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看报纸，上面是令计划被调查，下面是金道铭、申维辰被‘双开’，这三个都是我的学生。你说我看了后什么心情啊？痛心啊！”85岁高龄的郑洸教授指着茶几上的《参考消息》，对《棱镜》连连叹息。
郑洸教授是我国青年运动史研究的学术权威，在中央团校任教数十年。位于海淀区西三环北路25号的中国青年政治学院，是1985年在中央团校基础上成立的一所高校，中央团校正是共青团系统的最高学府。年轻的令计划曾在中央团校有过两次学习经历：第一次的半年时间，帮助他取得了团中央的敲门砖；另一次两年，帮助他取得了大专学历，顺利开启始于处级干部的平步青云。
曾几何时，团校老师在课堂上会跟学生们讲“令计划是我们官衔最大的校友”。但对于团校家属院的老人们来说，2014年冬至夜晚的新闻并不特别意外，因为“早就传闻他要出事”。
这些耄耋老人大多是共青团系统的教师和研究人员。在他们的印象中，学生令计划在这里求学的日子，表现并不突出，最终却成为了数百名学员中少数几个成功留在了团中央工作的一个，也是后来官阶最高的一个。
就像硬币的正反面，“逃课”、“不与同学来往”是令计划的校园生活留给老师们的记忆，但他交上来的一份家乡经济的调研报告，却是严谨扎实，足以得“优”。
起点更高的“令同学”
1983年8月31日傍晚，位于北京西郊万寿寺的中央团校校园里热闹非凡，大礼堂门前悬挂着横幅，上述“热烈欢迎中央团校首届大专班学员！”。礼堂内，200多位来自全国各地的团干部，正期待着这里可以成为自己仕途腾飞的起点，而27岁的令计划是当中更胸有成竹的一位。
按照1982年提出的关于干部队伍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的要求，和团中央关于团校教育正规化的设想，从1983年9月起，中央团校连续三年举办了两年制在职团干部大专班，培养专职从事共青团工作的领导干部。
“办大专班的目的就是培养团干部，解决他们的学历问题，毕业后就是大专学历。”一位80多岁的王姓退休教师对《棱镜》回忆说，“在地方上表现好的团干才能被选来读大专班，都是团县委书记以上的，这几个班，在当时都被开玩笑说是‘黄埔军校’。”
而此时的令计划，已经在北京的团中央宣传干事的职位上干了四年了（其中有两年被借调到河北省委办公厅工作）。与其他200位同学相比，他清楚地知道这是自己的优势——而这一优势，同样得益于这个学校，这个几年前他曾经有过半年进修经历的学校。
据《财经》报道，1978年7月，中央团校正式恢复。当时，山西运城地区共分配到两个名额，其中一个给了平陆县，22岁的令计划，获得了到中央团校学习的机会。就在中央团校的这短暂半年学习期间，令计划认识了分管团校的团中央领导，由此被调到团中央，担任了宣传部干事。
5年之后，再次回到团校，这对令计划来说，更多是一个获得学历的“镀金”之旅。
“回望二十七年前的这个月份，经过严格考试和近乎苛刻的政审，在全国众多共青团干部中，唯有你们这二百人最幸运：成为共青团最高学府——中央团校的首批大学生，从地北天南，四面八方，各行各业，你们汇集到北京！”2010年6月，原中央团校教务处长王树梅在《忘不了你们——献给中央团校83级大专班》一文中写道。
而《棱镜》找到的上述王姓老师，已经不记得令计划的入学成绩了，“政审肯定没问题”。实际上，与其他同学从各地考进来不同，此时的令计划由于已经在团中央工作多年，可能不需要经历与其他同学一样的严格程序。
孤傲而谨慎
或许，正是因为对自己的高起点的清晰认识，令计划对这两年大专生涯并不怎么在意。
一位昔日同窗回忆，中央团校首届大专班200多人被分为4个班，其中令计划是在一班，学政治教育专业。当年有政治教育、政治思想、青年工作、科学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国民经济管理等十多名课程，采取的是大班教学，200多人在大礼堂上课。
