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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鄉/中国梦第一碑/余英時:做一個有尊嚴的知識人/北美白人与印第安人/零/生僻词
發佈時間: 12/11/2014 10:49:59 AM 被閲覽數: 134 次 來源: 邦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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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VB絕美背景音樂——故鄉的原風景






耗资巨大!21米高“中国梦第一碑”亮相北戴河(组

图)


文章来源:
        



中国梦第一碑



游人在碑前留影





中国梦第一碑

原标题:21米高“中国梦第一碑”亮相北戴河四百万元纯铜铸造

中国经济网石家庄12月3日讯(王冬陈刚)近日,在位于河北秦皇岛市北戴河区的圆梦园内,号称“中国梦第一碑”的大型铜碑高调亮相,引来社会各界颇多关注。

在该园区尚未完全竣工的一期工程中,有两座巨型的铜碑格外引人注目。一座是高21米的“中国梦”碑,碑身正反两面分别雕刻着“中国梦”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等巨型文字,另一座是高18.8米的“和碑”——“和”文化始祖、先秦圣贤“史伯”的巨型雕像。

据了解,这样的铜碑在国内尚属仅见,而“中国梦”碑更被外界称为全国“中国梦第一碑”。作为圆梦园的核心景观,其耗资相当巨大。据初步估算,这两座铜碑仅制作与安装的费用就高达近千万元。

圆梦园的投资人与设计师王殿明秉承以“和”化中华的坚定信念,倾其所有、尽其所能建造以“和”为主题的文化景区,引起强烈的社会反响。王殿明表示,“和”是天下之大道,也是数千年来融入中华民族身心的价值观念。圆梦园是“和”的大观园,旨在打造成为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展示中国形象、传达中国梦精神、宣传中国道路的基地。

按照园方的规划,这个风光秀美的园区将被建设成为一个中国“和”文化的展示基地、“中国梦”精神的传达基地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教育基地。这两座让园方引以为豪的铜碑为圆梦园和它的创办人王殿明引来了颇多关注。王殿明说:“建造“中国梦碑”与“和碑”并不是出于经济方面的考虑。为什么要修那么大,那么高?因为这样才有气势嘛!不是“人傻钱多”,而是要让来这个园子的每一个人都对我们的传统文化,对“中国梦”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产生一种敬仰之心”。

正带着一家四口在集发观光园游玩的北戴河市民王天广特意来到圆梦园游览、拍照。王天广一边给孩子解释景观一边说道:“园区内容很丰富,形象直观的展现了我国‘和’文化、‘中国梦’精神,这些对孩子继承中国传统文化和未来成长等都有很大的帮助。”

北戴河圆梦园是河北省秦皇岛市戴河之滨的一个民营文化观光园区,位于北戴河集发生态观光园西侧,圆梦园一期工程占地120亩,投资5000万元,兴建了中国梦第一碑、和碑、圆和梦等建筑以及玫瑰园、三农文化园、十大思想家等多个文化展馆。

《中国梦碑》设计创意说明《中国梦碑》采用纯铜制作而成,分为碑座、碑身、碑头三个部分,总高21米。

碑座部分为方形,四面铸铜浮雕,体现全国人民团结奋斗,共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正面浮雕是习近平同志对“中国梦”的文字阐释。其他三面浮雕,“人”寓意以人为本。“众”寓意众志成城。“国”寓意国富民强。

碑身由三部分组成底部为坐落在地球上的四面体“共”字变形,体现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伟大祖国和伟大时代的中国人民,共同享有人生出彩的机会,共同享有梦想成真的机会,共同享有同祖国和时代一起成长与进步的机会。共生共赢,共立共达,共同圆梦。 中部为印章的造型,象征党的领导秉公诚信,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正面锻刻“中国梦”,体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百年梦想。背面锻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体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中国梦的精神支柱。 中部外围是两双手臂的托起造型,体现为中国梦而奋斗的全国人民团结在党的周围,勇于奉献与担当。

碑头部分为四面体的“人”字造型及象征日月的两个球体,体现人本理念,天人合一,共创辉煌,享誉环宇。



园区全景



碑文





感恩节,解密北美白人与土著印第安人的历史恩怨


rave    消息树



 在许多说教中,美国疯狂屠杀印第安人成了铁打的罪证,一个帖子言之凿凿地教育我们:美国原有250万印地安人;到19世纪末只剩24万人,濒临灭绝。一句话,这是美国的罪恶。我不知这些宣传或说教者是粗枝大叶还是别有用心,历史并非他们说教的那样。

  
  有印第安人被屠杀确是历史的真实,但与美国究竟有多大关系则是另外一个议题。举一个也许不甚恰当的例子吧,倘若谁说共和国在甲午战争中失败,从而割去台湾,所有人都会嗤之以鼻,许多人必定还要跳起来。但同样道理的事情,我们说别人何以就心安理得呢?

  
  我们无妨以《世界通史全编》这样的典籍文字为例:“在当时世界‘文明’的国度美国,这种种族灭绝政策,来得更加凶残。他们一再提高屠杀印第安人的赏格。那些谨严的新教大师,新英格兰的清教徒,1703年在他们的立法会议上决定,每剥一张印第安人的头盖皮和每俘获一个红种人都给赏金40镑;1720年,每张头盖皮的赏金提高到100镑;1744年马萨诸塞湾的一个部落被宣布为叛匪以后,规定了这样的赏格:‘每剥一个12岁以上男子的头盖皮得新币一百镑;……每剥一个妇女或儿童的头盖皮得五十镑!’”

