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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步之遥/贺岁片借古讽今被禁/军阀混战罕见老照片/从谣言看国情
發佈時間: 12/9/2014 11:22:37 PM 被閲覽數: 161 次 來源: 邦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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贺岁片借古讽今被禁 姜文击中共要害(组图/视频)


文章来源:

姜文在电影《让子弹飞》中强调,就是要“站着把钱给赚了”,而这部让他名成利就的电影也确实做到了。站着赚钱尝到了甜头,自然就有了“再爽一把”的念头。《一步之遥》顺势而生,姜文再次展现狂的一面,影片甚至都还未公映,预售出去的电影票就高达2亿人民币,这哪是“站着赚钱”,根本就是“躺着赚钱”。

正在影迷翘首期待《一步之遥》时,突然传出它的审查又出了问题。广电总局给出的修改意见包括“台词存在低级低俗、调侃经典及古今历史名人、性暗示……”等问题。如此变故,让片方都措手不及。不过,上映前突发状况的不仅仅有《一步之遥》,去年贺岁档热门影片《私人订制》,亦曾因审查问题而推迟首映,所幸并未推迟上映。



姜文:“他们说不过审……”葛优:“哦?”(设计对白,图片来源:豆瓣电影)


法新社就此指出,姜文2000年执导的黑色幽默风格影片《鬼子来了》获得了戛纳电影节评委大奖,但他之后却被禁止在中国境内拍电影七年。显然,姜文当年“触线”了,广电总局并不允许未经审查的国产电影前往国外参加所谓的电影节。姜文是个“有前科”的叛逆艺术家,倘若因为他的创作“涉及敏感话题”,那么这部电影被延期甚至禁止上映也不足为奇。

四年前上映的《让子弹飞》票房大卖的同时,也引发了一轮政治猜谜和解读的热潮。香港中文大学政治与行政学系高级导师蔡子强曾在《明报》上发表文章称,国内的讨论“认为这是一套拥有大量政治隐喻的电影,讽刺国内现实上的贪污腐败、人民的盲目 /投机/民粹,以至政治禁忌如‘八九’、‘六四’等。这些讨论指出,片中有着大量的政治符号,例如:片首的马拉列车,那是指以马列主义,带领中国走向现代化,结果遭到伏击,人仰马翻……”

“红旗下的蛋”在红旗下“撒野”

解读姜文,当然避不开他的身世。他属于“红旗下的蛋”中的一员,他和王朔、崔健等人属于同一阵营,他们出生于军队大院,属于类权贵或者接近权贵的家庭,有着天然的政治和生活境遇的优越感,同时也着获得知识更广泛的渠道,所以当整个乌托邦愿景被迅速置换为金钱第一的实利主义时,有着足够的落差让他们幻灭,而他们的知识背景又能让他们玩味与蕴酿出悲观主义的花朵。

崔健用摇滚呐喊出革命孤儿的惶惑与愤怒,王朔用不正经对抗着意识形态坍塌所带来的空虚。必须要承认的是,他们的这种惶惑是贵族式的,有足够多的拥有,才能支持这种破灭之后的错愕。反现八十年代余华、莫言等人,则更平民化,他们表现出的时代与饥饿、肉体有关,时代并不带有多少价值观的意味,它是实打实的荒诞怪兽,它吞噬实实在在的生命与情感。而崔健是乌托邦美学的忠实拥护者,当一个现实的乌托邦消逝时,他用一个更抽象的乌托邦来批判它。

至于王朔则有跟时代撒娇的本能,他是一种女性化的思维,他用撒泼耍赖的方式来表达去这个他不喜欢时代的恶心,又时常忍不住爆发出他林黛玉似的伤感。

姜文看起来像是崔健和王朔的结合体,他同时兼具批判与温柔两种素质,他强悍又脆弱,他严肃又绝对不放弃油嘴滑舌的乐趣。

细想一下姜文的所有电影,其实都在讲自己的那点心事,那个正统红孩儿的伤感,所以他对毛泽东的复杂情感也变得容易理解。而他所有的佯狂、流氓其实只是对乌托邦消逝的对抗,是一个眼里容不得沙子的坏孩子对芜杂现实世界的离弃,是精神洁癖患者对媚俗世界的怒不可遏然后又不得不低头投降。