83级大专班学员袁和平撰文回忆，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初那个思想大解放的氛围中，学员们很快就开始了紧张有序的学习生活，重拾被“文革”荒废了的学业，每一个同学都被一股“只争朝夕”的内在动力驱赶着。
“在物质极度匮乏时代的中央团校陈旧而简陋的校园里，你们读书与生活的艰辛：教员缺乏校外请；昏暗的礼堂后厅充当教室拥塞着你们二百人；临近毕业修建的果园教室光线才比较明；为了吃上一碗白米饭，下课了，来自南方的学生百米冲刺奔食堂的情景，至今我历历在目，记忆犹新！”上述中央团校教务处长王树梅亦的文章如此感慨。
然而，令计划却成了当中的“另类”。
数位当年教授过他的老师都对《棱镜》表示，在那两年中，令计划的表现不是太突出，“不喜欢问问题”。其中一位老师觉得，他对读书没什么兴致，更喜欢到校外做些事情，为此还经常逃课。
野心大、说话谨慎、比较高傲、性格孤僻、不跟同学和老师交往，数位老师对学生令计划的评价大抵都是这些词汇。有老师回忆的一个细节称，毕业后班级里弄了一个毕业册子，“他都不屑于在上面写东西。”
这与他在1978年第一次进入团校之前的表现判若两人。据澎湃新闻报道，在令计划担任平陆团县委干事时，一位梁姓女干部在日记中写道：“我要像他（令计划）那样认真刻苦地读马列和毛主席的书，坚持学习笔记……像他那样关心同志、团结同志、满腔热情地帮助同志……”
令计划没有将这些品质带到第二次的团校之旅来。不过，他的综合素质仍然可以通过一些作业展现出来。当年教他们政治经济学的老师对《棱镜》回忆称，有一年假期他布置学生们回家做调查，令计划回平陆县做了一个关于地域经济的调查报告，写得严谨扎实，得了一个“优”。
离开团校的日子
1985年6月25日，首届大专班毕业典礼。令计划和他的200多名同学一起毕业了。“青年一代的成长是我们事业兴旺发达的希望所在。”被颁发毕业证书时，团中央领导如此勉励他们。
中央团校大专班连续办了三届，学员们毕业后大部分都回到各省，成为当地的储备干部。日后的二三十年间，很多学员成为了省部级领导干部，当中一些人名更是耳熟能详。而令计划成为了当中官阶最高的一位。
不过，回到1985年的大专班毕业期，只有少数人能够留在团中央是不争的事实。老师们回忆，留在团中央的学员需要经过组织挑选和学校推荐相结合，考察学习成绩、政治条件、品德思想等。
不过，更大原因还在于，令计划入学前就已经在团中央宣传部任职多年。简历显示，1985年从团校毕业后，令计划开始担任团中央宣传部理论处副处长，从此他的政治生涯进入快车道，一路青云直上。
与他的同学们一样，“很多人升官后都补了学历”。公开资料显示，1994到1996年，令计划又在湖南大学工商管理专业在职研究生学习，获得了硕士学位。
“毕业后就不怎么回学校，校庆都不来参加。”数位老师表示，毕业后83级大专一班搞过几次聚会，令计划一次都没来，校友通讯录上都没有他的联系方式。据澎湃新闻报道，山西平陆人对令计划的这种作做法也多有指点，进京后，他跟几乎切断了与平陆人的联系。
其中一位老师称，“大家都认为他地位高了，摆官架子。”对此，另外一种解释是，令计划的低调，是不希望被校友、同乡求情办事。
郑洸教授，是少有的几个毕业后跟令计划还打过交道的老师，因为令一度也是青运史工作指导委员会委员，有时会打电话向他请教稿子的问题。郑比较认可令计划的工作能力，不过他也觉得，“（令）比较谨慎，也有一些不好的东西，包括我自己看到的，也有听人家说的。”
1995年从团中央上调到中办后，令计划也没再跟郑洸联系了，但经常有些消息传到老人耳朵里，包括2012年的令计划幼子的那场车祸。“那孩子我见过啊，小时候聪明的很，还带到我家里来过，真是可惜啊。”85岁的老教授说。
2013年7月，同为中央团校83级大专班学生的一位校友，发表了一篇文章，称“我们中央团校83级四个班……就是以令计划最为显眼的这批人，过去二十多年了，二百零六个人只抓了三个，比例很小。”如今，令计划仍是“最为显眼”的一个，但却成为了最大的警示。