  
  编撰这些上边这些文字的历史学家肯定学识渊博,不可能不记得北美13州是在1774年9月开始独立战争;1776年7月4日才通过《独立宣言》;1783年9月3日《巴黎协议》签订,才算正式有了邦联式的美国松散雏形;1789年《宪法》通过后才算有了联邦制共和国。怎么能历数那么些美国尚不存在时的“美国罪行”?这显然是一种为需要而编造的历史,不过,怎么着也没理由把美国独立前已经持续了两个多世纪的战争归罪于美国,其荒谬,无异于把鸦片战争以来中国的战乱都归罪于共和国。

  
  还在1528年,西班牙殖民者便已经与印第安人发生了战斗。当时抵达佛罗里达的奈华斯远征队就被印第安人围歼而损失惨重,头目奈华斯被印第安人击毙;1539年西班牙军德索托在墨西哥湾几乎被印第安人全歼,1000余人仅300人生还,德索托也被击毙;到1576年,西班牙殖民者在墨西哥湾的据点几乎全部被印第安人夷平;法国殖民者也在北部被印第安易洛魁部落所击败;1622年的包哈坦战争中,印地安人摧毁了弗吉尼亚88个移民定居点中的80个,首府詹姆斯顿被夷平;1675年殖民者发起“大沼泽地战役”,以200余人伤亡的代价剿灭近千纳拉干人;而几乎同时,“菲力普王之战”中万余印第安人进攻新英格兰,荡平了90个移民定居点中50多个,号称北美历史上印第安人发动的最大战役。在战斗中印第安人的伤亡大致是殖民者伤亡的一倍以上。最终殖民者只能靠分化、收买印第安人才免于失败,菲力普王就是被收买的印第安人杀掉的。

  
  印第安人当然还有胜利的例子:1680年普韦布洛人就成功地把西班牙人驱逐出境,12年时间里殖民者不敢冒犯;而1675-1678三年战争过后,阿布纳基人甚至迫使英国殖民者签约认输,并保证每年纳贡才得以生息。北美独立战争中1780年的哈马尔之战,就以哈马尔将军损兵折将败逃告终;1791年“圣克莱尔惨败”,圣克莱尔以伤亡几乎一半而告负。

  
  印第安人在殖民者到达之前也不像我们的宣传那样和平安详,这个种族有300多个部落,尚处于原始氏族公社末期。这些部落之间的残杀从未间断过,其野蛮与残酷远非旧大陆可以想象。特征之一就是胜利了的部落必须把失败部落的男女老幼全部杀绝,印第安人尚未进化到需要奴隶的地步,他们更看重保持其原始江山“永不变色”;其二便是以割下的头皮数目计算战功,而战功卓著者就成为部落的首领;其三即迁徙性,从无永久领地的概念,要么放弃,要么被别的部落夺占。前边所叙述的殖民者赏项,不过以印第安之道还治印第安之身罢了。所不公平的,只是武器的差异而已。

  
  欧洲殖民者对印地安人的杀戮,前边已有其残酷性的记录,不再赘述。但仅听信殖民者杀戮的故事而故意忘记了印第安人首先开始的杀戮也是不全面的。而且,英、法、西、俄、荷、瑞典、挪威等殖民者相互之间的战争,全都有印第安部落参与。例如1756-1763年法英两国为主体的“七年之战”,其北美战场易洛魁部落站在英国一边、北方其他部落在法国一边、南方印第安部落则与西班牙一起向英国开战。印第安最强大的两个部落的酋长菲力普和彭提亚克,都是被印第安人自己杀害的。
  

  不过,并非所有的新移民与印第安人之间都以残杀为交往记录的,公认的美国新移民精神之源为1620年11月初抵达今马萨诸塞荒芜之地的“五月花号”,以该船命名的公约已经成为美国立国精神之源。美国唯一的本土节日――感恩节,便来源于纪念“五月花号”新移民与印地安部落之友好交往。所谓“感恩”,就是感谢马萨索德印第安部落的搭救之恩。

  
  美国独立之时,新移民与印第安人之间也并非毫无战事。在北美独立战争中,绝大多数印第安部落都站在英国一边镇压争取独立的大陆会议,缘由仅仅是酋长们迷恋英国殖民者赠与的商品。只有极少数部落与起义者并肩战斗。例如著名的1778年7月“怀俄明惨案”,以印第安人为主的镇压部队便残忍地屠杀了近四百名拥戴独立的和平居民;而在中部肯塔基,独立军几乎完全是在与印第安人作战,印地安人也屠杀了近千名要求独立的和平居民,手段均为残忍的印第安传统方式。1782年11月,骁勇的印第安人肖尼部落歼灭独立军一支部队,导致克拉克将军率部击溃这个部落并驱逐其到13州以外的西部。带有纪念意味的是,这是北美独立战争的最后一场陆战,它竟然是以打败印第安人帮助殖民者的镇压为结束标志的。

  
  北美13州获得独立后,英、法、西班牙发觉这是人类对殖民主义的首次胜利,它必将导致最后埋葬殖民主义。于是这三个殖民国家联手遏止殖民地独立的浪潮,而代替殖民者开战的却是印第安人。三国向他们提供的武器、金钱,他们便不断地从西部向新生的美国进击,充当殖民者的炮灰。前期的战斗是印第安人的胜利,仅1791年的“圣克莱尔惨败”,美国军队便战死637人、伤263人。1794年8月的“伐木之战”,印第安人被击溃,次年被迫签署《格尼维尔和约》,割让了从纽约到密西西比河之间的广阔土地。当然,也有印第安部落站在独立军一边,只是数量要少得多。

  
  印第安人历史上最杰出的军事领袖特库塞姆,便产生于1811-1815年的第二次英美战争中。这次战争英军不足两万人,由于印第安部落纷纷加入,结果依旧是印第安人帮助英国殖民者镇压独立的战争。1811年秋,特库塞姆率领印第安人在蒂普卡努打败美军;次年他率军攻克底特律,俘获美军2500人。1813年他率部与英军共同作战,多次击退美军对底特律的反攻,全歼美军一个旅。英军把900名美军战俘交给印第安人处置,印第安人将他们全部屠杀。后美军改编后发动反攻,特库塞姆随英军一起撤出底特律,在莫拉维安镇被美军追击,兵败身亡。
  

