籍，并移送司法，期间经过了160多天。又过了28天，10月26日，最高检公布对薄熙来立案侦查并采取强制措施。

对比周永康，2014年7月29日，中央政治局决定对其立案审查，到12月5日被开除党籍，时隔122天，而最高检同时对其批捕侦查。究其原因，在对周永康立案审查之前，李春城、蒋洁敏等人的案件已经间接调查了周永康的大量情况，而薄熙来案发相对突然，因此耗时更长。再者，薄熙来当时还是全国人大代表，所以需要等到全国人大罢免其代表资格之后，最高检才能立案，而周永康在理论上早已没有任何职务，所以无需经过这一关。

薄熙来案从2012年10月26日立案到2013年7月25日经依法指定管辖，由山东省济南市人民检察院提起公诉，到8月22日在济南市中院开审，中间经过了八九个月的时间。相对来说，周永康案前期直接或间接调查都已更为充分，预计周永康及其徒子徒孙们走上法庭的等待时间，要短于薄熙来案。

12月5日政治局会议痛批“周永康的所作所为完全背离党的性质和宗旨，严重违反党的纪律，极大损害党的形象，给党和人民事业造成重大损失，影响极其恶劣”，用了“完全、严重、极大、重大、极其”等一系列措辞强硬的词汇，而周永康的违法违纪情节，无论是涉案规模之大、人员之广，还是问题之多、性质之恶，都远远超过薄熙来。不知当年曾亲身参与薄熙来案处置、见证薄熙来被判处无期徒刑的周永康，如今该如何思索自己的命运？

张春桥式的沉默还是薄熙来式的嚣张？

当然，周永康或许不止会想到薄熙来，还可能想到另外两个人物，那就是王洪文、张春桥，这两人在走上法庭之前，曾拥有与周永康一样的身份“中央政治局常委”。

历史总是很巧合，34年前的今天，1980年12月6日，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开庭审理王洪文，当天的审理内容是王洪文诬陷陈毅一案；此前两天，12月4日，特别法庭就张春桥制造上海“康平路事件”和支持济南“五七武斗”等进行了审判。当年，为了审判四人帮，中央成立了两案领导小组，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分别成立了特别法庭、特别检察厅，并由两院领导人江华、黄火青亲自担任庭长、检察长，直接进行起诉、审判。

但现在的周永康恐怕很难再“享受”到这一特殊待遇了。在依法治国逐步完善的今天，他将沿用薄熙来模式，像其他省部级、厅局级的腐败官员一样，在中级法院接受一审。

执掌中国政法十年的周永康，对司法程序应该是再熟悉不过了，尽管他自己不止多少次直接破坏司法程序去干预案件结果。对于他而言，目前能做的恐怕只是在囚笼里构思未来法庭上的“台词脚本”，是上演王洪文式的积极配合？张春桥式的消极沉默？还是重现薄熙来式的张扬嚣张？

一切都充满悬念，一切也都在逐渐淡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