审查制度是“万恶的”还是“必须的”

早前,中国著名导演谢飞在参加印度一个电影节时向当地媒体剖白:“在中国,电影局的审查制构成中国艺术电影的重大威胁。为获得公映许可,每一部电影从提案,到剧本,到最终的剪辑,每一步都受制于审查制。要是片子没有被审查通过,那么任何在公共渠道的放映活动与参加电影节的行为,都会被视作是非法的。比如说,贾樟柯的《天注定》现在依然被禁止在中国大陆放映。”

老一辈的中国导演痛恨审查制度,而有些年轻导演却表现得很乐观。曾被传为禁片的《推拿》最近在中国大陆公映,导演娄烨也想媒体阐明了自己的“审查观”:“电影是一个综合感受传递,很难用一些标准来衡量,比如衣服脱到哪里才是裸露,多少血才是暴力。而在这样的情况下,电影审查体制从技术操作上讲已经完全无法工作,这就是电影审查制度终会被取消的原因之一,因为从技术上讲,它即不能象分级制那样,通过影片分级来保护未成年观众,又不能满足成年观众的电影需求,同时破坏了宪法赋予的保护的电影作者的创作自由。所以电影审查委员会最终会被改变,不是由政府,而是由电影行业协会来接手这些工作。”

导演们的想法固然美好,但事与愿违,电影的审查,都是建立在现代民族国家意义上的统治技术,这个问题的本质是电影与国家的关系,是电影作为艺术的自足性是否服从于民族国家的主权性。世界上似乎不存在毫无任何电影审查的国家,换句话说,没有这样一个国家,可以公开放映任何一部电影。

说到审查,人们就会想起分级,其实,分级制度也是审查制度诸多形式的一种,只不过它运用了经济的、体制的、工业的手段对电影进行惩罚。当然,这属于高级的惩罚,世界上不乏低级的惩罚,比如禁止某位导演从事电影拍摄活动这种与宪法完全矛盾的荒诞处置。这其中可能还包含了更多的因素,电影制度史研究必须兼顾社会学、哲学、经济学、法学、心理学等诸多学科的考量。文化规训的复杂性在于,为整体的感性系统划分一个清晰的界限是非常困难的,所以从官方文书的话语逻辑、法规条目的修辞上,很难查出电影制度演变的内在动力。

那姜文的新片不给过审,能怪广电总局吗?只能怪姜文这次表现得太过自信,毕竟在圈子里公开叫嚣“站着赚钱”是很容易拉仇恨的——假设一个桥段:局里有些同志就是看不惯狂人作派,要在审片环节给你一个下马威,“我倒要看看你的子弹能飞多远?”蛮横如姜文,会做出怎样的反抗?其实,根本反抗不了。



德国之声

《一步之遥》离首映尚有“一步之遥”

由姜文导演的《让子弹飞》续集《一步之遥》原定于8日在北京举行的首映礼遭遇延期。有媒体猜测,广电总局汲取了上次《让子弹飞》引起政治热议的教训。



《一步之遥》剧照

(德国之声中文网)《一步之遥》制片方不亦乐乎影业12月7日发表声明表示:"遗憾地通知各位,因影片审查工作尾声中出现新的情况,只得拿出时间做最后之调整,首映礼因此延期举行。"

《一步之遥》讲述葛优和姜文饰演的角色从四川的鹅城来到大上海,一场1920年代的花国大选汇集了全球佳丽,决选尚未结束,一场匪夷所思的谋杀案,使得所有人的命运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声明最后写道:"12月18日公映时间不变,首映礼延后举办日期,将另行通知诸位。千言万语道不尽心中遗憾与歉意,相见之期,定不辜负众位期盼!你懂的!"