  在东海岸战场,英军在罗斯将军率领下登陆,一度攻陷华盛顿,焚毁白宫、国会大厦等全部政府建筑物。在巴尔的摩的战斗中,美军撤换阿姆斯特朗,门罗接任陆军部长,率军顽强抵抗,最终击毙罗斯,打败了英印联军。美国国歌《星条旗永不落》便诞生于这次战斗中。

  
  而南方的克里特印第安人则配合英军突袭亚拉巴马的米姆斯堡,残杀新移民500余人。随后遭美军杰克逊部报复性反击,从1813年11月至次年4月,共激战6次,克里特印第安人战败,被迫割地求和。8月,在英军鼓励下克里特人再次进攻美军,激战至11月7日,美军攻陷彭萨科拉,英印同盟彻底崩溃,西北地区和亚拉巴马的控制权归美国所有。
  

  此战不但使美国扩大了一倍,而且印第安人同老殖民主义国家的同盟最终瓦解。在美国与殖民主义战争胜利的鼓舞下,西半球各殖民地纷纷发动了进步的独立战斗。而美国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也积极支持一切殖民地争取独立的正义斗争。当南美各殖民地国家宣布独立时,美国是唯一立即承认它们的国家。欧洲的俄、普、奥、法等国则组成神圣同盟,形成对美洲独立运动的直接威胁。例如1823年10月16日和11月15日,俄国连续照会美国政府,表示决不承认美洲任何新独立国家,同时宣布将俄国在北美的殖民地(阿拉斯加)南部疆域从北纬55度扩展至51度,并严禁外国(其实也就是美国)船只在此线以北广阔海域航行。原来因觊觎西班牙在美洲的殖民地而建议与美国联合发展的英国,在取得占领西班牙的法国承诺不出兵南美之后,突然搁置了联合发展的建议,开始勾结神圣同盟企图共同干涉美洲的独立运动。

  
  鉴于这些严峻局势,美国第五任总统门罗于1823年12月2日以国情咨文方式发表“门罗宣言”:欧洲国家不得再到美洲殖民;欧洲国家“将其制度延伸到西半球任何部分的任何企图都是对我们的和平与安全的威胁”;美国也不干涉欧洲的一切事物;美洲国家有权选择完全不同于欧洲的政治制度。在美国军事力量仅为法国的1/4、俄国的1/8情况下,对欧洲专制主义和殖民主义发出如此宣言是需要勇气的。门罗宣言有力地阻止了欧洲老牌殖民主义者的“神圣同盟”镇压1810年开始的美洲殖民地独立运动的计划,保障了拉丁美洲国家的独立建国。历史已经证明,是美国人打响了人类反殖民主义的第一枪,也是殖民制度的最后终结者。美国的历史同时也是一部反殖民史,不过这是另一个话题。

  
  门罗宣言除有力地支持了美洲独立运动之外,也终结了印第安人与欧洲殖民主义的同盟。鉴于印第安人一贯站在殖民者一边向美国开战,门罗总统宣布不把印第安人纳入美国体系,1824年设立“印第安人事务局”,采取驱赶他们到保留地的政策。失去英国殖民主义者这个强大盟友之后,印第安人彻底处于弱势。

  
  另外一种战争发生于印第安人与开拓西部的新移民之间。占领美国西部的主要是英、法、西三国老殖民者,他们之间以及原居住在此地域的印第安不时发生冲突甚至战斗。美国独立之后,解除了英王原来禁止移民涉足西部的法令,原美国地域居民潮水般涌向西部,而欧洲又潮水般涌来新移民。鉴于美国疆域尚不达此地,它采取了“保密地”方式,有计划地迁移东部印第安人到西部,以尚属殖民者管理的地域换取东部印第安保留地。

  
  如此便产生了新移民与原住印第安人、迁移印第安人之间错综复杂的争斗。这些争斗后来成为好来坞取之不尽的“西部片”资源。1844年美国第11任总统詹姆斯.波尔克就以征服西部以完成美国“天定使命”为竞选主题。他上台后立即兼并得克萨斯,接着移民发动“白熊旗起义”,宣布加利福尼亚独立;美墨战争以墨西哥战败,美国领土从密西西比扩展到太平洋东岸。其间,美国政府与印第安部落签订一系列条约,迫使印第安人迁移至指定地域。据统计,自美国独立到1887年,此类条约达370个,目标只有一个,把有利于开发的地方从印第安人手中剥夺掉,用于开发西部的需要。

  
  从1850年开始,美国军队的4/5被印第安人牵制在西部地区,战争持续了十年之久,共发生战斗22次。1832年爆发的塞米诺战争,美军动员了5000人加上志愿者20000人,强行迁移塞米诺人。在奥斯西奥拉的率领下,印第安人利用沼泽与丛林、河网地带的便利与美军作战,使美军损失惨重。仅1835-1842七年间,美军就更换了8位司令。最后靠计谋擒获奥斯西奥拉才算打完这一仗,10年间战死达2000多人,耗资5000余万美元。妙不可言的是,印第安人在佛罗里达的零星战斗一直持续到1939年才算彻底完结。

  
  在伊利诺以北地区,从1832年开始就爆发了“黑鹰战争”。印第安酋长“黑鹰”英勇机智,神出鬼没地打击美军,造成美军伤亡惨重。最终“黑鹰”战败被俘,但他却成了美国的英雄人物。一种先进的武装直升飞机就以“黑鹰”的名字命名。他的战术与毛泽东的游击战一并列入西点军校的必修课。那些津津乐道“西点军校学雷锋”的人,却不知西点真有毛泽东的地位。他的像排在大概第35位,孙子像排在第3位。
  

  到南北战争爆发时,印第安人基本上站在南方这边,与北方军作殊死战斗。1862年印第安的苏族发动叛乱,随后阿帕奇族也发动叛乱,这使北方军不得不调大军迎战北边的印第安人,处于腹背受敌的境地,遭受了沉重打击。如果印第安部落不是各自为战,也许美国已经不复存在了。如今美军利器阿帕奇武装直升飞机就是以这个骁勇善战的印第安部族命名的。

