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八十年代，中国进行了一场官方至今讳莫如深的政治体制改革。这场改革由邓小平发起，赵紫阳主持，从1986年9月中央政治体制改革研讨小组成立起，到1989年六四枪响戛然而止，前后不
到三年。这场短寿的官方改革在官方的记录中，始终是个巨大的空白。2014年1月末，海外时评人士未普借纪念赵紫阳逝世9周年之际发表文章《80年代的政治改革为何失败？——纪念赵紫阳逝世9周年》，反思这场政改失败的原因及借鉴作用。作者认为“政改启动者邓小平和执行者赵紫阳对政改如何进行有根本分歧，这既是赵紫阳下台的根本原因，也是政治改革失败的主要原因。”“当邓小平和陈云二人有分歧意见时，他（赵紫阳）又成为‘一仆二主’，无法适从。”本文原载于自由亚洲电台粤语部评论，以下为全文摘录。
80年代政治改革失败的原因非常复杂。根据赵紫阳的《改革历程》、吴国光的《赵紫阳与政治改革》、吴伟的《中国80年代政治改革的台前幕后》、《陈一咨回忆录》和杨继绳的《中国改革年代的政治斗争》，笔者以为，原因致少有以下几个：
首先，政改启动者邓小平和执行者赵紫阳对政改如何进行有根本分歧，这既是赵紫阳下台的根本原因，也是政治改革失败的主要原因。
邓小平是这场改革的发起者和主张者，同时也是终结者和扼杀者。他有他的政改目标、政改内容和政改底线。邓小平的政改目标是肃清封建主义流毒，提高和改善政府效率；政改内容局限于具体的工作制度、组织制度、工作方法和工作作风等行政改革；政改底线是，改革不能挑战、影响和削弱共产党的一党专制。关于政改底线，赵紫阳在他的《改革历程》中提到，“邓的信条是共产党的执政地位不允许挑战，高度集中的集权政治、专制制度是他特别欣赏和喜爱的。因而他谈的民主，废除领导人特权，肃清封建主义思想影响，都是不可能实现的，不过是空话而已。当他感到形势逼人，专制体制受到威胁的时候，他连这方面的事也不会谈了。”
赵紫阳在刚开始主持政改时，他关于政改的想法和邓小平差不多，即，没有政改，经济改革很难深入下去。这是因为赵接受邓小平的指令，仓促上阵主持政改，本来并无思想准备，但是后来在短短的两年时间里，赵作为组织者、设计者、实践者，对政治改革的认识和思考不断演进，在任内的最后一段时间里，更是把政治改革当作他的首要使命。赵的政改目标和政改内容因而发生了重大改变。正如鲍彤所说，在赵紫阳的主导下，这场改革“演变成了使中国共产党由革命党向现代政党转型的一次勇敢的尝试”，为中国的政治转型留下了宝贵的遗产。
赵紫阳的政治遗产既有理念上的，也有制度上的。他主张政治改革“应当尽量地容纳和扩大其它各种力量的政治参与”，重大情况让人民知道，重大问题经人民讨论，解决执政党和民众的对立问题，解决人民在这个制度下没有自由的问题；主张改变共产党执政方式，改变人治问题，认为党的活动不能超越宪法和法律；支持新闻自由原则，支持社会舆论调查和民办报刊；主张在选举中引入、实现差额选举，把形式化的选举变为竞争性选举。在“党政分开”方面，和邓小平的“党政分开”不同，赵在这个提法中植入了自己的想法，那就是将党和国家机器分开，和包括工会与学生会在内的社会团体分开。赵还主张建立人民监督和社会协商对话制度，鼓励知识分子的政治参与，扩展民众对公共事务的参与；提高政策制定的透明度，等等。
赵紫阳还计划从十三大开始，用20年左右的时间，完成党的执政方式的转变和整个国家体制向民主制度的转变。赵紫阳的这些政改理念、目标和内容及实施的政改措施已经远远超出了邓小平划定的底线。这是邓小平一定要把赵搞下台的根本原因。
从表面上看，邓小平对赵紫阳于1989年5月向戈尔巴乔夫披露，“十三届一中全会通过的重大问题仍要向小平同志请示”，是邓和赵撕破脸的重要原因。赵紫阳为此一直自责，认为是邓误会了他。实际上，杨继绳、吴伟等人的著作显示，邓小平早在1988年就对赵紫阳失望，说：“赵紫阳是搞自由化的人，迟早非下台不可”。六四枪响之后，“搞自由化”的赵紫阳终于被反自由化的邓小平搞下了台。一直义无反顾为赵紫阳设计政治改革的政改办人马，则全军覆没。他们坐监的坐监，流放的流放，审查的审查，背靠背交代的交代。一场中华民族的伟大尝试，就此划上句号。