《让子弹飞》曾引发政治热议

法新社就此指出,姜文2000执导的黑色幽默风格影片《 鬼子来了》获得了嘎纳电影节评委大奖,但他之后却被禁止在中国境内拍电影七年。目前尚不清楚,姜文新片《一步之遥》遇到哪些具体的 审查问题。中国当局对政治言论监管严格,该国电影因为"涉及敏感话题"或"抹黑中国"而被延期甚至禁止上映并不足为奇。

香港《苹果日报》11月21日报道称,姜文、葛优的力作《一步之遥》还有不足一个月上映,但交到广电总局报批上映许可证时,被广电总局认为,片中处处暗喻民主和自由的精神,要想上映,必须修改38处。

该报还称,听说姜文亦有亲自找局长们据理力争,但经过上次《让子弹飞》的经验,相信内地电影总局很难会作出让步。

借古讽今举世皆有 为何中国尤多?

四年前上映的《让子弹飞》票房大卖的同时也引发了一轮政治猜谜和解读的热潮。香港中文大学政治与行政学系高级导师蔡子强曾在《明报》上发表文章称,国内的讨论"认为这是一套拥有大量政治隐喻的电影,讽刺国内现实上的贪污腐败、人民的盲目 /投机/民粹,以至政治禁忌如八九六四等。这些讨论指出,片中有着大量的政治符号,例如:片首的马拉列车,那是指以马列主义,带领中国走向现代化,结果遭 到伏击,人仰马翻……"



贾璋柯执导的《天注定》剧照

蔡子强继续分析:"当然,借古讽今,借故事针砭时政,举世皆有,但为何中国却特别多,而且对号入座的游戏,更炒作至全城鼎沸的地步呢?……官方加诸于媒体身 上,恍如紧箍咒的言论自由尺度,窒碍了言论。如果可以好似民主社会一样,每天各种观点都能够在媒体上畅所欲言,那么那些有心人也不用如此挖空心思,来把政 治观点通过种种借尸还魂的方法道出;而读者亦不用如此如饥似渴,也要在这些故事中进行译码重组,以啜取出一丝半丝的政治养分。"

中国导演协会今年4月9日让年度最佳导演与年度最佳影片 两项大奖空缺,引发有关是否在向电影审查制度叫板的讨论。此前,贾璋柯执导的《天注定》由于无法将影片通过发行DVD或者网络播放,提交导演协会后,不得不退出评选。该影片反映中国的社会不公和暴力横行等阴暗面,赢得戛纳电影节最佳剧本奖等多个国际奖项,但迄今无法在中国大陆上映。






辛亥革命后军阀混战罕见老照片(高清图集)



文章来源:
1911年,辛亥革命的起义军截获了装有清军军火的列车。是年中国南方各省起义反对清政府,12月29日起义军在南京成立临时政府,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此时以袁世凯为首的北洋军阀依然在军事上占有优势,北方各省新军就成为新的军阀,形成了军阀割据的状态。军队按照省籍贯,军官所毕业军校划分为势力集团。

01



孙中山像。1911年底,孙中山宣誓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时,次年1月18日,孙中山以提出《五条要约》的方式向袁世凯摊牌,企图坐实南京临时政府。经过反复修改又于1月22日以公诸报端的方式将南北双方幕后谈判全部曝光,令袁世凯极其尴尬和不满。1912年2月13日,袁世凯通电共和,根据南方独立各省及部分革命党人自始至终的意愿,孙中山提出辞职咨文,准备将总统一职还位给袁世凯。

02

袁世凯像。中华民国总统(1912-1916年)。南方各省的起义军反对袁世凯为代表的北方军阀的权利日益扩张,然而北洋军阀的势力依然强盛。1915年12月袁世凯宣布他要成为中华帝国的皇帝,南方各省政府极力反对称帝。此时,大部分北洋军阀开始抛弃袁世凯,最后袁世凯在一片唾骂声中结束了自己的生命。他留下的是一个南北割据,军阀混战的新中国。由于袁的去世,北洋军阀分裂为皖系、直系、奉系三大派系。皖系的段祺瑞在日本支持下,控制皖、浙、闽、鲁、陕等省;直系的冯国璋在英美的支持下,控制长江中下游的苏、赣、鄂及直隶等省;奉系的张作霖以日本为靠山,占踞东北三省。另外,山西的晋系军阀阎锡山,徐州一带张勋的定武军,西南的滇系军阀唐继尧和桂系军阀陆荣廷等,都在外国列强操纵下,尔吞我并,争斗不已。