  
  由于自从美国立国之后,大多数印第安部落都与美国为敌,先是站在殖民者那边,后来又站在南方奴隶主那边,引起的仇恨也是很深的。打败南军后,美国决心拔除这个心腹之患,变消极防卫为主动出击讨伐印第安人。美国发动的讨伐战是残酷的,这里需要说明的是,同样也有少数印第安部族是站在美国一边,但他们是以加入美军的方式,在与印第安部落作战的中,有的美军部队中印第安人甚至超过半数。

  
  1864年谢尔曼兄弟分别率军主动讨伐印第安人,后来当上总统的美国内战英雄格兰特甚至扬言:“有必要灭绝全体印第安人部落。”美国政府拨款一亿美元,美军使用围剿印第安人主要食物――北美野牛――的方式,断绝印第安人食物来源迫使其投降。到1880年,北美野牛从原来的1300万头降至不足1000头,基本绝迹。此办法确实发挥了效力,失去食物的印第安部落纷纷放弃了抵抗。

  
  美军还大量吸纳印第安人加入军队,去与印第安部落作战。克鲁特印第安部落也参加美军围剿阿帕奇部落的战斗。苏族击毙的准将坎比成了美军阵亡的最高军官,到1890年美军与印第安部落共作战1067次。印第安部落同美国军队的战争一直持续到1890年12月29日的“伤膝河之战”。此战美军阵亡25人,印第安人战死150人。该战事结束后,印第安人结束了最后的战斗。






余英時:做一個有尊嚴的知識人


2014年12月11日


    余英時先生2006年獲得美國國會圖書館頒發享有“人文學諾貝爾獎”之稱的克魯格獎,被譽為“胡適之後最杰出的中國學者”。從普林斯頓大學榮休后,余英時先生隱居“小書齋”中著書立說,筆端深含中國情懷,思想影響華文世界。時代周報創辦之際,余英時先生欣然接受了本報獨家專訪。


國學“大師”太多了


現在的大師太多了,就是通貨膨脹,貶值了。人人都是大師,那誰是小師呢?
    
    時代周報:現在的“國學熱”似乎越燒溫度越高,為什么會出現這樣的現象?
    余英時:我覺得沒有真正的“國學熱”可言。真正的學是不能熱的、熱不起來的,只有五分鐘。學是要冷冷清清長期做的,如果要帶一個“熱”,就可以不考慮了。等于是流行歌曲,大家都狂熱,流行歌曲能流行多久,就不知道了。我看“國學熱”本身跟國學并沒有什么關系,只是有些人的思想被挖空了,要找杔西代替:老祖宗的東西就是很好的,我們不用向國外求什么,光老祖宗的東西已經用不完了。無非就是這樣一種想法,才會搞出“國學熱”來。
    
    時代周報:有人認為現代社會“人心不古,物欲橫流”,所以必須倡導“國學”,你如何看待這種觀點?
    余英時:我想“人心不古,物欲橫流”的說法,每個時代都能聽見。古代就有了,漢代可以這樣說,唐代可以這樣說,明代可以這樣說,現在還是這樣說,什么才是把人心復古呢?從前提倡經學的人,就以為經學可以解決一切,中國人念經學念了幾千年,去翻翻清朝《四庫全書》提要,經學有多少書?每一代都有發展,還不是繼續“人心不古,物欲橫流”?我想每個時代都有問題,沒有任何一種萬靈藥可以通治所有的病癥,只能對癥下藥。
    
    時代周報:在現代學術史上,“國學”一說的發展有什么樣的背景?
    余英時:“國學”基本是日本的名詞,日本明治維新以前就有了。最初就是要恢復日本的國粹,先是對抗中國的漢學,后來又對抗西方的東西。這個“國學”后來就傳到中國來了。當初也經過許多演變,也有“國粹”的說法,同樣是日本傳來的。后來中國有《國粹學報》之類。章太炎提出,這些東西有所夸大了,所以改用“國故”,他有一本書就叫《國故論衡》。胡適他們提出“整理國故”,整理跟中國有關的歷史種種。這樣“國學”就變成中性的名詞。
    清華大學辦國學研究院的時候,就用過這個名詞。包括我的老師錢穆先生寫過《國學概論》,他說“國學”這個名詞恐怕也不是能持久的。我認為把“國學”變成某一種神圣、美妙的意義,讓它發生精神向導作用,恐怕不是很容易的事情。這和考古學家李濟之先生反對用“漢學”這個名詞一樣,不想把中國考古變成“漢學”的一支。
    
    時代周報:在學術研究上,通與專之間的關系如何處理?
    余英時:在學術上,通與專是看個人的。有人愿意是專家,他不想“通”,對“通”沒有那種意識。有人故意學“通”,那種是很虛的通,許多抽象的廢話,聽起來冠冕堂皇。尤其是現在用西方各種理論的名詞,人家也不知道葫蘆里賣什么藥。我想真正求通,是在專中求通,通中求專,兩者分不開。沒有具體研究,通什么呢?一到具體研究就進入專的領域。這專不是就事論事,要看看前面,看看后面,看看左右,把有關的都聯系起來,那就是專中有通,通中有專,不能空談專與通。
    
    時代周報:為什么現在大陸的學者動不動就稱“大師國學”,動不動就是“通才”?
    余英時:還是精神空虛吧。這是最大的問題,學術界的人精神也空虛,總要有一些東西填補,變成大師的話,當然就得到很大的滿足感了。明朝末年官封得太多,“都督多似狗,職方滿街走”,現在的大師太多了,就是通貨膨脹,貶值了,什么都是大師,就沒有意義了。人人都是大師,那誰是小師呢?
    