80年代政治改革失败的第二个原因在于，党内高层保守力量远远大于改革力量。自胡耀邦下台后，赵紫阳就一直在孤军作战。
实际上从一开始，这场政治改革在高层就是一场保守派和改革派实力悬殊的较量。胡耀邦在位时，胡赵二人一个总书记，一个总理，位高权不重，牵扯他们的高层力量是位不高权却重的邓小平、陈云和李先念等，邓陈李实际上是那个时候的第一把手，而胡赵是听命于“第一把手们”的少数派。
在政治改革的大方向上，少数派胡耀邦和赵紫阳总是互相支持。关于这一点，鲍彤在他的“我看胡赵关系”（见蔡文彬、鲍彤、严家祺、张显扬等着的《赵紫阳的道路》）一文中，针对社会上出现的一种“扬胡抑赵”的怪现象时指出，在经济改革的某些问题上，胡赵二人确实有不同意见，但在政改的重大问题上，他们配合得很好。鲍说：“胡耀邦致力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赵紫阳致力于建立保障大家独立思考自由表达的制度；胡耀邦致力于平反冤假错案，赵紫阳致力于建立依法办案而不再由党办案的制度；胡耀邦致力于做伯乐和选拔年轻的接班人，赵紫阳致力于建立名副其实的选举制度和公务员制度”。由此可见，在政改的理念和制度上，胡赵二人互相补充，相得益彰。
在经济改革方面，邓小平和党内元老陈云、李先念、王震、姚依林等有分歧，但在政治改革方面，这些元老站在保护一党专制的统一立场上，邓小平的底线就是他们的底线，他们对胡赵的各种指控如“搞资产阶级自由化”也是邓小平对胡赵的最大不满。“搞自由化”的胡耀邦被搞下台之后，少数派赵紫阳就成了孤家寡人。在和元老交战的过程中，用麦克法夸尔的话，赵几乎总是孤军奋战（见《改革历程》代后记）。他既要在第一线和元老们周旋，又要防止背后李先念、李鹏等人发出的暗箭。
政改失败的第三个原因是，作为政治改革的主持者和实践者，赵紫阳没有推动政改的实权和实力。这表现在，赵紫阳在重要人事方面和决策方面都没有主导权。
在重要人事方面，真正有发言权的是邓小平、陈云两人。赵虽是中共总书记，却不能主导诸如组织部长和宣传部长那样的任命。赵紫阳1995年在软禁中接受杨继绳的采访时说，“重要人事问题不是我这一层所能定的，耀邦时也是如此。有时连参与意见的机会也没有……，小平、陈云两人达成一致意见后就能顶下来……。邓小平认为这个人不错，就调上来，认为不行，就让下去……。我当总书记，组织部长我能动吗？宣传部长我能动吗？不能！”赵对保守派宣传部长王忍之很不满意，却无权撤换他。
在重大问题的决策与出台方面，身为中共第一把手的赵紫阳也没有实权。价格闯关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它的出台，按照李鹏和陈希同等人的说法，导致了1989年春夏之交“动乱的酝酿和预谋”，他们认为背后的始作俑者是赵紫阳。但这不是事实。吴伟说，他查阅了他在政改办的全部工作日记和会议记录，发现在那段时间里，赵紫阳考虑的一是沿海发展战略问题，二是物价稳定问题，并没有任何记录涉及到“价格闯关”。根据鲍彤的回忆，1988年首先提出价格闯关的，是邓小平。赵紫阳后来在他的书里，也证实了这是邓提出来的，但赵紫阳在位时，和后来被审查时，都没有为自己分辨，而是为邓小平背了黑锅。
赵紫阳在后来的软禁岁月里感慨道，即使不发生六四，他也搞不了政治体制改革，因为他没有实力。由于没有实力，那时的赵紫阳有时只能充当元老们的“大秘书长”，而当邓小平和陈云二人有分歧意见时，他又成为“一仆二主”，无法适从。
总之，基于上述几个原因，这场史无前例的政改试验失败了。它告诉我们，对一场自上而下的政治变革来说，高层决策者的改革意愿和改革实力，是保证改革成功的必要充分条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