03

张勋复辟失败后躲入荷兰大使馆,图为他与他的小儿子在荷兰大使馆里,1917年。

04

1917年张勋复辟是街头的“辫子军”与黄包车夫们在通往北京的大路上。

05



张勋部队到达北京,1917年张勋复辟时街头的“辫子军”及北京的警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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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7年张勋复辟时,小贩在故宫里卖大碗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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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勋的辫子军在故宫里扎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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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7年7月12日,段祺瑞率领军队包围了在故宫里的5000名“辫子军”。

09



1917年7月,张勋复辟时辫子军在紫禁城里停放的大炮。

010



1917年7月,张勋复辟失败后紫禁城里的兵营以及盛放战死者的棺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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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7年7月。张勋复辟时期驻扎在东交民巷里的欧洲军队。

012



徐特立的血书,1907年。“请开国会,断指送行”,题记为“善化徐懋生名特立十月二十六日九时在湖南修业学校断指沥书此八字为情愿人送行”。血书事件是指:1907年发生清政府向外国屈辱妥协的教案时,徐特立在学校作时事报告,讲到激愤之处,热泪如倾,竟拿菜刀把自己的左手小指砍掉,蘸着血写了抗议书,写完当场晕倒。这一“抽刀断指”的举动,顿时蜚声全省,徐特立也被当时有进步思想者誉为最有血性的激进人物。如果这不仅仅是张照片,还有原稿流落在国外的话,倒是很有意义的。原稿的编辑不知事件发生的年代,把它列入辛亥革命之后。徐特立是毛泽东和田汉等著名人士的老师。

013



1924年第二次直奉战争期间,控制北洋政府的直系军队使用现代化的75mm克虏伯榴弹炮。

014



1924年第二次直奉战争,在天津火车站的政府军。

015

第二次直奉战争,天津城里的士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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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5年12月份,直隶省天津附近,冯玉祥部队的运输辎重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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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玉祥部队进驻天津城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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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玉祥部队的运输辎重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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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玉祥部队在天津城内行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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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5年,冯玉祥部队在天津市内构筑的街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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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谣言看国情

 
来源: 2014-12-08 wencuecity
                  

从谣言看中国国情
 

     大约两年前网上造茅于轼的谣,说茅于轼拿了美帝五千多万美元的反华经费,被中国政府通缉,躲进了美国大使馆。几周以前这样的谣言再起,又增加了点内容,说此新闻是由纽约时报报道,得到香港明报的确认。还说两国政府的高层正在就此事协商。

     这样幼稚的谣言能够在中国广为传播,是有其原因的。如果在一个开明的法治国家,此类谣言不会有那么多的人相信,还会受公安机关的追查。谣言的兴起是和国情有关的。如果我们懂得中国的大背景如何帮助了谣言的传播,以后可以防止类似情况的发生,对社会安定是很有必要的。

     对一个人造谣中伤是犯法的。如果产生了社会影响,公安机关会追究造谣的人,并绳之以法。在中国如果对领导人造谣,肯定会有公安机关追究。但是如果受害者是一个普通公民,公安机关就不一定会管。这说明在中国每一个公民受法律保护的程度是有巨大差别的。就茅于轼这件事来看,公安机关对此没有采取任何措施,之后这些造谣分子可以继续目无法纪,为所欲为。

     谣言说茅于轼拿了美帝五千多万美元的反华经费。造谣的人对五千万美元的分量没有任何概念,随口说了一个数。事实上给一个人的特务经费一般是几万美元,顶多二三十万美元。只有支持一个团体才用得到上百万美元。至于上千万美元,可以装备一个全副武装的连队。由于造谣人的文化水平太低,造的谣非常幼稚,有点思考能力的人根本不会相信。但是在中国,百姓的文化水平都比较低,所以相信的人还不在少数。这也是中国的国情。

     一个被政府通缉的犯罪分子可以躲到外国大使馆去,把外国大使馆看成窝藏犯罪分子的场所,是对国际关系的严重误解。一个国家的驻外使馆必须遵守当地政府的法律。哪怕是交通规则,如果犯了规一样要受罚。如果大使馆可以给犯罪分子避难,哪个主权国家会让外国开设大使馆。