    時代周報:那些頂尖聰明的學者為什么熱衷于當大師?
    余英時:有人學問好,聰明才智高,不一定有智慧,智慧是另外一回事。人生的智慧不是看人的聰明,中國古人講,這個人“智可及,愚不可及”。“愚不可及”不是罵人的話,是贊美的話。西方經典《贊愚》中就說,越是愚鈍的人越有智慧,愚鈍的人不是言詞辯詰,而是對人生有某些很深的體驗。越聰明的人越是糟糕,聰明等于是一個工具,就像科技一樣,用在好處也行,用來制造殺人武器也可以。這就是古人講“術不可不慎”,做哪一行也要謹慎。這跟智慧沒有什么關系,千萬不要迷信什么學者大師之類。
    
    但求面對死亡而視為平常
    
    三不朽是很好的,不見得人人都能做到。要付出很大代價,犧牲各種功夫才能立德、立功、立言。我想遺臭萬年的人就比求三不朽的人多得多了。
    時代周報:一些在文化、學術上很有成就的人物,到了晚年為什么會產生“不朽的焦慮”?
    余英時:人到老的時候,怕死是一定的。你要記住孔子的一句話:“及其老也,戒之在得。”年輕的時候是好勇斗狠,要跟人家拼打、斗爭,老年就越怕自己失去這個世界,越想抓緊“得”。這個“得”不光是財,主要是名譽:人家承認不承認。怕寂寞,這就是黃宗羲早年講的一句話:“士大夫不耐寂寞,何所不至。”只要你不耐寂寞,什么事都會幹。老年人就怕這個世界把他丟掉了,他沒有地方可去,沒有東西可以抓得住,所以一抓住一個東西就占有,無所謂節不節了。越到老年越可怕,年輕的時候不會意識到死亡,到了中年以后,死亡的威脅就存在了。
    儒家講死亡,就是面對它而視為平常,這是真的儒家精神。胡適到英國去見劍橋的大主教,就說:對死根本就不怕,死了就死了,沒死以前就做我該做的事。這就是張載所說“存,吾順事”。活一天,我就要盡一天責任。責任有很多,對子女有責任,對太太有責任,對父母有責任,對兄弟姐妹和朋友都有責任,能盡多少算多少,不能人人都靠你。
    盡我最大的努力做我應該做的事情。我的專業是研究歷史,就希望把我的歷史研究好,不是曲解歷史,不是為了某一種利益而搞一個學說,也不是為了賺錢而寫一本人人都買的書。做歷史研究也罷,做哲學研究也罷,得到某種程度的真理,把已有的真理向前推進一步,那我的責任就盡了。至于人家的評價怎么樣,對你是不是欣賞,生前是不是得到承認,這都不重要。這樣你就心安理得了,就沒有那么多的惶恐。最怕的就是不安,老想要怎么樣,這是心理上最難克服的問題。
    “不朽的焦慮”起源很早,中國古代思想家如子產,不信靈魂不朽,認為魂、魄最后都會散失,這便引出《左傳》上講的三不朽:立德、立功、立言。立德就是以身作則,大家敬重你,覺得你是一個楷模,可以拿你作標準。立功是對社會有貢獻,自然不朽,人家永遠會記得你。立言是你說的話或知識上求真理,科學家、歷史學家、哲學家能夠創造出很新的想法,對一個時代有很大的影響,那也可以不朽。這就是所謂三不朽,中國人把死寄托在這三不朽上。這三不朽是很好的,不見得人人都能做到這樣,要付出很大代價,犧牲各種功夫才能立德、立功、立言。
    如果不想花那么大的功夫,又想不朽,有什么辦法呢?就做壞事。這就是東晉桓溫說的名言:雖然不能流芳百世,我也可以遺臭萬年。遺臭萬年也是不死,所以,我想遺臭萬年的人就比求三不朽的人多得多了。
    
    要恢復人的尊嚴
    
    語言本來是約定俗成的,沒有什么必要創新,可是我覺得“分子”這個含義現在太壞了。
    講政治人、經濟人、文化人都可以,為什么不能用知識人呢?我的意思是人的地位要受到尊重。
    
    時代周報:為什么你現在把“知識分子”一詞都改用“知識人”?
    余英時:“知識人”這個名詞是我現在提倡的,第一次是2002年上海人民出版社《士與中國文化》第二版,我在序里提出這個問題。以后我就盡可能用“知識人”,而不用“知識分子”。原來我也用“知識分子”,那是隨俗,因為語言應該隨俗。但我現在覺得這是一個問題,過去“分子”用得太可怕了,分子是右派分子、壞分子,什么都在里頭。“知識分子”已經用了幾十年,從前是一個中性的詞,后來就變質了。所以我不想再用。我記得可能是看了已經去世的語言學家陳原談“分子”的文章,受到他的影響。西方用“intellectual”,就是知識人,日本人也用“知識人”。我給日本學界寫過一篇文章,用的是“知識人”這個名詞。講知識人等于中國人講讀書人一樣,講政治人、經濟人、文化人都可以,為什么不能用知識人呢?我的意思是人的地位要受到尊重,我要恢復人的尊嚴,因為語言是影響很大的東西,語言一定限制你的思想,用暴力語言,就是鼓動暴力。
    
    時代周報:人的地位要受到尊重的觀念,在中國歷史上有沒有源流可以追溯?
    余英時:中國對人權是一樣尊重的,在王莽時代有詔令,不能買賣人作奴隸,這比西方還進步,西方整個古代以至早期基督教都視奴隸為當然。人都有權益,人都有尊嚴,這在中國早就有了。中國的觀念跟西方的價值可以結合起來的。
    從前中國還有士大夫階層來控制,政權也是開放的,開放到一定程度就是科舉,要做官必須先考試,這個考試是比較公平的。從漢武帝開始,中央設有太學,地方上也推舉人才再送上去。這是中國很早就有的好事情,不要以為是小事情,這是不容易的。西方在中古時候一個是武士階級,一個是有錢的商人可以有特權,然后是世襲的貴族。這些在中國很早就消滅掉了,世襲制度基本上在春秋戰國以后就不再實行了。唯一世襲的就是皇帝,這個沒有人碰它。中國的政權很早便開放到“四民之首”的“士”(即知識人)是一個重要的文化成就,但這一開放并沒有形成“民主”。辛亥革命以后中國知識人便自覺地努力,想作進一步的開放。追求民主,便是承認每一個人都有“人的尊嚴”。儒家早已有“人皆可以為堯舜”的觀念,這一思路在現代與追求民主、自由、人權的大潮流匯合了起來。
    
