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伟人，自然是周永康落马前。众所周知，周永康的职业生涯是从中国北方的油田技术员起步。1983仕途运盛，两年后更是官拜石油工业部副部长，成为政坛新星。1998年，周永康结束了32年的石油行业生涯，出任新成立的国土资源部首任部长。2007年，周永康进入了中共权力核心，任中央政治局常委兼中央政法委书记，兼任中央防范和处理邪教问题领导小组组长、中央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委员会主任。
在其逐步掌权的这几十年间，周永康确不失“伟人”之称。翻阅墙内旧闻不难发现，周永康在意气风发时期的那些“壮举”：四川任内，他扬言要力争十年内将四川建成西部经济强省，提出要将信息产业作为“一号工程”，并在调任前留下了一堆政绩工程；在成为首位由中央政治局委员兼任的公安部长后，他曾亲批大案告破，摧毁千亿假发票案背后的利益链；也曾为民众安危表示，加强打击黑恶势力铲除治安混乱祸根；开展禁毒人民战争；甚至对外呼吁：为维护世界和平作出新贡献！在政法委期间，更是主导社会稳定的直接负责人，曾“平定”了09年的成都唐福珍自焚案、北京赵连海案、2012年湖南李旺阳事件等等；其反腐语录，也有“常思贪欲之害，常怀律己之心”的清正廉明。
不管是作秀还是尽职，这样的周永康在其同乡眼中就是：一个出身贫寒、白手起家，从一个普通的捕鳝鱼人的儿子做到万人之上的京城高官。因此在他们心中：周永康作为和他们一样的小人物，最后没有再去捕鳝鱼却能权倾朝野，确实是一种“伟大”。
权力扮演下的“伟人”，可以迷惑乡亲，却逃不过正义的惩罚。一个权倾朝野，无恶不作；一个权倾朝野，为国为民——两个周永康必然有其一逃不过历史的考验。围绕周永康的贪腐窝案已经暴露他政绩背后的利益联盟，数不清的亲朋好友、记不明的情妇涉及足以让他脱离“伟人”之列。更有大量的证据显示，在周永康主导胡温体制的维稳十年里，中国的社会矛盾没有一项真正得到解决，反而社会动荡显著增加。一些征地拆迁所引起的与民争利问题、城管执法问题、环境破坏问题、公平和秩序问题等都灼烤着中国大地。
审判周永康案——明枪易躲暗箭难防
现在，终于到了审判这个“罪人”的时刻了。然而，周永康执政十余年，那个“伟大”的周永康已积累了川军嫡系、石油帮、公安亲信、秘书帮、亲人团“五大系统”，目前虽已被彻查，但他们留在中国社会的阴影还需更多时间方能消化。因此，即使在这审判时刻，中共对周案的处理也依然暗含危机。
首当其冲的自然是围绕在法办周永康的反抗势力，《华尔街日报》分析称，中共开除前公安部部长周永康的党籍，这是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领导的反腐运动中最大胆的一步，这场运动已经颠覆中国的精英政治。从川军嫡系最先被查、石油帮轰然坍塌，公安系统多名高官被查，秘书帮土崩瓦解……这些人的沦陷已是由下至上地震动了中国官场。从某种角度来看，反腐可被视为两股力量的较量，明代嘉靖皇帝年间，围绕首辅严嵩的腐败集团严党猖獗一时，甚至在严嵩之子严世蕃入狱后，依然被严党供养，在狱中也过着奢华生活。而近年来，中国腐败问题困扰政府多年不解，也可见腐败势力的强大，更可况周永康腐败渗透到社会的各个角落。所谓明枪易躲暗箭难防，即便周永康被盖棺定罪，这股反抗势力也会拼死挣扎。
其次，就是审判周永康案所涉及到的敏感问题，也是危机的来源之一。周永康涉及了很多保密问题，最重要的莫过于国家机密，由此诸多分析人士认为，周案将不会像薄熙来那样公开。但若审判“大老虎”就这样关起门来，中共要如何向老百姓交代呢？又如何让那些腐败势力心服口服呢？一直以来，围绕周案的谣言已是不绝入耳，按照官方的谣言标准，特别是最为敏感、历来为重点打击对象的政治谣言的标准，这弥散人间的传言都是谣言。中国政府更应该拿出“坦诚”的姿态来以示对腐败势力的决绝。若审判周永康因无法把握敏感问题而不得公开，让人民继续活在谣言里，一旦量刑有失偏颇，一年多的反腐努力就会事倍功半。
再次，就是司法问题，这也是审判周永康的最大危机。周永康在担任政法委书记期间，中国司法严重倒退毋庸置疑，很多法学者希望借助周永康案推进中国的司法改革。而中国政府在宣布司法移交周永康案前的四中全会提出“依法治国”政策，或正是为审判周永康做准备。只是，中国司法问题依然存在已久且弊端重重，而所谓保证司法权力的最直接方式就是司法独立，这就要求执政者主动放弃对司法权这一重要权力的控制。但中国改革通常是执政者自上而下推动，自然强调的是“党的领导”。对中国执政者而言，任何触动这种权力集中控制体系的改革，都可能有导致整个体制垮塌的连锁风险。更不用说周案本身就错综复杂，如何保证党的权力又能履行法治承诺，是中共考量如何操作周案的两难困境。
最后是处理的危机，即对周案处理后的执政问题，这也是很多学者强调的制度改革。周永康做了那么多危害国家和政党的事情，其负面影响自然不可能因为他的入狱或者死亡就此结束。有观点称，周案本身有反腐败的独立价值；对周案的处置，也有法治建设或制度建设的意义。从周永康扰乱中国政法十年一一切开、对症下药，的确有推动法治建设的可能，但从中国官场的制度出发，周案未必就有那么大的推动力。最简单的道理不过是，若中国政府依然保持以往的“一个中心”（中央集权）的体制框架，人民群体没有发言权，“周永康”依然会在中国官场起死回生。
某种程度上说，周永康留给中共的教训是国体之弊。正如管理学上那句亘古不变的真理：“好的制度让坏人变好，坏的制度让好人变坏。”周永康不是生来就坏的，因此在处理“罪人周永康”时，就不应该简单地视为个案典型。要知道，周案黑幕重重，不但让中国政府一次次地陷入被动地步，甚至还曾威胁到国家的安定。中国必须要有一个摒弃周永康的制度，才可以名正言顺地解决周，才可以避免陷入打死东北虎，再生西北虎的恶性循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