        谣言说,是美国提供了一大笔反华经费,企图颠覆中国政府。把美国看成“亡我之心不死”的敌人。这种观点在底层群众中确实很普遍。但是如果认真地回顾历史,这种说法完全没有根据。环顾全世界所有的国家,对中国最友好的应该就是美国。美国从来没有占我们的土地,而英、俄、德、法、荷,更不用说日本,都欺侮过中国,在中国设有租界。但是美国没有。特别是美国帮助中国打败了日本。否则今天的东三省和台湾,还是日本的占领区。当时中国能够恢复日占区的主权完全是靠美国的帮助,不是我们自己力所能及的。中国能够成为联合国安理会的常任理事国,主要靠美国的支持。让美国成为中国敌人的,是因为金日成南侵,企图解放南朝鲜(韩国),乞求毛泽东出兵。我们调转枪口把昔日的盟友当成敌人(事实上和中国对阵的是联合国,联合国通过决议,判定中国是侵略作者,十几个国家联合出兵,但主力是美国)。以后毛泽东发动十几次全国性的反美大游行,宣传美帝是我们的头号敌人。大部分民众不明真相,受了蒙骗。如果回顾真实的历史,反美是完全没有理由的。

     确实,美国是一个反对共产主义的国家。这一点大家都知道。中国在改革以前确实是把共产主义作为国家的目标,我们参与了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但是改革开放以后情况已经完全扭转。现在除了写入党申请书,要为共产主义奋斗之外,其他场合没有人再提共产主义了。我们提的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在全世界还坚持共产主义的国家事实上就剩下古巴,北朝鲜等极少数,连他们也在逐渐引进私有制和市场经济,因为共产主义这条路走不通,已经越来越明显。我国实行的是以私有制为主(事实上,口头上还有所保留)的市场经济,而且取得巨大的成功。这和资本主义的原则大同小异。所以美国虽然仍然反共产主义,但是并不反对中国,还要和中国合作。当然两国之间有矛盾,这并不奇怪。各国之间或多或少都有分歧。但是有更多的合作。合作是主调。

     拿中国的外交方针来看,我们强调的是和美国的战略合作关系,甚至认为彼此不能分离。过去我们要埋葬资本主义,做资本主义的掘墓人。我们亡美国之心不死。现在没有那个政府官员还要埋葬美国的。相反,我们百姓大量移民去美国,大中小学生都在学英文,大量留学生在美国念书。许多领导干部的子女都在美国居住,有的获得绿卡,或已经成为美国公民。中国对外一百多个国家中,关系最密切的恐怕就是美国了。这样一个现实状况,怎么谈得上美国要花钱雇人去颠覆中国政府呢。这种思想倒也不奇怪。因为不少底层百姓还受改革前十几次反美大游行的影响,一时转不过来。

     这个谣言还要借助于美国的《纽约时报》。说是《纽约时报》报道的,因此有极高的可信度。可见中国人暗地里还是相信外国报纸。反之,对本国报纸倒是将信将疑,持保留态度。因为中国报纸有很明显的立场,报道中不能不偏不倚,往往只有一面之词,反面的信息看不见。这是中国舆论界的一个大问题,公众对媒体缺少信任度,说什么都不信,所以假话,小道消息到处传。获得的信息不真实,社会就很难稳定,造谣的人也就有了机会。在一个说真话的社会里,说假话会处处碰壁,也就没有市场,谣言更难让人相信。假话和谣言是一对双胞胎,假话泛滥的地方,谣言容易传播。因为公众被假话蒙骗,失去了判断真伪的能力,给假话和谣言以可乘之机。

     从社会安定的角度看,谣言和假话使得大众迷茫,不知所从。这也是当前价值观混乱的原因之一。消除假话和谣言首先要让大众能够获得真实历史的信息,有发现事实真相的机会。对执政者而言,要有揭示真理,走向长治久安的勇气。不是得过且过的混日子。从治标方面来讲,公安部门在执法中应一视同仁,追查动机不良,造成混乱的谣言要“违法必究”,而不是选择性执法。这样持之以恒,整个国情也能逐渐改变,百姓成为有素质的国民

撰稿 茅于轼 FT 2014年11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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