    時代周報:在今天這個時代里,如何做一個有尊嚴的知識人?
    余英時:我想你們年輕人自己要努力,要自己把自己當人,不要盲目服從上面的權威。我認為每個人要爭取自己基本的人權,不要隨便被人剝奪了。如果人家給你“恩賜”,給你點好東西,你就感激涕零,這就不太好了。人就應該量才適性,自己有多少本事,在什么環境,盡量做自己該做的事。但是人不能光為自己著想,我們念中國書,受中國文化影響,不能只管我一家,其他就不管。因為小時候受影響,有社會責任感,但是責任感也不能無限膨脹,膨脹到連家都不顧了。起碼的責任是對家里人有承担,這以后才有余力為公家做事,這是很簡單的人生道理,只要能做到這一點,中國才能夠慢慢走上現代社會,只能求一點一點地變。
    我從來不把任何個人當神一樣看得不得了。古人今人中好多人我都很欣賞,很尊敬,但我不覺得我要崇拜某一個人,想變成某一個人。我怎么可能變成愛因斯坦呢?愛因斯坦是一個個體的生命,我也是一個個體的生命,為什么要做他呢?就算有一個人是物理天才,也不一定能成得了。每個人都要成就自己,完成自己。我沒有崇拜某一個圣人,我不崇拜孔子、孟子、朱熹,只是覺得在中國精神史上,這些人豐富了中國人的精神生活,從內心欣賞他們,尊敬他們。
    現在想到的是,在這個時代我能做什么,那就是做自己。我沒有英雄崇拜主義,也不會自愧不如,因為我天生就只有這么多本錢,只有這么多才力。這不是我能決定的,這是遺傳決定的,還跟我的環境有關系。如果小時候沒有八九年在鄉下,我對傳統的社會與文化便不可能有親切的認識。但我沒有機會上現代小學、中學,便注定不能成為數學家或物理學家了。我只有一點對中國文史的底子,就只能做我自己。我并不是傲慢或者自負,人只能知道自己有多少本錢,就做多大的生意。不要看別人是大富翁,我也要去做大生意,那就畫虎不成反類犬。總而言之,盡力完成自我,同時也知道尊重別人,這是所謂“博學知服”,即做一個有尊嚴的知識人的最好辦法。
    
    “通”的觀念永遠在我心里
    
    余英時先生始終在學院之中,任教多所名校,而在學術研究中,一直以中國史為主業,其專著和論文幾乎貫穿了中國歷史上的每一個時代,對“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的傳統觀念有獨到的看法。在接受本報獨家專訪的下篇,余先生闡述了“大學之理念”,也解答了“余英時不寫通史”的問題。
    
    “大學”:大學還得靠民間力量
    
    美國的教育是最重要的進步資本。中國傳統的說法就是要“藏富于民”,就會出現私立大學。美國私立大學主要靠校友慷慨捐助,這是它的經濟基礎。美國的大學是民間引導政府。
    時代周報:耶魯大學的孫康宜教授講過,哈佛大學、耶魯大學、普林斯頓大學這三個學校的關系特別有趣,像是祖父、兒子、孫子的關系,耶魯是一群對哈佛不滿意的學生建的,普林斯頓是一群對耶魯不滿意的學生建的,所以這三個學校有非常友好的關系,但是又有競爭的關系。你在這三所大學都任教過,這些第一流大學有什么值得中國學術界關注與借鑒的經驗?
    余英時:美國各大學很難說哪一個是第一,最要緊的是看綜合力量。美國常常有調查,沒有一個大學每一個系都是第一流的,就看誰第一流的系比較多,大概就是在前幾名的,所謂常春藤大學,有哈佛大學、哥倫比亞大學、耶魯大學、普林斯頓大學等十幾個。這些學校基本上水準都差不了太多的,要看你的興趣是哪一行,剛好哪一個教授是你喜歡的。
    教授的著作出版一定要很高水準,不能隨便出版,而且每一本出版的書,都要經過專家審核,不通過就不會出版的,不管你有多大名氣,都不相干的。這種制度化是非常穩定的,大學出版社尤其守得很嚴,這樣才能使研究傳統不斷。無論是自然科學、社會科學、文學、藝術、歷史,每一行都有自己的學會。學報上的文章要靠同行互相監督,所以不可能有抄書的情況發生,一出現的話就會身敗名裂。
    美國大學無論是公立的、私立的,都完全沒有政治力量干擾。包括州立大學,它們由州控制預算,但不會因為政治原因遭受迫害,或者被削減經費,如果大學教授傾向于共和黨,而州的領導人是民主黨,想要削減經費,也是做不到的。在美國大學要進行迫害是不可能的,因為實行長期聘任制度,如果做五年助理教授,自己夠水準,質與量都達到要求,就可能升成副教授,在美國一般就已經有長期聘約了。拿到長期聘約以后,當然還要努力,升到教授,要出版多少書,發表多少文章,其中學報的文章更重要,比書還要重要。
    寫教科書,如美國通史之類,是升不了級的,因為在知識上沒有原創性的貢獻,只是綜合一下作為一個教科書。教科書在版稅上可以賺到很多錢,但是在學術上,對升級一點用都沒有。你不會因為教科書,學術地位就提高,這就是為什么寫通史或哲學概論不會在現在的學術圈子里占什么位置。這也應該讓中國的學術界、知識界認識。
    
    時代周報:金耀基先生一直研究現代化與大學,認為歐洲成為歐洲世紀,美國成為美國世紀,都跟大學有很大的關系。
    余英時:歐洲大學開始是宗教機構,所以神學很重要,最早的大學都跟宗教有關系,長期聘任制度就是要保障教授不受宗教迫害,不受政治迫害。這個保障一直到現在,可以說是更加強了,而不是削弱了。如果沒有這個保障,學術獨立就很難了,而且出版書籍,國家如果沒有一個出版檢查制度,誰也沒有資格檢查,這是最重要的。
    美國大學對社會發展的影響力很大。美國就是靠教育,教育是最重要的進步資本,不是靠錢。錢是怎么運用到文化水準提高,學術研究進步上,人文方面還一時看不出來,最容易看的是科技。科技要是沒有金錢,不可能發展,要花不知道多少錢,才能夠有一個新的發明。這個東西如果還考慮思想上正確不正確,那就完了。美國的進步領先于其他的國家,就靠這一點。從前是英國領先,第二是德國,德國的研究院后來被美國搬過來了。哈佛大學最初只是大學教育,沒有研究院,后來才按照德國的研究院發展高等研究。美國的國力跟它的教育成正比,現在無論從哪一方面,英國都是跟著美國走了。美國的教育經費非常多,英國的經費常常被政府掐得很緊。在美國,除了政府以外,還有許多有錢的私人基金會,甚至許多英國的研究院都要到美國來申請基金。
    
    時代周報:民間的力量對美國大學的發展有什么樣的推動?
    余英時:大學當然是靠民間的力量,民間的力量大于政府的力量,才是健康社會。如果一個社會是頭重腳輕,政治力量占第一位,就是一個不健康的社會。
    至少從現在看來,不是政治為主,而是以經濟為主,經濟發展到一定程度,教會提供組織的能力,最早的私立大學都跟教會有關。
    中國傳統的說法就是要“藏富于民”,就會出現私立大學。美國私立大學主要靠校友慷慨捐助,這是它的經濟基礎。十七八世紀,中國商人階級興起以后,許多書院都是靠商人的錢。
    美國的大學是民間引導政府。政府是一個組織,組織是把民間想完成的事情盡量完成,這樣在選舉的時候民眾才會投你的票。不是倒過來要靠領導的,在美國開任何一個學術會議,不會有什么領導人先講話。沒有人去找校長來訓話的,大家會覺得很可笑,校長對這個東西不懂,講什么話呢?
    
     “通史”:以“專”濟“通”,不寫通史
    
    我不寫通史,往往集中精神研究每一個時代的特殊問題。但“通”的觀念永遠在我心里。中國古代“通史”的觀念和現代教科書式的通史,不是一回事。
    時代周報:就歷史研究而言,為什么寫通史在西方沒有受到特別重視?
    余英時:在今天西方,寫通史不是什么了不得的事情,那根本是教科書。一般專家不大愿意寫教科書,這是服務性質,而且你不可能在研究的每一個方面都是專家,要了解其他專家的意見。一般寫通史幾年后就要修改了,知識進步了,又要重新來過,寫得再好,沒有超過十年二十年的。總而言之,通史不是大事情,得不到太大的重視。在西方寫通史的動機大概有兩個:第一,寫得好的話,市場大,可以拿到很高的版稅,就發大財了,還可以設立基金會。第二,能綜合一切歷史知識寫出一部大多數人接受的長篇敘事,這也是一種創造,給人滿足。但一般而言,寫通史不算原創性的貢獻。
    
    時代周報:可是在中國,為什么許多歷史學家把寫通史作為夢寐以求的事?
    余英時:中國很多史學家都夢想寫通史,那是因為歷史傳統的關系,通史在中國文化上的意義不同,我們理想的通史是司馬遷式的,所謂“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是不得了的大綜合。
    或者像司馬光寫《資治通鑒》,但一還必須有七八個專家給他專門做研究,他自己寫成最后稿本,現在還保存一本司馬光通鑒稿,看看別的專家的東西,他來改寫貫通。但他的問題不像現在的通史,那是給皇帝看的:怎么治,怎么亂,治亂的原因在哪里?有很清楚的目標。從歷史上得到一些統治的教訓,怎么樣治理這個國家,是一個鏡子。我們現在是給誰寫呢?寫通史就有不同的觀點,有的從文化觀點,有的從平民觀點。
    我們每個人都想知道平民怎么想的,可是平民根本沒有資料,農民每天耕田,晚上回家吃飯,有什么東西可以作資料呢?他的感想不可能寫出來,有人代他寫出來也不能作為代表。今天寫通史的情況不一樣了,通史是教科書,“成一家之言”就不是通了,只是一個人的看法。寫通史希望銷路好,就不能成一家之言,是集眾家之言,所以觀念變了。在這種情形下,寫通史要靠綜合能力和敘事本領,與司馬遷和司馬光完全不同了。
    時代周報:不過一般人總希望買一本最好的通史,這樣就可以方便地了解歷史。
    余英時:我完全同情這一看法,但不容易實現。希望只讀一本通史便知道一切,是不現實的。只能期待多出現一些通史,可以比較。但這必須以完全的學術自由為前提,寫通史一有顧忌,便寫不下去了。
    
    時代周報:錢穆先生在抗戰時寫《國史大綱》有什么原因?
    余英時:錢穆先生的《國史大綱》有作用,有選擇點。
    第一,那是抗戰時期,要建立中華民族的信心,要講中國的許多好處。
    第二,他認為五四批判中國是過頭的。
    第三,上世紀30年代國民黨統一全國以后,大學要求中國通史是必修課。但是大家覺得沒有一個人能教全部,所以第一年北京大學通史教學是在北平找各個專家,像錢穆先生講春秋戰國秦漢、陳寅恪先生講魏晉南北朝隋唐。錢先生講,這個通史,各自為政,是不通的通史,通史就要一個人通下去,他就一個人通下來。
    錢先生在北大教書最出名的就是中國通史,他是用一個人的觀點大敘事。由于他的觀點廣闊,選材重要而全面,最后寫出一部最好的通史。錢先生告訴我,范文瀾在延安時期寫的中國通史好多是運用《國史大綱》的材料,不過另外作解釋就是,因為范文瀾與錢先生從前認識,他是黃季剛的學生。這可見錢先生在取材上大有長處。《國史大綱》至少做到了“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的地步,但此書采用綱目體,言簡意賅,不容易讀,教的人必須有很高的史學修養才能勝任。
    
    時代周報:呂思勉先生寫的中國通史又有什么特點?
    余英時:呂思勉的通史很實在。第一,大段大段地引原文。第二,每一時代的政治敘事和制度變動分配得很平衡。呂思勉最早寫的是《白話本國史》,那是很暢銷的,第一次用白話來講通史,但是也引起問題,就是提出岳飛并不是民族英雄,是個軍閥,因為他自己在軍閥時代,他看到岳飛那么蠻橫,認為就是當時的軍閥,那就引起大家痛罵。后來他寫了其他的中國通史。作為一個特殊的史學家,他是很重要的,沒有第二人做這樣的工作,寫這么多的專史,所以有人稱他是通貫的專史學家。
    
    時代周報:在西方,湯恩比的《歷史研究》在學術上如何評價?
    余英時:湯恩比的《歷史研究》現在差不多沒有人看了,在中國是另外一回事。湯恩比本人是一個很好的史學家。他的一生最多的精力放在《歷史研究》上。我看了幾乎所有專家對湯恩比的評論,每個專家都把他罵得一塌糊涂:這里錯,那里錯。專家指出錯漏,某些大的東西不能成立,基礎都被毀掉了。通史是建立在一些基礎上,打開一看,基礎不對。怎么辦呢?湯恩比的《歷史研究》作為一個嘗試是了不起的,因為他的專長在希臘羅馬史的范圍之內,其他的像東南亞、美洲、墨西哥,他都要碰,那都是臨時研究的,看看別人有些東西可以用。那就是很薄弱的基礎,跟原來他自己的專長也不能比了。所以這個大屋建起來很堂皇,讓外人看,都看不出哪一個房子好,哪一個房子壞,可是真正的專家一看就穿了。湯恩比的《歷史研究》有兩個版本,一個是十大本,一個是節本。我認為看看節本就足夠了,節本在大致上就齊了。不過《歷史研究》屬于歷史哲學一類,倒和中國原有的“通史”觀念比較相近,而不是教科書。
    
    時代周報:為什么陳寅恪先生一生沒有寫過通史?
    余英時:陳寅恪想寫通史只有一個根據,就是他的表弟俞大維所了解在德國時期的陳寅恪,當時他收集很多剛剛出來的劍橋歐洲史,想寫一本中國通史。我認為陳寅恪中年以后也沒有這個想法了,只有早期俞大維的記載認為他想寫通史。別人也有這樣的感覺,大家覺得他既然知識這么淵博,應該寫一部通史,比別人寫得好。但這是理論,以陳寅恪的文筆、寫法,寫得興起,對細節一點不肯放手,那種寫法不是寫通史的筆調,通史的筆調是執簡馭繁,是有一套功夫的。真要寫通史,要在文章上下功夫。從前崔述寫《考信錄》,花三年的時間學韓愈的文章,然后才能寫,寫通史也要在這方面下功夫。
    
    時代周報:有學者曾經問過我:為什么余英時不寫通史?
    余英時:通史很重要,我也不是完全沒有過寫通史的衝動。但是我自己覺得花幾年時間寫通史,還不如在某一個特別的領域用幾年真正深入地研究,可以產生新的知識,不僅是綜合已有的知識。通史必須盡量求全面,許多專門領域,自己不甚了了,也得涉及。這也是我不敢下筆的一個原因。一再考慮,我還是覺得把有限的時間用在專題研究上,貢獻較實在。只要所選專題很重要,即可由專中透出通貫的見解。譬如我花了好幾年時間寫成《朱熹的歷史世界》,我自覺打通了宋代政治與思想之間不少隔閡,也有助于“通”。這是以“專”濟“通”。
    我決不是不重視寫通史。我是學歷史的,基本上講的就是“通古今之變”的問題。古今怎么變化,那必須有一個整體的構想。在古今之變中,就有具體的如何“通”的問題。我不寫通史,往往集中精神研究每一個時代的特殊問題。但“通”的觀念永遠在我心里。我愿意借這個機會說明,中國古代“通史”的觀念和現代教科書式的通史,不是一回事。
    傳統的觀念預設著一種全能的超越觀點,好像上帝一樣,可以看到全史的整體,所以在“通古今之變”上面還要加上“究天人之際”。史學家是人,人一定在地上某一個時空交叉點上,就會受我的時空交叉點的經驗所限制,不可能看到想像中上帝的眼光。哪一個史學家不是在時空交叉點上活著呢?離開時間和空間,能夠存在嗎?
    
    時代周報:你的唐代研究進行得怎么樣了?
    余英時:我現在看唐代相關的書,看完以后再看看要不要寫什么東西。因為春秋戰國、漢、魏晉、宋、明、清、現代各種時代我都寫過專書或論文,還沒有寫過唐代,我要把唐代補起來,這樣就連起來。我想看看唐代的詩人和禪宗,這是兩個精神界的領袖。中國唐代最高的不是理學家,也不是經學家,而是禪宗和尚,創造了宗教。另外就是在唐代引人注意的詩人,因為詩人是領導一代精神的。我也注重中國的精神史,希望用我個人的觀點把中國精神史貫通起來。不是說人人要接受我的看法,而是我自己要求一個貫通性。也不能說中西貫通,只能說我個人貫通。我自己需要有一個通盤的了解,為我自己。這是個人來講,不然的話,就夸大了。
    時代周報
    
    来源: 《時代周報》













人生的30个“零”



想飞的兔子


有计划,没行动=零;

有机会,没抓住=零;

有落实,没完成=零;

有价值,没体现=零;

有进步,没耐心=零;

有任务,没沟通=零;

有能力,没发挥=零;

有创造,没推销=零;

有知识,没应用=零;

有目标,没胆量=零;

有付出,没效益=零;

有原则,没坚持=零;

有意志,没持久=零;

有热情,没定力=零;

有毅力,没恒心=零;

有意识,没态度=零;

有胸怀,没谦虚=零;

有指令,没执行=零;

有方法,没行动=零;

有行动,没效率=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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